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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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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集主要选辑了卢作孚一生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内容涉及国家转型、四川政局、现代教育、乡村建设、商业管理、航业经营等多个方面、多个领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卢作孚在近代中国国家建设、乡村治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国防建设、交通建设、文教建设、民主转型等方面的基本思想，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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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人物简介
卢作孚（1893—1952），重庆合川人，近代中国社会革命代表人物之一。幼入私塾，后入学堂；小学毕业后，赴蓉自习新知。早年辗转于内陆、沿海二十余年，历经革命、教育、实业救国的艰苦求索，逐步形成了“局部改造以模范全局”这一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理想。他临危受命，两次参与杨森新政，兴办民众教育；掌刘湘川江航务管理处，收回川江部分利权；掌四川建设厅，奠定近代四川工农业格局；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为抗战做出重大贡献。他人品高洁，善于经营，创建的民生公司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的民营公司之一；开创的北碚乡村建设事业，以乡村经济建设见长，开拓出一种突破近代城乡矛盾，农、工、商、学、兵一体建设，统筹发展的地方建设模式。民生公司和北碚建设，都承载着其“存天下于一方”的平生志业，都体现了突破现代性边界、融古今中外有利因素于一体的发展理念。
编者简介
王果，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联合培养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18世纪以来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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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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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各省教育厅之设立（1916年9月17、18日）
《教育月刊》发刊词（1922年1月）
教育经费与教育进行（1922年1月）
一个根本事业怎样着手经营的一个意见（1923年）
四川的新生命（1924年）
《成都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周年报告》序（1925年12月1日）
建修嘉陵江温泉峡温泉公园募捐启（1927年5月1日）
介绍《嘉陵江》（1928年3月4日）
《民国十七年峡区秋季运动会报告书》序（1928年11月）
一个团体的理想（1929年3月13日）
乡村建设（1930年1月7日—2月8日）
四川人的大梦其醒（1930年1月）
东北游记（1930年9月1日）
华东、东北考察归来在民生公司欢迎会上的讲话
（1930年9月4日）
四川的问题（1931年6月2日）
为什么发行这小小的半月刊（1932年7月12日）
青年修
养身心之道（1933年3月16日）
为己？为人！（1933年3月16日）
认识社会，帮助社会（1933年3月30日）
民生公司三个运动（1933年4月1日）
读书与经验（1933年4月1日）
向民众身上做民众运动（1933年4月2日）
公司的灵魂（1933年4月16日）
我们要与他们步伐一致（1933年5月16日）
数字要准确（1933年9月16日）
中国科学社来四川开年会以后（1933年10月10—16日）
我们的要求和训练（1933年11月）
训练要方式与精神并进（1933年12月16日）
从四个运动做到中国统一（1934年1月29日）
比武力还厉害的占据（1934年2月10日）
整个四川的五个要求（1934年2月16日）
什么叫做自私自利（1934年2月17日）
工作的报酬（1934年3月3日）
中国人的生活是这样的（1934年3月10日）
社会生活与集团生活（1934年3月16日）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1934年3月19、20日）
现代的领袖与中国的领袖（1934年4月7日）
打擂与世界运动会（1934年4月21日）
为社会找出路的几种训练活动（1934年5月16日）
数目字与中国人（1934年5月19日）
快乐与痛苦（1934年7月1日）
麻雀牌的哲理（1934年7月16日）
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1934年8月2—11日）
南洋华侨的两个工作（1934年8月12日）
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1934年10月1日）
本公司是怎样筹备起来的（1934年10月16日）
学生应如何提倡国货（1935年1月11日）
如何把握住时间啊！（1935年1月16日）
民生公司职工为什么要穿公司的制服（1935年4月1日）
中国人并不自私自利，只看社会的影响如何（1935年4月16日）
社会的动力与青年的出路（上）（1935年10月15日）
社会的动力与青年的出路（下）（1935年10月25日）
纪念民生公司成立十周年（1935年11月1日）
广西之行（1935年11月1日）
和谐运动的具体意见（1935年11月1、2日）
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1936年1月1日）
卢作孚致邓汉祥函（1936年4月30日）
会议为促进事业的惟一方法（1936年6月16日）
如何应付当前之国难与敌人（1936年7月3日）
四川建设施政纲领（1936年7月10日）
实验区当前应努力的工作（1936年10月26日）
一桩事业的几个要求（1936年10月）
中国的未来是在我们手上的（1936年11月1日）
大胆生产小心享用（1937年1月1日）
这才是伟大的力量（1938年4月30日）
精神之改造（1939年8月）
改良木船的四大意义（1939年10月16日）
怎样组织青年服务社（1939年12月）
本部同人应有的理想和抱负（1940年1月1日）
一段错误的经历（1940年6月）
怎么样做事——为社会做事（1940年11月15日）
全国粮食会议开幕词（1941年2月）
我们要变，要不断地赶快变！（1943年10月4、5日）
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1943年10月）
《新世界》复刊词（1944年3月15日）
国际交往与中国建设（1944年10月12—15日）
工商管理（1945年2月）
中国中心的伟大基地（1945年）
战后中国究应如何建设（1946年2月15日）
公司的任务（1950年7月24日）
在民生实业公司董事会第二十四届第二次董监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0年9月16日）
如何推行公私合营过渡办法，如何克服枯水季节业务困难
（1950年11月6日）
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上的发言（1951年1月）
卢作孚年谱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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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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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存天下于一方的天下士
卢作孚的一生充满传奇，闹过革命，办过教育，创过实业，统过军队，也做过高官。他白手起家，收复长江航运，成为一代船王；连横合纵，斡旋于军阀之间，助消蜀中战火；纵横捭阖，说服刘湘，促成中央军入川；临危受命，主持粮政、交通，保护民族复兴最后命脉；主持乡建，十年苦心经营，将北碚建成“新中国的缩影”
陶行知在1939年参观完北碚以后说道：“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参见《在北碚试验区署纪念周大会上的讲演》，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311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蒋介石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参见
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235~23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翁文灏、卢作孚正式加入国民党》，载《新民报》，19380603，第2版。，毛泽东评价他是新中国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人之一
毛泽东曾对黄炎培等人谈到，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不能忘记四个人，分别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参见林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前言”，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张守广：《卢作孚年谱》，50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张群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THSun（孙恩三）：《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见政协重庆市北碚委员会编：《风范长存——重庆市北碚区各界隆重纪念卢作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124页，重庆，四川省政协重庆市北碚区委员会，1993。。
卢作孚出入政商、游走于庙堂与江湖之间的人生经历，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近乎不可思议，却是那时许多和他一样心系天下的读书人的人生剪影，或可说是后科举时代志于济世的读书人的一种人生新常态。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出的新生活样态，还没有被今人很好地认识，或受现代性认识论的影响，今人往往将人、事、物放到边界分明的认知盒子之中，赋予其不同的意义，结果迷失在一段段剪影之中，得不到超乎片段之上的整体意象。
以卢作孚为例，从他1952年自尽到1980年恢复名誉，28年间，这个最不应被忘记的人淡出了历史的记忆。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卢作孚作为创办民生公司的爱国资本家，重回人们的视线。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实施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和新型城镇化，卢作孚作为北碚“乡村建设”运动的缔造者，又一次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无论是资本家还是“乡建”先驱，这些复活的历史记忆有着明显的方向性，其实都是将今人关注的重点重新投射到卢先生身上，将其复杂的人生面相简单化地贴上某一种人物的标签，将其多元的人生经历抽离为向着这一目标的叙事而不断“进步”。
卢作孚的人生自有其大格局，并镶嵌于他所处的时代之中。如赫尔德所说：“我由我所长成。好比一棵树，我成其为我：种子固然重要，但空气、土壤和所有其他所有周遭因素也都滋养着种子，构成着种子、果实和树。”
Frank Ankersmit，Meaning，Truth，and Reference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2，pp.12.实业家也好，乡建先驱也罢，卢作孚不同时期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就像其生命之树上的不同分支。只有把不同的树枝放在一起，复原枝枝叶叶在树上本来的位置，才能看出这棵大树枝叶扶疏的全貌；也只有知道其生长过程中的阳光、雨露、土壤与气候，才可能明了这树如何长成后来的样子。要进一步认识卢作孚斑斓人生经历背后安身立命的价值世界与一以贯之的理想追求，就需要重建他生活成长的大时代与小环境，顺着他人生的足迹，仔细辨识各树枝与主干接榫处的锋向、深浅与位置，重新将其链接到主干之上。
选这本集子的主要目的，就是想从这些重要文本中，重访卢作孚不同时期的人生轨迹，于依稀仿佛之间拼凑出卢先生平生的功业志向，以增进我们对他的了解。与以往大多重视他发迹以后的研究不同，这篇导言侧重重建其生命之树的成长环境和生长过程，尤其重视先立其干，把他不同的人生分支接回到主干之上，借着重建周遭的空气土壤，重新观察他人生的大格局，即一种后经典时代的存天下于一方的“天下士”情怀。
将天下之一方“改造”成示范“全局”的“局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既涉及宏观层面，旧“天下”的崩解以及现代国家建构这一新“全局”的出现；也关乎微观层面，再造“一方”中的社会关联、运行规则和伦理道德，使之成为符合新世界组织原则、游戏规则，具有“模范”作用的“局部”；更需要在以上两个层面之间建立起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多重联系，将因应世变的各种建制在一个地方实实在在地建设起来。以上三个层次彼此交织叠加，共同左右着“道”在地方转化的过程本导言侧重在地方史的语境中展开这一论题；学理层面的相关讨论，请参阅罗志田《近代中国“道”的转化》，载《近代史研究》，2014（6）。，也是卢作孚所谓“局部改造”的题中应有之义。
导言将按时间顺序展开，跟随卢作孚的脚踪穿梭于天下与一方、全局与局部之间，重现他在经典淡出的时代近代中国值得注意的一个根本变化是传统经典从人们生活中淡出。它深刻改变了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和生活方式。此问题仅有少量研究，尚未得到充分讨论。请参阅罗志田《经典淡出之后：20世纪中国史学的演变与延续》（北京，三联书店，2013）一书的引论。，运用国民革命、民众教育、创办实业等新兴手段，探索弘道救国新途径的历史，从中揭示他存天下于一方这一平生志业的形成过程。
道已远人：后科举时代读书人的人生困境
身逢世变的卢作孚这一代人，面临着特别尴尬的时代困局：他们不能顺着相延已久的登科之路，实现士人或澄清天下、或造福一方的人生理想。因为1905年的废除科举，不仅在体制上终止了士人的产生机制，而且在现实人生中也阻断了书生报国的仕进之路。随着士人生成机制的断绝，“道”渐失弘道的主体。加之民国以后，短短几年内，废除读经、取消祭孔、“打到孔家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传统中国的“天下”亦随之崩解。在既无“君”又失“道”的民国初年，军焰滔天，读书人实现“得君行道”的理想几无可能。然而，废科举这一自上而下的变革，在基层地方社会造成的影响远不如在国家层面彻底。在地方，虽然危机重重，但传统的“道”并未完全褪色，士绅也没有完全丧失基础，保留着读书人通过改造“道”进而再造“地方”这一新时期“觉民行道”的可能。
卢作孚生于1893年。七岁时，他进入当地私塾接受蒙学教育。同很多同龄读书人一样，不到十岁，他便从《三字经》等蒙学读物开始，涵养修齐治平的士人理想。本来，按照奉行千年的科举传统，若有朝一日金榜题名，便可踏上“学而优则仕”的坦途，从一方俊才跃升为兼善天下的士大夫；即使名落孙山，也可以凭借一身所学，在乡间为夫子、为大夫、为书吏、为乡绅，维持桑梓、造福一方。Benjamin Elman，Civil Examinations and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对四民之首的传统读书人而言，无论高居庙堂还是远在江湖，无论“得君行道”还是“觉民行道”，“天下”和“地方”都为“道”之所覆，都能通过“以人弘道”的方式，在朝在野砥柱中流，成为四民社会名副其实的重心。
但是，废科举这一“数千年中莫大举动”（严复语），彻底改变了卢作孚这一代人的人生轨迹。十来岁的时候，正是他们从启蒙向应举过渡的关口旧式教育一般在两三年启蒙之后，就会转入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做准备。，在匆忙上马的清末新政中，各地广兴新式学堂，新学堂中崇尚西学，中学最不受重视。口岸新学堂子弟，比如卢作孚的同龄人梁漱溟，念完蒙学以后，转而学习西学和新知报刊。参见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见《梁漱溟全集》，第二卷，667～676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而远在四川和湖南乡间的卢作孚和毛泽东，仍遵循着从蒙学到举学的故径，沿着登科的阶梯一步一步往上攀爬。卢作孚从私塾升到书院，毛泽东则在私塾中一学六年。后来，毛泽东回忆，对这些经书“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龚育之笔录），见龚育之：《听毛泽东谈哲学》，载《北京党史》，2003（6），5页。。
惟尚西学和城乡教育分离，对乡居学子已是大为不利，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突然废除，则彻底改写了他们的人生。对卢作孚这一辈读书人而言，仕进之路的断绝使求学和经世之间断成两阕，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两个重大人生问题：如何求知、如何遂志。科举废除后，12岁的卢作孚，像毛泽东、郭沫若、傅斯年、顾颉刚这些乡间学子一样，仍在被更名的新式学堂中稍作观望，谁也说不清楚被废的科举会不会像1898年那样废后旋兴。
比如山东聊城的傅斯年和江苏的顾颉刚，参见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17～18页，北京，三联书店，2012。但看清形势后，他认识到要寻求西学，就不能指望乡间程度不高的新学堂，若不能出洋，比较现实的选择是踏出乡关，到更加开化的地方或省城去觅新知。
参见郭沫若：《少年时代》，141、179页，上海，海燕书店，1948；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19页。正如毛泽东在1910年写给他父亲的诗中所言：“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毛泽东年谱》，上卷，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908年，卢作孚离开合川来到成都求学。可即便到了省城，新式学校的程度也未必能解答学生们对后科举时代学问和人生问题的困惑。梁漱溟就指出，北京的新学堂对于当时青年学子“追求不已”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亦可云中国问题”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见《梁漱溟全集》，第二卷，679页。不大关注。在山西的刘大鹏也观察到，科举一废，“学堂成效未有验”，维系“世道人心”的体制总枢纽亦随之解体，可谓“大不便于天下”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46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很多到大城市求学的青年学子都不满足于学堂中破碎化的技术性知识，他们心中隐隐然还怀有更大的“天下”。为了求得关于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答案，青年读书人中盛行着一股“自学”的风气。
一开始，卢作孚也在学校中求学，后因其程度太低，索性退而自学。自学的内容，除了数学以外，主要是关乎进化论和孙文革命思想等。北京的梁漱溟也不满学校教育，自学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新小说》，以及从日本传入的革命派的报刊。在湖南，毛泽东也感到“学绝道丧”毛泽东：《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见《毛泽东早期文稿》，9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感到学校终“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5年11月9日），见《毛泽东早期文稿》，30页。。他后来还跟斯诺谈到1912年有半年时间，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各国历史、地理的书籍和革命学说。
这些自学内容的共同特点，在于帮助学子们在旧有之“道”远我而去的条件下，寻觅一套通行于世界的新“道”。这些通行天下的新规律，可以帮助他们重新厘定国家和个人在混沌新世界中的时空方位和人生坐标。其中，古往今来的各国史乘，揭示了一个绵延演化的国家体系，可以填补天下坍塌之后的时空空白感；而经济学、社会学和社会进化论等各种学理，则为了解这个陌生新世界的演进提供了新的解释，赋予它一种方向感和秩序感。对青年知识分子而言，如果了然世界“全景图”，又掌握其运动规律，于国，可以把作为“天下”的中国，重新安顿到按科学规律运行的新世界之中；于己，则可以在把握世界、国家大势中校准个人的人生方向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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