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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本书从左宗棠与曾国藩、胡雪岩、郭嵩焘、胡林翼、沈葆桢等晚清重要人物的交往关系上着墨，记述他与同时代人的曲折命运。
2. 本书独辟蹊径，收集一些有关左宗棠的逸事、传闻，然后从各种可信的史料出发，进行严谨而不失可读性的考证，证实或者证伪这些传闻。
3. 采用锁线精装，特种手揉纸封面，典雅大方，便于阅读；用纸考究、印刷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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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左宗棠作为传奇历史人物，围绕他以及他与同时代名人如曾国藩、胡林翼、胡雪岩等人的交往，有不少逸事为大家所津津乐道。但是这些逸事中，有不少只是传言，并非史实，这些传言甚至被频繁使用到历史研究著作中。
借助当年秘而不宣、今天已然公开的清宫档案，本书作者经过数年钻研，为读者拨开历史迷雾，还原一个真实的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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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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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北京青年报》编辑，青年作家，文笔流畅，广受好评。出版有《被腰斩的王朝》《王朝死劫》等历史通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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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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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一章 出生及其他
一 姓名及出生地
二 左宗棠不收礼也不送礼？
三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幕府比较
附录一 左宗棠是否真如孙中山所说是哥老会老龙头？
附录二 李嘉诚办公室所挂对联是否真为左宗棠所写？
第二章 樊燮案真相
一 有没有掌掴樊燮？
二 左宗棠被参为劣幕？
三 咸丰密谕将左宗棠就地正法？
四 湘抚幕府期间，左宗棠有几个政敌？
五 谁在解救左宗棠？
六 樊燮案余波
附录 潘祖荫三疏交荐左宗棠？
第三章 左宗棠与曾国藩交往始末
一 左宗棠与曾国藩是同学吗？
二 曾国藩曾扣押左宗棠女婿
三 曾国藩两度自杀时的左宗棠
四 曾左重归于好，谁先低头？
五 左宗棠劝曾国藩自立为王？
六 楚军和湘军有何异同？
七 曾国藩举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八 曾左关系为何恶化？
九 同治三年，曾左为何断交？
十 同治三年之后，曾左的人生还有哪些交集?
附录 曾左二人是否曾撰联互讽？
第四章 左宗棠与郭嵩焘恩怨还原
一 左宗棠忘恩负义
二 左宗棠与郭嵩焘有哪些矛盾？
三 左宗棠是如何参劾郭嵩焘的？
四 交恶的心路历程
五 交恶的其他因素
六 郭嵩焘晚年对左宗棠更为不满
七 《玉池老人自叙》中的不实之处
八 左宗棠曾向郭嵩焘谢罪？
附录 左宗棠与郭嵩焘因灵芝祥瑞而翻脸？
第五章 左宗棠与沈葆桢交恶始末
一 沈葆桢与曾国藩交恶
二 奏请沈葆桢总理船政
三 支持沈葆桢轮船工作
四 沈葆桢为左宗棠保全了两万两银子
五 夸沈葆桢为一时之杰
六 沈葆桢反对左宗棠借洋款
七 交恶原因分析
八 左宗棠为何不给沈葆桢送挽联？
第六章 左宗棠与胡林翼逸事真相
一 是岳麓书院同窗？
二 有哪些亲戚关系？
三 共同经营陶家，更增友情
四 胡林翼向哪些名臣推荐过左宗棠？
五 胡林翼第三次推荐，左宗棠第一次幕湘
六 左宗棠第二次幕湘，与胡林翼并肩作战
七 反对左宗棠入川，奠定其一生功业基础
八 伤悲胡林翼死
附录 左宗棠是否自署名为诸葛亮？
第七章 左宗棠与胡雪岩关系真相
一 给胡雪岩保奏过什么官衔？
二 用兵陕甘，胡雪岩为左宗棠借款多少？
三 进兵新疆，胡雪岩为左宗棠借款多少？
四 如何为胡雪岩请黄马褂之赏？
五 从胡雪岩哪里得到什么好处？
六 对胡雪岩也有不满
七 胡雪岩破产前后的左宗棠
附录 左宗棠与胡雪岩逸事考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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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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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接到《北京青年报》陈国华兄的电话，让我为这部书稿写序，我有点犹豫。一则我不是这个课题的专门研究者，班门弄斧，不好下笔，而且容易误人子弟。二则自己做了一辈子编辑，眼高手低，虽然愿意读书，但很少有兴趣正式写点什么。我一直以为读书是非常私人化的事情，获取新知，启发思维，言人人殊，不必到处嚷嚷，耽误别人的宝贵时间。
不过花时间阅读了这部稿子，我十分感动。江华以业余的身份，浸润于这样一个课题十余年，拿出来这样一份成果，令人钦佩。他史料搜集系统完整，考订严谨扎实，人物关系的细节挖掘深入，判断到位，可以说对百余年来流传的左宗棠种种逸事作了一个总结性的学术评判。十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清代人物传记的修纂组织工作，深知人物研究的艰辛，想借此机会谈谈两方面受到的启发。
首选是史料搜集和甄别。第一手资料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无需论证，它在清代人物研究的重要作用也不必多说。第一手资料的种类各异，但清朝留下的大量档案，是清代人物研究首先必须充分利用的。江华描述他在清宫档案中发现有关史实真相那种怦然心动的紧张与兴奋，非亲历者难以体会。清史或清代人物研究想要取得突破，完全离不开对清宫档案资料的深入发掘和广泛利用，这个看法，我想目前怎么强调都不算过分。此外还有官书、奏疏、诗文集、函札、日记、年谱、旧传、笔记等等，其中不乏第一手的关键史料，也必须广搜博览。只有全面掌握了有关史料，才能谈得上开始研究。
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给史料搜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对史料鉴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史料本身的形成，受到文本作者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以及周边利益或利害关系左右，在使用时需要认真鉴别。即便是原始档案，也不能无条件相信。史料鉴别，就是在认真细致阅读的基础上，全面进行相关史料的排比、梳理、对勘和考异，然后作出选择。当前人物研究中常见的问题，一是以关键词搜索代替研读，简单排列或征引史料，却忽视了史料形成的不同时空，从而导致误读误解；二是先入为主，对史料中的记述，符合自己想法的予以采纳，与此矛盾的则束之高阁，不作取舍的分析和解释，结果往往距离事实真相南辕北辙。凡此种种，都是学术上懒惰或轻浮的表现。史料的搜集和鉴别，当然要靠见识，但主要是下功夫，花时间，没有捷径可走。
其次是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历史人物的主要目的是评价其功过是非，论者好像是审判官或者主考官，对历史人物的行为言论，依照自己的价值和道德标准一一打分，最后给出结论，以为好人坏人，可以在此一举定性。这当然很荒谬，仅仅这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就暴露了自己的浅薄和无知。今天还有另外一种倾向，就是由来已久的为尊者讳。只要是祖先、亲属或乡党，一味隐恶扬善，甚至不惜歪曲事实，指鹿为马。我们主张研究历史人物采取瞭解之同情的态度（借用陈寅恪先生语），在全面瞭解时代背景（大环境）和社会关系（小环境）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尽可能把握传主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弄清楚重要历史人物的事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或许是设法借助详尽的史料进入其内心世界，形成某种精神层面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其见识、胸襟和境界，从而为后人提供有益的知识和养分，实现文化血脉的传承。
江华谈到自己受茅海建教授有关史实重建的影响，勾起我的一点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海建在华东师大跟随陈旭麓先生学习中国近代史。先生当时已经形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如何新陈代谢的总体思路，授课即以此为主，教材就是一大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阶段性的考核就是写一篇论文。当年学界讨论近代史的发展线索，相当热闹，我们学识浅陋，自然不敢置喙。不过在研读史料的过程中，常常发现史事或人物活动的情况与已有的说法有不小的出入，由此产生的想法，就是将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史实考订上，坐冷板凳，下苦功夫，持之以恒，必见成效。三十多年以后，我们关于晚清史的知识，已经大大丰富，不过可以深入的领域还有很多，特别是大量史料的挖掘和公布，似乎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江华认同史实重建的理念，并且奉献出自己扎实的作品，在表示祝贺的同时，希望他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是为序。
潘振平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组长）
2016年9月
第一章第二节 左宗棠真的不收礼也不送礼？
关于左宗棠不送礼的传言，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他光绪七年应诏进京因拒绝送礼而不准入崇文门一事。有说法，左宗棠进京到军机处入职，当时陋规，地方官进京入职须按地方任职时职位的优劣程度向太监交一笔入门钱。太监当时向左宗棠索要4万两银子，从来不送礼的左宗棠一文钱也不肯支付，被迫在成为滞留数日，最后是恭亲王出面调和，给了8000两银子了事。但其实，虽曾声明弟于僚属馈送，向不收受，左宗棠一生中，尤其是出任督抚之后，既送礼，也收礼。当然更多的是，他在谢绝别人的送礼。那么，他收下的是什么礼物呢？谢绝的又是什么礼物？又是给谁送礼呢？
左宗棠一生耿介，传闻、逸事中，多有关于他既不送礼也不送礼的记载。2006年4月，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晚清人物系列之左宗棠》节目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杨东梁曾引一则左宗棠从不贿赂官员的轶事。杨先生说：左宗棠西征回到了北京以后，被阻在了门外，不让他进北京城。原因是什么呢？他没有给这些官员们送礼行贿。因为左宗棠本身不行贿你没有行贿，人家就马上要给你脸色看。如此一来，左宗棠就住在城门外，不进城。这怎么办呢？慈禧太后还要召见他呢。最后据说恭亲王做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说好吧，那这个钱由我来替你付了。根据杨先生的讲述，这个传言还有史书加以记载，虽然说是传言，但是有的史书还是把它记录下来了。
左宗棠是否真的从不送礼、从不收礼呢？
历史真相并非如此。在左宗棠一生，他既送礼，也收礼。当然更多的是，他在谢绝别人的送礼。如果不是好友，即使收了，也会回赠礼物。
那么，左宗棠一般会谢绝哪些人的礼物，会收哪些人的礼物，又会给什么人送礼呢？
收礼后折成钱给对方
从现存文献看，关于左宗棠拒收下属所送礼品的最早记载，见于同治二年（1863）。这年，在给福建布政使张佑之的信中，时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提到属下、护中军郭什春曾送来福园膏及印色。左宗棠对张佑之说弟于僚属馈送，向不收受，亦不欲自破其例。[1]（注释，《左宗棠全集书信一》，第520页）由于郭什春是从福建托人送来的，当时左宗棠正在浙江，再送回去过于麻烦。于是，左宗棠收下这些礼品的同时，将礼品折算成银钱，还给郭什春。在信中，左宗棠还希望张佑之帮忙转交，乞并询给为祷。
郭什春是前闽浙总督耆龄的中军，相当于总督的卫队长，属于亲信之人，当年四月份曾耆龄委托专程为左宗棠送来闽浙总督关防大印。就是前总督亲信所送的礼品，左宗棠都没有收。在这封信中，左宗棠还请张佑之从自己的养廉银中拿出二百两交给郭，用以操练标兵之赏，郭中军什春回闽时，曾饬勤练标兵，听候调遣，请发银二百两交渠，以为操赏之用。[2] （注释，《左宗棠全集书信一》，第520页）
这种收下礼物后折成钱款给对方，是左宗棠比较常用办法。
同治七年（1868），正在西北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接到当年福建部属彭光藻的信。彭在信中告诉左宗棠，当年左所关注的城河已经开通了，并随信送来一些礼品。左宗棠在回信中表扬该丞以万金了此巨工，为闽中永远之利的同时，也通报了对彭光藻所送礼品的安排，所赠干蔬，正军中求之不得者，饱啖之余，香留齿颊。惟燕菜两斤，品珍价贵，知损清俸不少，见以分赠病将，亦古者投醪之意。迟仍照价缴还。[3]（注释，《左宗棠全集札件》，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2月第1版，第111页）折价买下送来的礼品，并和部下分享。
同治八年正月初十日（1869年2月20日），收到好友周荇农从京城送来的狐白裘后，左宗棠就让在京城的另一好友夏芝岑帮着还给周百两银子，周荇农兄昨以狐白裘见赠，远道未可却之，如尊处尚有弟存项，请以百金奉之。[4]（注释，《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175页）
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收到部将金运昌所赠送的貂冠、狐裘等礼物，左宗棠除回赠阁贴等之外，还附上了三百两银子，承赐貂冠、狐裘披风多件，茶、墨等物，金蝉辉映，二美皆俱。附上新刻六经、旧拓阁贴各一部，聊将士物略志报忱，外陈三百之仪敬劳左右，匪谓千金之值，藉此酬偿，尚冀鉴存，幸毋疑却。[5]（注释，《左宗棠全集附册》，第188页）
酬偿之余，左宗棠还特地解释，希望金运昌幸毋疑却。真是够为难的。
声称于僚属馈送，向不收受的左宗棠，为何会收礼呢？主要是考虑到路途太远，礼物往返麻烦，因此他便采取折中的办法收下礼物、返还金钱，如此一来，就等于这件礼物变成自己买的了。
拒收过于贵重的礼物
但过于贵重的礼品，即便是路途再远，左宗棠也会送回。
光绪四年（1878），胡雪岩从上海给远在甘肃的左宗棠送来了金座珊瑚顶等厚礼，以感谢左为其奏请到黄马褂这一殊赏。对于此礼物，左宗棠就不敢收，而是原璧奉还，承远惠多仪，谨已拜登。荷珠玉之奇珍，领山海之异味，关陲得此，尤感隆情。惟金座珊瑚顶并大参二件，品重价高，断不敢领。平生享用，未敢过厚，硁硁之性使然，谨原璧奉赵，即祈验收。乘便寄呈诸品，非敢言赠，亦投桃报李之微意耳。[6]（注释，《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322页）
由信可知，对胡雪岩所送来的金座珊瑚顶、大参，左宗棠觉得过于名贵。于是，虽然当时他在甘肃，与在上海的胡雪岩远隔关山，但还是将原物送还。为了不让胡雪岩过于失落，左宗棠收下了胡所送来的江浙海味，同时也回赠了西北特产。
附录 李嘉诚办公室所挂的对联是左宗棠写的吗？
《全球商业》杂志2008年1月26日期曾经刊登了一篇采访李嘉诚的文章。文章中提到李嘉诚办公室挂着的一副对联：
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
关于这副对联，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挂在他右手侧墙上，离他最近。诗句为清代儒将左宗棠所做，字为名家所写：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字句的意境深远，李嘉诚很有所感。他说：对句刚开始的四个字，发上等愿、择高处立，连小孩都懂，也是我多年前就做到的，这不稀奇。
然而，为什么择高处立后，要结中等缘？结中等缘是不一定与同一个阶级、社会地位的人来往，这不容易。至于享下等福，就更不易。富贵后，能过朴素简食。勤俭两字，是左宗棠家训强调的重点，譬如他说，虽大富大贵，亦靠不住，唯勤俭两字可以长久。这样的信念，也在李嘉诚的生活中实践。
李嘉诚是全球华人首富，其一言一行、其兴趣雅好，自然牵动人心。这篇文章后来还被《新华文摘》2008年第5期转载，一时流布甚广。
无独有偶，2013年11月，李嘉诚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这是他15年来首次接受内地记者的采访。11月28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如此写道：偌大的办公桌上，只有一沓很小的便笺纸，两支笔，一副放大镜，李每周在这里工作五天半。办公桌的对面，是黑色的沙发和茶几。没有靠垫，没有烟灰缸，也没有潮州人最喜欢的功夫茶具，只是孤零零地摆着一个装饰盒。李办公室最惹眼的，是清代儒将左宗棠题于江苏无锡梅园的诗句：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这24个字，凝聚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而李嘉诚则将其视为自己的人生信条。
摄影记者所拍摄的照片显示，此对联确实是悬挂在李嘉诚位于香港中环的长江集团中心办公室墙上。
可惜的是，这副对联并非左宗棠所作，它的真实作者是清代官员、书画家姚元之。
说该联并非左宗棠所撰，一个依据是岳麓书社1987年12月出版的《左宗棠全集》，这是当之无愧的左宗棠的全集，但遍寻《左宗棠全集》的联语、诗文、家书，均未发现有关这副对联的记载。
相反，在有关姚元之的记载中，则有这副对联。
[1]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一》，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7月第1版，第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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