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认识香港人这个特殊品种，不能不追溯历史。1997年前的100多年间，香港一直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在这方面，香港人其实一点也不独特，与其他前英国殖民地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缅甸、加纳、尼日利亚、巴勒斯坦等的人民一样，经历了被殖民化的洗礼。英国的殖民化就是一个去民族化的过程，今日有些香港人声称要“去大陆化”，并无新意，只不过是英国人进行殖民化的延续，甚至是英国人殖民化努力的成果。
关于殖民主义的论述，多如牛毛，都徘徊在民族主义者对前帝国殖民的批判和帝国主义者对殖民扩张的辩解之间；值得留意而且必须分析但又往往被忽略的一个现象却是前被殖民者在后殖民时期对殖民主义的辩解。
这个被忽略的现象亦有迹可寻。由于当前政治论述的话语权掌握在西方的前殖民者手上，在主流的论述之中，民族主义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贬义，逐渐被等同为一种极端的政治行为。比如在钓鱼岛群的争端中，日本右翼游行反华、呼吁日本政府武力夺岛、向中国驻日使馆寄子弹、日本自卫队向正规军转型等，掌握舆论权的西方主流传媒在报道、评论日本时一律禁用“民族主义”这个措辞，因为日本是北约西方的盟友，但当中国人进行反日活动时，西方主流传媒却从不吝啬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民族主义逐渐失控的社会。在国际新闻语言的脉络中，“民族主义”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操控国际政治环境的一个手段：在国际舆论上对某国或某组织定性、扣帽子，帽子一旦扣上，便无须论辩，更不用论证。除了“民族主义”，作为政治手段的国际新闻语言帽子还包括“共产国家”、“不民主国家”、“狂人卡扎菲”、“流氓国家”、“恐怖主义组织”、“邪恶轴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拥有制造核武能力”等，日新月异，但都是新瓶旧酒。只要被贴上这些标签，西方国家便自动有权颠覆你的政府、侵略你的国家、屠杀你的平民，因为在西方主流传媒制造的舆论中，标签等同判刑，因此已无须论辩。
随着后现代文学理论的流行，很多来自前殖民宗主国的“学者”开始对殖民主义进行另类的论述。前殖民者说，不要以极端的民族主义来审视殖民主义，这样，我们或许可以见到殖民主义的一些优点。但殖民主义明明就是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个说法其实不十分妥当，因为这个表述方式误传一个讯息，就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站在平等的竞争立场。就正如强奸或劫掠、欺凌不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殖民主义也不可以被歪曲为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用现代社会心理学语言表述，殖民主义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欺凌，不同的只是场景和规模的变异：欺凌行为不是小规模地发生在家庭内或操场上，而是大规模地在人家的土地上对人家的伤害经济、文化、心理、生理、宗教、精神等方面。这种欺凌行为的后果不会因欺凌行为的终结而终结，对受害国来说，被盗取的有限资源一去不复返，更严重的是受害者的心理创伤，此所以很多被酗酒父母虐待的儿童终生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所以当今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说他们祖先的帝国主义扩张及殖民已经是遥远的历史，前被殖民国不要将今日的贫穷或政治动荡归咎于帝国的儿子们，那是因为帝国的儿子们从来不是受害者，而且一直是以继承过来的欺凌者身份发言。
这或许解释了前殖民宗主国的“学者”对殖民主义的新辩解。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在怎样的一个情况下，被殖民者会为殖民者辩解呢？
这是相当发人深省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让我提出这样的一个模拟——被强奸者或被劫掠者、被欺凌者为强奸者或盗匪、欺凌者辩解，是否需要深究？固然，被强奸者可以爱上强奸她的人；被劫掠者可以庆幸盗匪没有拿走被劫掠者手上的最后一分钱；被欺凌者可以感激欺凌者手下留情，没有将受害人的双手双脚都打断了。诸如此类的感性原因，都是剑走偏锋的理由，只能解释为例外，不能解释为超越地域人种的一个普遍现象。今年2012，在教会学校受教育和毕业于牛津的民运斗士昂山素季以缅甸国会议员的身份出访欧洲和美国，不用自己民族语言赋予的名字“Myanmar”来谈说缅甸，却用前宗主国英国给缅甸起的名字“Burma”来称呼自己的国家，是心理上怀恋殖民统治的典型。香港的“民主精英”也不乏对前殖民宗主国的怀恋。1988年，同样在教会学校受教育和毕业于英国律师学院的李柱铭访问美国时便声称“如果香港继续受一百年英国的殖民统治，我想很多人认为是最好的，但现在香港要回归中国”1988年4月8日《信报》。殖民教育的去民族化心智操控力量显然难以低估。
已经移民美国的孔诰烽先生，在当地的大学任职社会学副教授，写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发表于2005年7月11日的《明报》，题为“殖民时代时光再临的期待”，是脑袋被殖民的病态呈现，“出类拔萃”。孔先生说“韩国在民主化与经济再起飞后，民族自信心大增，学术界最近掀起了再思韩国殖民经验的热潮”，然后又说由“十多位中、韩、美学者参与的Colonial Modernity of Korea199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是这一学术思潮的结晶，而这一学术思潮的结晶肯定了殖民经验但不等同歌功颂德，认为视角崭新，随即得出一个结论：“当可为我们再思香港的殖民经验提供有力参考”云云。首先，孔先生起码有三个地方搞错了或严重误导。一，书名不是Colonial Modernity of Korea，而是Colonial Modernity in Korea《韩国的殖民地现代性》。二，所谓的“十多位中、韩、美学者”是意图制造客观假象的误导，因为韩裔学者只占六位，而六位韩裔学者之中只有韩国中央研究院的韩道贤教授和庆尚大学的金仲燮教授为韩国人，所有作者都是美国人包括两名中国裔的学者，即美国学者，所以是美国学者的观点，不能代表韩国学术界的意见。三，“韩国在民主化与经济再起飞后，民族自信心大增……”属严重的时序误导，因此让读者以为韩国先民主化，后经济起飞，后民族自信心大增。
最后一点必须澄清。事实绝非“追求民主理想”的孔先生一厢情愿但与历史相违的春秋笔法。1961年，陆军军官朴正熙策划政变，成功后以“平民”身份连续三届“当选”总统。朴正熙实践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计划经济，并且宣称目标对准1981年的人均国民收入要达到1 000美元，被嘲痴人说梦。1973年，朴正熙开展有名的“重化工业化”项目。1972—1979年间，韩国人民的人均国民收入飞跃五倍以上。1977年，韩国人民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1 000美元，比预期早了四年！在同一期间，韩国出口更厉害，增加了九倍。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事实。不愿查找文献档案的懒惰“学者”可以花899英镑买一本张夏准的Bad Samaritans—The Guilty Secrets of Rich Nations the Threat to Global Prosperity来翻阅。该书序言引韩国现代经济建设史为例，证明新自由主义原则如自由市场和私有化及民主政制，恰恰都不是新自由主义者称颂的韩国经济起飞的原因。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一样。这些例子非常有力地告诉我们，历史上很多国家和社会都是先有经济起飞，建立了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普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才能不经社会动荡向“民主”过渡，这样的“民主”才会持久；而经济建设往往要在自觉而有理想的比较专制的政权下才能取得成功。朴正熙统治下的韩国、蒋中正和蒋经国统治下的台湾地区“十大建设”不也是计划经济吗、李光耀统治下的新加坡都证明了这个历史“规律”。民族自信亦只能按这个历史规律依序出现。孔诰烽先生的“韩国在民主化与经济再起飞后，民族自信心大增……”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描述，否则便是非常不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写作风格，让不明就里的读者误以为韩国先有民主化，才有经济起飞，即误以为民主化是经济起飞的条件或前因。
孔诰烽先生的论述不单有不诚实之嫌，其论点亦流于简单且表面，虽然他声称“‘殖民主义’VS‘民族解放’”的论述框架太简单化：“作者认为，日本殖民主义除了为韩国带来残酷压迫，亦带来了现代化。殖民者推动现代化，当然是为了一己利益，但当现代化打开的新空间遇上本土不满现状的暗涌时，却会导致反殖意识的形成。殖民者为回应下层反抗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加上由殖民地母国传来的激进思想，又会成为进一步推动反抗运动的催化剂。”这种表面化和无耻的思考方式，出自一名学者之口，实在非常混账：意图强奸者为了顺利强奸，拳脚相向之外，还对受害人甜言蜜语；但当甜言蜜语打开新的空间受害人以为还有一线生机，反而鼓励了受害人的反抗意识；强奸者为了响应受害人的反抗，匆匆进行了强奸，没有享受太多，但受害人经过这段强奸经验，对走夜路和与男性交往便更小心了、更“现代”了。
孔诰烽先生其实是说，殖民主义为殖民地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但亦为殖民地带来一些好的东西；但殖民主义导致反殖民意识的形成，殖民者为了回应反抗而采取改革措施；殖民地宗主国传来的激进思想又成为推动反抗运动的催化剂。我不了解孔先生读了多少关于殖民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的论著，但据我自己的观察，从民族主义出发的论述很少将殖民者带来的“好东西”一笔抹杀。民族主义批判下称“民论”通常提出一个警惕，那些“好东西”都是有条件的，属于统治工具。这样的论述简单化了历史事实吗？恰恰没有。反过来，孔先生依附的新见解下称“殖论”说，殖民主义的确带来不好的东西而且已经说得太多了，所以可略了，但它的确有带来一些“好东西”，尽管这些“好东西”都为了一己殖民者的利益。这便很有狡辩的味道了。让我们将两种思辨方式做个对比。
民论说：殖民主义带来不好的东西A，也带来“好”的东西B，而“好东西”应该理解为R。
殖论说：民论说殖民主义带来不好的东西A，也带来好的东西B，而好东西就是好东西。
很明显，民论没有简化关于殖民主义的论述，简化殖民主义论述的是殖论。民论认为B的“好”不能理解为正常意义下的“好”，因此有必要加上引号以示警惕；殖论认为无须加引号，好就是好。按这种畸形的论调，引而申之，强奸犯的辩护律师大可采用如下寻求减刑的辩护手段：虽然强奸在肉体上和心理上伤害了受害人，但受害人因此怀孕了，而且据说是个男丁，所以强奸增加了受害人一家的人口，而且增加的是劳动人口，因此能增加受害人一家的收入。假如孔诰烽先生是陪审员或法官，你会接受上述求减刑的辩护吗？又或者假如受害人是你的女儿或妻子，你还会那么开通地用辩护律师的也就是阁下的“崭新视角”理解强奸行为吗？孔先生会期待“强奸时代美好时光的再临”吗？如果强奸犯的辩护律师的论理无耻，孔先生的“肯定殖民经验”高论是否同样“礼义廉”？
韩国外国语大学的赵荣汉教授以韩国人被殖民者的观点批评了《韩国的殖民地现代性》，指出一方面韩国学界普遍地不信任美国学界，认为美国学界态度傲慢，“另一方面，美国学界则倾向于将韩国学界简化为民族主义措辞的喉舌，韩国学界自然觉得受辱。这个徒然的循环本质上源于全球学界的等级结构。韩国学界不能像美国学界般发声，甚至缺乏向美国学界投诉的工具。有关韩国作为殖民地的过去，韩国在这方面的连续研究反倒更多呈现韩国学界被殖民的幅度这样的一个学术现状……”“Cho Younghan：Colonial Mordernity Matters?”，Cultural Studies，Issue 5Special Issue：Colonial Modernity and Beyond：The East Asian Context，2012，661
所谓的“殖民地现代性”，韩国学界和西方学者各有不同的诠释。赵荣汉的文章引述了另一名韩国学者的意见——李延在《历史的空间》2010一书中批评了西方学者那种隔岸观火的学究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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