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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百年来最受尊崇也最受误解，一生中几次彷徨更几次呐喊
中国，七个鲁迅：迷惘的青年，激愤的斗士，孤傲的文人，冷酷的批评家，幽默的旁观者，改造汉语的翻译匠，自我流放的精神导师
不读鲁迅，无以知中国；不读“忧思录”，无以知鲁迅。
从鲁迅的忧思，到忧思鲁迅，百年中国凝结于一个人的命运，孙郁以刻刀般的力度和精准，为鲁迅绘下木刻画的精神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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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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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本名孙毅，做过知青、文化馆馆员、记者等，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起转入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鲁迅与陈独秀》、《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张中行传》等；主编“回望鲁迅丛书”、“回望周作人丛书”、《倒向鲁迅的天平》、《被亵渎的鲁迅》、《苦境：中国近代文化怪杰心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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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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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之风
日本经验
浙东脾气
过客与看客
凝视生存隐秘
“新民间”的歧途
奴性国度
译介之魂
发现俄国
话语的维度
鲁迅眼里的美
走向十字街头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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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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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性的国度
1
还是在北京时期，《京报副刊》让读书人推荐必读书目的时候，鲁迅交了白卷。他说中国书要少读，应多读外国书。这招惹了不少怨言。周作人曾说鲁迅好唱反调，故意与人作对，也包括类似的事件在内。那时候能够理解他的，几乎没有几个。那骂声，现在还在一些人那里出现着。
我个人想，鲁迅的用意，大概是逃逸中国陈旧的语言。在他看来，中国的语言是被污染过了的，即我们都在使用一种奴性的语言。要改变它，一是回到汉唐时代的某些语境，恢复阳刚之美；二是取之民间，采野风而用之；三是从外国那里得到参照，加进逻辑的因素。回到汉唐的秩序，自然是梦想，去往的路已经阻隔，不过神往一下而已。到民间去，那里早就被皇权化了，所获也是不多的。而读外国书，也许能够有种参照，或许有鲜活的感觉出来。据他的翻译经验，是可以改变母语的一些表达方式的。而那达成的路，则有古语言的因素，或者说古语言被激活了。这里大概有他的叙述策略。
对士大夫语言的厌恶，是从留日开始的。自从接触了章太炎的观点，便对清朝以来的流行文章有鄙视的态度。而那时候通过日文的阅读，才知道语言的表达的丰富性是应该可以做到的。他苦苦翻译域外小说，乃是为了摆脱旧的文章之气，输进新鲜血液。而那时候给他语言快感的一是六朝文章，二是日语与德语里的俄国小说。日本文字儒雅的行文对他有一定的影响，那些朗然的文字，让他看到了精神自新的一种可能。
他回国后的文体，与晚清的悠然的古风大相反对，完全没有那些套路。在教育部的行文里，毫无官气，而书信中的词语是汉唐气魄的。他自觉地与身边的语言保持着一种距离。比较一下他和许寿裳、蔡元培的文字，是可以感受到这些的。五四前后，白话文出现，鲁迅十分高兴，对这一新的语体寄予了诸多希望。胡适温文尔雅的笔触，周作人博学的谈吐，李大钊刚直的词语，在鲁迅看来，都是新的语言的诞生。倘说中国还会有什么希望，从一种新的表达式开始，才是重要的。他加入《新青年》的队伍，也有语言革命的一种呼应心理。虽然他内心对同人的观点并不都认可，而志向是有交叉的地方的。
鲁迅到《新青年》去凑热闹的作品，是《狂人日记》，在文风上是卓绝于文坛的。那完全是诡异的表述，文字幽玄而深邃，象征的句式背后乃一个颠覆旧俗的预言。那样的文辞里没有温吞的思绪，直来直去，而且以非奴态的直逼，向着本真挺进。后来他写下的《野草》，撕碎了士大夫的伪饰的外衣，精神进入幽深之所。那些对认知极限的打量的文字，是被地火熔炼过的，晦气与阴暗的东西统统消失，诞生的却是心灵烛照的光泽。那么纯粹、幽远、神异，像晨曦般穿射在精神洞穴里。一切虚伪、自恋、奴态的词语都与其没有关系，那完全是新式的精神表达式。新文化的业绩之一，其实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个人主义的新文体。
而那时候，北京文坛新旧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过。旧式文人的存在，与那些复辟者的言行成了一种可怕的势力。他们主张尊孔，提倡读经，印制古书。在鲁迅看来，古书未必都坏，还有先人美妙的遗存在。但是在根本的层面上，古书的逻辑，多是为主子拍马的文体，与今人的感受殊异。在一个专制的国度，表达方式要有个性，要摆脱的正是奴隶之心。
他后来看到林语堂、周作人、刘半农回到明清士大夫的小品文里，内心是失望的。京派文人的儒雅和自恋，就把文词的亮度减弱了，好像有了钱牧斋的沉闷。他觉得新文化人应在基本点上，保持一种与传统的距离。旧文体里是有毒素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出这一点。这个看法，也许值得商榷。然而那背后的对未来的期待，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一二。
在《二十四孝图》里，他谈到了对士大夫的文言文的反感：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碍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自从所谓“文学革命”以来，供给孩子的书籍，和欧，美，日本的一比较，虽然很可怜，但总算有图有说，只要能读下去，就可以懂得的了。可是一班别有心肠的人们，便竭力来阻遏它，要使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妨害白话者的流毒却甚于洪水猛兽，非常广大，也非常长久，能使全中国化成一个麻胡，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里。?
对文言文厌恶到这种程度，是刻骨的经验在起作用的。他说菲薄古书的，唯有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对的。那些旧的文选有许多乃信口雌黄，或者自欺与欺人。在他看来，那些古老的遗存，与今人的个性殊远，根底是，它们还是奴性的语言。
今天的青年不易理解鲁迅的这种想法。普遍的看法是，孔子的话，朱熹的话，康有为的话，不是很有人情味儿和哲理么？可是现在谁能知道，那些被人借用过的语言，扼杀过多少青年的生命；那些溅血的遗存，以及低眉的战栗之语，早被儒雅的士大夫的历史叙述遮掩过了。
2
他对奴性语言的警惕，是从对旧道德的颠覆开始的。而铲除那些旧道德的办法，则必须具有一种牺牲自我的精神。他有一句话，曾感染过许多学者，那是讲到长者对青年的态度的时候，有如下的独白：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这样的独白，倒让我想起释迦牟尼、耶稣的精神，他们身上普度众生的悲壮感，在其身上也有作用吧。而这种牺牲了自己，去救别人的举动，中国历史上的哲人不多见，或者说是极为鲜见的。
鲁迅和孔子的关系说起来意味深长，他们在根本点上，是那么的不同。鲁迅在许多层面的选择，恰是从告别孔老夫子开始的。
鲁迅那代人反对孔子的某些思想，是基于生命进化的考虑的。孔子学说到了后来最大的问题，乃与生命的自然发展相对，保护腐朽的，遏制幼小的生命。儒家的伦常本来是促进生命的和谐的，可是在后来的演进中却被“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置换了。那结果是以长者为本位，铲除了幼者的土壤。这个在宋明理学中，显得很突出。以致在晚清和民国，还有它的余荫在。鲁迅的这个思路，和泰戈尔很像，即把学理和礼教制度区分开来。泰戈尔讲到宗教与宗教制度时，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宗教说，作为现实的人的个人是值得尊敬的，不论他出生在哪个家里。宗教制度说，出生在婆罗门家里的人，他是值得尊敬的，不管他是多么大的蠢人。这就是说宗教念的是解脱的真言，而宗教制度则念的是奴役的真言。?
在中国，儒学与儒教间的复杂关系也是如此。道德的建立，在中国后来完全扭曲了。让鲁迅痛心的是，这些存在完全忽视了个体生命无限发展的可能。在中国，男尊女卑，老人政治与男权主导一切，在鲁迅看来是大有问题的。而我们的文化，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秩序里，似乎与人性的本然有倒置的关系。五四后，鲁迅在多篇文章里讲到儒教的错误，文章写起来显得很沉重。
他自己的婚姻，就是旧道德的结果。爱情是什么，很长时间，他自己也不知道。在一篇文章里，写到了无爱的婚姻的痛苦。因为有彻骨的痛在，对道理里的演化出的非人性的存在，便有深切的认识。所以，他加入《新青年》队伍，也有认可新的道德观的冲动，自觉地把思想集中到炮轰孔家店的行动里。
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里，他说：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
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
一个颠倒了的价值观，须要用新的逻辑把它颠倒过来，这才能合乎近代以来的社会潮流。但做到此点，不是毁掉人情与人性的美，而是继续这种人情和美的精神。而那手段，则是文化的改变，以诚与美的精神为之。他认为做到此点，首先是“爱”，“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爱”与“牺牲”，在鲁迅看来是建立新的道德伦理的条件。而实施这新道德，鲁迅谈到了以下三种看法：一是理解，二是指导，三是解放，这样才能够把中国文化引向另一个天地。
鲁迅谈论这样的话题的时候，显得有些天真，乐观的预言压倒了先前的惆怅。这个语境里的思想，除了进化论的痕迹，大概还有易卜生主义的影子。进化的结果一定是后起的好于以前的，而易卜生的思想则无疑是人道的与个性的精神的盘诘。中国旧道德，其结果产生了奴性的人格，这是可惜的。王得后在《鲁迅与孔子》一书里，对此分析得很透彻，他说：
孔子讲“孝”，有的内容是人之常情，合乎人性的。如：“父母唯其疾之忧。”“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都是“自然而然”的“爱”，“自然而然”的“亲情”。然而，孔子强化的“孝”，根本特质在“敬”，在“无违”，在“父父子子”的绝对服从，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乃至于“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虽然，父母有错、有不妥的地方，可以劝谏，但父母倘若坚持己见，坚持自己的一套，不听劝谏，还是必须“敬”，必须“不违”；而且要做到没有怨言怨气。即所谓“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这样，子女完全没有“自己”，没有“个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完全是父母的附属物；这是一种奴隶性的伦理道德。?
王得后是看到了问题的根本的。鲁迅视野里的孔子遗产，在这样的层面上是远离现代人的需求的，个性潜能未得开掘，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而这个缺陷都集中表现在生存的状态，以及汉语言的体系里了。
3
儒家文化演进中出现的奴性，导致了整个民族劣根性的产生。自然，中国的社会问题复杂，奴性的因素还残留在其他文化的形态里。奴性是统治者建立的文化辐射的结果，大众与士大夫，都在所难免。而且这一切都在日常文化里，似乎已经是视而不见的现象了。
鲁迅对奴性的敏感，是从自己的生命感受开始的。祖父的入狱和父亲的病且不说，仅自己在日本、教育部的经历，都有耻辱的记忆在。《灯下漫笔》写道：他的存款贬值后，很有些恐慌，后来听说钞票可以换回现银，虽折了大半，可是内心却还是欢喜。他于是自嘲地叹道：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自己就是一个奴隶，这是他感悟到的。所以当他写到阿Q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隐隐可以感受到他对自己的拷问，谁能说这里没有他的影子？鲁迅说他对自己的解剖，不亚于对别人的讥讽，都是对的。
他对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评估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个看法，缘于奴隶性的视角，不是社会历史分析的视角。所以，有他自己鲜活的特点和感受。在这个基础上来理解他的思想，或许能够看到思想的一种逻辑过程。
我们可以把他的痛苦的抗争，看成摆脱奴隶性的选择，这是重要的。他对传统猛烈抨击的时候，看到了无趣的人生的无所不在。孔乙己如此，阿Q如此，祥林嫂如此，魏连殳也如此。大家都在这样的秩序里。
奴性的要害，是没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万事自欺，又去欺人。或者不妨说，是没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他在《论睁了眼看》中写道：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这是从文人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或者说是批判文人的奴隶性。至于民众的奴隶性，则更为奇异，日常生活的一切，几乎都没有自娱的空间了。随想录三十八写道：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民众的精神被污染之后，思想是无法起飞的。他在小说里刻画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几乎全是如此。比如看客的形象，游民的形象，都是这样。这样的国民，也就造就了这样的政权。他们互为因果，陷在大的轮回里。这种对奴隶性的反感似乎有无政府主义的痕迹，可是他是带着诚与爱面对等级文化的。个人的高蹈与昏睡的国民间的对立，在其文本里造成了很大的张力。只要细细品味那些语言，就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士大夫不行，民众也不行，那中国的文化真的万劫不复了。鲁迅后来意识到自己的思路存在问题，修正了一些看法。但这种修正隐含着对第三阶级的渴望，那就是既不属于士大夫者流，也非庸众者流，而是新兴的斗士。他和各种势力较量的时候，露出了中国人新的品性。一种全新的人格的力量，把旧文明里凄惨的存在颠覆了。
这里，尼采、托尔斯泰的选择，给了他很大启示。尼采是古文字学家，深知历史的隐含，对词语的敏感是强烈的。他故意以新的词采抗拒基督教文明，都有深的用意。至于托尔斯泰对宗教中礼仪派的偏离，也是寻找有生命热力的文章的渴望。鲁迅在接触他们的资料时，其实是意识到解放奴性语言的必要性的，那些也潜在地融入他的生命哲学之中。
4
我们仔细体味鲁迅的一些作品里的人物，那些对话里的神态都有奴态的一面。人的语气，神态含着木然和俗气，这些描绘惟妙惟肖。奴性的语言有各式各样的形态，大致说来，一是绵羊型的，二是残暴型的，三是流氓型的。而有的时候，这三种形态集于一人之身，可怜与可恶皆有。他描述的阿Q，集中了其中的大部分因素，读之让人久久难忘。
阿Q的形象的复杂，乃因为他的内心容有中国人的品行的各类因素。比如在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前，就显得异常猥琐，是绵羊的样子。可是在小D、王胡面前，则又有霸道的神态。他欺辱尼姑，骚扰吴妈，在不同人面前的表现不一。性格有狡猾和朴素的一面，也有残酷、无知的一面。比如革命那一场戏，则完全是流氓态，游民的狡诈和无知皆在，有很大的欺骗性。鲁迅最痛恨的是国民性里的这种流氓气。而阿Q那种无赖的狡诈，差不多把国人的劣根性统统呈现出来了。
在阿Q的语言系统里，昏暗、无聊、粗俗、愚昧等符号都有，有的完全是江湖里的浊气。“和尚动得，我动不得？”“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这些话语，都是底层无赖气与奴才气的混杂。鲁迅总结说，中国最可怕的是“奴才的破坏”和“寇盗式的破坏”。在阿Q身上，这些劣根性都不同程度地呈现着。
可以说，鲁迅在这样的时候，内心是绝望的，他被一种灰色的雾罩住了。那些奴性的语言，没有朗照，完全是黑暗里的产物。这是文化的产物还是制度的产物呢？
而在另一些作品里，他描述了大量庸众的生活。那些被欺辱和被宰割的人的生命语言，则让人心痛。木然、胆怯、忍气吞声有之，似是而非、阴阳两面有之。鲁迅在平庸的生活对话里对非人的生活的揭示，同样是彻骨的。
《风波》里妇女的围绕辫子的对话，都是按照社会行情来的，看上面的眼色决定是非。清朝覆灭，剪辫子不是罪过，但复辟潮出现的时候，女人们议论起辫子，就复杂了。因为怕权力者杀头，就对剪辫子的男人持抱怨或恐惧的态度。鲁迅描摹她们的口气和内心，笔触逼真，是活龙活现的样子。那些普通的百姓没有自己的主见，在世风里有的仅是被宰割的苦态。这样的画面，是疏散着沉重的情感的，人们消失在帝王的话语里，自己的一切都被无形的权力的影子所裹挟。民间的百姓，哪有属于自己的话语场呢？
《故乡》的情节是有一种悲悯的情思在的。少年闰土与“我”的感情那么融合，彼此有着美好的交往。可是许多年见面后，他对“我”却叫着“老爷”。作者写到此时，笔触是节制的，内心的苦楚却那么强地流淌出来。他猛然感到，彼此间有一座高墙，被隔绝着。当年美好的一切，却被现在的主奴关系左右着。全篇的文字不多，而引人深思者甚广，奴性的语言，是矮化自己、低头的语言，在闰土的寥寥数语里，中国农民的不幸历历在目矣。
《故乡》里人物的性格不同，杨二嫂的对白则有镇子里人的狡猾与世故。她与人的交谈完全是赤裸裸的私欲的流露，可怜的奴隶相在此变形地展示着。被苦日子缠绕的百姓，要么默默无闻地承受凄苦，要么有点匪气，这都是活的中国人的形态。而作者感到最难过的是，自己曾熟悉的那些存在，统统被尘垢覆盖了。他说：
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他的浓浓爱意，都散落在这些文字里了。心绪是那样的广袤，也许唯有教徒才有类似的心境吧。可是他不是教徒，他的心是常人的跳动，而悲悯、自戕之音，在暗夜里弥散着，直到我们的心底。这是基督、释迦牟尼式度苦的心，他以先觉者的眼光，俯瞰着世界，一切都需改变。在鲁迅看来，无论自己，还是他人，都在奴隶的国度里。这样的生活大有问题，也许，只有撕碎了这存在之网，在另一个时空里，才能够自由的呼吸吧。
5
曹雪芹在自己的时代里，就意识到奴性语言在中国的特殊作用；到了晚清，章太炎、严复、刘师培也深切感受到汉语的问题。他们之间不同的看法，对鲁迅那代人都有启示。中国的奴性语言真的五花八门，只要留心一看，历来留下的遗产，不过那些主奴文化间的互证，难以找到健朗的存在。而奴隶之下的奴才，则更有甚矣，不仅无我，连无我的存在还可以当作立身的基础了。在这个现象面前，鲁迅比他的前辈看得更为清楚。
奴才语言的表现有形形色色的。有的是安于现状，在枷锁里却自得其乐；有的迷恋于无我的打量，甚至赞美无我的生活。《我谈“堕民”》写了堕民的奴才心理：
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给后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必须非常贫穷，将走动的权利卖给了别人，这才和旧主人断绝了关系。假使你无端叫她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与她重大的侮辱。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
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
绍兴历史的遗存里有如此深的主奴结构，一直让鲁迅刻骨难忘。中国文化内在结构里的这些问题，在他的写作中不断得到反映。奴隶固然可悲，但那些安于奴隶地位，且以此为美的人，则是奴才。这些人比堕民还要可怕。《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写道：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有一日，他遇到一个聪明人。
“先生！”他悲哀地说，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你知道的。我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这一餐又不过是高粱皮，连猪狗都不要吃的，尚且只有一小碗……。”
“这实在令人同情。”聪明人也惨然说。
“可不是么！”他高兴了。“可是做工是昼夜无休息的：清早担水晚烧饭，上午跑街夜磨面，晴洗衣裳雨张伞，冬烧气炉夏打扇。半夜要煨银耳，侍候主人耍钱；头钱从来没分，有时还挨皮鞭……。”
“唉唉……。”聪明人叹息着，眼圈有些发红，似乎要下泪。
“先生！我这样是敷衍不下去的。我总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么法子呢？……”
“我想，你总会好起来……。”
“是么？但愿如此。可是我对先生诉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经舒坦得不少了。可见天理没有灭绝……。”
但是，不几日，他又不平起来了，仍然寻人去诉苦。
“先生！”他流着眼泪说，“你知道的。我住的简直比猪窠还不如。主人并不将我当人；他对他的叭儿狗还要好到几万倍……。”
“混账！”那人大叫起来，使他吃惊了。那人是一个傻子。
“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又湿，又阴，满是臭虫，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秽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
“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
“这怎么行？……”
“那么，你带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动手就砸那泥墙。
“先生！你干什么？”他大惊地说。
“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
“这不行！主人要骂的！”
“管他呢！”他仍然砸。
“人来呀！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快来呀！迟一点可要打出窟窿来了！……”他哭嚷着，在地上团团地打滚。
一群奴才都出来了，将傻子赶走。
听到了喊声，慢慢地最后出来的是主人。
“有强盗要来毁咱们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来，大家一同把他赶走了。”他恭敬而得胜地说。
“你不错。”主人这样夸奖他。
这一天就来了许多慰问的人，聪明人也在内。
“先生。这回因为我有功，主人夸奖了我了。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兴地说。
“可不是么……。”聪明人也代为高兴似的回答他。
这篇小文是鲁迅对中国人品行的一次高度浓缩，国民性的几种类型清晰可辨。他笔下的奴才的形象栩栩如生，让人感到无奈而可恨。聪明人的嘴脸亦活龙活现，那是中国最无聊的一类存在，这在知识界与政界是司空见惯的。傻子的出现在文章中有很有趣的隐含。这个变革者，在世人看来都不可思议。可是唯有他才可能使这个世界出现变化。鲁迅在作品中出现的傻子、疯子、狂人，都是反讽类型的人物。这些挑战奴性的人物，带着世俗意味的污垢，被蔑视与侮辱，可是与那些聪明人和奴才比，则力显出其分量来的。
对人的等级与不幸地位的敏感，在鲁迅思想里生出的是破坏的力量。对主奴结构的颠覆性摧残，是吸引青年革命倾向的一种资源。正是抓住了这个点，他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重合起来，有了社会的号召力。他后来加入左联，和共产党人有深切的关联，都不是偶然，这是他精神的逻辑点。始之于反抗奴性，终之于对反奴性的苦运的挣脱，那是十分悲壮的。
傻子是一种对平庸的否定。鲁迅通过精神病患者的意象，暗喻人性的复杂景观。这种对世俗的挑战性的话语，来自非常态的人之口，文化的漏洞就出现了。鲁迅看到了奴性语言的欺骗性，言说与存在都处于一种荒诞之中。而颠覆它，也只能用荒诞的人物与荒诞的语言。他用俗语、翻译语、反语置换着流行的逻辑，这个自身过程，就把人性被遮蔽的存在一点点释放出来了。
6
深味历史的鲁迅觉得，中国语言中奴性的因素出现，是专制文化的果实。文字狱、思想罪的利剑悬在头上，于是便有了诸多愚民的表达出现。而那些叛逆的人，在选择新路的时候，不幸也还是旧有的思维的俘虏，以为早已是新人，根底却是奴性的另一面。他对《清代文字狱档案》的解析，就看到了奴性语言带来的更为奴性的后果。中国语言后来趋于枯燥、无趣，乃是权力震慑的缘故，有人性的表达，岂不是触动龙庭？而奴才一旦得以喘息，其恶不亚于主子，那表达也就由低眉气向恶气转化了。
赵园写明清之际的“奴变”，有诸多不寒而栗的画面。那些背叛自己主子的人，对人之凶残，绝不亚于他的主子，而且更为无情，有森然的恐怖在。奴隶的造反不是精神的洗礼，而是一种生存的位移。在基本点上，还是老的路径的行走，没有新意。在思维上，多是非此即彼的逻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种思维一直延续到后来的社会变革思潮里。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不革命的，一定是反革命的。不选择甲，就选择乙。固然，在阶级斗争残酷的时期，人要超越于此很难，可是精神的复杂性却被掩埋了。
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攻击鲁迅的时候，用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可是行文，则是旧的文人骂人的套路。旧文人骂人，大多依傍在一个理论和主子下，别人都是奴才，唯自己得了真意。杜荃在嘲骂鲁迅的时候这样写道：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如此盛气凌人的教训人的语言，在此后的中国从未消失过。鲁迅认为这也是一种奴性语言的变种。他被激怒了，后来在革命文学论战中，他尽力克制，所使的语言和那些造反者的语言关系甚远。一方面是战斗的，一方面是智慧的、艺术的表达。那些温润而犀利的言词，与奴性品格的路径迥异。他本以为新的知识阶级是应有新的话语系统的，不料依然在旧的窠臼里。三十年代，他看到左联的刊物刊载骂人的文章，很是失望，在给周扬的信里，他说：
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鲁迅所希望的新的斗士的文体，乃没有杀气的、带有严明理性和趣味的、充满爱意的词语。他后来在柔石、萧红、白莽的诗文里，看到了这样的曙色。那些虽被压抑和宰割的青年，他们在反抗之余，还有无边的暖意在，也实在是感人的吧。他所喜欢的青年的文字，都没有旧文人气。在为白莽《孩儿塔》做序的时候，鲁迅写道：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这别一世界，恰是鲁迅所神往的。因为它们远离帝王气、士大夫气和奴才气。他一生苦苦追求的，就有这类的存在，希望在汉文明里，出现先前所没有的精神的闪光。中国要有希望，自然要这样的诗文的增多。他自觉地与旧的文明保持距离的选择，不是人人能够深解的。
其实，我们看他的文章，就是典型的从奴隶语言中解脱出来的新语文。在那里，模棱两可的温吞消失了，自以为是的霸气被真诚的爱意代替了。在激烈辩驳的文体里，我们有时也能感到他的无边的暖意在流淌。汉魏的风骨和浙东的神韵，都在此飘出，尼采、果戈理的文字中峻急的一面也被转化成朗硬的词句。有人骂鲁迅只会破坏不会建设，看看他在文体上的创新，就是在今天，谁还能做到呢？
对非奴性的语言的建造，主要体现在他对青年的扶植之中。他欣赏萧军、萧红的主要原因，是那里没有萎缩的、欺骗的语言。他认为左翼作家是该创造出新的、没有绵羊气的文体。这应当有汉代造像那样的气韵，也有司马迁式的朗健在。其实他在高尔基、巴别尔那些人的语言里感受到了新话语的诞生的可能。在其培养的作家、画家那里，新的文风是使人心动的。
7
我有时候看到他的藏书，见到那些乡邦文献和野史笔记，就深感他的趣味里的隐含是那么丰富。那些不得志的士大夫的文字，都多少有一点闪亮的词语，在暗中眺望着地狱之口。古人有性情的人，总能绕过陈旧的表达，进入幽微之所。正史里记载的一些文人，也有可值得肯定之人。他赞佩庄子“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欣赏屈原则是“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对东方朔、司马相如也有中肯的评价。在他看来，文化如果能够调动人的潜力的开掘，则会有另外的亮度。
而支撑新的语言的，不仅是词语的改变，还有艺术的参考。鲁迅从古中国的艺术里，其实也感到了奇异的存在。只可惜它们存在的时间过短，不久就消失了。鲁迅以为，要在表达上有新的精神，那就得有天马行空的境界。他从俄国作家和日本作家的文字间，就感受到别样的存在。他喜欢阅读那些外文，乃是其间没有奴态的缘故。
从其文本中可以看到，他喜欢夜枭的意象，愿意用坟的画面。至于地狱的鬼火，沙漠的风，都在其作品中呈现出美丽的模样。用粗粝的存在覆盖精细的言语，就把那些被污染的语言解放出来。他的文章不断和世故者捣乱，与柔媚的文人别扭，甚至与自己别扭。否定别人身上的奴态外，也否定自己的黑暗，剩下的也只有沙漠的存在了。死亡、沙漠、黑夜的出现，是对抗灰暗的勇气之举。他以审丑的方式撞击着丑陋的存在，却于此诞生了一种诱人的美。这里拒绝了乌托邦，也拒绝了象牙塔。于是我们在他的笔下不断看到地狱的暗影。可是这不是魏晋以后文学作品阴曹地府的形影，那里不断有岩浆的激流，在喷发着久久被压抑的洪流。1936年，他出版了亚历克舍夫《城与年》的插图，那个阴暗里射出的奇异的光，穿透了地狱般的门，引来的是不屈的亮色。这些唤起了鲁迅的快慰是一定的吧。冈察罗夫《伊凡诺夫短篇小说〈田野〉》插图，也有类似的意象，都是脱了苦楚的坚毅的精神之河的流淌。希仁斯基《凯勒短篇小说》插图，遒劲的光从暗处射来，死寂的世界便活动了身躯，不再是灰暗的样子。这些作品，都是挣脱奴性的伟岸之图，鲁迅期盼的新艺术，大概就有这样的因素。我们从他推荐的版画作品，其实也能找到其心灵的一种对应，他语言的元素是有那种意味的。
在鲁迅的整个艺术活动里，几乎都可以看到他对新艺术的期待，是走向自由之途的劳作。反抗奴性的艺术，才是摆脱苦楚的选择。我们在这个层面，才能够看清他的良苦用意。冯雪峰认为这是一种“傻子”的精神，恰因为是“傻子”，便有韧的战斗性，有和常人不同的地方。传统文人被深深奴化的时候，一是毫不自知；二是染上毒气，自己也有戾气在；三是逃离，自造一个幻境。鲁迅在无所不在的黑暗中，却有另一个精神在，明快、放达的词语也能在忧患中自如地喷吐。钱理群说，在敌意中的人易处于向“神”与向“兽”的十字路口，鲁迅却因自己的战士的身份摆脱了奴役之径的苦运。这是对的。鲁迅没有在受伤时退入到兽的世界，他越是在受辱中就越是表现出人性的纯净的美。只有战士才可以从奴性的世界走出，因为他们不惧流血和牺牲，这也是“傻子”意象的一种放大。
只有理解了“傻子”的精神，也才能够了解他何以有时不近情理，何以有多疑的地方，何以对怨敌一个也不宽恕，何以在死亡面前有大的欢喜。这些都是与奴性思维相反的存在。鲁迅一生致力于的恰是这样的选择。用郁达夫的话说，就是一种“刻薄”，“傻子”而“刻薄”，是多么悖反的精神。而这些如此完美地体现在他的世界里，这两种存在背后，诞生的却是爱意的暖流。郁达夫写道：
鲁迅的性喜疑人——这是他自己说的话——所谈到的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语多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这与其说他的天性使然，还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来得恰对，因为他受青年受学者受社会的暗箭，实在受得太多了，伤弓之鸟惊曲木，岂不是当然的事情么？在鲁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是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这一种弦外之音，可以在他的小说，尤其是《两地书》里面，看得出来。
郁达夫的看法，其实也应对了他另一句话：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郁达夫的看法，是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真言，至今依然有鲜活的感觉。同代人对鲁迅的理解，后人未必有所超越。大凡欣赏鲁迅的人，对奴隶之苦都有所厌恶，鲁迅说出的恰是觉醒者的心音。巴金、胡风、丁玲内心对鲁迅的崇尚，延续的也恰是郁达夫式的感受。我们现在读王瑶、李何林、王富仁、钱理群等人讨论鲁迅的文章，也纠缠着相似的感觉。因了鲁迅的存在，才穿越了那个精神黑洞，阳光终于因为这样的穿越而照在我们的世界上。说鲁迅是借来光的使者，也并非不对。他在奴隶的国度里，写出了别一世界的骇世的诗文。这些，谁还能做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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