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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躲在张爱玲的目光里打量萧红
触碰萧红隐秘的内心世界
写下一个80后才女对萧红的别样解读
翻译家、学者林少华
作家、评论家 止庵 联袂推荐
一般认为萧红一生的悲苦是外界环境和遇人不淑所造成的，而月下这本书认为源于她自己的性格——性格即悲剧。角度新颖而客观合理，行文晓畅而暗含机锋，读来耐人寻味，欲罢不能。
——翻译家、学者 林少华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迄今仍然被大家经常提到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不仅因为所著《呼兰河传》《生死场》《小城三月》等广为流传，不断印行，也因为她不幸的生平和坎坷的感情经历。月下的《此生注定爱就是痛》记述了萧红的一生，充满理解，多有同情，发前人之所未见，值得一读。
——作家、评论家 止庵
萧红的一生都沉坠于痛苦中，追求爱，追求温暖，追求一个可以依傍的“活物”，这种奋力的姿势遭人非议。有人同情她，有人指责她，正如本书作者月下所说：“同情不是侮辱便是谈资……行善也是一种需要”；而指责，却成了张爱玲笔下的“贱”（ “一个女人,倘若得不到异性的爱,就也得不到同性的尊重,女人就是这点贱。”）她不惮以最恶的坏意来揣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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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一个天才女作家漂泊流离的生活与情感
一代绝世才女对爱、温暖与自由的渴望与追寻
30年代的文学洛神萧红——一朵盛开了半世的玫瑰
为了要追求生活的力量，为了精神的美丽与安宁，为了所有的我的可怜的人们，我得张开我的翅膀。
——萧红《亚丽》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临终写在纸上的话
本书讲述了一个天才女作家对苦难生命深深的悲悯，一个命薄如花的女性对爱与温暖的深深渴望。她既率真倔强、无畏坚强，又多愁善感、纤柔脆弱，她不能忍受没有爱的日子，从一个爱人到另一个爱人，她品尝过爱的欢欣和温暖，但更多的却是无边的挣扎与苦痛。她遇到过很多男人的爱，可却没有一个真正心疼怜惜懂她的爱人。呼兰河流淌着她的童年，浅水湾聆听过她的叹息。从异乡到异乡，她一生经历风寒，用生命书写传奇。短暂的一生如彗星划过夜空，明亮热烈而又孤独凄凉……
月下以不牵强附会的简单和不虚饰夸张的直接，精准地梳理了传主的身世生平，清晰地勾画出人物的形神风貌，并以这种简单直接达成的敏锐，径入这位传奇女子的精神和心灵世界，取其内核，示人以诚。月下虽然年轻，却有着成熟作家对世象人心的深入洞察，善于发掘最内在的本质，凝炼最鲜明的特点，从而令读者形成透辟的认识。
萧红31岁在战火动荡和贫病交加中凄然离世。31岁的年纪，在如今后现代的中国社会，尚可自称或被人称为“女孩儿”，尚可扬着天真烂漫的笑靥，在父母膝前或男友怀抱里撒娇。而萧红，却已经受过炼狱般的饥饿与凌辱，华发早生，形容荒凉，相对于她的文学天才和达成的文学成就，这位“文学洛神”的身世可谓命途多舛，她的早逝称得上夭折，更引人落泪，令人扼腕。年纪相仿、同样富于写作才华的月下在为她作传中，仿佛视其为自己的异代姐妹，于叙评中饱含“了解之同情”；但不同的是，月下足够理性，也足够独立，下笔切中肯綮，既哀其不幸，更怒其不争。说来，天真，相对于万马齐喑的老于世故，实是难得的、理应呵护与讴歌的品质。月下“怒”的，是萧红天真背后的混沌，那对自己女性身份的怨艾，对感情的懵懂和对男性的屈从；争的，是脱离了混沌的清明，是自知而自信的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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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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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 80后才女，现居北京，多家报纸、杂志特约作者，已出版长篇小说《你是笙歌我是夜》，文化随笔《爱恨不如期：遗世独立张爱玲》《倾我至诚 为你钟情：张国荣的影梦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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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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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疾风吹折累凌霄
第1 章 萧红与家族
梦一样的童年
一切只为上学故
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逃离，失败，再逃离
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
第2 章 萧红与萧军
从“拯救”开始的宿命
贫困中的无力感
用什么对抗这无边的虚无
关于爱的哲学
我要和你同姓
他的恋人来了又去
我的眼泪只为你流
源源而来捂不住的伤
这真是一个发疯的社会
你不过是英儿的玫瑰
第3 章 萧红与鲁迅
千里马遇上伯乐
沉浸于慈父般的爱
天空变得阴沉沉
被扣的“爱情”之名
第4 章 萧红与端木蕻良
一个温柔且善良的人
最纯洁的三人行
《红楼梦》里的痴丫头
小竹棍的象征
走出你骄傲自负的料定
对一个女人最大的赞赏
危险的想象是毒药
不为人见的蜜月生活
缄口不言的尊重
落红无语对萧红
1第5 章 萧红与骆宾基
她又遇上了骆宾基
捱不过多愁多病身
第6 章 萧红的文学世界
《生死场》中的失语
《呼兰河传》中的情调
《小城三月》凄美的爱情故事
《马伯乐》一场闹剧
结 语 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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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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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温柔且善良的人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长发半遮着秀气的脸，似乎要遮住那苍白、憔悴的面容，微微驼起的背更带出一种疲弱不堪，他只站在那里，沉静而内敛，仿佛要将自己隐匿在人群中，可是，一双“拔佳”长筒马靴，一套“一字肩”西装已经让端木蕻良在这群穿布鞋、草鞋的落拓不羁的左翼文人中显得卓尔不群。
这是1937 年8 月，胡风出面邀请萧红、萧军、曹白、艾青、端木蕻良等作家商议筹办一个刊物。二萧初次与端木蕻良见面，因为都是东北人，三人很快便聊到了一起，萧红听说端木已到上海一年多了，惊奇地问：“我们怎么没听老胡说起过你呢？要不我们早该认识了。”大有些相见恨晚之感的萧红不由得怪胡风“单线领导”，把作家当成“私产”，文雅腼腆且还没有什么名气的端木面对萧红的大惊小怪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
筹备会上，胡风提议刊物叫《抗战文艺》。萧红觉得这个名字太一般，提议不如叫“七月”，以“七七事变”作抗战文艺的开始，含蓄且带一点诗意。端木也非常赞同这个名字，他一开口，嘶哑的嗓音便暴露着羞涩的天性，他的想法却偏偏与萧红凑巧相近，两人会心一笑。由此，《七月》正式创刊。以后在 《 七月》的见面会中，端木与萧红也常常聊到一块儿去，他们的观点也总是相似或相同。
这种会心的懂得实在难得，与此类人聊天如沐春风。可是没多久，上海时局恶化，一些同人纷纷撤离，《七月》文友也如云四散。
10 月，萧红与萧军跟随上海的文化人撤退到武汉，在“华佗号”上遇见昔日《国际协报》同事于浣非，他现在已经是船上的检疫员。恰巧诗人蒋锡金经常在“华佗号”上借宿过夜，于浣非介绍二萧与蒋锡金认识。于浣非告诉蒋锡金，二萧正在找房子，可否去锡金家里住。锡金应允，领二萧住进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 号自己的家里。二萧住卧室，他则搬出来住在书房。三人相处甚是融洽，萧红在家里做饭，见锡金外面的包饭吃不好，就劝他在家里一起吃，有时候她给萧军洗衣服，顺便也把蒋锡金的衣服洗了。锡金不在家时居多，二萧就各占一间，写作互不相扰。有时半夜里萧军写《第三代》懒得起来去开门，就让萧红去给锡金开门，她常常捎带悄声骂蒋锡金一句：“你这个夜游神！”萧红做饭洗衣服之外，开始抽空写《呼兰河传》，把写成的部分给锡金看。长长的抒情，迟迟不见人物出场，锡金有些纳闷她到底要写成什么样的小说，但是还是非常喜欢这种悲凉细腻的味道，说她写得好。
这期间，萧红写作不多，只为《七月》写了《小生命和战士》《火线外》《一九二九年底愚昧》等几篇散文，且质量都不高，从标题即可以看出都是一些迎合抗战的应景之作——直到1938 年底，二萧与端木三人都没有写出些东西。葛浩文说他们的三角恋爱情势对创作非常不利，“每人充其量不过写了几篇‘报告’文章，而那些也不过是阐述作家责任之类的文章。”——你以为有些人在你的生命里只是蜻蜓点水，荡起几圈波纹就消失了，留下一抹淡淡的记忆在岁月中或沉淀或稀释，却没想到，他还会回来，而且毫无防备地进入你的生命。
10 月16 日，胡风又组织人将《七月》在武汉复刊，胡风、萧军分别给回浙江三哥家养病的端木去信，催他马上动身来武汉，说上海的老朋友们都在，就等他了。因风湿病住在三哥家的端木看到这信更是待不住了，不听三哥劝阻，立刻乘次日火车到了武汉。
端木进屋后从细瘦的手上脱下棕色的鹿皮手套，笑着对萧红说：“ 我的手套还不错吧？”萧红接过手套试着戴在自己的手上，“哎呀，端木的手真细呀，他的手套我戴正合适哩。”看着两人所施的“见面礼”， 坐在木椅上的萧军也只是坦直地一笑，他不知道自己催端木前来的那封用文言文写就的热情洋溢的信所埋下的隐患。端木想搬到小金龙巷与二萧同住，又不好意思说，二萧就同锡金说了。锡金听后也表示同意，他们向邻居借了一张竹床，让端木睡在书房里。
四人生活在一起，小院里变得热闹起来。晚饭后，他们常常唱歌跳舞，萧军会唱京戏、评戏，有时候和萧红一起跳却尔斯顿，学大神跳萨满舞，引得同宅院的孩子们扒着窗户看热闹。四人常在一起开玩笑、抬杠。谈论中外古典名著和一些文艺问题，有时也讨论时事，分析战局。还异想天开地要开餐馆，锡金分工说让萧军干重活，萧红下灶，他和端木跑堂。这还是由萧红的“大菜汤”引发的，这道汤让几个人吃得特别起劲，其实就是一种俄国菜汤：白菜、土豆、番茄、青椒、厚片牛肉大锅煮，相当于上海的“罗宋汤”，易做好吃，且营养丰富。
在战争中能过这样安稳、温馨的日子很是难得，此时萧军身边没有别的诱惑，再加上锡金、端木更是排除了寂寞，不像两个人的时候——现在再有争论，萧红已经有了帮手。有一天，他们谈起什么样的文学最伟大，萧军故作挑衅，说长篇小说最伟大，中篇次之，短篇更次之，至于诗歌，更不足道。进而联想到在座几位的创作，他说自己正在连载的长篇小说《第三代》被评论家赞誉为“庄严的史诗”，最伟大，端木计划重写毁于“八一三”炮火中的《科尔沁旗草原》，要等写出来后再看，萧红虽也在写长篇，但她“没有那个气魄”，而锡金写诗，一行一行的，更不像什么，他伸出小指头，“你是这个！”（萧军真是自大狂，不过有时候也自大得可爱。）锡金自然知道他故意逗他，不理他。萧红和端木却和他争辩起来。萧红搬出很多道理反驳他，端木则绕着弯地称赞萧红的作品“ 有气魄”，后来锡金在一旁忍不住也参与进来，吵吵闹闹地像在吵架。恰在这时胡风来了，问明原委后觉得有意思，就让他们把这些想法写出来，要发在《七月》上。
三天之后，只有萧军交了稿，大家一看，又笑又骂，萧红更是气坏了，“你好啊，真不要脸，把我们驳斥你的话都写成了你的意见！”挥拳头就捶他的后背。萧军大模大样地说：“ 你怎么骂人，再骂我揍你！”然而自知理亏，弯脸笑着让她打了几下，并说：“要打就打几下，我不还手，还手怕你受不了。”
据说此时萧红竟是涕泗滂沱的，难怪在萧军眼里她永远“不成熟”，他只觉得她认真生气的样子“好玩”，并没有在乎她敏感的自尊。他喜欢在朋友面前揭她的短，也是为了看她“好玩”的样子吧。但现在不一样了，一直处于弱势的萧红，有了援手了。每每二萧发生争执，端木多站在萧红的立场上，这让她有了一种凭借和力量。在这个男性霸权的社会里，她终于遇到了一个欣赏自己、支持自己的男人。
骆宾基说：“ 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发自真心，也不排除示好，她对端木对她的夸赞有保留，但还是喜欢听。女人的心动总是从赞美开始。萧军和端木的争吵变得多起来，一个自比托尔斯泰，一个自诩巴尔扎克（原来是两个自大狂），一个认为对方的自然景色描写哪像托尔斯泰，另一个则讥笑对方的人物一点也没巴尔扎克味儿。两人争执之余又互相讨论，别人插不上嘴，也没有人愿意插嘴（狂到没人愿意理，大概别人都觉得这俩人特没趣儿吧），最后萧红说：“你们两位大师，可以休息休息了，大师还是要吃饭的，我们到哪儿去呀？回家？还是过江去？”两人立马停止争吵，计划下一步的行程，他们经常去黄鹤楼、蛇山等地游玩。这时期的萧红也变得活泼多了，端木的存在让她从附庸地位站到了中心位置，在男女群居的社会关系中，不是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律，而是“物以稀为贵”。贬而低，宠而娇。此时，萧红的女性意识也在逐渐加强，尤其是当她读了女作家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和丽丝琳克的《动乱时代》，书中女性的自主意识引起她的共鸣和震撼。
但是，萧军和端木对这两本书的态度就很让她失望，萧军翻了翻《大地的女儿》说：“ 这就是你们女人的书吗？不好，不好。”端木看着封面笑得不亦乐乎：“《大地的女儿》就这样，不穿衣裳，看唉！看唉！”萧红不愿意听这种论调，转身一个人悄悄出去买菜了。后来她还写了关于这两本书的评论：《〈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她一生中唯一的一篇评论文章。据梅志说她也没有做出深刻的评价，显然萧红更适合写散文而不擅长写评论文章。不过这对于她自己却是一个好的反思机会，结合自身经历，对女人命运有了超越时代的认知：“不是我把女子看得过于了不起，不是我把女子看得过于卑下；只是在现
社会中，以女子出现造成这种斗争的记录，在我觉得她们是勇敢的，是最强的，把一切都变成了痛苦出卖而后得来的。”
最纯洁的三人行
两间房已经住了四个人，漫画家梁白波又要搬进来，锡金犯了难，萧红却是极度欢迎，她说：“ 那好办，让端木住到我们房间里，梁白波就住这间。”因为她早看出白波对锡金有好感，有意撮合他们（那个时候，即使有男友，也可以对另外的人有好感，“被”撮合的）。锡金却认为男男女女住在一起难逃嫌疑，且文艺界嘴巴杂，一旦传出闲话，没法说清了。白波说你去看看我的住处吧。原来她借住在男友叶浅予一个朋友家里，她和房主轮流住着一张床，而且房顶倾斜，砖上也生了霉苔。看着这糟糕的境况，锡金不得不帮她整理行李，搬进了小金龙巷。
回家后，端木的竹床让给白波住，他和二萧合睡里间大床。因为三人都是东北人，当年在东北乡下，一家老幼不避男女同睡一炕是极为平常的事，三人同睡一张床并没有什么忸怩不堪，又是为了朋友的难处，当时是毫无芥蒂的，但在电影《萧红》中表现就不一样了。章海宁说：“ 画面中所展示和暗示的，并不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现在的人对女作家的情感本来就充满了好奇和想象，你这么一拍，更落实了八卦。”把几个心地坦荡的人的动作拍得充满暗示，引人遐想。虽然萧红与端木后来发生了感情，但不是在这个时候，连萧军也特别肯定这一点。
梁白波搬进来后更加热闹了，她给大家做地道的广东菜，看见锡金抽屉里有画纸和色粉，还要给四人画速写像。她首先给端木画，端木因为头发长，画出来像个女人的模样，萧军见了赶紧拒绝她给自己画，害怕画出女人气来。没多久，白波的男友来到武汉，她就搬走了。再之后南京陷落，武汉由后方渐渐变为前线，人们纷纷内迁重庆。孔罗荪夫人带着孩子去了重庆，锡金为了方便工作住进孔罗荪家中。冯乃超也在夫人李声韵搬去重庆后，搬到了孔罗荪家，把自己位于紫阳湖畔的寓所让给了二萧，那里离胡风住处更近，商谈《七月》事宜比较方便。只剩端木留在小金龙巷。临走时，萧红说：“ 我们走了，没人给你做饭吃，看你怎么办？”端木说：“ 有煤气炉，至少我还会下面条，饿不死的。”虽说是饿不死了，但家务没人做，他一个人懒得收拾，房间里顿时变得凌乱不堪，桌上常常摊着笔墨、纸张，写好的未写好的胡乱扔着。二萧时常回小金龙巷来看他，有时候萧红也会单独来。她进了屋，一边嘲笑他的脏乱，一边帮他收拾。见桌上笔墨现成，她还颇有兴致地拿起笔写上几个大字，两人都是小时候学过绘画的人，不但在文学上，在绘画方面也有很多共同话题，审美观念非常契合。一聊起天来就忘记了时间。有一天，聊着聊着不觉已经夜幕降临，窗外月色怡人，萧红看了不觉有些忘情，站起来说：“ 今晚月色真好，我请你到外边吃饭吧。”端木看了看天空的月亮，也兴味盎然，便随她一起走出门。在江边挑了一家馆子，他们拣了一个临窗的位子坐下。谈起目前的创作，谈起对未来的打算——难得有如此意气相投的倾诉对象，萧红感到非常快乐，因为萧军早就不耐烦倾听她的内心了，他的大男子主义让他对女人的心事不屑一顾。大多数人都有倾诉的欲望，却很少有倾听的能力。之前，萧军和萧红聊起自己的家乡时，根本就是自说自话，萧军总是打断萧红，萧红最终只能停止自己的描述，漫不经心又厌烦地听他一个人说下去。有人在说，却没有人在听。端木不一样，他对萧红是欣赏且尊敬的，他不会抢着说，也不会不耐烦听。他们都想知道对
方的想法，对方的喜好，你说了一句我就想说下一句，就这样无休止地讨论下去。这便是精神的契合，是未曾察觉的爱情的基础。
从小饭馆出来，皓月当空，四周一片寂静，江上薄雾蒙蒙，萧红拉了端木走上桥头，倚在桥栏杆上，仰望着那轮清冷的满月，不由轻声念道：“桥头载明月，同观桥下水……”只念了这两句忽然停住了。端木自然能感觉到这两句诗所蕴含的情境，他想她是酒喝多了，所以有些兴奋，打断她说：“不早了，咱们回去吧。”萧红也意识到自己今晚有些异常，“好吧。”她意犹未尽，很自然地挽起端木的胳膊往回走。
萧红一个人在往家走的路上，兴奋渐消，冷静下来的她不由得权衡萧军与端木的区别。萧军永远给不了她这种浪漫的诗意的温柔之感，她在端木身边感觉到一种被溶化的微熏，心里轻飘飘的像要浮起来般失重。柔软恬适，善解人意，端木给人一种平等的幸福感，在他面前，她是一个人，而且是个值得呵护的女人。不像萧军，总视她为附属品。她也像其他人一样感觉到端木的缺点，他的软弱和退缩——之前，有特务到小金龙巷来抓人，萧军跟他们打了起来，而端木只缩在一边，不言不动。不过萧红倒觉得端木这只是“文人气”的表现，君子动口不动手，而面对兵匪，有理也说不清，所以端木既不动口也不动手了——临被抓走时更有趣，端木挟了毯子并从锡金书架上抽下一本书，这是做好了长期坐牢的打算啊。端木随物化形的
“水质”特点与他自身文化素养有关，他与那种汲汲于生的普通人不同。古人说：“ 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
端木作为形而上者，看到的是超越于实际的情形，所以他像庄子一样不争，虽然孔子说“君子不器”，但器是用来载道的，没有这个“器”，端木的“出世”就显得与世人格格不入，甚至让人厌恶。而萧军顺应时势，喜欢做英雄，所以会大打出手，正如李零所说：“ 君子追求的是道，不是器，就像人吃的是
饭，不是饭碗。”萧军作为形而下者囿于“器”，追求器，自己也变成了器。
端木是有些清高的，在萧红死后十几年不结婚，他追求的不是“器”，他不同于萧军这类“正常”人，正如一个朋友所说，端木是健全人，所以热衷于数不尽的露水情缘，因健全而正常。萧军也是健全的人，他可以没有爱情，但不能没有女人，所以他可以在与萧红分手不到一个月的痛苦中迅速回到现实中
来，与另一个女人相爱并结婚。这正是端木不同于萧军也不同于众人的气质和作派的原因，端木出身地主家庭，孤傲“洋派”，他的装束、他的行为举止都显得与众人格格不入，再加上这种气质和作派，周边的
朋友都对他印象不佳，不愿意亲近他、接纳他（二萧的好友张梅林和锡金都曾有些不以为然地描述过端木的衣着外貌）。萧红嘴上也说讨厌他这种气质，其实内心里是喜欢的，她要与别人同步，所以对他诸多抱怨，然而本身是为他这种气质和作派吸引的，“同”不过是人类的保护色，“异”才是个性的魅力所在。
萧红后来常对聂绀弩说端木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而对端木的这些用词会被别人当成她不喜欢端木，其实这也是一种撒娇的喜欢，她喜欢端木却故意这样说，是为了骗别人也骗自己。
一天，端木不在家，萧红一个人迈进曾是三人共处的里屋，她的心忽然一下子烦乱起来，当初毫无意识的三人挤睡的大床却多了另一种况味。恍惚迷离之间幼时祖父教读的《节妇吟》跳入脑中。她走到桌前，拿起笔在铺着的毛边纸上写下：“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恨不相逢未嫁时”反复写了几遍，这“恨”也便是“爱”吧。久不见端木回来，她一个人不无落寞地往回走，这份惆怅已经显露无遗。端木回来后看到萧红留下的墨迹，也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但是，介于她已为人妇的身份，他并没有多想。对于萧红与端木之间的关系的微妙变化，萧军也有所觉察。他陪萧红来小金龙巷，也喜欢提笔挥毫。一次，边写边高声念道：“ 瓜前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叔嫂不亲授，君子防未然。”觉得不尽兴，又低吟着写下“人未婚宦，情欲失半”八个大字。萧红明知大有深意，却若无其事地走过来，笑着问：
“你写的啥呀？字太不美了，没有一点文人气！”“缺乏文人气”不是第一次听到了，“强盗”般的萧军瞪了她一眼，“我并不觉得文人气有什么好！”最具文人气的端木自然听了觉得不顺耳，正想与他理论，胡风来了，把三个含了怒意的人叫到外屋。
萧红偏拣了端木身旁坐下，萧军则头靠门框，眼神复杂地看着他俩。她靠近端木一是下意识的择木而栖，因为端木已经成了她力量的凭借，一是对萧军刚才抢白的反感，她也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萧军一向是骄傲的，受到如此待遇自然愤恨不平，但是碍于情面，又不能说破。他和萧红开始发生激烈的争吵，有时三更半夜，萧军会一脚踹开端木房门，看到只有端木安睡在床上，便默默退回去，有时会问端木，萧红去哪儿了？端木只能无奈且无辜地回答：“ 我真的不知道！”当时端木真是很无辜的，他对萧红只是欣赏和尊敬，面对突如其来的热情，他并没有往心里去。……
1938 年1 月16 日下午，《七月》开座谈会，题为“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动态与展望”，有胡风、艾青、聂绀驽、田间、萧红、端木参加，萧军因病未能出席。会上，大家毫无顾忌地谈论着一些问题，气氛非常热烈。楼适夷认为文艺在大众化过程中之所以弄成了口号化、概念化、没有力量和真情，是因为作家在后方的生活与抗战隔离得太远。萧红却明确指出：“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比如跑警报，这也就是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我们上前线，被日本兵打死了，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她觉得作家写不出作品不是因为材料太少，不是因为没有深入战争与前线生活，而是他们观察不深入，不敏锐。淑明却说：“ 不打进生活里面，情绪不高涨。”萧红强调：“不，是高涨了压不下去，所以宁静不下来。”萧红明显感受到战时大家都处于一种浮躁的心态，才无法深入思考，而未经思考与沉淀，所以才写出标语、口号化的抗战八股。她的这种写作观点显然是高于那一大帮男性作家的，其实在这里也有“道”和“器”的区别，那帮男性作家处于战争中，太急功近利，而文艺作品的内容与思想应该是超越生活的，是升华的结果，而不是像新闻一样记录事实，不能仅仅看到“器具”。萧红的敏锐让她对文艺作品有与众不同的清醒认识，这是否也是她能够对端木有不同于他人的看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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