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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红色账簿:全景展示中共革命史中的货币战争(第一本经济视角解读中共早期革命史的灌顶之作;揭秘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至1927年的“创业史”破译红色革命的财富密码;历时三年审查,终获出版的绝密档案)

書城自編碼: 1860248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中國史
作者: 马祥林
國際書號(ISBN): 9787537836616
出版社: 北岳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2-04-01
版次: 1
頁數/字數: 343/358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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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弱小的在野党,如何打败了掌握国家资源的执政党?不拿薪饷的队伍,如何战胜了拿着高福利的正规军?全新的角度来诠释红色历史,隐秘资料首次公布,颠覆你的革命观!本书是一本极具特色的中共党史通俗性读物,作用运用较为通俗的语言,阐述革命与经济相互之间的联系。全书运用财富与经济的视角,对我党从1921年到1927年的革命历程进行了纪实性的叙述,展示了真实的货币与战争之间那些曲折动人的故事。
關於作者:
马祥林:

中国人民国防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专业技术六级。现供职于国防大学校史馆,从事相关的党史和军史研究工作。1962年11月出生,河北景县人,1984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士学位,2003国防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作战指挥学专业结业。作品《蓝眼睛,黑眼睛》和《80个共产党员的故事》曾获得解放军图书奖和国家图书奖。担任撰稿的理论文献电视片《中国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曾获2001年全国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电视片《决胜朔方——解放宁夏纪实》于2009年9月在中央电视台十套《探索发现》栏目连续播出。
目錄
楔子 货币与战争:从美国独立战争说起
第一章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也送来了建党经费
第二章 输血与造血
第三章 工人运动的效益
第四章 金钱是一面镜子
第五章 殉道的代价
第六章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第七章 没有外资也要干
第八章 第一记重拳出击
第九章 南下广东的生意经
第十章 战斗与非战斗消耗
第十一章 “只要有钱,不问政策”
第十二章 财尽人未散
第十三章 三河坝留下的本钱
第十四章 第二记重拳出击
第十五章 本钱一个师
第十六章 破财消灾
第十七章 代价高昂的“学费”
第十八章 谁来掌舵?
第十九章 井冈山的经济学
第二十章 第三记重拳出击
第二十一章 “红布指数”
第二十二章 中共中央否定了军队施行薪饷制
第二十三章 广州大逃杀
第二十四章 红色起跑线
附 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內容試閱
第一章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也送来了建党经费
公元1921年6月3日,一艘从地中海驶来的意大利客轮,在中国上海港徐徐靠岸。
一位头顶微秃的欧洲裔中年男子从三等舱里走了出来。
上海夏日的阳光让这位外国佬不得不眯起眼睛。码头上搬运卸货的工人往来如织,阳光给他们结实的肌肉刷上了一层古铜色。码头外不远处小商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显得十分繁华。这让他有些惊讶和感叹。
走出码头的时候,他向穿制服的检查人员晃了一下护照。护照标明他的名字叫马林,来自荷兰。检查人员只是按例行公事看了一下便挥手放行。他们不知道,他们今天放走的这位马林先生不久将在中国的土地上,掀起怎样一股惊涛骇浪。
马林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
共产国际是1919年3月成立的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马林受共产国际派遣,肩负着一项极其特殊的使命——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
马林并不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人,此前还有一位名叫维金斯基的人被派到中国,他的中国名字叫“吴廷康”。
早在1920年3月间,吴廷康就详细考察了在中国建立工人组织的环境。他通过俄国驻华大使馆和北京大学俄文教授鲍立维(也有译作柏烈伟的),结识了在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者。鲍立维在北京大学教授俄语,对中国文学颇有研究,称得上是一位汉学家。他最先给吴廷康推荐的,是他的一位中国同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若论起对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当时的中国恐怕再没有谁比李大钊更全面、更深刻的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宣布了一系列对中国的友好政策,表示愿意放弃沙俄时代通过侵略取得的利益,这让中国人很感动,领导中国人推翻满清帝制的孙中山甚至喊出“以俄为师”的口号。
中国的知识界第一个站出来为“十月革命”大声喝彩的,就是李大钊。他认识到中国靠自上而下的所谓改良、维新,根本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只有像俄国那样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给朋友的信中,李大钊详细介绍了俄罗斯发生的革命,表达了羡慕之情:“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的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
说起来,李大钊还是位“海归”。
出身于河北农家的李大钊对政治的兴趣非常浓厚,1914年他考入著名的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专业是政治本科。按照当时的情况,中国人取得该校毕业文凭回国,在政府机关谋个公务员之类的职务毫无问题,况且他学的又是“政治”。
遗憾的是,李大钊并没有拿到这所知名大学的毕业文凭。
1916年2月初,入学仅一年半,李大钊被早稻田大学除名了。原因并不是因为学习差,他的十一门课程考试平均成绩排名第四十位,当时全班有八十余名学生,他的成绩属于中等偏上。
被除名的原因,是因为李大钊“长期欠席”。所谓“欠席”就是缺勤,李大钊缺勤的很大原因是他把精力用在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东方,应该归功于日本的共产主义者河上肇等人,是他们把马克思的著作翻译成日文,当年留学日本的中国革命者很多都是从日文版读到马克思著作的。
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在北京的《晨钟报》即后来的《晨报》任职,“守常”就是他习惯用的别号和笔名。不久,李大钊在北京结识了陈独秀,此时两人还都没有到北京大学。

?2?

李大钊和陈独秀相识,是在北京南城的瑞记饭庄里。
请客的人是李大钊,主客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陈独秀是陪客。此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位置出现了空缺,原来的主任章士钊要离开北京南下,于是便向蔡元培推荐李大钊接任自己的职务。蔡元培聘用了李大钊,李大钊设宴答谢,也是人之常情。
而陈独秀是凑巧赶上了这顿饭局。他来北京是为上海东亚图书馆募集股份,此时蔡元培刚刚接任北大校长不久,正在网罗人才,陈独秀又与蔡元培是旧相熟,便被邀请到学校担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院长。蔡元培把陈独秀拉来,也是想让他和李大钊两人提前认识认识,两人都跟图书馆有关,以后也好在一起共事。
通过这一饭之缘,两人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李大钊接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后,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得天独厚。北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会,思想激进的革命者还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赞扬“十月革命”,探讨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为了安全起见,马克思故意被翻译成“马尔克斯”,以宣传共产主义为主的藏书室被称为“亢慕义斋”(英文“共产主义”的谐音),以便公开活动。
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固定的经费,买什么类的书籍校方也不太过问。
五四运动以后,在蔡元培校长的主持下,北大各种学术思想兼容并蓄,在国际上很有声望。一些国家的文化、教育机构与北大有图书交换关系,因此积累了大量马克思和其他学派的著作。通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总要有人来接受,陈独秀、李大钊等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成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人。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身边,聚集了一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人,形成了天然的师生关系。除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这些革命者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李大钊家里。一方面是为了请教些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想吃李大钊亲手烙的葱花饼。
李大钊烙的葱花饼堪称一绝,外脆里嫩,号称千层,每一层几乎都薄得透明。那时别人家的院门都是关着的,要先敲门才能进去,而李家的大门始终是虚掩着的,来来去去的人很多,影响也比较大。
鲍立维也是李大钊家的常客,他十分了解李大钊的为人,故向吴廷康推荐李大钊。
经鲍立维牵线,吴廷康在北京宣武门内大街和闹市口之间的石驸马胡同24号,与李大钊进行了初次会面。两人聊得十分投机,尤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吴廷康还见到了李大钊周围的青年才俊,这些人都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充满革命激情。
吴廷康在北京并没有见到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陈独秀当时在上海。李大钊马上介绍吴廷康南下上海去见陈独秀,商量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事宜。吴廷康离开北京南下时,只留下了几本革命杂志和国外的通信地址,并没有留下经费。——他只是探路。
有了吴廷康的铺垫,这次马林来中国就不能再空手了。
共产国际授权马林支配一大笔钱,来启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尽管直到现在中共党史界还弄不清楚这笔钱的数目,也不知道马林通过什么方式将这笔钱带进中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笔钱即使在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作为交通和食宿费用也是足够了。

?3?

马林从上海来到北京,再一次考察了李大钊和他的团队,认为动用这笔启动资金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于是决定返回上海进行建党的筹备工作。李大钊派他的得意门生张国焘一路陪同马林南下,张国焘也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
马林在上海见到另外两位重要人物,一位叫李达,另一位叫李汉俊,两人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马林提议由“二李”出面联系其他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每个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商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当时中国的国内,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都建有共产主义小组;国外的旅日留学生和旅法的青年学生中,也建有类似的组织。
除了旅法的共产主义小组之外,“二李”分别给每个小组都写了信,而且还汇去了路费,每位代表的路费都是一百元,无论远近。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还将再领到五十元的路费。
这笔钱在当时来说,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当时上海普通警察月工资不过十至十三元,警长也不过拿十六至十八元;上海黄金的价格是每两二十一元,一辆进口小轿车的价格也就一千元左右。十二位代表仅来的路费就可以买一辆进口小轿车还有富余。
尽管从上海汇给每个代表的路费绰绰有余,但大家花起这些钱来仍然精打细算。外地来的代表绝大多数被安排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学生宿舍。此时学生已经放暑假,组织者提前租下楼上靠西侧的三间宿舍,这里既安全又经济实惠,每个铺位一天租金不到一角钱,而上海普通客栈则至少需要三角钱。因为不知道会议要开多长时间,组织者预付给学校两个月的租金。
代表们吃饭的问题也是就地解决,由女校的厨役给做,花费也不大。当时有一块钱就可以在上海的普通饭馆请六七个人吃一顿不错的饭了,包括生煎馒头、蟹壳黄及各种小吃。
考虑到上海夏天的闷热,组织者还特地买了几张新的芦席,给代表们打地铺用。
住在这里的,有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东的包惠僧以及邓中夏等人。
并非所有参加会议的代表始终都住在这里。广东代表陈公博开会的时候,顺便带着新婚妻子来度蜜月,小两口住进了上海大东旅社。陈公博后来叛变了共产党,抗战期间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结局很不好。但他的“特殊化”为日后确定中共“一大”确切时间提供了宝贵线索——陈公博夫妇下榻的上海大东旅社恰巧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着实吓了这对新婚夫妇一跳,根据上海报纸对这桩命案的报道,可以推测出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
第一个报到的代表是北京的张国焘。他也不是这里的常住户,虽然留了他的铺位,而他却在外边另租了房子,主要是因为他还要承担会议的组织工作。
其他代表大多是几个人合住一间宿舍。唯一享受单间待遇的是湖南代表毛泽东,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的身材比较高大,不习惯睡地板上的芦席,而是睡在由两张长凳搭起的床板上,比较占地方;二是因为毛泽东睡觉爱打呼噜,吵得同屋人无法入睡,只好请他移尊他就。
会场就选在与博文女校相隔不远的李公馆——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
这是一座二层小楼,楼主是李汉俊的亲哥哥李书城,他是同盟会的元老,此时正与夫人在外地旅游,不在家中。
会议开始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却被定为这一年的7月1日。这主要是因为确定建党纪念日的时候,对“一大”召开的确切时间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4?

各种不同打扮、操着不同口音的人经常出入李公馆,不久就引起了上海租界警方的注意。
尤其是金发碧眼的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也叫尼可洛夫,俄国人)的到会,更是增加了不安全因素。开会期间曾有身份不明的可疑人物借故闯入李公馆,引起了马林的警觉,于是他建议终止会议,代表们立即转移,只留下主人李汉俊照应。
果然,租界的巡捕很快就找上门来,但他们在现场只找到几张纸,上面凌乱地记着几个共产主义概念名词,其他一无所获。再加上主人李汉俊一口流利的法语,让巡捕不敢等闲视之,搜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闹出这么大动静,会议自然不能再在法租界开下去了。但开弓没有回头箭,重要的问题还没有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绝不会因为这点小小的惊吓而停止。
会议只能换个地方了。有人建议去杭州开,杭州有西湖,景色很美,既能避暑又能开会,确实是个好地方。但去杭州的最大问题是找不到杭州本地人接应,安全没有保障。已经有一次涉险经历的大多数代表都不同意去杭州。
正在大家犯难的时候,一位年轻俊秀的女子轻启朱唇,说出一番话来。
这位少妇就是李达的新婚夫人王会悟。她不是“一大”的正式代表,而是负责望风传递消息的交通员。王会悟建议,会议完全可以转移到离上海更近的浙江嘉兴继续开,嘉兴曾经是她的家乡,虽然是农村但环境优美,有著名的旅游景点南湖,上海市民消暑的时候,多喜欢到浙江嘉兴游赏荷花,不容易被人注意,还能节省下一大笔路费。
王会悟的意见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7月31日上午10时许,代表们分别从上海乘火车抵达浙江的嘉兴。
王会悟先到一步,她在嘉兴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定下两间客房,为代表们安排下住处,并委托旅馆的账房先生代租一艘南湖上的游船。
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安排。在烟波浩渺的南湖游船上,不仅可以看到秀丽的湖光水色,而且安全系数比较高,水天茫茫不用担心隔墙有耳。六年之后,叶挺、贺龙和叶剑英等人商量南昌暴动,也是选择在九江甘棠湖的一艘小船上。
王会悟租下的这条船并不是一条普通的游船,而是一艘高级的画舫,属于豪华游艇。租金虽然贵了些,但画舫上装饰华丽,陈设考究,雕梁画栋,宽平的船头搭有凉棚,便于遮阳挡雨,也便于瞭望周围的情况。船舱里舒适考究的桌椅让代表们坐很长时间也不至于太疲劳,后舱有供代表们休息和船工住宿的地方。
代表们登船之前,王会悟已经在中舱里备下酒菜,还同时准备了二胡、琵琶等民间乐器和麻将牌,这些是掩人耳目的道具。这体现女性特有的细心之处。
当画舫驶离了南湖码头的时候,大家总是感觉跟湖上其他画舫相比,似乎还是缺了点什么。
缺的是歌伎。没有歌伎的画舫,在南湖上显得有些另类。但凡是肯花钱租画舫的都是有钱人,玩的是文化情韵,没有不请歌伎以佐诗兴酒兴的,桨声伴着江南丝竹和娇媚的吴侬软语,才别有一番情调。
但是,如此重要的会议怎么能请寻常的烟花女子登船呢?
正在大家感到美中不足的时候,随着一缕脂粉香气,一位年轻俊俏、打扮入时的年轻姑娘,抱着琵琶款款出现在船头,朝代表们嫣然一笑,楚楚动人。定睛观瞧,这位歌伎打扮的姑娘不是别人,正是李达的新婚妻子王会悟。
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过:“世上没有卑贱的职业,只有卑鄙的人。”自古风尘多奇女,“擂鼓战金兵”的梁红玉、“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救北京于兵燹的赛金花、掩护蔡锷逃离袁世凯魔爪的小凤仙等都出身风尘。如今新婚不久的年轻知识女性王会悟,客串歌伎,不仅没有自贬身份,而且为中国妇女解放平添了一段佳话。中共“一大”中虽然没有女性的正式代表,但王会悟的作用足以证明,妇女在建党方面的贡献,并不让须眉。
在她俏丽的身后,各路精英商讨着一件救民于水火的惊天大事……

?5?

7月31日下午6时许,就在南湖夕阳西下的时候,中共“一大”圆满结束了。
会议推举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李达管宣传,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
虽然说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但是“南陈”——陈独秀和“北李”——李大钊两位领袖都没有参加会议。
他们的缺席都直接与金钱有关。此刻身为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陈独秀,正在广州为讨得一笔没有到位的教育款项而奔波。而李大钊则正在北京主持着大学教授的讨薪工作,讨要政府拖欠教师的工资。
拖欠教师工资、给教师“打白条”,在中国由来已久。此时北京的国民政府拖欠北京各大学的教师工资已达数月之久。为了讨要赖以养家糊口的薪水,即使是大学教授也顾不上斯文,成立了“索薪会”,联合起来跟政府交涉。“索薪会”的主席马叙伦恰巧生病,李大钊便被推举为代理主席,所以脱不开身。
当时的社会环境,即使是知识分子的合法权益也很难得到保障,更不用说一般的工农群众了。一个有钱打仗却没钱办教育的政府,难道还要让大家去拥护?一个造就这样政府的社会制度,难道不应该换一换?
送钱来华的马林也没有参加在嘉兴南湖上的后半段会议。
几位关键人物的缺席,不免使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带有一丝遗憾,彼此之间也失去了一次很好的交流沟通的机会。
“一大”之后,中共中央有了正式机关,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附近租了两栋房屋,一栋是书记办公室,另一栋是组织部办公室。负责指导中共中央工作的马林提出,要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做党的专职工作,负起中共中央的领导责任,重新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马林对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年轻人并不满意,他们差不多都不脱学生本色,尽管对革命热情很高,但社会斗争的经验不足。
重阳节前后,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主持党务。党的领导工作虽然加强了,但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紧张。与处事低调而谦和的吴廷康截然不同,马林自命为“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又带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启动资金,行事风格难免表现出傲慢和专横,不太尊重中共中央。如在去苏联参加“远东劳苦人大会”的问题上,马林越俎代庖,在没有经过中共中央同意、甚至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派他的翻译张太雷前往参加,这让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陈独秀十分恼火。
性格孤傲的陈独秀不买马林的账,中共中央曾经试图缓和两人关系,先是让李汉俊与马林商谈,但李汉俊与马林也发生了争执,调解宣告失败。又派与陈独秀和马林接触比较多的张国焘出面,也没有成功——一边是恩师,一边是共产国际的特使,张国焘说谁都不合适,只好耍起了滑头。最后还是让马林的翻译张太雷出面斡旋。张太雷因家里贫穷,考上北大之后交不起学费,只好上了公费的北洋大学,因此他不是陈独秀的门生。
在张太雷的撮合下,陈独秀和马林总算见过两次面,两人不仅没有谈拢,而且矛盾更深了。到后来陈独秀干脆拒绝与马林见面,并闹到要求共产国际调回马林的地步。
除了性格之外,两人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也分歧巨大。
马林认为中共中央应该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如此一来,共产国际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经济上资助中共。陈独秀则坚决反对,他认为中共中央应该保持独立性,尤其是在经济上不能过多依赖共产国际。
陈独秀坚持独立自主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很有道理,但中共在建党初期无论是经验还是经费都十分欠缺,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无论在政治还是在金钱上的帮助,都是必不可少的。党内的年轻同志都劝陈独秀从长计议。有一次在陈独秀的办公室内,张太雷劝道:“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是一个整体,都应该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活动,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
张太雷话还没有说完,陈独秀就发起火来,打断了他:“中国革命要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来推动。我们一无所有,犯不着戴人家的现成帽子,你的话同马林的话是一样的,我听不惯。”说完,陈独秀拿起帽子就要走。张太雷请他坐下来继续谈,但陈独秀还是很不高兴地拂袖而去。
分歧归分歧,但当陈独秀面临危险的时候,马林捐弃前嫌,伸出援手搭救,由此使两人的关系出现了转机。因为《新青年》杂志的缘故,陈独秀在上海被法国巡捕房逮捕。马林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四处奔走营救,花重金聘请上海有名的大律师巴和(外国律师)为陈独秀辩护,同时暗中贿赂巡捕房,交了五千元的巨额保释金,才将陈独秀保释出狱。
陈独秀出狱后,对马林的态度有所转变。他组织中共中央对“中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与经济援助”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鉴于中共建党之初经济状况的窘迫,需要负担很多职业革命家的生活和工作经费,陈独秀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同意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并在经济上接受其资助。
不过在名义上,陈独秀仍然坚持这种资助不能是直接的,必须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转一道手,名义上是资助中国工人阶级的。此前,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部分经费,往往是经苏联驻中国的华俄通讯社塔斯社的前身直接转交的。
在马林的劝说下,中共中央同意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后来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打响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随着陈独秀与马林之间关系的缓和,陈独秀与张太雷的关系也有所和缓。但以张太雷为代表的党内年轻同志对陈独秀家长作风的印象却难以消除。
张太雷与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关系不错,张太雷曾经主张以陈延年代替陈独秀做中共的最高领袖,陈延年并没有接受,是不是因为两人是父子关系的缘故,不得而知。





第二章 输血与造血

?1?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盘棋上,中国是一枚重要棋子。
中共成立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接受共产国际经济上的外援,这是基本事实,没有必要隐讳。国民党早期接受苏俄的援助,并不比共产党少。
但是,这些外援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为了信仰与事业,除了贡献出智慧、力量乃至生命之外,也献出了大量的金钱,这才是在经济上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没有公鸡打鸣,太阳依旧会升起。
共产主义者个人的出资,同样是经费来源的重要部分。
这就客观上要求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通常要具备对社会的洞察力、对新思想的接受力,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符合这些条件的,既不是单纯的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知识分子。
这也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首先得到传播的重要原因。
李大钊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的收入在当时的北京来说属于较高的。刚刚就任的时候,他的月工资是一百二十元,半年之后又增加到了一百四十元。后来他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工资还有所增加。当时京城内的工资水平为小学教师不到二十元,拉包月的车夫每个月五至八元。北京的物价水平不高,一元钱可以买半袋(一袋为四十四斤)上好面粉,可以买北京前门饭馆名菜“红烧翅根”六份。
中国社会从来就不乏有钱人。辛亥革命前,中国官僚、军阀、贵族存放在英国汇丰银行的钱多达两亿元以上,外国银行苦于无法安置,有时不但不给中国储户利息,还要收取储户的保存费。英国银行家曾断言,中国如果搞革命和建设,根本没必要借外债,只要将中国人自己的存款取出来用就足够了。
但钱的用途却不同。即使在民国之后,有钱人多以打麻将、捧戏子、逛妓院为乐。那时开妓院合法,老板和嫖客都不用担心扫黄,逛妓院成了时尚,尤其是到著名的妓院去消费简直成了成功人士的标志。
北京最有名的妓院“八大胡同”,什么人去的最多?说来有人也许不相信,最多的主顾竟然是“两院一堂”的人。“两院”是指民国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当时北洋政府参众两院的议员每月津贴可达二百元),“一堂”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这些人就是当时社会所谓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
如果不是欠薪,北京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还是很惬意的。早期的北京大学有一份名为《消闲录》的小报,专门刊登狎妓、捧角儿的文章,以为风雅。所谓“捧角儿”就是捧演员,相当于现在的“粉丝”,有名的戏曲演员称“角儿”(音juér)。北京城内旗人多,遗老遗少多,多以听戏捧角、哼唱京调为时尚。昆曲也颇为兴盛。当时如果不知道京剧“四大名旦”是谁,就如同现在不知道歌坛“四大天王”一样,一定会被人嘲笑为不入流的“土老帽儿”。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前,北大的学生也并不是现在影视作品中意气风发的俊男靓女,多数是一些身穿长袍马褂,留着胡须的举人、秀才之类,暮气沉沉,有些人上学甚至带着仆役,彼此不称同学而称“先生”、“老爷”。
为了扭转颓废奢靡的校风,蔡元培成立了“进德会”。该会的会员分甲、乙、丙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姨太太;乙种会员除了甲种会员的要求之外,还不能做政府的官员,也不能做议员;丙种会员要求最为严格,除了要达到甲、乙两种会员的要求之外,还不能吸烟、不能喝酒、不能吃肉。
李大钊当选为“进德会”纠察员,要求自己达到乙种会员的标准。之所以做不成丙种会员,是因为李大钊的烟瘾很重,戒不了,思考问题、写文章经常是香烟不离手。
严谨的生活作风,才能使李大钊省下更多的钱从事共产主义运动。
李大钊每个月出多少钱用于革命运动呢?最多的时候,他每个月拿出八十元钱来用作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费用。在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中,他是每月拿钱资助革命最多的人。这些钱除了用于革命活动中的会务、印刷宣传品、交通食宿等开销外,还用于接济小组内的贫困成员。创办北京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也是由李大钊帮助筹措经费,解决了经济困难。
李大钊为革命活动花钱大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却相当节俭。他的住所是一个简陋矮小的平房四合院,院子里面没种什么花草,屋里也没有什么陈设。北屋是卧室,南屋是书房,东屋是储藏室,西屋是客厅兼饭厅,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集会就常在这里。没有客人的时候,李大钊一家粗茶淡饭,为了省油,家人吃的饼里很少放油和葱花,而是直接把大葱卷在饼里吃。
李大钊品德高尚,但毕竟拖家带口,有老婆和五个子女要养活。裹着小脚的李夫人虽然贤惠,时间长了也受不了。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没办法,李夫人只好找学校领导诉说家里的苦楚,学校认为李大钊应该先顾一顾自己的小家,决定每月把李大钊的工资交给李夫人,由她扣除了一家人足够的生活费用之后,其余才由李大钊自行支配。
陈独秀的工资比李大钊多,但却很少过问经费的事。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的交情很不错,李大钊总是称他的字“仲甫先生”,在学生面前从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他常说:“仲甫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革命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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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馆原来设在马神庙的“四公主梳妆楼”,最初并不对外开放,只有教授和少数几个与管理人员相熟的学生才能进去看书。
蔡元培接任校长后,图书馆搬到了沙滩红楼的新校址,占了整个红楼的第一层。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就设在图书馆东南角的两间大房里。此时的北大图书馆不仅面积扩大了,新书、新报刊和接待的读者越来越多,尤其是增加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反映社会问题的书籍和报纸杂志,更是成了一些进步学生和教员研究马克思主义常去的地方。
如此一来,图书馆原有的人手不够用了,需要增添工作人员。
1918年的金秋十月,一位身材高挑、面目俊朗的青年来到图书馆,应聘助理员。
这位青年就是湖南的毛泽东,这一年他二十五岁。来北大图书馆打工也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需要有身份的人介绍,俗称殷实铺保。毛泽东的担保人是恋人杨开慧的父亲、北大教授杨昌济,两人有翁婿之谊,知根知底,经杨教授推荐,录用自无问题。
毛泽东在图书馆的主要工作是在报纸、新闻阅览室值班,负责夹夹报纸、摆摆杂志,给读者登记之类,活并不重,但工资也不高,每月仅有八元,跟北京拉包月的车夫差不多。在毛泽东的老家湖南长沙,当孤儿院的管理员每月也能挣十元,长沙楚怡小学(相当于现在的重点小学)的教师每月也能拿到二十四元的工资。
毛泽东来北京打工,并不是为了钱。
古人云“三十而立”,二十五岁的毛泽东算是大龄青年。他九岁才开始启蒙,在韶山的私塾里学会了打珠算,为的是给家里记账。一般贫苦农民家里是用不着学珠算记账的,这证明毛泽东的家境还算富裕。按照他父亲的规划,长子毛泽东的职业已经定位于农村的管账先生,从此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康生活。
素有远大抱负的毛泽东,如何肯做田舍郎了此终生?
自己未来究竟怎样发展,毛泽东有过多种考虑,如上警察学堂、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甚至肥皂制造学校,都列入过计划。他最先尝试的是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准备学习经商之道。不料考中之后,毛泽东仅学了一个月就自动退学了——他不想把时间都花在学习经商上。
为何没有选择学习商业?毛泽东曾向他的同学张昆弟私下透露过想法:“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可见,毛泽东只是把经济当成了达成理想的手段,他并不以解决衣、食、住为满足,而是放在更高的追求上。
于是毛泽东又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即后来的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考试成绩居然是第一名。精明但短视的父亲拒绝继续供给毛泽东生活费,卡断了儿子的经济来源。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啃老族”,毛泽东决定经济上自立,报考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的师范学校。
这次也没有什么悬念,毛泽东一考即中,顺利当上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学生。当个教书先生挺好,既有社会地位又有经济收入,还能带出一大帮弟子,桃李满天下,就像当年的孔圣人一样。
但毛泽东并没有当上老师,而是到北京甘当每月八块钱工资的打工仔,目的是为了探求革命的真理。北大名师云集,后来又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有着很好的人文环境,图书馆有大量的免费书可读,况且又守着李大钊这么一位好老师。
毛泽东工作的图书馆第二阅览室,与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距离很近。阅览室每天只开放上午的半天,下午是管理员拆拣邮件、登记图书的时间。毛泽东总是把写给李大钊的信函亲自送到他办公室内,借这个机会向李大钊讨教,两人共同研究一些共产主义的问题。
实际上,李大钊比毛泽东大不了几岁,他总是身穿一件褪了色的蓝色长布袍子,外罩一件黑色马褂,戴一副圆圆的眼镜,面含着微笑诚朴与谦和,耐心地听着毛泽东畅谈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很重,北方人一般都听不太懂,跟其他人交流有一定的困难。除了李大钊之外,其他人很少有耐心听完毛泽东用湖南口音发表的高见。
李大钊不仅跟毛泽东相处很好,跟其他学生相处得也非常好,没有什么师道尊严。学生们给他起外号叫“老母鸡”,言其对“雏鸡”(学生)呵护备至。李大钊知道了自己的这个外号,并不以为忤。
李大钊还有一位弟子名叫罗章龙,是毛泽东老乡兼好友。罗章龙在北大预科读的是德文,他向李大钊建议,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战败马克贬值的机会,大量购进德文版的书籍充实馆藏。德国的古典哲学享誉世界,不仅有黑格尔、康德、尼采,而且有马克思。
李大钊不懂德文,经常请罗章龙介绍德国学术思想界的情况,于是采纳了罗章龙的意见,直接向德国出版机构定购了大量图书,其中主要是马克思的著作,也有康德、黑格尔等大哲学家的著作。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马克思著作,在全国首屈一指,为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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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虽然没有选择经商作为终生职业,但他并没有排斥经商。
在成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前,毛泽东作为一个文化商人也是很成功的。
当时社会颇为流行到国外(尤其是欧洲和日本)勤工俭学,以毛泽东的老家湖南为甚。勤工俭学需要大笔钱,仅路费一项就是一般家庭负担不起的,赴日本留学的初期费用大概是四百元,到欧洲的花费还要多些。当时政府也出台了些补助政策,江西赣州就曾给每个去日本留学的人补助三百六十元。但这只限于计划内的公费生,大部分想去留学的革命者与此无缘。
一些有实力的大户家族也鼓励子弟外出求学,以达到光宗耀祖和朝里有人好做官的目的。家族祠堂里通常都有公田,收入中很大部分是用来资助本族的青年读书求取功名的,一些人也可以通过这种家族式的资助出国留学。
不论是各省公派还是家族委派,毕竟只能满足少数人的出国留学愿望,靠不上政府和家族的有志青年想出国留学,就需要自己想办法了。
毛泽东决定实施一项筹款计划,帮助湖南的革命者实现去欧洲留学的愿望。
1920年夏,已经结束在北京打工生涯的毛泽东来到上海找陈独秀,谈了他的筹款打算。
陈独秀虽然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自己不善理财,手头无甚积蓄,只好介绍毛泽东去找章士钊。毛泽东对章士钊的游说相当成功,章士钊不仅自己出钱赞助,而且还找了沪杭一带的社会名流捐款,很快就筹集到了两万元钱。
毛泽东拿到这笔钱后,表现出经商的另一项优秀素质——诚信,他始终记着这笔钱和章士钊的人情。从新中国成立后的1963年起,整整用了十年的时间偿还了这笔钱,每年初二都派秘书拿两千元自己的稿费给章家送去。还完了两万元的本金后,毛泽东仍然每年给章家送两千元作为“利息”,一直到章士钊去世。
成功筹款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又进行了新的尝试,与人合伙租赁下湖南长沙潮宗街五十六号湘雅医学校传达室和教室办起一家书店,起名为“文化书社”,经营书刊零售业务。在北大红楼与李大钊相处的这段经历,不仅使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上大有裨益,而且为他第一次下海经商提供了知识和宝贵的人脉。
书社采取股份制,原始股东有三个人:毛泽东、易礼容和彭璜。毛泽东和易礼容负责经营,易礼容任前堂经理负责销售,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负责进货。在北大图书馆学到的知识终于派上了大用场,读者喜欢看什么?哪一种报刊销售对路?利润是多少?毛泽东都一清二楚。
文化书社最初资金只有五百元,为了谋取更多利润,毛泽东费了不少心思。
要想赚钱多,资金必须周转快;要想书刊卖得快,必须要符合读者的胃口。书社经营书籍、杂志、日报三个品种,卖报纸的本和利都不大,街头的报童便可为之,只能在杂志和书籍上多想办法。
毛泽东有意识地多进《新青年》、《新潮》、《劳动界》、《新生活》等观点新颖、革命味十足的报刊。这类出版物在社会矛盾突出、思想激进的湖南长沙果然销路很好,给湖南知识分子耳目一新的感觉。
书社经营的书籍主要以西方的哲学名著为主,最多时品种达到二百二十一种之多。为了拿到更便宜的书,毛泽东决定与出版社直接挂钩,成为文化书社稳定供货商的有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的北大出版部、晨报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十一家,毛泽东与他们分别签订了合同,保证自己能拿到最低折扣的书刊。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动用了他与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的关系,由他们出具信用介绍,供货商免去了书社的抵押金。如此一来,书社的经营成本和风险都大大减低,流动资金也不用发愁了。
为了扩大书社的知名度,提高书籍的销售量,文化书社不惜花钱在长沙发行量最大的平面媒体上做广告。1920年11月7日和9日,长沙《大公报》连续刊登了《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的启示,公布了文化书社所有的书刊目录,重点推荐了《罗素政治理想》、《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达尔文物种原始》、《社会主义史》以及《新青年》杂志等。
在经营理念上,毛泽东也大胆突破。按照当时的行业规矩,一般不公布营业状况以防被竞争者利用,尤其是财务状况更被视作核心机密。毛泽东却主张将社务情况彻底公开,财务管理公开透明,他还亲自撰写了文化书社的社务报告,详细向各位股东汇报经营情况。
在谈到书社的经营思路时,毛泽东说:“现实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潮的正面激刺和旧思想的反面激刺,实在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这也是促进书刊销售的客观原因之一。
毛泽东还公布了文化书社的畅销书刊排行榜:排在前面的有《杜威五大讲演》、《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晨报小说》第一集、《试验伦理学》、《白话书信》等,杂志销售量前三名分别是《新青年》、《劳动界》、《新生活》。
经营书社一举数得,不仅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而且还能赚取客观的利润,还充当了秘密联络机关作用,党团机关有事联系、来信来访,很多都是通过文化书社。中共“一大”结束之后,马林从上海去桂林会晤孙中山,途经长沙时特意在文化书社停留,专门与毛泽东、易礼容等人聊了很长时间。
在长沙办文化书社证明了青年毛泽东的经商才能。但经商成功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毛泽东决定物色一个人来代替自己经商,自己投身于更为纷纭复杂的政治舞台。被毛泽东看中的,正是在老家务农、外表看上去老实忠厚的大弟弟毛泽民。作为长子的毛泽东离开家乡之后,家中的事情主要由毛泽民料理。
在共产党成立这一年的春节,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同大弟弟毛泽民谈起家庭、国家、个人发展的话题,劝毛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之后走向社会参加革命:“咱们的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这种毁家纾难的情怀非一般人可比。毛泽东此举甚得人心,后来湖南军阀何键派人抄毛泽东的老家,掘毛家祖坟,当地乡亲们自发起来保护,以报毛家之恩。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眼力和判断。在经商理财方面,大弟弟毛泽民的才能并不逊于哥哥毛泽东,尤其是在经营印刷、出版发行方面。
出道后不久,毛泽民便在商道上大显身手。建党初期,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的出版发行部门基本上是赔本赚吆喝,指望印刷发行党的书刊、文件、传单,实现盈利很困难。毛泽民接手发行部经理之后,决定扭转亏损的局面。
毛泽民发现,以前的中共中央发行部之所以赚不着钱,是因为印刷和发行量上不去,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当时发行部只负责发行《向导》一种刊物,这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中央每月从党费中拨六七十元作为发行费用。这笔钱首先要用于做广告,当时《向导》杂志每月要在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和《民国日报》三家最有影响的华文报纸上投放广告,以扩大影响。起初这些钱还够用,但后来广告费用每月上涨到七十二元,这些经费就连广告费都不敷使用。发行部工作人员每月十几元养家糊口的工资,只能由中央另行开支,其余经费一概自理。
毛泽民决定扩大发行网点,增加发行品种,摊薄发行成本以扩大利润。不仅要在国内经济发达的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设立直销网点,而且还要在香港、巴黎等地设代售处。不仅发行《向导》杂志,而且兼卖《中国青年》、《红旗》、《红旗报》、《实话》等报刊和政治类畅销书。
实行这个计划需要一笔启动资金投入。毛泽民曾经向陈独秀求援,请他帮忙先垫付一些资金。陈独秀回答很干脆:扩大经营的事情我不反对,但中共中央没钱可垫,只能靠你们自己去想办法。
毛泽民没有办法,只好向同乡、熟人、亲戚、朋友借贷,答应盈利之后连本带息地归还。好在计划实施顺利,生意很快有了起色,财源滚滚。规模经营初见成效,卖得最好的书是《共产主义A.B.C》,半年之内销售达三万余册,订单滚滚而来供不应求,书尚未发出就收到一千八百多元的预订费。《向导》杂志在国内的销量很快也达到了八万份。
毛泽民不仅很快连本带利还清了跟别人借的钱,而且还大赚了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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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金钱而言,单凭某个人的经济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每个共产主义者个人也尽可能地在经济上负担一些开支。在北京上学的外省学生节衣缩食,将自己享受的公费助学金拿出一部分来作为活动经费。一些文笔好的学生将自己在报刊上投稿的稿费也捐献出来。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背景下,办教育也是个不错的生财之道,以知识换钱,知识分子可以用己之长,还可以传播革命知识。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以“工读互助团”的名义,开办了一所补习学校,地址就设在北京西城的辟才胡同。中共“一大”召开前夕,他们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在忙于补习学校的事情而抽不开身,于是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为北京代表。张国焘在上海,刘仁静即将动身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会议,去上海也是顺路,这样可以节省一笔差旅费。刘仁静刚进北京大学的时候,因为家里穷交不上学费,李大钊不仅出具证明请学校准予他缓交,而且在经济上也经常接济他。
办学赚钱比较有成效的,还有湖南。
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曾经在长沙创办过孤儿院,在经营上也有些独到之处。
通常孤儿院都是由社会出资,简单维持可以,要想发展必须要解决经费的难题。这也难不住革命者,徐特立想到一个增加收入的方法,在孤儿院内设了孤儿负贩团、军乐队以及制鞋班、织巾班等,实现了工贸一体。
所谓孤儿负贩团,实际上就是由孤儿组成的流动商贩,“负贩”就是将货物背在身上卖的意思。由孤儿院出面,从慈善人士那里赊些本钱,从工厂批发来(也有自己生产的)廉价肥皂、毛巾、牙粉、牙刷、针、线等日常生活用品,放在用空煤油桶做成的售货箱里,由年龄稍大些的孤儿沿街巷叫卖。煤油桶用很轻的白铁皮做成,两端系一根粗布带,斜背在肩上,非常方便。
孤儿负贩团销售的商品,价钱比商铺略低,又能送货上门,给长沙市民很大方便。加上人们对孤儿都有同情心,每月能卖出很多货物,收入可观。
参加孤儿军乐队的孩子年龄还要大一些,孤儿院专门请了老师教他们乐器,演奏一些通俗常用的曲调,专供社会上婚丧嫁娶、祝寿、商店开业、推销货物时租用。租金是由主人家酌情而定,作为捐款交纳给孤儿院。赚到的钱除了正常开销,其余都替孤儿存起来,使他们成人后有一定成家立业的经济基础。孤儿们在孤儿院不仅能学到文化知识和谋生本领,还能攒些积蓄,革命者还能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一举数得。
湖南共产主义者的经商头脑,还表现在“借壳上市”上,借用有名的“壳资源”为自己办学服务。长沙有一所著名的“船山学社”,有品牌效应,教学设施也比较齐全,湖南省教育厅每月拨给学社四百元经费。“一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何叔衡从上海回到长沙,与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商定,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任指导主任(担负实际领导责任)。自修大学分文科和政治经济两科,采取自己看书思考、共同讨论研究的方法,连聘请教师的开支也省了。
中共湘区委员会(湖南省委前身)还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专门招收年龄比较大的文盲、由私塾改学新学的学生以及农村学校课业不够升学的人,而且是男女兼收。补习的科目有英文、数学、国文、历史、地理五科。由于市场定位准确,补习学校大受欢迎,第一期就招收了一百二十余名学生,教员由自修大学学员充任,何叔衡、夏明翰、易礼容、罗学瓒、夏曦等都是办学的骨干。
可惜好景不长,自修大学和附属补习学校于1923年11月被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勒令取缔,罪名是“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此时两校学生已达二百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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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共中央每月拨给各地方组织一部分活动经费。
中共中央的钱是哪里来的呢?
其中有一部分是收缴的党费。建党之初,“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党的经费来源以及使用方法;直到次年党的“二大”,党章中才规定了党的经费来源和处理权限。其中明确规定,党的活动经费主要通过三个渠道筹集,一是党费,二是党内派捐,三是党外协助;党章还规定,党的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八大”,党的经费来源都是这三个渠道,支配权限也没有多大变化。
最初的党费交纳标准很高,采取累进制:党员月薪在五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元,相当于百分之二;月收入在五十元以上者,按月薪百分之十上缴。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二十元的工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监狱关押党员均免缴党费。
即使是这样,靠党员交纳党费也没几个钱。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党员人数少,中共“二大”期间,一共才有一百九十五名党员;二是收入低,每月稳定收入高过五十元或六十元的人数并不会很多,况且党章还规定共产党员不能做民国政府的官员,所有开支均靠党员自觉交纳党费,显然是不够的。
因此,靠“党内派捐”和“党外协助”就成了党的经费的主要来源。党内派捐类似于政治捐款,数目并不固定,可多可少;党外协助大部分是指来自共产国际的经济资助,这笔钱究竟有多少,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中共中央给各地基层组织下拨的活动经费的情况,并没有完整的资料保存下来。仅知道个别省委的情况,如给中共湖南省委的经费是每月六十元,后来增至一百六十元。这些钱都是通过日本邮局汇给长沙的文化书社,再转交给湖南省委。之所以选择日本邮局,是因为日本邮局信誉较好,速度快,比较安全。
当然,这些经费只具象征意义,对于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是远远不够的。
要做事,就要有钱,为了尽快取得足够的财富,党内的理财专家也想了不少办法。
毛泽东的同门师兄弟熊瑾玎素有党内“财神”之称,他主张组织一些年轻力壮的青年闯关东,到东三省去开垦荒地,办农场积累原始资本。熊瑾玎也是徐特立的弟子,自幼喜欢读《史记?货殖列传》,对商业经营方略很有兴趣,十八岁时就把全部积蓄一百元买了一支叫做“汇济股份煤业公司”的原始股票,指望能从炒股中赚到大钱,再办自己的实业公司,赚到钱后再资助革命。大部分人对熊瑾玎搞实业挣钱的观点表示赞许,但却不同意他闯关东的设想,因为农业投入和产出效益比较差,周期长,见效慢。
大凡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几乎没有不对办实业赚钱感兴趣的,那里面揭示了资本和利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利润产生的秘密(被称之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堪称是革命者经济启蒙的教科书。
毛泽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时候,就曾在学生中作过关于剩余价值的讲演,很受大家欢迎。因此革命者在战友关系的基础上,又多了一重生意伙伴的关系。毛泽东与易礼容的关系即是如此,两人在学生时期就一起罢课游行,又一起办了长沙文化书社,两人还在一起办过实业——在长沙办织布厂。
易礼容称得上是共产党内的一个经商好手。他自幼聪慧过人,号称过目不忘,父亲曾在湖南浏阳厘金局(即税务机构)当过小职员,他从小耳濡目染,经商方向无师自通。因为在办长沙文化书社时两人合作愉快,毛泽东在办长沙织布厂的时候,仍然是请易礼容出面,自己负责幕后协调。
易礼容虽然有经商天赋,但他本人既不懂织布,也不懂办厂。
毛泽东介绍他去湖北武汉,去找一个叫做林育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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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湖北黄冈的“林氏三雄”,在中国革命史上可是大大有名。
黄冈是湖北东部的大县,黄冈有个林家大湾,林氏家族在当地颇有势力。林育南就是林氏三雄中的老大。老二名叫林育英,老三名叫林育容,三人是堂兄弟,老二和老三是老大带出来参加革命的。老二还有个名字叫张浩,老三就是林彪,这两个人的故事,后文书自有交代。
单说老大林育南,他是武汉地区小有名气的青年领袖。他与另一位青年领袖恽代英两人一起,在武汉开办过利群书社,比毛泽东、易礼容办的长沙文化书社还早,名气也不小,荆楚一带的青年才俊如陈潭秋、萧楚女、项英等,都是利群书社的座上宾。毛泽东等人办长沙文化书社就是受了武汉利群书社的影响。
林育南与恽代英商定,利用“利群书社”的人气和林家的染织技术,在武汉办一个毛巾厂,取名为“利群毛巾厂”。黄冈的林氏家族有纺纱、织布的传统,有家族织布厂,织出来的布很有特点,销路很不错,在武汉开有布行专卖自己生产的棉布,再开办一家毛巾厂也不是什么难事。
毛泽东结识林育南之后,早就想把林家的织布技术引进长沙,自己也办一个织布厂,为此在武汉还专门向林育南取过经。按照毛泽东的指点,易礼容到武汉很快找到林育南,提出要在长沙办织布厂的事,林育南慨然相允,立即从林氏织布厂中调出织染技师和熟练工人前去帮忙。为了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易礼容专门购买了林氏家族的专利产品——铁制林式织布机,租用长沙望麓园一号宁乡师范学校的食堂做厂址办起了织布厂,并请了著名书法家李剑农为织布厂题写了厂名。李剑农曾在武汉做过大学教授,后任湖南省教育司司长,不仅书法作品很见功力,还使织布厂有了名人效应。
长沙织布厂开办之初也赚了一些钱,养活了几十位兼职的革命者——他们一面打工,一面进行革命工作。但是过了不久,随着武汉利群毛巾厂的倒闭,长沙织布厂也被湖南省立第一纱厂挤垮了。
武汉的利群毛巾厂是被同城市的三友实业社挤垮的。虽然涉嫌不正当商业竞争,但三友实业社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实力,无疑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占了上风。他们生产的毛巾质量不次于利群毛巾,品牌知名度比较高,加之不计成本的压价销售,利群毛巾逐渐滞销,出现大量积压,资金周转不灵,最终倒闭。
武汉利群毛巾厂和长沙织布厂的倒闭,未必是竞争对手对革命抱有什么成见,主要还是残酷的商业竞争。商战上的较量,显示了资本和技术的强大威力。对革命者而言,无法像资本家那样从雇佣工人身上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三章 工人运动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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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生意上的失败,反而使职业革命家们清醒过来。即使办教育、办书店、办实业都取得成功,那也无非是商人本色,革命家们如果只是沉醉于经商的那些蝇头小利,那便是迷失了革命的本性。共产主义者志存高远,肩负的神圣使命绝不是区区几枚铜钱所能代替的,它要使整个中国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得到彻底解放。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政党必定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代表。
中共“一大”纲领规定,党“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此时虽然还没有诞生革命军队,也不具备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实力,但共产党必须援助工人阶级(“七大”的党章中,又将共产党定义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的,要言必信,行必果。
历史很快就为新成立的共产党提供了一次践行诺言的机会。湖南的党组织组织了长沙的泥木工人大罢工,目标是提高工人的工钱,改善生活条件。此前中共湖南省委的前身湘区区委曾经组织过长沙织造工人的罢工活动,要求资方按照前一年的工价折合银洋发放工资,但这次罢工并没有达到目的。
所谓“泥木工”就是现在的建筑工人,包括砌墙的泥瓦匠和做门窗的木工。泥木工分为技术含量较高的甲工和搬砖和泥的乙工两种。从罢工提出的工资要求来看,甲工每天三角四分,乙工每天二角六分。如此算来即使天天工作不休息,收入较高的甲工每月平均月工资也就十元左右,可见当时泥木工的工资确实是比较低的,以男性为主的建筑行业收入还不如汉口和青岛的纺织女工:当时汉口纱厂有技术的女工月工资三十多元,一般女工也能挣到十四元;青岛纺织女工最高月工资是二十二元,平均可以拿到十三元。泥木工人与铁路和煤矿工人更是没法相比:京汉铁路的小工每月收入九元到十二元,初级工匠为二十多元,高级技师为四五十元。开滦煤矿每月工资二十七元,干杂活的小工月工资也可以达到九元。
当时的物价水平又怎样呢?
以上海和武汉为例:吃的方面,二号粳米和普通面粉批发价是每斤七分钱,猪肉每斤二角八分,鸡蛋每个三分,豆油每斤约两角,食盐每斤四分,白糖每斤九分。用的方面,棉花每斤五角左右,细布每尺一角,照明用的煤油每斤六分,肥皂每块五分。贵金属每两黄金约三十八元左右,那时用的是每斤十六两的秤,每两约三十一克,每克约一元二角三分。
以这个物价水平衡量,长沙泥木工人一天的工资刚够买一斤猪肉,每月工资可以买一百三十斤米面。折合成黄金,每月约能购买八克左右的黄金。以现在的物价水平,猪肉二十元一斤,大米和面粉两元钱一斤,约合现在的三百至六百元;折合成黄金的话可能高一些,以金价二百五十元一克计算,约合两千多元。
工人们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养家糊口。普通一家三口每月需要粮食一百斤左右,就需花掉七元钱。还要穿衣服买菜,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用品,如果再加上看病买药,基本上不够花的,更不用说让子女受教育了。可见,即使长沙泥木工人的工资达到了他们所希望的,仍然只是达到温饱水平而已。
长沙《大公报》上很快发表了泥木工人的《罢工宣言》,道出了工人的苦衷:“我们苦力工人,一天的工作,硬是把一天的阳寿和精力来换几个钱养家赡眷,并非坐食冤枉。”“试看他们商家,不上几天又把价码一涨,为什么又没有人反对呢?独于我们工人凭整天汗力得来的几个工钱,还要经受这样摧残。我们别的权利虽是享不着,而我们营业和工作的自由是应当享有的。”
这个《宣言》就是毛泽东模仿工人的口气写的,其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道理,而是实实在在诉说工人的苦难,很快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其他工人团体也纷纷表示对长沙泥木工人的支持。
为了给当局制造更大的压力,长沙四千多名泥木工人冒着大雨,去长沙县公署请愿。谈判一直到午夜仍然僵持不下,政府方面被工人谈判首席代表易礼容诘问得无言以对,县长偷偷打电话请示湖南省省长赵恒惕,要求派人杀掉易礼容:“今晚不杀易礼容,罢工就不能驱散。”
赵恒惕怕激起更大的变故,指示长沙县作出适当让步,继续谈判。易礼容身份暴露之后,毛泽东亲自出马担任首席谈判代表,到湖南省政务厅谈判。经过三个小时据理力争,政务厅同意由工人具一纸呈文,说明要求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原因,送赵恒惕批准。毛泽东大笔一挥,一篇《呈省长文》很快写就,呈送省长赵恒惕,同时派人送到长沙《大公报》报馆准备发表。
赵恒惕迫于压力,只得照准。罢工取得了胜利,共产党有胆有识,甘冒风险为工人的利益冲在前面的举动,赢得了工人们的爱戴。

?2?

按照现在的观点,泥木工人应该属于房地产业的范畴。相比较而言,当时的房地产业还不发达,无论产业规模、工人阶级力量还是市场影响力,都比不上以煤炭行业为代表的能源板块。
共产党又将目光转向工人阶级更加集中的安源路矿。
安源早在唐朝就被发现煤的储存、煤炭的产量极为丰富。近代的洋务运动中,中国最大的工矿企业——汉冶萍公司诞生,成了既有煤矿和冶炼厂,又有铁路的综合性大型企业。安源的煤矿成了公司的一部分,这里采用西方的采掘方法,有工人一万余人,仅在矿井内的采煤工人便有六千余人,每日可出煤两千余吨,炼焦炭七八百吨。
不要小看黑不溜秋的煤,它有个俗称叫做“乌金”。安源煤矿的煤和焦炭除了供应本矿及株萍、粤汉铁路机车作为动力煤之外,其余都运往汉阳和大冶,供应两处的钢铁厂作为炼钢的原料。过去两处炼钢需要的焦炭均是靠进口,向欧洲的德国、英国和比利时等国购买,本来价钱就不低,加上远途转运价格更是昂贵。这样,本地安源的煤和焦炭便成了抢手货,自然能卖上好价钱。
但安源工人的收入却并不高。煤矿工人被称为“炭古佬”,干的是阴间的活,拿的是阳间的钱,不仅社会地位低下,经济地位更低,当时井下工人每人每天工资是二角三分,而且不是直接发到工人手里,矿局交由包工头代发。按照当时行业的潜规则,包工头照例七扣八扣、层层盘剥,发到工人手中也就是一角多点,包工头的月收入可以达到七八百元甚至上千元,贫富差距极大。
除了由包工头代发工资外,煤矿中还有两条潜规则盘剥工人:一条是“吃点”,另一条是“卖空”。
“吃点”就是吃空额,比如工头向矿局领取三十个人的工资,却只雇佣二十人,其余十人的工资就成了工头的囊中之物。“吃点”表面上看是在欺骗矿局,实际上吃亏的却是工人,矿局要的是三十个人的产量,这二十个工人就要完成三十个人的工作量,劳动强度大增,工作时间延长,通常每天都要劳动十二小时以上。
“卖空”就是虚报产量,克扣矿井的材料费,买通检验人员以次充好。这条潜规则最终吃亏的仍然是工人,尤其是克扣材料费往往会使采掘的危险性加大,导致事故频出,工人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因工死伤时有发生。
煤矿工人每天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下工作,挣这么点钱而且伤亡迭出,自然不满。也有人尝试过反抗,但由于没有组织,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往往遭到资本家和包工头的镇压。包工头与矿局职员、安源的帮会彼此之间都有勾结,无组织的工人就成了弱势群体。“文革”期间的“八大样板戏”中,有一出京剧叫《杜鹃山》,其中女党代表柯湘出场唱了一段《家住安源》的唱词介绍身世,“汗水流尽难糊口,地狱里度岁月不知冬夏与春秋”就是安源矿工悲惨境遇的真实概括和形象写照。
矿工工资低,又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虽然对现实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归结于命不好。矿区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工人们像一盘散沙,喝酒赌博、打架成风,有的自叹命苦,烧香拜佛,浑然不知自己的贫困是由于资本家的剥削造成的。安源矿工的悲惨境遇很快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通过旗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开始与安源建立通信关系,邮寄宣传品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但因为工人多是文盲根本不识字而收效甚微。
工人要想争得权益,必须要有觉悟;要想有觉悟,必须有文化;要想有文化,就必须识字;要想识字,就必须先有学校。顺着这条逻辑思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于1921年底派了得力干将到安源实地考察,其中最有名的两人是毛泽东和李隆郅。他们的结论是首先帮助工人办一所学校,进行启蒙,一步一步地来。
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很快就办起来了,共产党最不缺的就是老师。
补习学校的首席教师是李隆郅。因为名字笔画太多,工人们不好认也不好写,就把名字改成了李立三,从此本名李隆郅除了偶尔出现在给中共中央报告上之外,很少有人记起,反倒是李立三这个名字在工人中如日中天。
共产党帮助安源工人办文化补习学校,本意是启发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压迫,争取自己的利益,按理说应该受到工人和家属的欢迎。奇怪的是,不仅工人和家属欢迎,办校初期安源煤矿的资本家对此也表示了接纳的态度。矿局也看到,矿工进了学校之后变得文明了,工人们赌钱、喝酒、打架现象明显减少,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正应了那句话:多办一所学校,就可以减少一座监狱。
共产党以补习学校的名义代表工人出面说话,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应该有个工会组织。但直接成立工会必然为资本家和包工头所不容,于是共产党想出了一个偷梁换柱、暗度陈仓的方法,先成立工人俱乐部,把工人吸引到俱乐部来,等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势力壮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本想着办工人俱乐部应该比补习学校更受欢迎,不料事与愿违,应者寥寥。李立三私下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毛病出在俱乐部提出的口号上。当时办俱乐部的口号有八个字,叫做“联络感情、交换知识”,工人们对此并不买账,他们之间联络感情更喜欢在酒馆里进行,根本用不着去什么俱乐部。此外,下窑挖煤的工人之间似乎也没有多少知识可以用来彼此交换。
既然高雅的行不通,就来通俗实惠的,要让工人看得见、摸得着。
于是,俱乐部改变策略,将“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的八字口号换成了“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以买到便宜货”的十四字口诀,这一改立竿见影,果然吸引了工人和家属的关注。
于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雷厉风行地办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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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的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人股份制企业。
消费合作社的地址就设在工人补习学校内,刚成立的时候本钱不过百元,比普通的杂货铺多不了多少。原始股本由补习学校和工人共同凑集,工人可以任意入股,几个铜板不嫌少,几块光洋不嫌多。
经营什么商品赚钱呢?合作社最初的经营方针是以布匹为主,搭配少量日常生活用品。工人下井采煤最费衣服,布匹的销路应该不会错。既然办合作社的目的是通过实惠的商品把工人吸引到俱乐部进行政治启蒙,至于赚不赚钱却并没有放在经营者的心上。加之经商的经验不足,初期的合作社没有统一的营业计划,甚至没有统一的账簿,经营混乱,资金出现了周转不灵的情况,开办仅数月总经理就三易其人。
真正使合作社在经营上有起色的,还要归功于毛泽民。1922年下半年,毛泽民来到安源担任工人俱乐部经济股股长和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上任伊始,为了把合作社从不景气中解脱出来,毛泽民决定增加经营品种,从日杂用品、小百货到油盐酱醋米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还兼卖进步书刊、识字课本,尤其是从长沙、汉口等大城市购回时尚商品,提高竞争力。同时规范经营,建立起正规的店规、簿记,定期向股东报告经营情况,让入股的工人尝到当股东、当家做主人的滋味。
为了扩充资本金,就要重新募股;要想扩大股东的规模,就必须给股东更大的经济收益,人们才愿意入股。毛泽民决定给股东们更大的实惠,规定股东从合作社中购买商品不仅比在其他商店便宜,而且也要比普通人购买的便宜,相当于股东可以享受到安源地区的商品最低价。
又可以分红,又可以买到最便宜的东西,有这样的好处谁不愿意当股东?于是工人纷纷入股,不仅合作社的本钱越来越大,加入俱乐部的工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合作社的采买人员也是股东,进货的时候格外卖力,腿勤嘴勤,货比三家。廉价灵活的销售策略也发挥了作用,合作社的货不仅价格比其他商店便宜,顾客还可以拿本地土特产换货,再把这些土特产拿到城市去卖,来回不走空,两头赚钱。
合作社生意越做越火,安源的商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安源市消费的主体是路矿工人,工人都成了股东到合作社消费,直接影响到其他商店的经营。安源周边地区约有一千五百家商店,有米店、钱庄、杂货铺等等,商业繁荣,规模稍大的商户便联合起来与合作社抗衡,这些人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经验丰富,出手极为凶悍,企图一招就把合作社置于死地。
商人们开始囤积了大量资金,秘密派人抢购、套购合作社的廉价商品。他们打算将合作社的货物吸纳干净直至无生意可做之后,再将吸纳的货物加价倒卖,这就叫做“因风吹火、借力打力”。起初合作社的经销人员不知是计,甚至还为货物销售顺畅而高兴。但是,从近乎疯狂的销售量和一张张貌似顾客、似曾相识的面孔上,很快就察觉出不正常。
怎么办?卖还是不卖?
卖虽然能获些小利,但商品断档之后短时间供货不及,货物价格自然会被对手抬高,他们不仅能坐享其成赚到大钱,而且更增加与合作社打价格战的资本。不卖似乎又没什么道理,有东西不卖不仅会影响合作社的声誉,而且会给对方找到闹事的借口。
见此情景,毛泽民苦想对策。货物该卖还是要卖,但不能这么卖。怎么卖合适呢?毛泽民胸有成竹,如此这般吩咐下去,店员门依计而行。
第二天,每位前来购货的工人及其家属,手中都多了一张小牌牌,这是店员们连夜赶制并发放下去的购货卡,合作社凭牌供应现货(这也是共产党最早实行的定量票证供应,开计划经济的先河),限制无卡大宗供应,对手派来套购的人立刻傻了眼。
合作社货物卖出的速度立刻减缓下来,毛泽民又命人加快采购速度,加大采购数量,星夜运回安源以更低价格抛售。这样,商战对手既无法将合作社的商品买空,已经套购的商品又积压在手里,大蚀其本,欲哭无泪,只得败下阵来。
如此这般几个回合下来,合作社稳稳地站住了脚,自此无人敢再叫板,商业对手对外表木讷的合作社总经理毛泽民刮目相看。安源工人从商战中得到的实惠,这是光靠撒传单、耍嘴皮子所无法企及的。事后,毛泽民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合作社的意义与利益已深深地印在工人们的脑筋中了。”
确实如此。安源工人从当合作社股东这件事上,初步尝到了当主人的滋味。工人们又不是受虐狂,能挺起胸膛当家做主,谁还愿意再当牛做马?

?4?

安源的一场商战,合作社旗开得胜,凸显了革命者的经商才能。
但这只是牛刀小试,志存高远的革命者在打赢商战之后,将要挑战更为强大的对手。
这个对手就是汉冶萍公司,号称当时中国最大的工矿企业。
安源路矿当局有个错觉,以为工人俱乐部就是一个普通的娱乐场所,或者说是一个工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因此就像当初欢迎办工人补习学校一样,对工人俱乐部也采取了较为合作的态度。他们肤浅地认为,所谓“俱乐”的意思不过就是大家凑在一起找乐子。安源市面上不乏赌场、妓院、鸦片馆等公共“俱乐”场所,相比之下,工人俱乐部的娱乐内容不涉及黄、赌、毒,或许更健康。
不久,这些受过西方文化系统熏陶的人就发现自己错了,不是一般的错,而是大错特错,并且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高昂的代价。
有关俱乐部最初的警讯是从远在湖北的汉阳铁厂传过来的。1922年7月,也就是安源工人俱乐部成立两个月之后,汉阳铁厂的工人闹起了罢工,原因之一就是厂方解散工人俱乐部。
汉阳铁厂的罢工以资方的妥协而告终,这使得路矿当局不得不重新审视安源工人俱乐部。由共产党掌控的俱乐部并不只是一般的消遣娱乐场所,工人们绝对不会因为关闭一个赌场、妓院或烟馆而罢工,那些地方只能是给人们以感官刺激的“小乐”,而工人俱乐部带给工人的是“大乐”,是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说,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激发了工人们对幸福的渴求,略显简单的股份制让他们初步体会到了做人的基本权利。李立三老师经常给大家讲“剩余价值”,工人们明白自己并非是天生受穷的命,也不是老板养活了工人——那是不折不扣的鬼话——恰恰相反,是工人的血汗养肥了资本家、工头、官吏等各式各样的吸血鬼。
此外,廉价而又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使安源煤矿工人直接感觉到挣的钱太少,而且用于消费和休息的时间也太少了。所有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怎样才能改变现状?每个有头脑的工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不满情绪在安源悄悄酝酿和传播。路矿当局似乎也察觉到这种不满,不得不派常务副矿长舒楚生到工人俱乐部视察工作,以示对工人生活的关心;同时放出风去,要给俱乐部补充津贴经费、拨给俱乐部房屋,优厚的条件意在笼络、收买和安抚俱乐部。
但出乎当局意料的是,意想之中贫困户拉着矿主的手,感激涕零地说出一大套话的情况并未出现。相反,舒副矿长代表组织的访贫问苦,却变成了示弱的表现,给工人的印象是资本家自觉理亏,如果没做亏心事,平素高高在上的副矿长为什么对身份卑微的“炭古佬”如此谦卑?如果工人俱乐部不是代表如此众多的工人,矿方怎么会去讨好俱乐部?
路矿当局刚一出手,就在舆论战中输了一招。
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决定打蛇随棍上,不再给当局出手的机会。他理直气壮地代表工人提出一系列要求,主要是发放清付积欠工人的工资,态度强硬地声言,如果矿方不同意就发动罢工。矿方认为俱乐部开出的价码太高,实在不能答应条件。李立三于是将矿方的答复广为宣传,果然激起了矿工们更大的不满。
俱乐部决定将罢工的威胁付诸行动。为了赢得这场罢工,中共湘区党委秘密派遣两大高手前来助阵:一位是曾经领导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并先期来安源考察过的毛泽东委员;另一位是在上海劳动组合书记处担任要职的政治新秀刘少奇,他们到安源与李立三一同推敲了罢工的总体计划和每一个细节。之后毛泽东返回湘区党委汇报,刘少奇则专门留在安源,协助李立三领导工人罢工。
要想罢工取胜,最大的顾虑就是人心不齐。此时工人俱乐部正式登记在册的会员有七百余人,不及工人总数的十分之一,这些人能否发挥骨干作用?如果罢工人数达不到相对多数,那么倒霉的将是参加罢工的工人,他们轻则会被矿方开除,重则蹲监狱,工人俱乐部从此在安源再无立身之地,共产党在安源的付出将付诸东流。
罢工之后,矿区和市区的社会秩序问题也让人担忧。罢工期间工人拿不到工资,生活无着落,会不会发生打砸抢烧的群体恶性事件?如果发生这类问题,当局武力镇压就有了充足的口实,罢工就会失去社会舆论的同情。
这两点都取决于工人的态度。于是俱乐部邀集各方工人代表紧急磋商,讲清利害关系,工人代表摩拳擦掌,爽快答应服从俱乐部的号令,保证约束自己所部齐心协力参加罢工,其间保证工友们的举止更加文明,为了防止有害群之马乘机捣乱,所有工人都待在自己的工棚之内,无俱乐部的号令不外出。
维持局面少不了安源当地帮会势力的协助,如果他们趁机闹事,账都要算在罢工头上。安源素有“小上海”之称,帮会组织比较多,力量最强就属洪帮,安源市内的大赌场、妓院、鸦片烟馆基本上都受洪帮控制。
李立三决定亲自出马,约请当地最有势力的洪帮首领一聚。
按照江湖规矩,李立三带上礼物与洪帮首领见面。对方对李立三老师也是久闻大名,知道他是位文化人,又是俱乐部主任,手下兄弟数百人,所以也不敢小觑。双方交代了几句场面上的话之后,李立三直奔主题,言明矿上的工人兄弟实在活不下去了,要讨口饭吃,罢工实非得已,还请贵帮多加担待。
洪帮首领早已从徒弟口中听到工人要罢工的风声,又见李立三亲自相求,给足了洪帮面子,忙询问俱乐部方面有何吩咐。李立三不慌不忙竖起三根手指说道:“罢工期间,请贵帮弟兄受累,第一要关闭鸦片馆,第二街上的赌场要收起来,第三要保证市面上不发生抢劫案件。”
关闭鸦片馆和赌场,势必会直接影响洪帮财路。洪帮虽不情愿,但江湖道中交的是朋友、讲的是义气,这个忙自然要帮。于是洪帮首领连拍三下胸脯,答应了三项条件,只盼着工人罢工早日结束。
有了帮会的支持,还要取得安源市民的同情。俱乐部事先准备好了言辞恳切的《罢工宣言》,准备张贴到安源市内的繁华地带,说明此次罢工完全出于工人自动,并非由人唆使,实在是工人受压迫太重而迫不得已,工人的条件计有十七项,请众位父老乡亲明察,并不是漫天要价。
确实,工人的十七项条件绝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宣言》申明此次罢工“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如休假,工人要求废止“大礼拜”采用“小礼拜”工作制。所谓大礼拜工作制,就是每周五天工作制,小礼拜工作制就是每周六天工作制。工人们为什么情愿少休息一天、多干一天活呢?并不是工人多么热爱自己的工作,皆因矿方实行日工资制,干一天拿一天的工钱。
再如工人因生病、婚丧等请假,路矿当局须给工人照发工资;每年工作满十二月,须发给夹薪(即多发一个月的工资);工人因公死亡,矿方须给以“天字号”棺木(材质比较好的棺材)安葬,并发给家属三年工资的抚恤金;工人因公伤失去工作能力的,矿方须照管终身,并按月发给工钱。
以前拖欠工人的工资一律补发;工人罢工期间,工资也应照发;矿井内的工人须提高工资五成;改良工人的居住环境,每班工作八小时;工人每天工资不足四角者,须增加一角。
为了更好保障工人的权益,《宣言》明确要求允许将工人俱乐部改为工会,矿方须拨款一万元建工会办公场所,每月路矿两局各津贴两百元为工会经费。开除工人须经俱乐部(工会)同意,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这些要求非常具体,几乎关系到每一个工人的切身利益,自然得到工人们的拥护。为了取得谈判的主动,俱乐部的条件开得高了些,给矿方足够还价的空间,这也是谈判的重要策略之一。
俱乐部还专门给管辖安源的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署呈具文书,说明罢工原委,同时将十七条意见递送路矿当局,并发出通牒:“如欲调商,即请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

?5?

不出所料,矿方果然对俱乐部狮子大开口式的条件置之不理,罢工顺理成章。
9月14日清晨,安源煤矿内所有的汽笛同时拉响,罢工开始。
要想让所有安源矿工自愿参加罢工,那也是不现实的,总有一些胆小怕事和见利忘义之辈。俱乐部早有预案,在工人居住区贴上了罢工宣言和“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标语,并派出“工人监察队”监督执行。监察队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们头戴柳条编织的安全帽,胳膊戴着统一的袖标,手持钢钎、镐把,把守着各个要点,拦截偷偷上班的工人。
工人监察队算得上是共产党控制的第一支准武装,除了没有枪支,组织指挥与一般军队无异。不仅在矿区,安源街市上也有工人监察队负责维持秩序。
路矿当局算过一笔账,与其答应罢工工人的条件,不如花钱收买工贼付出的成本要小得多,关键是不能惯工人动不动就罢工的毛病。安源煤矿的总监工名叫王鸿卿,他身边有一帮大大小小的工头,王鸿卿把他们找来,要他们找人顶工。这些工头们平日在工人面前作威作福惯了,自从工人有了俱乐部给撑腰之后,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因此也极力想破坏罢工。
但是,整个安源也就那么大,急切之间哪里去找那么多人来?只有找自己的亲戚朋友,但这些人肯不肯吃这份苦,肯不肯去得罪俱乐部就不知道了。老奸巨猾的王鸿卿看着工头们束手无策的样子,只好把话挑明:并不是让这些人真的去下窑挖煤,只是做做样子,工钱照开,这是跟俱乐部玩心理战的把戏。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好不容易凑了一部分人来到井口,工人监察队早就守住那里劝说他们不要下井。一些人听从劝阻而返,一些人不听劝阻强行下井,工人监察队并未强行阻拦。王鸿卿暗喜,以为计谋得逞。谁知好戏在后面,李立三随即下令工人监察队,只许下井不许出井,并从外边封闭了井口。结果被工头收买强行下井的人一整天都被困在潮湿阴冷的矿井内,又冷又饿,叫苦不迭。一天之后,这些人表示悔过才被放出,训诫劝导一番令其回家。
自此,整个矿区再没有一个工人敢自行上工。
收买工贼失败,矿方又想出一个办法,请赣西镇守使公署派军队来,强行逼迫工人复工。军队自然不能白派,矿方出价给每位士兵每天给大洋两元,赣西镇守使于是派来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士兵进驻安源煤矿,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域实行戒严,随后占领了俱乐部以及煤矿的主要工作岗位,在路口安置了机关枪,威吓工人。
这一招也未奏效,俱乐部早做好了被查封的准备,提前疏散了工作人员,转移了文件。罢工总指挥李立三转移到秘密地点,俱乐部内仅留刘少奇作为全权代表应付一切。同时工人监察队收缩防线,在工人食宿区设岗把守。士兵们虽然占据了俱乐部,并没有对罢工造成实质性影响,仍然没人上班,矿方一筹莫展。
不久,数千罢工工人冒死冲入被军队占领的俱乐部,与士兵发生冲突。士兵们没有接到命令不敢开枪,只好虚晃一枪让出俱乐部,同情工人的士兵边退边嚷:“我们都是矿方两块钱一天请来的,都是别的地方的人,谁愿意来干涉你们这种事!”
矿方空花了许多冤枉钱,请来的军队并不管用,又想出了“擒贼先擒王”的计策,悬赏大洋六百元买李立三的人头,并秘密派暗探寻机下手刺杀李立三。不料消息走漏,工友们自发地簇拥在李立三周围保护他,并放出狠话:如果李老师有个三长两短,不仅矿方的总监工王鸿卿要血债血偿,路矿局的全体职员也全都不能活着离开安源煤矿。
李立三也明确表态,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誓死不离安源。
双方陷入胶着状态。安源是个小城市,矿区离城区不过十余里,万余工人罢工,秩序能否维持成了社会舆论的焦点。矿工成分复杂,也有一些流氓无产者混迹其中,如果没有纪律约束,后果不堪设想。连日的罢工已经引起安源市内商家的恐慌,怕遭到抢劫,天还没黑就纷纷闭市,以至晚上八九点后,街上空无一人。
但市民们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工人阶级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在安源罢工中充分得以体现,超过任何一个帮派,令人刮目相看。工人监察队上街巡逻,各工作处的工人监守员严密把守。俱乐部命令之严甚至超过了戒严的军令,在安源矿区持有戒严司令部颁发的特别徽章都不管用,唯有俱乐部开的路条方可通行。
社会秩序之好,犯罪率降低,就连安源戒严司令李鸿程旅长也自叹弗如,自己的手下也未必能这样令行禁止,由此转而同情工人,声明工人只要不妨碍社会秩序,军队也决不干涉工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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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安源罢工事先经过周密策划、严密组织,路矿当局不得不被牵着鼻子走。
按照事先的谋划,安源煤矿并不是所有的岗位同时罢工,保留了两个特殊的地方每天照常开工,由工人监察队严格控制。
这两个地方,一处是八方井锅炉房,另一处是电机处。
锅炉房的蒸汽是供给电机房发电所用,矿井内的打水机(抽水机)和打风机(通风机)都离不开电,抽水机只要停工一小时,采掘坑道就可能完全被地下水淹没,采掘机械设备泡汤;如果通风机停止送风,井内的有毒气体瓦斯很快就会聚积起来,超过安全浓度极容易发生爆炸,巷道如果被炸毁,即使工人再想复工,短期内也是不可能了。
此外,电机房内的两架发电机除供给矿区的电车动力外,还担负着全矿矿工食宿处的饮水供给,以及安源全市电灯的供电。如果发电机停止工作,不仅煤矿万余工人无水可饮,安源全市立即就会陷入黑暗,不仅罢工工人无法坚持下去,安源市民的生活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俱乐部决定保留这两处正常运转,为谈判留下余地。这在兵法上叫做“围三缺一”,也叫“穷寇勿迫”,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凡事不可做得太绝。工人罢工目的是要提高待遇,而不是把政府和资本家逼得无路可走,鱼死网破对谁都没有好处。
这一招极为高明。随着罢工时间的延续,俱乐部不久就放出风去,说锅炉房的煤就快烧没了,如果井下再不出煤,锅炉将不得不停火,发电机就会停转,全矿机器就会瘫痪,矿井难免被水淹没,所有产业便难以保住,安源市内的居民生活也不能幸免地受到影响。
时间越拖越对路矿当局不利。罢工工人虽然领不到工资,但合作社事先已经准备了经费和物资,加上其他地方的工人捐款捐物支援,短时间内没有太大后顾之忧。已经有消息传出,由于安源的煤供应不上,汉冶萍总公司下属的炼焦和钢铁生产都受到很大影响,总公司已经给安源煤矿施加压力,要他们尽快妥善解决罢工问题,恢复生产。
路矿当局实在撑不下去了,首先示弱,委托当地商会居中调停,让俱乐部“先邀工人开工,再慢慢磋商条件”。刘少奇代表工人严正回答:“若路矿两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做回话,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矿方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出面,给李立三发了请帖,由路矿代表同他直接谈判,并承诺保障李立三的人身安全。
李立三见时机成熟,便从秘密躲藏的地点如约前往。
只见谈判桌上早已摆满了丰盛的酒菜,旁边的桌子堆起了一捆捆用红纸包裹的银洋。李立三见此情景冷笑一声,当即提出要想谈判,就要把俱乐部代表工人提出的十七条放在桌子上来,而不是这些酒菜和银元。
矿方只好撤去银元和酒菜,拿出条款直接进行谈判。矿方提出三项要求,一是保护直井锅炉房打风机和发电机,二是保护锅炉房正常运转,三是维护地方秩序。做到这三条并不困难,锅炉房和电机房一直都在正常运转,地方秩序也没发生任何问题,因此李立三爽快答应,同时重申十七条工人的权益,宣称“不承认条件无说话之余地”,并要发出第二次罢工宣言。
双方又经过了几轮磋商,最后刘少奇代表俱乐部与路矿当局达成了十三条协议:

一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
二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宣布,并不得借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三以后例假属日给长工,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假日照常工作者须发夹薪;病假须发工资一半,以四个月为限,但须路矿两局医生证明书。
四每年十二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
五工人因公殒命,年薪在百五十元以上者,须给工资一年,在百五十元以下者,给一百五十元,一次发给。
六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予以相当之职业,否则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半饷,但工资在二十元以上者每月以十元为限。
七路矿两局存饷分五个月发清,自十月起每月发十分之二;但路局八月份饷,须于本月二十日发给。
八罢工期间工资,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九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洋二百元,从本月起实行。
十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一窿工(矿工)包头发给窿工工价,小工每日一角五分递加至一角八分,大工二角四分递加至二角八分,分别工程难易递加。
十二添补窿工工头,须由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三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加大洋六分,四角以上至一元者照原薪加百分之五。

对照达成协议的这十三条,与原来的十七条相比,工人明显作出了让步。平心而论,原来开出的条件有虚高的成分,在策略上是用来讨价还价的,作出让步也是情理之中,签订这十三条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第四章 金钱是一面镜子
安源“罢工历时五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以共产党和工人的完胜而落幕。
罢工取得的红利是巨大的,包括政治红利和经济红利。
人们或许对工人的纪律性印象最深,不知道共产党是用了什么办法。
实际上,工人严格的纪律性源自严密的组织。刘少奇在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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