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音位学和语音学
每一次，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说什么的时候，我们指的是言语行为或者言语。言语永远是具体的，言语与固定地点和时间密切相关。言语要求有说话人（发出者）、听话人（接受者）和言语所涉及的对象。所有三个要素说话人、听话人及言语对象随着言语行为的替换而发生变化。但是言语行为还要求一个方面：
为了使听话人能够理解说话人，两者都必须熟知同一种语言，语言团体每一个成员意识中的统一语言是发生任何言语行为的前提。与一次性的言语行为不同，语言是共同的、永久的。语言存在于该语言团体所有成员的意识中，是无数个具体言语行为的基础。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语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促进言语行为的实现。语言之所以存在，因为语言与具体言语行为彼此相关。没有具体言语行为就不会有语言。因此，语言和言语相辅相成。它们相互联系，可以视为是同一个现象言语活动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但是，实质上，语言和言语是完全不同的现象，7所以将它们视为相互独立的现象。
瑞士语言学者索绪尔是第一个清楚地意识到语言和言语之间差异的学者。在有关这个问题的较晚时期文献中，我们只提到Alan. Gardiner的著作，尤其K.Bhler的著作。
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言语活动（包括语言和言语）由两方面组成： 能指和所指。因此，言语活动是能指和所指两者的组合和相互联系。
在言语中所指永远是完全具体的陈述，只有作为整体时才有意义。相反，所指在语言中是抽象规则：
句法、成语、词法和词汇。即使在语言中,词语意义也只是抽象规则，概念提要，而在言语中出现的具体意义与此相关。
言语中的能指是具体的语音流能够听到的物理现象。但什么是语言中的能指？如果语言中的所指是抽象规则，且根据这些规则,全部意义分解为各个有序的组成部分，那么语言中的能指则是一些规则，根据这些规则,规范言语行为的语音方面。
在言语行为中可以表达无限数量的不同具体概念和思想,而语言中的词汇意义数量却是有限的。掌握语言的目的,就是借助于语言提供给我们有限的语义和语法手段，表达具体概念和思想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与言语所指不同，语言所指是由有限数量的单位组成。同样，语言和言语之间的这种关系也体现在能指范围内。8发音运动及与此相对应的,出现在言语中的发音是多种多样的，而构成能指单位的语音规则是有限的、可数的，在数量上是有限制的。
因为语言是由规则或者规范构成，因此是一个系统，或者最好说是独立系统的综合体，与言语正好相反。语法范畴构成语法系统，语义范畴构成不同类型的语义系统。所有系统完全是平衡的，各个部分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联系。因此，可以将言语中出现的无限数量的概念和思想与语言系统的元素联系起来。所阐述的内容对于能指而言同样有效。初看起来，言语的语音流是不规范的，是一个语音向另一个语音过渡的序列。与此相反，能指单位在语言中构成了规范系统。只是因为表现在言语行为中语音流的个别元素或者方面可能与这个系统的个别成员相对应，为语音流带来秩序性。
这样一来，语言过程的各个方面纷繁复杂，因此这些方面的研究应当成为一系列独立科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显然，言语活动的所指和能指应当归属于不同学科。确实，语音论换言之，是有关能指各个元素的科学，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成为与意义论严格区分开来的语言学一部分。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与言语能指相比，语言能指完全是另一种现象。因此，用两门语音科学取代一门是合理的选择，一门是以言语为目标，另一门是以语言为目标。根据两门科学对象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方法：
与具体物理现象有关的言语语音理论应当使用自然科学方法，而与此对立的语言语音理论则使用纯语言学方法（广义地说，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科学方法）。我们将言语语音理论称为语音学，语言语音理论称为音位学。
学者们并不是立刻就对语音学和音位学进行区分的。J.Winteler似乎是第一个毫无条件地承认在该语言中存在这样的用于区分词语意义的语音对立。但从另一方面而言，还有一些不能用于此目的的语音对立。但是，他并没有由此得出相应结论，即语音理论应当分解为两种不同的科学。而J.Winteler的同时代人做出类似结论的可能性就更小。虽然他的书已经引起了关注并且作为严格从语音角度描述方言的第一次尝试得到了认可，但是他提出的两种类型语音对立并没有引起关注。或许，根本就没有人发现。后来，著名英国语音学者Sweet不止一次地提到了类似的观点，但似乎与J.Winteler没有关系。他的学生们捕捉到了这些思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O.Jespersen，他特别坚持这样的观点。但应当指出，Sweet本人及其学生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解释语音对立，完全不考虑这些对立是否用于区分意义。他们采用的方法本身也是自然科学方法。索绪尔懂得了并且清晰地阐述了区分语言和言语的重要性。正如他所表述的那样，他甚至明白了语言中能指的非物质性，但即使是索绪尔也没有确定表达区分言语语音理论和语言语音理论的必要性。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我们只是看到这种思想的暗示。显然，这位日内瓦学派奠基人觉得在语言学中区分言语语音理论和语言语音理论不如区分描写语音学和历史语音学重要。而且，索绪尔的一些学生，尤其梅耶、巴利和薛施蔼已经非常清晰地划分出言语语音理论和语言语音理论的界限。10但是，只有Baudouin de Courtenay根据研究对象，即在某一语言团体中作为物理现象或者语音信号，用于告知目的的具体语音，提出了必须划分两种描写语音科学的观点。Baudouin de Courtenay的学生主要是俄罗斯人，还有波兰人（他本人就是波兰人，但是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俄罗斯大学里教书。先是在喀山，后来在圣彼得堡）。其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谢尔巴和波利万诺夫。他们在深入和普及自己导师有关语言语音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除了狭窄的学生圈，Baudouin de Courtenay的普通语言学思想鲜为人知。因此，没有受到重视。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区分两类语言科学的思想在国际语言学界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只是在战后，这个观点得到了普及。在海牙举办的第一届国际语言学者大会上三个俄罗斯学者（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与Baudouin de Courtenay有关）发表了简短的纲领，清楚准确地阐述了严格区分语音学和音位学的必要性。这就是雅克布逊、卡尔采夫斯基和本文作者。纲领引起了反响，来自不同国家的很多学者都支持这个观点。成立于1926年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在这方面尤其积极，并且在海牙大会召开之前已经有不少满腔热忱的新思想拥护者。
1929年，《布拉格语言学派》（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的前两卷已经出版，研究音位学语言语音理论。一年后，在布拉格举办了音位学大会，9个国家的代表参会。这次大会的报告及与此相关的讨论刊登在《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的第四卷中。在这次大会上决定针对音位学领域的研究创建国际协会。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国家语言学大会上，针对上述意义的音位学举办了一次专门的全体会议，结果新科学博得了广大科学界的青睐。如今，国际音位学家协会在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会员。
但是，不应当认为，语音学和音位学区分已经得到全面认可。还有不少学者甚至不认可语言和言语之分。一部分学者的不认可行为是建立在有意识的信仰之上的，与一定的世界观有关（比如，W.Doroszewski）。另一部分学者，这部分人占多数,他们的不认可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懒惰，顽固地否认任何新思想。但是，无论如何，否认语言和言语对立的研究者，不可能认可语音学和上述意义的音位学之间的区别，这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还会遇到另外一些研究者，他们承认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区别，甚至语音辨义和非辨义之间的对立，但不愿意将音位学和语音学区分开来。而且他们喜欢引用英国学派的古典指南，引用Sweet和O.Jespersen的观点，因为这些学者将音位学和语音学一起研究，但是他们却非常了解语音辨义和非辨义对立。但是类似证据却可以抗衡科学中的任何进步。因为忽略语音学和音位学之间的区别，恰恰是古典语音学资料方法论的不足。这一不足不仅妨碍了语音学发展，也妨碍了音位学发展。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在未来去推广。
但是，人们已经进行严肃的尝试以克服语音学和音位学之间的对立。E.Zwirner认为，如果用被他称之为音位计量代替两类科学的话，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根据他的观点，研究个别的具体言语行为，将其作为自我目标没有意义，也不需要，因为语言学任何时候都没有将辨识讲某种语言的说话人之间完全清晰的音响区别视为任务。实际上，某一个X是对着麦克风说，还是在某一时刻在某一个实验室对口型，对语言学而言完全没有意义。科学与某人在某地某次说过什么毫无关系。对于E.Zwirner来说，语言只是规则系统，是由听觉接受且由人类器官构成的符号系统，这个系统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相互理解。如果属于同一语言团体的说话人和受话人以这些规则为目标，那么它们可以充当相互理解手段的角色。无论是对这些符号的构成，还是对于理解这些符号，它们都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符号的语言特征不是展现在它们是由言语器官构成的。无论在言语过程中，还是在理解过程中，这些符号都是以这些传统规则为目标的。正如我们所见，E.Zwirner追求将言语活动视为语言。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传承下来并且在语言现状下的固定规则，而不是被理解的独一无二（数不胜数）的这些规则的体现。但是E.Zwirner由此做出了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结论：因为言语器官不可能两次以同样方式完成被继承的语音构成规则，那么从研究这些规则向研究言语的转换过程就已经包含了从语言史向针对这些规则的统计式理解言语变异的转换。在特殊方法基础上，应当计算出个别语音的平均意值。根据著名的高斯定理，机械性地准确记录的某一语音变体分布在这个平均意值的周围。在这一曲面上以挑剔的眼光检验平均意值，只有这些严格检验的平均意值才具有语言学价值。E.Zwirner是错的： 借助于他的音位计量方法得到的东西并不是说话人在构成和理解语音时依赖的规则，或许，这是另一种意义的规则： 发音规则、实施规则，即言语规则，而不是语言规则。当然，这样的规则只能是平均意值，不能将它们与语言意值等同。德语的k在辅音之前与在元音之前的发音是不一样的。在含有重音元音之前的发音与在非重音之前也不同。而且，k的音色和发音将根据紧接着的前一个元音或者后一个元音的音质发生变化。针对每一个变体可以计算出音位计量的平均意值，根据高斯定理，德语正确发音的每一个变体都是围绕着这个平均意值而展开的。但对于一般的k音而言，无法计算出类似的平均意值。在带重音的元音之前，k是送气音（根据自身力度，强度有所不同）。在非重音元音之前，k是非送气音。如果根据送气程度认真地研究所有出现在某一篇章中的k发音，在个别情形下以数的形式表达这个程度，然后计算出送气音的平均意值，那么这个平均意值与任何现实都不对应。乐观一点，这样的平均意值将指的是k在某一篇章中含有重音的元音之间出现的相对频率。如果我们计算出两个不同的平均意值，那么就可以得到单值结果，即对于重音之前的元音k是一个意值，在非重音元音之前的k是另一个意值。但是，一般的k音就是说话人遵循的规则，而任何计量和计算都无法发现它。当然，非常希望准确地计算出固定位置的某一个语音的平均的常规发音。毫无疑问，正如E.Zwirner所坚持的那样，使用生理统计学方法应该会有一个很大的推进。但是，如果认为以此方法能够解决语音学所面临的所有任务则是错误的。以这样的方法解决音位学任务则近乎无的放矢，因为语言是在度量单位和数字之外的。语音学的任务不仅局限于音位计量。与E.Zwirner不同，我们将强调，语音学家应当不仅仅对某语言团体具有意义的规则进行研究，而且还应当研究存在于说话人之间的个体差异，言语情景交替引起的个别语音发音变化。并且在这个领域应当找到专门规律。语言学不仅是同语言打交道，而且还涉及言语，言语的整个领域。但是，严格区分语言学的两个对象语言和言语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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