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多年，有两种世界观一直针锋相对。
第一种世界观体现在已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一句口头禅里：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统计，撒切尔在其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五百多遍，以至于有人给她起了个绰号，叫TINA。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实行自由主义，世界已别无选择。
1989年初夏，日裔美国人福山把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历史的终结”。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断言：“二十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二十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福山之所以敢大胆预测“历史的终结”，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为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实施西式自由民主的具体技术细节。在那篇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但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
今天，虽然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说已成为学界与思想界的笑柄，但其变种仍花样翻新，不断出现。不少人不再使用“别无选择”、“历史终结”之类的说辞，但他们依然坚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今天就是其它国家（包括中国）的明天。
第二种世界观体现在反思全球化运动使用的两个口号里：“拒绝单一选项，拥抱无限空间”（One no, many yeses）； “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这里被拒绝的就是撒切尔们、福山们鼓吹的经济与政治的自由主义。
这两种世界观的对立首先反映在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上。经过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前一种世界观在这方面已处于守势。但在民主问题上，前一种世界观似乎依然坚挺。虽然西方民众普遍对竞争选举出来的官员不信任，虽然一些西方思想家呼吁超越选主，倡导参与民主、协商民主、抽选代表，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西式代议制民主是当代唯一可欲与可行的民主制度，各国的不同只是代议制的不同形式。不管是采取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执政者只能通过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产生。这种世界观不仅在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在其它国家（包括中国）也颇有影响。
本文的基本论点是，代议型民主只是一种金丝鸟笼式民主，不应是、也不可能是唯一可取的民主形式。相反，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中国实践着的代表型民主具有巨大的潜力，它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民主是可能的。
把西式民主称为“代议型民主”恐怕没有太多异议，但把中国的政治运作称之为“代表性民主”也许会遭到国内外不少人的质疑。说到中国，这些人往往会不假思索地给它的政治体制贴上一个标签：威权主义政体。问题是，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标签像狗皮膏药 一样被随处乱贴，从晚清时代开始，一直到民初时代、军阀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习近平时代无一幸免。中国政治在此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贴在中国政治上的标签却一成不变，这岂不是荒唐？这个概念与其说是学术分析工具，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诅咒。由于一个简单的“威权主义”标签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且无法与历史上、国内外其它“威权主义”政体区隔，于是，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我们就看到了一大堆带形容词前缀的“威权主义”，包括“有活力的威权主义”、“适应性威权主义”、“参与性威权主义”、“回应性威权主义”、“高认受性威权主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前缀形容词听起来往往与“威权主义”相互矛盾。如果一个政治制度“有活力”，并带有“适应性”、“参与性”、“回应性”、“认受性”，把它叫作“民主”岂不是更合适吗？
本文把中国的实践定义为“代表性民主”，并将讨论什么是代议型民主？什么是代表型民主？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各自有什么特点与优劣势？但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也许有必要先从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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