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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阎崇年先生自选史学研究精华之作结集出版
2.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著名书法家苏士澍先生题写书名。
3.作者首次在史学领域提出中华五种经济文化类型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东部沿海及其岛屿海洋文化；首次在史学领域论述森林文化的定义、特征、演变及其作用，并论述其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历史演进中分合、盛衰的变局，阐述森林文化与中华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特别论述满洲兴起的森林文化元素，最后统合于大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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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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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著名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的学术自选集，精选了二十九篇代表作结集成书。共分为六组：第一组《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等二篇，为综论类；第二组《论努尔哈赤》等八篇，为人物类；第三组《论宁远争局》等六篇，为战史类；第四组《论满学》等五篇，为满学类；第五组《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等五篇，为考据类；第六组《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等三篇，为北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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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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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研究清史；倡议创立满学，创建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北京满学会，倡议并主持第一届至第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最近出版120万字的《清朝开国史》和25卷本的《阎崇年集》；在中央电视台系统讲述历史，有《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宫》等，在国内外产生广泛而强烈的影响。是中国古代史的领军学者之一。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特殊津贴。努尔哈赤传》获北京市和中国光明杯优秀学术著作奖、全国满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古都北京》获中国文化部最佳图书奖、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国际最佳图书荣誉奖。《正说清朝十二帝》荣获多种奖项。其著作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法文、韩文和阿拉伯文出版。先后到美国、日本、韩国、蒙古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阿曼、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1989～1990年，应邀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达特茅斯学院、纽约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夏威夷大学等进行访问并演讲。在海内外享有学术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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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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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
清朝历史的文化记忆
论努尔哈赤
皇太极经略索伦辨
顺治继位之谜新解
康熙：千年一帝
明珠论
于谦六百年祭
论戚继光
论袁崇焕
论宁远争局
袁崇焕固守宁远之扬搉
论觉华岛之役
论大凌河之战
论明末北京保卫战
辽西争局兵略点评
论满学
满洲神杆及祀神考源
后金都城佛阿拉驳议
清宫建筑的满洲特色
满洲初期文化满蒙二元性解析
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
清郑各庄行宫、王府与城池考
雍正理王府址考
《无圈点老档》及乾隆钞本名称诠释
于谦《石灰吟》考疑
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
京师慈寿寺塔考
北京宫苑的民族特征
感谢辞
《阎崇年自选集》编辑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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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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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千年一帝
【题记】本文《康熙：千年一帝》，其发轫之作为《评康熙帝》，草于1963年下放劳动在南口农场值夜班的田野草棚里。后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被压未发。林彪事件后，《北京师范学院学报》要去文稿，因当时情势责编并未征求作者意见，对文章加上穿靴戴帽文字发表。后收入拙集《燕步集》出版。时过五十年矣，学界变化很大，再做修订，以《康熙：千年一帝》载入本集，该论文收入《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集》，于2011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
一 三种评价
康熙帝的历史评价，古今中外，众说纷纭。概括说来，主要有十：
第一种观点，对康熙帝历史功过、对康熙朝历史地位，清朝人的评价是赞扬的。清朝皇廷对康熙帝的评价，集中反映在其谥号、庙号上：大清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1]，共二十九个字[2]。这是对康熙皇帝的最高评价。康熙帝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宾天后，雍正帝二十日在大行皇帝梓宫前即皇帝位的当日，命礼部议尊谥。二十四日，雍正帝谕曰：我皇考大行皇帝，缵继大统，旧典本应称宗，但经云祖有功而宗有德，我皇考鸿猷骏烈，冠古轹今，拓宇开疆，极于无外。且六十余年，手定太平，德洋恩溥，万国来王。论继统则为守成，论勋业实为开创。朕意宜崇祖号，方副丰功。[3]因命诸王大臣等，会同九卿詹事科道、文六品以上、武四品以上，详考旧章，从公确议。二十八日，众议：谥号突出仁，庙号突出圣祖。其仁，《礼记》云：为人君，止于仁。同心合词，恭上尊称，庙号为仁皇帝。其圣祖，古有三祖之例，谥义帝王功业隆盛得称祖，因谓：惟圣字，可以赞扬大行皇帝之峻德；惟祖号，可以显彰大行皇帝之隆功。所以，尊谥仁皇帝，庙号曰圣祖。雍正帝持针刺中指出血，将奏内圣祖二字圈出，康熙帝的尊谥和庙号遂定[4]。
第二种观点，清史馆纂修者的评价。《清史稿圣祖本纪三》论曰：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于戏，何其盛欤！[5]这比《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对康熙帝的评价略低一些，如没有合天弘运文武睿哲诚信中和功德大成等字样。
第三种观点，康熙帝自我评价。他晚年自我评价说：朕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帑金，非用师赈饥，未敢妄费，谓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宫，不施彩绘，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尚不及百分之一。幼龄读书，即知酒色之可戒，小人之宜防，所以至老无恙。又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6]康熙帝的行为，换而言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种评价与清人不乏溢美之词的赞语相比，既更为谦逊，也更为中肯。
第四种观点，辛亥反满派学者的观点，对康熙帝、对康熙朝的历史是否定的，主要的论点说康熙朝是封建专制。封建君主专制从秦始皇起，到宣统帝止，期间二千一百三十二年，三百多位君主，不可一概而论，不可不加分析。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洪宣之治等，也都是封建专制。因此，以封建专制而全部否定康熙帝功绩、否定康熙盛世历史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第五种观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香港回归之前，香港大学要做一个历史研究课题：论黄金时代康乾盛世。时拟成立一个由香港、北京两方面学者合作的课题组。但课题组主持人说：这个课题要立项，需要经过一个专家委员会审议通过。结果没有被通过，其理由是康乾时代不是历史的盛世，而是专制黑暗时代。这就启发人们思考一个严肃的课题：康熙朝的历史地位怎样评价？
第六种观点，论者虽认同康熙朝是辉煌，却是落日的辉煌。这个提法有道理，但值得深究。所谓日升日落，虽可用来喻指兴盛衰亡，但应当有明确的本体。如将讨论限定于清朝，康熙时期将清朝推向了盛世，恰如旭日向中天攀升，显然不能算落日。而如将讨论扩展到两千多年的皇朝史，那么所谓落日，就是喻指皇朝社会走向没落的历史大势。清朝处于中国皇朝序列的末端，从宏观上当然带有皇朝社会衰落的色彩。但是，中国皇朝社会的衰落，并不自清朝始，更非自康熙始；中国与世界差距的迅速拉大，更不全是、且主要不是康熙帝的历史责任。
第七种观点，耶稣会士的评价。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在给其国王路易十四题名为《康熙帝传》的报告中说：他是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当中最为圣明的君主。又说：康熙帝不仅在国内享有绝对的尊严，而且以其具有高尚而贤明的品德、丰富的阅历以及非凡的见地和诚意，受到邻近各国国民的尊敬和颂扬，他在亚洲的所有地方是赫赫有名的[7]。
第八种观点，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三十日，朝鲜谢恩兼冬至使金昌集、尹趾仁向其国王报告时，评价康熙帝说：清皇节俭惜财，取民有制，不事土木，民皆按堵，自无愁怨。[8]
第九种观点，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观点，认为康熙皇帝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封建社会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虫，是人民的罪人、民族的罪人。对康熙帝、康熙朝的历史予以全面否定。
第十种观点，赞成《清史稿圣祖本纪三》论曰中的部分论断：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这二十五个字的评价，还是比较符合历史的。康熙帝及其子雍正帝、孙乾隆帝时期的版图，东濒大海，南及曾母暗沙，西接葱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北达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库页岛（今萨哈林岛），总面积约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人口最为众多、军事最为强盛、实力最为雄厚的大帝国。康熙大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新近、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其时最高的文化素养。这为他展现雄才大略、帝王才气，实现国家一统、宏图大业，陶冶了性格，开阔了视野，蓄聚了智慧，奠定了基础。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熙盛世的大局面。
说康熙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一帝，不仅指其历史功业，而且含其个人品格。康熙皇帝的个人品格，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段一千年九十位君主中，内圣外王，修养品格，严于律己，可谓仅见；天性好学，手不释卷，性情仁孝，兼俱智勇，为政勤慎，敬天恤民，崇儒重道，博学精深，几暇格物，学贯中西，八拒尊号，知行知止。一个以满洲语为其母语的皇帝，其汉文书法，其汉文诗篇（一千一百四十七首诗），便是康熙帝人格与学养的一个例证。
目前学术界对康熙帝、康熙朝历史的评价，主要有三种观点：康熙朝的历史是中国皇朝社会一个黑暗的时期；康熙朝的历史是中国皇朝社会一个盛世的时期；康熙朝是在中国皇朝史上一个落日辉煌的时期。
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都有其杰出的过人之处，也都有其突出的历史贡献。康熙帝以其才华与天赋，智慧与胆识，勤政与谦虚，好学与著述，顽强与坚韧，宽容与简约，在人生旅途中，克服诸多艰难，完成重大使命。康熙帝的文治与武功，学养与行事，都令人称道，也都有特殊贡献。他幼年登极，以智取胜，亲掌朝纲；他崇儒重道，治理中国；他奖励农桑，蠲免田赋；他重视治河，兴修水利；他重视士人，协和满汉；他提倡学术，编纂群书；他勤奋好学，工于诗书；他平定三藩，巩固中原；他重用施琅，统一台湾；他悉心筹划，打败俄军；他善抚蒙古，安定北边；他进兵安藏，加强管理这是两千年帝王文治武功所罕见的。
我个人观点，不提雍正盛世，因为雍正朝十三年，时间太短；也不提乾隆盛世，因其持盈保泰[9]，无视西方进步，不做社会改革，在国内外争议较大；而认为康熙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一帝，康熙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康熙盛世。
我的论点的主要依据，是康熙帝的历史贡献。
二 主要贡献
康熙帝（16541722年），姓爱新觉罗，名玄烨，是清朝自努尔哈赤起第四代君主、清入关后第二任君主。他八岁继位，在位六十一年。其间，曾经先后智擒权臣、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打败帝俄，还有绥服蒙古、抚安西藏，武功盛极一时，前朝无人可比。他重视个人修养，好学习武，敬孝仁爱，手不释卷，克己修身。他又能重视学术、弘扬文化、编纂图书、奖励学者，文治上的成就也很高。他毕竟还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皇帝，占有历史伟人之地位。
康熙帝六十一年的君主生涯，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就其贡献而言，概括说来，主要有五中华版图奠定、民族关系稳定、中华文化承续、经济恢复发展、社会秩序安定。
第一，中华版图奠定。打开中国地图和东亚地图，看看康熙时的清朝疆域。
在东南，征抚台湾，金瓯一统。明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人侵占台湾。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10]，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郑成功死后，儿子郑经奉南明正朔。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抓住郑经死后，其子郑克塽年幼、部属内讧、政局不稳的时机，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文武兼施，征抚并用，率军统一了台湾。设台湾府，隶属于福建。台湾府下设三县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诸罗县（今嘉义）。派总兵官一员，率官兵八千，驻防台湾。从而加强了清廷对台湾的管辖，并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东北，抵御外侵，缔结和约。黑龙江地域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已经逐渐归属清朝。清军入关后，沙俄东进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地区，占领雅克萨（今阿尔巴津）、尼布楚（今涅尔琴斯克）、呼玛尔（今呼玛）等城。康熙帝统一台湾后，调派军队进行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同俄国在尼布楚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格尔毕齐河、额尔古纳河以东至海，外兴安岭以南，整个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以东到海地域（包括库页岛）土地，归中国所有。康熙帝设立黑龙江将军衙门、吉林乌喇将军衙门，加强了对黑龙江地区和乌苏里江地区的管辖，初步奠定后来黑龙江和吉林等行省的规模。
在正北，会盟多伦，善治蒙古。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解决了漠南蒙古问题，康熙帝则进一步解决漠北蒙古、初步解决漠西蒙古的问题（后雍正和乾隆解决漠西蒙古问题）。从秦汉匈奴到明朝蒙古，两千年古代社会史上的北疆难题，到康熙帝时才算真正得解。康熙帝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11]秦汉以来，长城是中原农耕民族用来防御北方南进势力的屏障；康熙之后，蒙古是中华各民族防御沙俄南进的长城。
在西北，三次亲征，败噶尔丹。康熙帝先后三次亲征，遏制噶尔丹势力东犯，不仅稳定了漠北喀尔喀蒙古局面，也稳定了漠南内蒙古的社会，更有利于中原地区的社会安定。
在西南，进兵高原，安定西藏。清初，顺治帝册封达赖喇嘛，康熙帝又册封班禅额尔德尼，西藏已经完全归属于清朝。康熙帝派兵平定西部蒙古势力对西藏的扰犯，维护西藏的社会安定。
康雍乾盛清时的版图，东濒大海，东南包括台湾，南及曾母暗沙，西南到喜马拉雅山，西接葱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北达贝加尔湖、外兴安岭，东北至库页岛（今萨哈林岛），后乾隆帝底定新疆，总面积约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特别是对满、蒙、疆、藏、台地区，完全置于清廷长期、全面、有效、稳固的管辖之下。清康熙朝是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大帝国。
康熙朝国家一统，国力强盛，周边国家没有出现威胁，也没有出现动荡，仅有的俄国侵犯亦被击退。这既是康熙帝治国的功绩，也是康熙盛世的表现。
第二，民族关系稳定。清代民族关系，从康熙朝开始，是中国皇朝史上最好的时期。在东北，打败俄国的侵略，解决并巩固了自辽河到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问题。东北的达斡尔、索伦（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等，前代所谓的边徼之野，在清朝则成为龙兴之地。在北方，中国自秦、汉以来，匈奴一直是中央王朝北部的边患。明代的蒙古问题，始终未获彻底解决，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云[12]。己巳与庚戌，蒙古军队两次攻打京师，明英宗皇帝甚至成为蒙古瓦剌部的俘虏。清朝兴起后，对蒙古采取了既完全不同于中原汉族皇帝、也不同于金代女真皇帝的做法，先后绥服了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清朝对蒙古的绥服，抚驭宾贡，敻越汉唐[13]。在西北，对南、北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统一。在西南，进兵安藏，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后乾隆《钦定西藏章程》设驻藏大臣，在西藏驻军，册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设立金奔巴瓶制度；西南云、贵、川的苗、瑶、彝等，改土归流，加强了对这个地区民族的管理。清朝实现了中国皇朝史上多民族国家新的协和。
康熙朝国家一统、国力强盛，多民族协和在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没有出现大的民族动荡、大的民族分裂。这既是康熙帝治国的功绩，也是康熙盛世的表现。
第三，中华文化承续。清朝帝王为了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镇压异端、打击政敌，实行文字狱。清代文字狱始于顺治、康熙，发展于雍正，大行于乾隆，约计百起。康熙帝亲政后重大文字狱，主要有一起即《南山集》案。这是应当批评的。在文化方面，康熙帝主要有几件事情：其一，兴文重教，编纂典籍。他重视文化教育，主持纂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皇舆全览图》等，总计六十余种，二万余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帝下令在熙春园设古今图书集成馆，用铜活字印刷了一万卷、一亿六千余万字的《古今图书集成》[14]。于雍正初，最后完成。其二，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帝先后兴建畅春园、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雍正、乾隆又兴修或扩修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畅春园和圆明园等，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高峰。其三，引进西学，学习科技，设立被誉为皇家科学院的蒙养斋等。李约瑟博士称康熙帝为科学的皇帝。康熙帝同法国路易十四、俄国彼得大帝等，都有文化往来与交流。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其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文明都中断了，中华文明在清朝不仅得到薪火传承，而且延续活力。
康熙朝国家一统、国力强盛，中华文化在交融中传承、在曲折中发展。这既是康熙帝治国的功绩，也是康熙盛世的表现。
第四，经济恢复发展。清军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也就是跑马占田，任意圈夺。康熙帝颁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重视耕织，恢复生产。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培育新的稻种，取得很大成绩。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一月，户部库存银五千万两，时当承平，无军旅之费，又无土木工程，朕每年经费，极其节省，此存库银两，并无别用。去年蠲免钱粮至八百余万两，而所存尚多云云[15]。上年十二月，征银二千七百八十万四千五百五十三两，加上课银二百九十五万零七百二十八两，共征银三千零七十五万五千二百八十一两[16]。康熙帝既使户部库储充盈，又强调藏富于民减免天下钱粮共达五百四十五次之多，其中普免全国钱粮三次，计银一亿五千万两。
康熙朝国家一统、国力强盛，社会经济在经过战乱、灾荒后，有所恢复，也有所发展。这既是康熙帝治国的功绩，也是康熙盛世的表现。
第五，社会秩序安定。康熙朝社会安定，主要是指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之后，虽然社会矛盾也有，民族纠纷也有，但没有大的、严重的社会动荡。康熙帝很幸运，他生活的后四十年，中国社会处于由乱到治、由弱到强、由分到合、由动到静的历史时期。原有的社会冲突、原有的动乱能量已经释放殆尽，新的社会冲突、新的民族动乱能量还没有积聚起来。康熙朝的社会安定，兹举三个例子：
（1）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到六十一年（1722年），中原地区四十年间，没有大的厮杀争战，没有大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大的社会危机。在中国两千多年皇朝史上，统一王朝皇帝在位四十年以上的皇帝，只有六位：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但有天汉民变；唐玄宗在位四十四年，但有安史之乱；明世宗嘉靖帝在位四十五年，但有庚戌之变；明神宗万历帝在位四十八年，但有萨尔浒大战；清圣祖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中原地区无大乱；清高宗乾隆帝在位六十年，但有王伦起义。所以，自秦始皇到宣统帝，在位期间中原地区连续四十年无战争的，只有康熙帝一朝。
（2）秋决死刑数字比较少。秋决死刑的案件，康熙十二年（1673年），死犯共有八十余名[17]。后来决一年之罪犯，减至二三十人[18]。康熙十六年（1677年），终岁断狱死刑，不过十数人焉[19]！当时的全国人口，当在一万万以上。当时全国设18个省，包括直隶、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福建、浙江、江西、湖广、偏沅、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康熙六十年为例）。平均每省每年死刑不到一人。对于一个上亿人口大国来说，一年死刑十余人，数字算是很少。这就说明：当时社会，相当安定。
（3）康熙帝多次四方出巡。他三次东巡、六次南巡、五次西巡、三次北征，还四十八次去木兰秋狝、五十三次到避暑山庄。试想：如果社会动荡，康熙帝四方出巡，则是不可能的。如康熙帝第五次南巡途经山东，民众扶老携幼，随舟拥道：夹岸黄童白叟，欢呼载道，感恩叩谢者，日有数十万。[20]又如到江南，史书载：自古帝王不惮跋涉之劳、为民阅视河道，现场指示，亘古未有；缙绅士民，数十万人，欢声雷动，夹岸跪迎[21]。以上两则史料，难免有官员组织民众夹道欢呼以博得圣上喜欢，也难免有官方夸大舆情的现象[22]，但可以透露当时社会比较安定。
康熙朝国家一统、国力强盛、民族协合、文化发展，社会秩序比较安定。这既是康熙治国的功绩，也是康熙盛世的表现。
盛世的盛是强盛、繁盛、兴盛的意思。康熙朝的后四十年，在中国皇朝史上，确是一个相对兴盛、强盛、繁盛的局面兴，当时是东亚兴隆的帝国；强，当时是世界上强大的帝国；繁，当时是比欧洲国家繁荣的帝国。
概括地说，康熙帝超越前人的重大贡献是，在中华两千多年皇朝史上，实现了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和西部高原文化的空前大融合。
但是，康熙大帝有缺憾、也有缺失，有疏误、也有错误。这主要表现在五个问题上：于皇位传承，立之过早，立而废，废而立，立而再废，晚年失之于当断未断；于八旗制度，也想改革，改而停，停而改，改而再停，晚年失之于当改未改；于满汉关系，企望合协，亲满洲，疏汉人，合而未协，晚年失之于当协未协；于吏制管理，向往仁善，扬清官，惩贪官，惩而不严，晚年失之于当严未严；于海洋文化，预见外患，严海禁，闭而开，开而再闭，晚年失之于当开未开。这更加导致其儿孙们主宰的大清帝国，以天朝大国自诩，持泰保盈，固步自封，逐渐走向衰落。
总上，康熙帝虽有缺失与过失，康熙朝虽有矛盾与危机，但总体而言，康熙帝确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一帝。
三 千年一帝
康熙帝能够成为千年一帝，是因为遇到了一个大天时。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出明君。
在国内，康熙帝遇到的天时，有四个特点：
第一，金瓯需要一统。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南明最后的象征台湾郑氏延平郡王郑克塽归清，整整百年。这一百年间，中华大地一直处于战争和分裂状态，人民最重要的历史期待是什么？作为帝王，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又是什么？答案都是重新实现金瓯一统。
第二，民众需要富裕。战争的破坏，社会的动荡，灾害的降临，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在北方，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在中原，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在江南，荒凉景象，残苦难言；在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在四川，民人死亡，十室九空。就全国而言，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田土抛荒，路暴白骨，村无炊烟，户无鸡鸣。民要富，家要兴，族要盛，国要强。
第三，文化需要融合。自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打着反抗民族压迫旗帜对抗明朝，到康熙帝即位，再到吴三桂反叛，满汉之间，文化差异，异常凸显，冲突不断。满洲统治者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曾经实行镇压和屠杀的政策。流传到现在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抗清等故事，就反映了这种暴政和由此引发的汉族军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多尔衮摄政以后，在中原地区普遍推行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捕逃六大弊政，更激化了族群矛盾和文化冲突。
第四，天下需要太平。一百年间，地不分南北，族不分夷夏，人不分老幼，民不分贫富，都蒙受着战乱、屠杀、大旱、水患、瘟疫、地震等灾难。黎民百姓，背井离乡，饥寒交迫，奔波流离，历尽苦难，饱经沧桑，他们最渴望天下太平。而实现金瓯一统、民众富裕、文化融合、天下太平的民众百年梦想，既是康熙大帝的责任，也是康熙大帝的荣光。
同时，从中国历史规律来看，大乱之后往往有大治，短命天子之后往往有寿君皇帝。明末清初，数十年战乱，给康熙大帝提供了一个做明君的历史机会；从满洲贵族集团来看，康熙帝正好处在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转变满洲虽占有中原大地，却没有坐稳江山，如果不能恰当处理满汉民族关系，而使族群矛盾激化，有可能会重蹈元朝最后被赶回漠北的历史悲剧。而如能缓和各种矛盾，成功实现转型，而其守成之功，实同开创之业。
这些就是康熙皇帝成为一代大帝的重要天时条件。康熙帝利用了有利条件，做出历史功绩。那么，怎样评价康熙帝的历史地位呢？
中国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有三千多年。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前221年），嬴政自以为德高三皇、功过五帝，自称始皇帝，从此中国开始有了皇帝；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被废除。这段历史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皇帝。我将这段历史称作中国皇朝历史。中国皇朝历史，总算为二千一百三十二年。
这二千一百三十二年的皇朝历史，有多少位皇帝呢？有人统计共三百四十九位皇帝，康熙帝让他的大臣统计奏报说二百一十一位皇帝，再加上自康熙到宣统九位，共二百二十位。其统计数字之差异，主要是源于标准不同，这可以不管。我们重在思考这二千一百三十二年皇朝的历史。
中国两千多年皇朝历史，大体可以分作前后两段。前一段一千年，中国的政治中心主要是在西安。其间政治中心经常东西摆动秦在咸阳，西汉在长安，东汉在洛阳，唐在长安等，但摆动中心在西安。其间，出现文景之治（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景帝在位十六年）、贞观之治（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旧唐书太宗本纪下》史臣曰：千载可称，一人而已。[23]后一段一千年，中国的政治中心主要是在北京。其间政治中心经常南北摆动辽上京在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菠萝城），金都先在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后在中都（今北京），明都先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后在北京，清都先在盛京（今辽宁沈阳）、后在北京，就是从今哈尔滨往南，经沈阳、北京、开封、南京，到杭州，但摆动中心在北京。从上述可以看出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现象：中国两千多年帝国历史政治中心的摆动，先是东西摆动，后是南北摆动，从而呈现出大十字形变动的特点。
就其后一千年来说，辽、北宋、金、南宋、西夏、元、明、清八朝，共九十帝，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国内的民族纷争与融合。辽契丹、金女真、西夏党项、元蒙古、清满洲，八朝中有五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明朝虽然是汉族人建立的，但朱元璋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24]为号召，结果又被胡虏所替代。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辽、北宋、金、南宋、元、明、清七朝，共有皇帝八十位。这七朝都有一个民族融和的问题。辽朝与北宋对峙，金朝与南宋对峙，元朝取代金朝，都是民族问题。朱元璋是汉人，他的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满洲以七大恨告天的民族旗号起兵，取代了明朝；民国孙中山先生又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25]为纲领而推翻满洲人建立的清朝。
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神册元年（916年），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总算一千年。折腾来，折腾去，都离不开民族二字。
现在回到本题对康熙帝的评价问题。
先从纵向比较中国自辽金以降，千年以来，有九十帝。辽九帝、金十帝与北宋九帝、南宋九帝，半壁山河，西夏十帝偏隅一方，凡四十七帝，均不足论。元朝十五帝，太祖成吉思汗，一代天骄，打下基业，武功伟绩，略输文采，并未一统，更无盛世。元世祖忽必烈，在位二十四年，定鼎大都，武功赫赫，文治稍逊，也无盛世。其他诸帝，均不足论。明朝十六帝，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一统天下，功绩很大；但是，冤案烦苛，史多讥评。明成祖朱棣，雄才大略，迁都北京，派郑和下西洋，派亦失哈下奴尔干，设奴儿干都司，然靖难之举，史称之为篡；蒙古难题，六次北征，死于道途，抱恨归天。所谓洪宣之治，洪熙在位一年，宣德在位十年，都没有形成盛世的局面。至于清朝，共十二帝，可以提及的是三祖三宗清太祖努尔哈赤、世祖顺治、圣祖康熙、太宗皇太极、世宗雍正、高宗乾隆。三宗自然位在三祖之下。仅以三祖而论，清太祖努尔哈赤奠基清朝，未入主中原。顺治帝虽迁都燕京，英年早逝，后期荒唐。算来算去，自辽以降，约一千年，康熙帝的前述五大贡献，及其个人品格，迈越古人，千年以来，谁能与比？千年一帝，首推康熙！
再从横向比较。其时，清朝的四邻国家，比较和睦。东面的朝鲜，皇太极时已经向清朝纳贡称臣，其国王受清帝册封。西面的哈萨克、阿富汗都比清朝经济落后，更没有形成气候。南面的越南、泰国、缅甸、马来亚、菲律宾、爪哇等，都比清朝落后、弱小。西南的印度，处于莫卧儿帝国时期，受喜马拉雅山阻隔，也没有同清朝发生纠纷与摩擦。清朝北面和东面后来的两大强敌俄国和日本，在康熙时期都还没有崛起，俄国废除农奴制是在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日本明治维新则在1868年（清同治七年），都是在康熙朝以后。虽然俄国有些小的动作，但都被击败，没有形成大的威胁。
此时的西方，经济方面，工业革命还远没有开始（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织机，被公认为工业革命的先声，已是康熙帝的孙子弘历乾隆三十年的事）；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新科技，在明末已经传入一些，康熙帝本人也比较重视学习，但对生产影响重大的科技突破（如蒸汽机的改良等）都发生在康熙朝之后；政治方面，其时欧洲处于民族国家形成时期，主要大国都实行君主制，只有英国在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光荣革命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但那时英国的力量还基本达不到中国，也没有其他国家效仿英国政体，大英帝国的海上霸主之梦更是迟至19世纪才实现。至于美利坚合众国，则是康熙帝死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才建立的。所以说，给康熙帝扣上丧失学习西方、富国强兵机遇的帽子，是不太公平的。
康熙时代，英国尚未工业革命，而法国大革命和美利坚独立，都是乾隆朝的事。俄国和日本的崛起，都在19世纪中叶。俄国的彼得大帝，法国的路易十四，与康熙同时代，他们都是当时世界上的伟大君主。但是，康熙朝是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人口最为众多、经济最为雄厚、文化最为昌盛、军力最为强大的大帝国。康熙大帝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年一帝，而且是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君主。
但是，康熙帝国有内在矛盾吗？有。有潜存危机吗？也有。康熙帝晚年谕曰：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26]虽康熙帝预见可贵，但他没有在政策上、制度上做出安排。康熙帝留下的缺憾，致使其儿孙们主宰的大清帝国，和西方列强的差距愈拉愈大。
综上，无论就中国历史作纵向比较，或就世界历史作横向比较，都可以说康熙大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一帝，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千年名君。他同当时俄国彼得大帝、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同列世界伟大的君主。
[1]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第14卷，乾隆元年三月乙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北京。
[2] 《清史稿圣祖本纪一》开宗文曰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在诚信之下脱中和二字。
[3]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第1卷，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乙巳二十四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北京。
[4]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第1卷，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己酉二十八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北京。
[5] 《清史稿圣祖本纪三》，第8卷，第305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北京。
[6]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75卷，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北京。
[7] ［法］白晋：《康熙皇帝》，赵晨译，第2页、第6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哈尔滨。
[8] 《李朝肃宗大王实录》，第53卷，三十九年（康熙五十二年）三月丁未三十日，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东京。
[9]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第1223卷，乾隆五十年正月丙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北京。
[10]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上海）郑成功释文：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一日，荷兰总督揆一投降，台湾重回祖国怀抱。这种说法有欠缺：其一，二月一日应是阳历，而不是阴历；其二，1662年2月1日，实际上是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康熙元年正月初一日应是1662年2月18日。事情虽发生在1662年2月1日，却是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本月末为二十九日，这时距康熙元年元日还有16天。因此，从帝王纪年方面，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可以，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在康熙元年（1662年）不可以；从公元纪年方面，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在1662年可以，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在1661年不可以。
[11]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51卷，康熙三十年五月壬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北京。
[12] 《明史鞑靼传》，第327卷，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北京。
[13] 《清史稿藩部列传一》，第518卷，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北京。
[14] 苗日新：《熙春园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增订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北京。
[15]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40卷，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丙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北京。
[16]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35卷，康熙四十七年十二月是岁，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北京。
[17]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康熙十二年三月十一日辛巳，中华书局影印本，2009年，北京。
[18]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甲寅，中华书局影印本，2009年，北京。
[19]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壬申，中华书局影印本，2009年，北京。
[20]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19卷，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己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北京。
[21]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19卷，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己未和庚子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北京。
[22] 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帝南巡到扬州时，两岸支港汊河，桥头村口，各安卡兵，禁民舟出入。纤道每里安设围站兵丁三名。令村镇民妇，跪伏瞻仰。于应回避时，令男子退出村内，不禁妇女。这说明：舟车所经是要戒严的，桥头村口是有警跸的，夹道跪迎是有组织的。
[23] 《旧唐书太宗本纪下》，第3卷，第63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北京。
[24] 《明太祖实录》，第26卷，吴王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十月丙寅，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台北。
[25] 《中国同盟会总章》第二条，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第7页，中国史学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上海。
[26]《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70卷，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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