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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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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入近代学者、诗人、政论家和思想家夏曾佑1895年至1910年的政论、史论、文论及少量书信等。夏氏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活跃人物，其思想和主张对晚清思想、史学和文学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夏氏发表于《国闻报》、《时务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新民丛报》等著名报刊上的文章，对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文化史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将主要文章汇集一册，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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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人物简介
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号碎佛，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近代学者、诗人、政论家和思想家。1890年考中进士，旋授礼部主事。1894年前后，结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人士，积极参与维新变法活动。1897年与严复、王修植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1899年，任安徽祁门知县。1902年卸任后寓居上海，1903年至1905年，任《中外日报》主笔，并致力于编撰《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一书。1906年，随出洋五大臣赴日本考察宪政，归国后发表《刊印宪政初纲缘起》，后任学部二等谘议官。中华民国成立后，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和京师图书馆馆长等职。
编者简介
杨琥，1965年生，甘肃通渭人。历史学博士，先后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选编有《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2004）、《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名人谈五四》（2011）、《夏曾佑集》（2011）等书；参与编注《李大钊全集》（2006、2013）。另在《历史研究》、《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学报》、《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若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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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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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政论
斥师（1897年11月5日）
治国经权说（1897年11月27日）
论中国科举不能变之故（1897年12月2日、12月24日）
论近代政教之原（1898年6月9日）
论八股存亡之关系（1898年7月4日至6日）
论中国人神明之困（上）（1898年9月6日）
论正政府之名（约1900年至1902年）
论袁慰帅诋京师大学堂事（1902年12月30日至31日）
论八股之实未去（约1902年）
谢恩释义（约1902年）
论中国上下宜注意理财（1903年1月3日）
论朝廷近日用人之异（篇上）（1903年2月4日）
论朝廷近日用人之异（篇下）（1903年2月5日）
乱事之已往（1903年3月5日）
乱事之将来（1903年3月6日至7日）
荣禄表微（1903年5月6日至7日）
论外交不可专主秘密（1903年9月6日）
论疆臣不得有外交政策（1903年9月12日）
论荣禄不死则近事当何如（1903年9月13日）
论政府把持科举之故（1903年9月16日）
论俄约决议后之情形（1903年9月16日）
论联俄联英（1903年9月25日）
论政府之将来（1903年9月27日）
论新党之将来（1903年9月30日）
论党祸旧例（1903年10月1日至2日）
论国家将以学堂为书院（1903年10月6日）
论捐例不宜再开（1903年10月14日）
论内地文明之情形（1903年10月24日）
读《群学肄言》私记（1903年10月28日）
论中国人民不知自立之可危（1903年11月1日）
说奴隶（1903年11月9日）
论当道畏革命党有必至之流弊（1903年11月12日）
拟请皇上出洋游历议（1903年11月21日）
论国家束手坐待之原理（1903年11月24日）
论中国与日本之关系（1903年12月1日）
论中国自治之难（1903年12月4日）
论国家盛衰与宗教盛衰有反比例（1903年12月14日）
论开官智（1903年12月16日至17日）
论州县受病之原（1903年12月19日）
论均官富（1903年12月28日至29日）
论西迁为排外媚外之变相（1904年1月3日）
论中国风俗之本于宗教（1904年1月8日）
中立说（1904年1月9日）
论中国救亡之策（1904年1月19日至20日）
书本报所纪法国禁约教会事后（1904年1月21日）
论国家近日不次用人事（1904年1月24日至25日）
论中国必革政始能维新（1904年1月31日至2月1日）
时事感言（1904年2月5日至6日）
论中国今年无可贺之理（1904年2月18日）
祝黄种之将兴（1904年2月19日）
论中立并不足以苟安（1904年2月22日）
论中国不能中立（1904年2月23日）
论中国宜改革政体（1904年2月24日）
论对日俄之策不可以胜败为从违（1904年2月29日）
论中立必致之祸（1904年3月2日）
论俄人政策（1904年3月6日至7日）
论中日分合之关系（1904年3月11日）
论意识之易改（1904年3月14日）
论黄祸（1904年3月21日）
论中国所受俄国之影响（1904年4月4日）
论贫与愚之因果（1904年4月13日）
论族制国之财政（1904年4月27日）
论列国邦交之险（1904年5月1日）
论日人战胜之由（1904年5月4日）
论中国前途有可望之机（1904年5月5日）
论中国时局（1904年5月10日）
论日本归我东三省之难（1904年5月10日）
论中国内政之腐败（1904年5月12日）
论中国当注意于精神教育（1904年5月17日）
论中国改革之难（1904年5月19日）
论中国宗教以贱武为宗旨（1904年5月21日）
论中国习俗最不适于对外（1904年5月25日）
论日俄之战绝似中日之战（1904年5月28日）
论今日与战国时之异同（1904年5月29日）
论日俄之战之益（约1904年初夏）
论近日众论之无定（1904年6月10日）
论蒙蔽（1904年6月18日）
论东流某令自戕事（1904年6月19日）
信鬼神之原理（1904年6月24日）
论吾人待日本战胜之道（1904年6月27日）
论士民宜自尽其责任（1904年7月1日）
论焚书坑儒之新法（1904年7月3日）
故相余评（1904年7月8日）
论英国经营西藏之政略（1904年7月9日）
记客述翁故相遗事（1904年7月12日至13日）
论整顿州县为变法之原（1904年7月18日）
论中国于日俄胜败不宜误用其意（1904年7月20日）
论近日督抚所拥徒众之多（1904年7月22日至23日）
论教案之由来（1904年7月25日）
论教案之大概（1904年7月26日）
论施南教案之结果（1904年7月27日）
论嬖人出于专制国（1904年8月3日）
论科举之多弊（1904年8月7日）
论不要钱之大官（1904年8月11日）
论中央集权之流弊（1904年8月12日）
论政府搜括之用意（1904年8月19日）
论日俄战后中国必有异象（1904年8月26日）
论义和团第二次之出现（1904年8月29日）
再论中央集权（1904年9月2日）
论江督与湖南人之关系（1904年9月4日）
论游学不可太滥（1904年9月5日）
论江督易人之故（1904年9月6日）
论国家亟宜派专使于罗马（1904年9月8日）
论东三省自治（1904年9月11日）
论中国必成一奇异之国体（1904年9月12日）
论剪辫易服事（1904年9月15日）
论庆王之误国（1904年9月23日至24日、26日）
论中国宜注意英俄之邦交（1904年9月27日）
论中国外交将有变相1904年9月28日
记近日之谣言（1904年10月1日）
论近日民变之多（1904年10月5日）
中央集权之预言（1904年10月6日）
论裁官（1904年10月8日）
论中国有南北分裂之兆（1904年10月17日）
论黄祸专指中国（1904年10月27日）
论中国人于日本之感情（1904年10月29日）
论中国人之不洁（1904年10月31日）
利害说（1904年11月2日）
论旧俗不可骤易（1904年11月3日）
论学问上之外交（1904年11月10日）
论金钱与白刃（1904年11月17日）
论政府以日胜为谣言（1904年11月19日）
论所以联俄之故（1904年11月20日）
论近日升官发财之易（1904年11月24日）
论政府之误国（1904年11月26日）
论今人之无廉耻由于社会之无毁誉（1904年11月28日）
论暗杀无益于革命（1904年11月29日）
论中饱有过去、未来、现在三种（1904年12月3日）
论媚外为义和团之变相（1904年12月5日）
论社会前途之可惧（1904年12月10日）
论中国人口之多由于政教（1904年12月17日）
说死（1904年12月19日）
论社会之小蠹（1904年12月22日）
论中国人天演之深（1904年12月26日）
论瓜分变相（1904年12月31日、1905年1月10日）
论吏治以轻刑为本（1905年1月2日）
论会审公堂办理《警世钟》案（1905年1月4日）
续论《警世钟》案（1905年1月12日）
论外交不可有所偏倚（1905年1月13日）
书甲辰本报后（1905年1月31日）
岁首责难篇（1905年2月7日）
论各省学堂急宜整顿（1905年2月15日）
论今日报界之异象（1905年2月21日）
论日俄将议和时之中国政府（1905年2月28日）
论南洋公学之新章（1905年3月1日）
再论南洋公学新章之谬（1905年3月3日）
论游勇与顺民（1905年3月25日）
论中国政散民流之故（1905年3月28日）
论日俄议和时之中国政府（1905年4月6日）
论革除迷信鬼神之法（1905年4月9日）
论中国严守中立事（1905年4月29日）
论政府对待外人之道（1905年5月10日）
论中国前途当用何种宗教（1905年5月11日、13日、15日）
论日胜为宪政之兆（1905年5月21日）
论位置私人之变相（1905年5月25日）
论办事贵有条理（1905年5月29日）
论日俄战后中国人自处之法（1905年6月1日）
论君与官、官与民其利害必相反（1905年6月2日）
论扮演（1905年6月5日）
论政府权力之渐移（1905年6月6日）
再论扮演（1905年6月7日）
论我国专制与俄国专制之优劣（1905年6月10日）
论真守旧者之可贵（1905年6月12日）
论中俄交涉之因果（1905年6月16日）
喻言（1905年6月17日）
论国家将裁幕友（1905年6月20日）
论联俄派主意之变迁（1905年6月27日至28日）
论立宪之速效（1905年7月9日）
论今年之多事（1905年7月10日）
读十四日上谕谨注（1905年7月18日）
论立宪与各社会之关系（1905年7月26日至27日）
论督抚查办事件之无效（1905年7月31日）
论废科举事（1905年8月25日）
论用人之新现象（1905年8月28日）
论选举与社会之相关（1905年9月5日）
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1905年9月10日至11日）
论甘肃新疆于中国之关系（1905年9月19日）
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1905年9月23日）
记五大臣遇险后之谣言（1905年10月3日）
论欲清吏治宜从疆臣始（1905年10月21日）
论近世无公是非（1905年10月23日）
论新政不可随意用人（1905年10月25日）
论各省绅士之普通性质（1905年10月27日）
论谣言（1905年10月28日）
论社会宜宝贵学生二字之名词（1905年11月5日）
论中国人对外感情之异（1905年11月13日）
论人心与外患之相感（1905年11月30日）
论学部应首先注意之事（1905年12月9日）
论华人宜力戒漫不经心之弊（1905年12月18日）
论排外当有预备（1905年12月21日）
论中国士大夫宜注意下流社会（1905年12月25日）
排外仇洋驳议（1905年12月30日）
保存国粹说（1906年1月4日）
刊印宪政初纲缘起（1907年1月至2月）
读西人黄祸说感言（1908年4月5日）
史论
中国社会之原（1903年6月24日至1904年2月14日）
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节选）（1903年至1905年）
文论
本馆附印说部缘起（1897年11月10日、11月13日、
12月8日至11日）
小说原理（1903年6月25日）
序跋
《社会通诠》序（1904年1月23日）
《庄谐选录》叙（1904年1月至2月）
《侯官严氏评点老子》叙（1905年9月）
书札
致宋恕书（1895年5月中旬）
致杨仁山居士书（约1895年或1896年）
致汪康年书1901年6月5日
致严复书（1904年1月24日）
夏曾佑年谱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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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夏曾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学者、诗人、政论家和思想家。他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活跃人物，其思想和主张对晚清思想、文学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曾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详后）。他所撰写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即《中国古代史》）一书，严复在当时即称之为“旷世之作”，此后曾经多次再版，对后世史家钱穆、顾颉刚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详后）。夏曾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贡献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史学史、文学史、报刊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生平简介
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号碎佛，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其父夏鸾翔（1823－1864），字紫笙，是晚清著名数学家，对中西数学均有研究，著有《少广缒凿》、《洞方术图解》等算学书，与李善兰、戴煦并称为杭州算学三大家。夏曾佑出身望族，但年幼失怙。少时聪敏好学，泛览群书，曾入杭州敷文书院、紫阳书院等处学习。又曾随伯父夏凤翔游历上海、广州等地，目睹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1888年（光绪十四年），夏曾佑参加戊子科浙江乡试，中式第二十八名。1890年（光绪十六年）赴京参加会试，获会元，殿试二甲第八十七名，赐进士出身。次年游历广东、香港、武昌等地，并结识陈三立、杨锐和钟天纬。1892年（光绪十八年）返京，授礼部主事。是年在京初识梁启超，后与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交往频繁。甲午战争爆发后，于1894年（光绪二十年）底离京南下返杭州。不久，赴武昌，与表兄汪康年、朋友叶翰一起在武昌两湖书院、自强书院任教职，期间结识黄遵宪、吴铁桥等维新人士。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夏曾佑再度入京，任职礼部，后至密云任教职。是年结识谭嗣同、严复。次年年初，夏氏至天津，在育才馆任教职，期间与严复、王修植等创办《国闻报》，并任主编。在其主持下，《国闻报》刊载严复译著，宣传西方学说，提倡维新变法思想，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后，夏氏初为避祸南归，后又入京候选。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夏曾佑被选授为安徽祁门知县，冬赴安徽任职。三年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卸任，特旨以直隶州知州遇缺即补。卸任后，夏氏寓居上海，旋丁母忧，守制不仕。1903年至1905年居上海期间，夏氏任《中外日报》主笔，并致力于编撰《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一书。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夏氏随清政府出洋五大臣赴日本考察宪政，归国后编撰《宪政初纲》，发表《刊印宪政初纲缘起》，呼吁清政府订立宪法，实行宪政。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夏氏再赴安庆，充安徽省提学使司学务公所图书课长，旋任安徽直隶州广德知州、泗州知州，后任学部二等谘议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先后任北京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京师图书馆馆长等职。1924年病逝于北京。
二、“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
1924年4月，夏曾佑逝世之后，当时的学界领袖梁启超得到消息，心情沉痛地撰写了《亡友夏穗卿先生》，同时发表于在当时享有盛誉的《晨报副镌》和《东方杂志》。在这篇哀悼文中，梁启超说：
近十年来，社会上早忘却有夏穗卿其人了。……但是，若读过十八九年前的《新民丛报》和《东方杂志》的人，当知其中有署名“别士”的文章，读起来令人很感觉他思想的深刻和卓越。“别士”是谁，就是穗卿。
穗卿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
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亡友夏穗卿先生》，《晨报副镌》1924年4月29日）
而在四年前完成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回顾、总结他青年时期的思想演变时，就曾指出：
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6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梁启超如此高度评价夏曾佑，并非偶然。事实上，早在戊戌维新运动发生之前，夏氏即被他同时代的维新人士王修植、钟天纬、康有为等称赞为“梨洲嫡派”、“定盦化身”，是当世的黄宗羲与龚自珍。
宋恕：《致夏穗卿书》，胡珠生编：《宋恕集》，5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宋恕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亦极力推崇夏曾佑：
穗公聪通，拔俗寻丈，定盦之后，几见斯人？
宋恕：《致姚颐仲书》，《宋恕集》，551页。
进入民国以后，蔡元培撰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以很多篇幅介绍夏曾佑的思想，并给予极高评价。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全集》第5卷，124~13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钱玄同在为刘师培遗书撰写的序言中，列举了此前五十年“中国学术革新时代”的代表人物十二人，夏曾佑为其中之一。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钱玄同文集》第4卷，319~32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众多学者、名家推崇夏曾佑，由此可见夏氏之思想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地位之重要。在此，略举戊戌维新前后夏氏的“排荀”主张数端，以见其思想之特色。
近代中国的落后，西方列强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的传播，迫使中国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中一部分思想敏感的仁人志士寻求新的救亡之路，他们在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先进思想、先进文化以及先进制度的同时，不得不思考造成中国近代政治黑暗、思想闭塞和社会落后的原因。在这些仁人志士中，康有为无疑是戊戌维新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于1891年发表的《新学伪经考》，提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的祸首是西汉末的古文经学派的领袖刘歆。康有为的这一激烈观点，冲击了人们长期信奉的正统观念，引起了保守官僚及部分士大夫的反对。事实上，康有为的这一观点，在学术上非常武断，因此即使在维新派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针对康有为的观点，在南方很有影响的维新派学者宋恕就提出，“长夜神州之狱”应归于叔孙通、董仲舒、韩愈、程颐（及程颢）。而夏曾佑则对康有为和宋恕的观点都不赞成。相反，夏氏提出，“长夜神州之狱，归重兰陵”
宋恕：《致夏穗卿书》，《宋恕集》，526页。，认为中国落后的祸首在于曾经做过楚国兰陵令的荀况，而并非刘歆或其他人。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夏曾佑在答宋恕函中，最早表达了这一见解。他说：“孔子之教”在流传中，“诸弟子有全闻者，有半闻者。全闻者知君主之后，即必有君民并主与民主，故道性善，而言必称尧舜。其不全闻者，不知后二，但知初一，故言性恶而法后王”。“盖教门之宗子，所学者为帝王之学，而其他为辅也。而荀卿乃此中之一支。”夏氏认为，由于荀卿的弟子李斯相秦，“大行其学，焚坑之烈，绝灭正传，以吏为师，大传家法”。因此，叔孙通、董仲舒都是荀子之徒，西汉十四博士多半出于荀学。“盖中国之各教尽亡，惟存儒教，儒教之大宗亦亡，惟存谬种，已二千年于此矣。”无论是康有为提出的刘歆的经古文学，或是宋恕提出的北宋二程等的性理学说，“皆贼中之贼，非其渠魁”，而韩愈“不过晚近一辞章之徒”，“其己心亦不自以为一定，俳优而已”。在夏氏看来，导致中国“晦蒙否塞，长夜不旸，万事凌夷，遂有今日”的根本原因，在于“素王之道淆于兰陵，兰陵之道淆于新师，新师之道淆于伪学”。所以，康、宋二人的见解，“譬犹加穿窬之盗以篡窃之名”，没有击中要害。
以上引文均见夏曾佑《致宋恕书》。本文所引夏氏言论，均已收入本书，故只注篇名，其他出处从略。
如果说这是夏氏在与友人私信中所展现的“思想火花”，那么，在1898年发表的《论近代政教之原》一文中，夏曾佑公开宣称：世人信仰和尊奉的孔子之道、圣人之道，并非真正的孔子之道，而是经过后世帝王改造的为其统治服务的“秦人之教宗”。他指出：
惟我神（洲）〔州〕，建国最早，文、周、孔、孟之圣，《易象》、《春秋》之经，其法繁备，其道变化，率而循之，万世无弊可也，与埃及等邦之古教，一成而不变者不同也。然则何为而成此一成不变之俗哉？曰祸始于秦而已。今日之政法，秦人之政法，非先王之政法也；今日之学术，秦人之学术，非先王之学术也；今日之教宗，秦人之教宗，非先王之教宗也。
秦人创业垂统几三千年，至今日而始觉其不可用，岂偶然哉？盖必有微言眇旨以运乎其间矣。……祖龙与韩非、李斯，相契若是之深也，是以秦人一代之政，即荀子一家之学，千条万派，蔽以一言，不过曰“法后王”与“性恶”而已。惟法后王，故首保君权。古之治天下也，以民为本位，故井田、学校、封建，均从宗法而积之；今之治天下也，以君为本位，故财赋、兵刑、建置，均从天子以推之。惟人之性恶，故猜防御下。古之人知天下之可为君子，故衣裳钟鼓之化，达乎上下；今之世料天下之必为小人，故凡食货、选举、职官一切诸政，非以求进化也，防流弊也；非以待驯良也，御盗贼也；非以礼士夫也，蓄奴隶也。（《论近代政教之原》）
尽管对于中国社会长期信奉的圣人——孔子本人及其学说，夏氏尚不敢直接予以批判，但他通过考察中国古代政教的起源尤其是儒家学说在历史上的演变，揭示了世人所尊奉的圣人之道已被荀子、李斯、秦始皇所污染和败坏，而由秦始皇开创并为后世中国古代君王所继承的“阳儒阴法”的“政教”，是造成中国社会黑暗落后的主要罪魁祸首。这种观点在当时乃石破天惊之语，具有极大的冲击力。
稍后，在《论八股存亡之关系》一文中，夏曾佑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孔子之道在后世分为孟、荀二派，但孟学无传，荀学则大行其道：
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孟子称尧舜，荀子法后王；孟子论孔子，推本于《春秋》，荀子言孔子，推本于《礼》，此其大端矣。若其小节，更仆难终。孟子既没，公孙丑、万章之徒，不克负荷，其道无传。荀子身虽不见用，而其弟子韩非、李斯等，大显于秦。秦人之政，一宗非、斯，汉人因之，遂有今日。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博士，则其学必为荀子之学无疑。故先秦两汉皆兰陵之学，而非孔子之宗子也。（《论八股存亡之关系》）
夏曾佑批判荀子，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从荀子学说本身出发去理解荀子，而是从他自己的政治观念、政治立场出发，即从反对既存“政教”的政治需要出发，借批判“荀学”而批判当时人们所崇奉和信仰的“政教”。他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变法，要求改革现存的旧“政教”，重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政教”。因此，他的结论是：
夫以秦法为因，而遇欧洲诸国重民权兴格致之缘，于是而成种亡教亡之果。昔人有言：圣人之道，与时消息，生今反古，灾及其身。事至今日，使其道真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所传，犹当斟酌损益，与时偕行，而况所守者，乃秦人之法哉！（《论近代政教之原》）
在前揭纪念夏氏文中，梁启超说在戊戌维新时期，他和夏曾佑、谭嗣同等共同发起“排荀运动”：“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便用擒贼擒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亡友夏穗卿先生》）并说“彼辈排荀运动，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69页。。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近代，首倡“排荀”主张的学者正是夏曾佑。他不愧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
夏曾佑的“排荀”主张，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正面的例子是谭嗣同。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
谭嗣同：《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3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这些话，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而这一说法的来源无疑是夏曾佑。
朱维铮：《晚清汉学：“排荀”与“尊荀”》，收入《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通过谭嗣同的文章，辛亥、五四一代的学子多受到夏、谭“排荀”主张的影响，如李大钊即在《民彝与政治》、《乡愿与大盗》等文中多次阐述了这一观点。反面的例子是章太炎，他在戊戌维新前后撰写了《尊荀》一文，并列于《訄书》的首篇，展开与“排荀”主张者的对话和辩难，显然，此乃夏曾佑主张引起的反弹。
参阅朱维铮《晚清汉学：“排荀”与“尊荀”》；又拙作《戊戌时期章太炎尊荀思想及其中西学术渊源》，收入《传统思想的近代转换》，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
三、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拓者
如果说夏曾佑关于荀学与秦政之关系的深刻见解，最初仅限于友朋之间的通信传播，后来才逐渐扩大影响，那么，他所撰写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下文简称《中国古代史》）一书，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则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一书，原本为晚清的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原计划五册，完成三册）。该书撰写于1903年至1905年，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出版第一册，1905年出版第二册，1906年出版第三册。在1906年以后的几年内，该书多次印行。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大学丛书”，将该书收入重版，并更名为《中国古代史》，夏著也因而由中学教科书升格为大学教材，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多次再版发行。1955年，三联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三版重新刊印。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书店出版的“民国丛书”又将《中国古代史》（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影印）列入第二编历史、地理类。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其“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系列丛书中，将《中国古代史》选为第一种，与另外三十二种史学名著并列重新出版，并于2003年重印。2006年，团结出版社对原书配以插图，重新分卷，出版了插图本《中国古代史》（上下）。夏氏《中国古代史》在百余年间，从中学教科书，到大学用书，到史学名著，地位不断升格，反映了该书在史学界的崇高地位及持续影响。
《中国古代史》是一部未完成的中学教科书，何以会产生如此持久的影响？该书究竟有何特色与贡献？编者以为，该书的特色在于：
（一）从当前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出发，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探寻救亡图强、解决现实问题之法。
《中国古代史》开宗明义，申明其著述宗旨是：
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洎乎今日，学科日侈，日不暇给，既无日力以读全史，而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是必有一书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今兹此编，即本是旨……（第一册《叙》）
这就是说，他撰写历史著作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讲述历史知识，而是为了探究历史演变之因果，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只有深入研究历史，才能更加看清当前社会积弊积弱的症结所在，找到解救的良法。而通过了解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又能使人们清醒地认识目前所处的环境与时代，从而推知将来或发生更大的危机，或通过变革而获得新生。他举例说：
读我国六千年之国史，有令人悲喜无端，俯仰自失者。读上古之史，则见至高深之理想，如大《易》然。至完密之政治，如《周礼》然。至纯粹之伦理，如孔教然。灿然大备，较之埃及、迦勒底、印度、希腊，无有愧色。读中古之史，则见国力盛强，逐渐用兵，合闽、粤、滇、黔、越南诸地为一国，北绝大漠，西至帕米尔高原，裒然为亚洲之主脑，罗马、匈奴之盛，殆可庶几，此思之令人色喜自壮者也。洎乎读近今之史，则五代之间，我之佣贩、皂隶，与沙陀、契丹，狂噬交捽，衣冠涂炭，文物扫地，种之不灭者几希。赵宋建国，稍稍称治，然元气摧伤，不可猝起，而医国者又非其人。自此以还，对外则主优柔，对内则主压制，士不读书，兵不用命，名实相反，主客易位，天下愁叹，而不知所自始，其将蹈埃及、印度之覆辙乎！此又令人怅然自失者矣。（第一篇第一章第五节《历史之益》）
然而，物极必反，历史的演变发展又是辩证的，中国社会的自身变化与西方冲击相遇，预示着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大变局，而未来亦将有新的命运、新的前途：“虽然，及观国朝二百余年间，道光以前，政治、风俗虽仍宋明之旧，而学问则已离去宋明，而与汉唐相合；道光以后，与天下相见，数十年来，乃骎骎有战国之势。于是识者知其运之将转矣，又未始无无穷之望也。”他强调指出：
夫读史之人，必悉其史中所陈，引归身受，而后读史乃有益……（第一篇第一章第五节《历史之益》）
这也正是夏氏著史之意。在第二册的开头又再次强调：“今中国之前途，其祸福正不可测。古人之功罪，亦未可定也。而秦、汉两朝，尤为中国文化之标准。以秦、汉为因，以求今日之果，中国之前途，当亦可一测识矣。”（第二篇第一章第一节《读本期历史之要旨》）强烈的现实关怀，把总结历史与当时社会变革的紧迫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是《中国古代史》在当时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之重要原因。
（二）运用西方新知、新理来分析和解说中国古代历史，改造中国正史系统。
《中国古代史》是夏曾佑运用西方社会、历史、文化知识的新眼光、新视角，考察、分析和解说中国历史的一部探索之作，也是严复传播西方进化论、社会学等新知以来在中国史学界首先结出的硕果。
本来，在当时的思想界，夏曾佑对西方知识的了解远远超过一般人，早在1890年前后，他就拜访西方传教士傅兰雅等人，向其请教，认真钻研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在1896年与严复结识之后，“衡宇相接，夜辄过谈，谈辄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致汪康年书十三》）。他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新知，掌握了当时西方传入的进化论与社会科学理论，“学问大进”。在《中国古代史》中，他将这些新知融入对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分析中。如他论述人类的起源时，即揭示出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与宗教神学的对立。他指出：
人类之生，决不能谓其无所始。然言其所始，说各不同，大约分为两派。古言人类之始者，为宗教家；今言人类之始者，为生物学家。宗教家者，随其教而异，各以其本群最古之书为凭。……至于生物学家者，创于此百年以内，最著者英人达尔文（Darwin）之种源论（Origin of Species）。其说本于考察当世之生物，与地层之化石，条分缕析，观其会通，而得物与物相嬗之故。由古之说，则人之生为神造；由今之说，则人之生为天演，其学如水火之不相容。（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世界之初》）
在进化论、社会学理论的影响下，夏曾佑结合自己早年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与考察，提出了一套关于划分中国历史演进之发展阶段的完整的学说。他指出：
中国之史，可分为三大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若再区分之，求与世运密合，则上古之世，可分为二期。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之期，因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与诸子中见之，经、史、子之如何分别，后详之。往往寓言、实事，两不可分，读者各信其所习惯而已，故谓之传疑期。由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之期，因中国之文化，在此期造成，此期之学问，达中国之极端，后人不过实行其诸派中之一分，以各蒙其利害，故谓之化成期。中古之世，可分为三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之期，此时中国人材极盛，国势极强，凡其兵事，皆同种相战，而别种人则稽颡于阙廷。此由实行第二期人之理想而得其良果者，故谓之极盛期。由晋至隋，为中衰之期，此时外族侵入，握其政权，而宗教亦大受外教之变化，故谓之中衰期。唐室一代，为复盛之期，此期国力之强，略与汉等，而风俗不逮，然已胜于其后矣，故谓之复盛期。近古之世，可分为二期。五季、宋、元、明为退化之期，因此期中，学殖荒芜，风俗凌替，兵力、财力逐渐摧颓，渐有不能独立之象。此由附会第二期人之理想，而得其恶果者，故谓之退化期。国朝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之期，此期前半，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者，故谓之更化期。此中国历史之大略也。（第一篇第一章第四节《古今世变之大概》）
在这里，夏氏高屋建瓴地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大发展阶段，在这三大发展阶段中，又依据史籍疑信、国势强弱、文化风俗兴衰、种族关系等分为七个小的发展阶段。而在每一阶段，他着重论述此一时期的主要特点。他说：
是编分我国从古至今之事为三大时代，又细分之为七小时代。每时代中于其特别之事加详，而于普通之事从略。如言古代则详于神话，周则详于学派，秦则详于政术是也。（《中国古代史凡例》）
而在具体的论述中，夏氏并不是简单地摒弃中国传统史学的王朝体系，而是仍借用王朝体系，同时以历史分期重新划分发展段落，统领王朝更替，重新解释各个王朝之兴盛、衰亡的历史过程。夏氏这种做法，是以新理、新知解说本国故旧史事、史籍、史实，实质是改造了中国旧式史学，改造了中国正史系统。这是一种新旧糅合、推陈出新的做法。可以说，《中国古代史》一书既是清末民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的探索与尝试之作，也是中国近代新史学实践中所产生的真正的典范之作。
（三）以“政教”、“风俗”、“种族”为核心，探究民族国家兴亡、盛衰之因，为现实政治变革提供历史依据。
夏曾佑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不仅运用进化论、社会学理论来分析中国历史，而且悉心研究了世界各个民族的古代历史，尤其是欧洲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的历史。在为严复翻译的甄克思《社会通诠》所作序言中，夏氏揭示了“宗教”与“政治”相互为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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