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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四书：觉醒维新国变革命，集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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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首次披露四十年治学心路历程
敬意与温情，重叙晚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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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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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叙述了晚清政府欲通过君主立宪自救于危亡，却终被革命党人推翻的历史过程。载沣是政坛新锐力主宪政，还是跳梁小丑自掘坟墓？孙中山是百折不屈建共和，还是机缘巧合成总统？袁世凯是致力宪政忠清室，还是觊觎权力妄窃国？本书为您揭晓答案。本书也为思考清亡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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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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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学术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文明史等研究。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1894-1915：梦想与困惑》《1895年大梦初醒》《1898年中国故事》《1900年中国尴尬记忆》《1911中国大革命》《超越革命与改良》《晚清二十年》《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等，并为梁漱溟、董仲舒、严复、章太炎、蒋梦麟等多人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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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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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传统，步入现代，重构中国社会
小 引
第一章 革命改良二重唱
一个人的革命
革命与改良赛跑
革命暂时领先
立宪反超革命
第二章 构建现代政治文明
迈出宪政第一步
一个时代开始
重建中央与地方权力系统
以政治改革反制革命
构筑现代政治文明的根基
第三章 民主政治的春天
后权威时代：摄政王和他的嫂子
放虎归山：袁世凯归隐
民主初步的乱象与秩序
街头政治：国会请愿的后果
第四章 革命在危机中
孙中山：浪迹天涯
章太炎：弹尽粮绝
那一拨回归主流的人
黄花岗：背水一战
第五章 得意忘形中决策
责任内阁弄成了皇族内阁
铁路干线国有引发国进民退
人心思乱：绅民对抗国有化
一批愚蠢的明白人
官逼民反：同志军与哥老会
第六章 树未倒而猢狲已散
为什么是新军
立宪党人闪身而退
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
袁世凯重出江湖
南北六省相继独立
第七章 南北僵持
袁世凯：绝对君宪主义者
滦州兵谏：清廷丧失最后机会
黄兴来了
袁世凯抛来橄榄枝
吴禄贞壮志未酬
第八章 和比战难：错综复杂的多方博弈
君宪主义不必再提
将袁世凯从清廷中拉出来
满洲人在背后狠推了一把
东南光复
第九章 从君主到民主：一个艰辛的谈判
和平仍未到绝望时候
整合独立各省
终于可以坐下来谈谈了
君主立宪抑或民主共和
清廷终于同意由国民大会决定政体了
第十章 帝制终结：紫禁城的黄昏
惜阴堂高人高招
建府开基：一个不得不出的狠招
红脸与白脸：孙中山与袁世凯
最后一击：段祺瑞和那些北洋将领们
一个王朝的尊严与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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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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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革命改良二重唱
1911年1月30日是中国旧历辛亥年正月初一。所谓辛亥年，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像往常一样，辛亥年的大年初一照旧平淡无奇，该拜年的拜年，该上香的上香，京城内外一派节日气象。太阳照常升起，老百姓的日子还是那样不咸不淡，并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地方。这一天唯一值得后来历史学家反复强调的，只是发生在武昌的一件事情，即湖北革命党人蒋翊武、詹大悲、刘复基等人将先前已经存在的振武学社更名为文学社。他们以研究文学为幌子，在湖北新军中宣传革命，后来又与共进社一起成为武昌首义的发难者、领导者。文学社的成立对辛亥来说，具有极其强烈的象征意义，但究竟是象征着革命高潮的到来，还是象征着革命危机，或象征着革命进人低谷，其实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个人的革命
说文学社的成立意味着革命高潮的到来，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也就是过了十个月的时间，文学社确实和共进社发起了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这是从后来的历史反推过来的看法，而按照当时的感觉，文学社的成立，其实标志着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革命已经陷入低谷，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间，随着清廷立宪运动按部就班稳步推进，革命眼见着就真的没有希望了，革命者开始发急了，发毛了，于是开始一系列更惨烈的暴力革命，试图打开一个缺口，挽救革命。要弄清楚这个过程或道理，还是让我们简单回溯一下革命的发生和发展。
晚清的民族主义革命思想起源并不是太早。经过几百年的民族融合，特别是面对西方新异族的出现，汉族知识分子久已认同了满洲人这个老异族，久已没有传统中国士大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样的心理紧张，汉族知识分子在我大清王朝体制下活得也比较滋润，特别是在慈禧太后当国这近半个世纪中，满洲贵族集团只是在名义上享有大清帝国的所有权，而经营权、管理权都几乎交给了汉族高官，清廷虽然在中央部院等一些重要岗位上设置满汉双首长制，但满大臣基本上是尸位素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要不是涉及、侵害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满大臣一般都很放手地让汉大臣尽心出力地工作。
汉族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被清廷的联合执政统一战线弄得神魂颠倒，不分东西，即便是后来反满意识强烈的孙中山，其最初阶段也不是要反满，而是要参与联合政权，希望在联合政府中谋得一个职务，哪怕这个职务只是一个小小的幕僚角色。
1894年6月，医生出身的孙中山关闭了自己的诊所和药房，又通过关系找到上海名流郑观应、王韬、罗丰禄等人写了几张条子，北上天津找到当朝汉族第一高官李鸿章，希望能够在李的幕府中谋得一个职务。为此，孙中山精心撰写了一篇建议书，对清政府怎样才能摆脱困境、重建辉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份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富强治国的四大纲领，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孙中山认为，这四个方面是现代西方各国富强之大经，治国之根本，是大清国继续发展应该遵行的道理，而不是只知道坚船利炮。
孙中山的这些意见，在他自己看来或许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是不要忘了，他期望中的读者是李鸿章，那么从李鸿章立场看，这四点建议似乎就显得很小儿科了，李鸿章对这四点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知道得比这还要深。李鸿章的幕僚早在十年前就向他讲述过西方走向强盛的根本原因，在大清高官群体中早已知道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道理，甚至知道民主，知道议院，知道立宪。即便拿孙中山的这四条建议与康有为六七年前提出的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相比较，虽然说不上是理论上的倒退与弱化，但其思想主旨似乎还没有康有为式的政治意识，而更多地则与早期改良主义者如冯桂芬、王韬以及郑观应等人的主张相仿或相同，并没有多少独到见解。
李鸿章当然还知道，孙中山这样的上书在大清国并不是唯一的孤证或特例，在过去两百年中，没有功名的读书人，除了花钱捐官，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不厌其烦坚持不懈地上书，万一哪一天哪份上书打动了某一位高官，那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这样的终南捷径，在那个年代太正常了，孙中山这样做，康有为也这样做。
在李鸿章看来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在上书者，在孙中山看来却是一件非常不一样的大事。孙中山此时不论多么有名，他的名也只限于他的那些年轻朋友中，还是典型的名不见经传。而李鸿章是什么人？那可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皇太后和皇上当时最为信赖的心腹大臣，是大清国的栋梁。
李鸿章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孙中山当然是知道的，而且孙中山还知道，李鸿章不同于一般的老官僚，李鸿章门下有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门生或幕僚，孙中山不过就是想到这个幕府中去充当师爷，期待有朝一日获得一个实缺。
孙中山对这次上书看得很重，在某种意义上说，那简直就是背水一战，孤注一掷，孙中山为此放弃了药房和诊所，那可是他的吃饭买卖，而他本人已经拖家带口，需要收入需要工作，他将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李鸿章身上。
1894年6月下旬，孙中山信心满满前往天津，和他同行的还有好朋友陆皓东。到了天津，他们手持沪港两地一些重量级政治文化名人写的介绍信拜见李鸿章的亲信幕僚罗丰禄、徐秋畦等人，述说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罗丰禄、徐秋畦收下了这些政治文化名流的信及孙中山的上书，答应尽量帮忙满足孙中山。
孙中山的上书很快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似乎也就孙中山在这封上书中提出的要求作了批示和安排。孙中山在这份上书中强调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中国之要务，表示愿意出国考察农业，以便拯救农业、农村和农民。
对于孙中山的这个要求，李鸿章欣然答应，大约还真的以为孙中山是个讲究实际的实干家，李鸿章责成罗丰禄代领农桑会出国筹款护照一本交给孙中山。至于接见面谈的事情，李鸿章推托实在太忙，也就不见算了。
李鸿章不愿意见孙中山，或者说是罗丰禄、徐秋畦等人根本就没有安排见，这在后来看当然是一个不得了的大事情，但在当年，其实真的不算一回事。尽管孙中山有这么多社会贤达写的推荐信，可他毕竟是一名不名的年轻人，不说李鸿章是大清国屈指可数的当朝大臣，仅其71岁的年龄，不见20来岁的年轻人闲聊一通，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当然，李鸿章不见孙中山最直接的原因是军务繁忙。这一点是孙中山最大的不满和不理解。但实事求是地说，李鸿章此时真忙得不可开交。是年4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紧接着中日之间为是否派兵前往朝鲜镇压发生持续不断的争执。到了6月初，李鸿章听信袁世凯所谓日本志在商民，似无他意的错误判断，决意遣兵代剿，令丁汝昌、叶志超等率领军队跨过鸭绿江，出兵朝鲜。
李鸿章的决策正中日本人的圈套，日本遂借机出兵朝鲜，并迫使清政府同意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到了6月下旬，也就是孙中山、陆皓东抵达天津的时候，正是中日交涉最为紧要的关头，中日双方虽然尚未以兵戎相见，但由于利益攸关，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此后不到一个月，战争就真的爆发了。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即便李鸿章借口军务繁忙，拒绝延见孙中山这一平民百姓，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今天心平气和地看来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孙中山当年却不这样看。因为他把这次投靠看得太重了，他不仅关闭了药房，斩断了退路，而且又通过那么多朋友郑重介绍，结果只拿来一纸护照。这些事实不能不对孙中山造成强大的精神压力，使他觉得李鸿章
太不够意思，他怎好意思拿着这张护照去见那些真诚帮助他的朋友呢？
中国圣贤一直告诫当权者要礼贤下士，对那些地位比较低的读书人要格外尊重，绝不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中国圣贤为什么这样反复告诫呢？道理很简单，尽管这些读书人还处在比较低的层面，没有功名没有地位，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异常丰富异常脆弱，经不起任何蔑视、轻视、忽视，或白眼。否则，其后果就不堪设想无法预测。近代中国几个来自下层的革命者，差不多都有相似经历，如果不是李鸿章阴差阳错错过了与孙中山见上一面，如果能够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幕府中，那么中国近代的历史必将改写；如果北大校长蒋梦麟能够接受李大钊的建议，给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增加几块大洋，相信毛先生大概也就在那儿安心整理图书抄抄目录卡片；如果胡适之、张申府当年不是那么以北大名教授的身份无视毛先生的存在，而是像北大讲师梁漱溟那样以相对比较平等的身份寒暄几句，估计后来的历史都会重写，历史的走向都会因这些偶然性而改变。
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机缘巧合使李鸿章没有接见提携孙中山，李鸿章的这一失误不仅导致了孙中山由李的崇拜者转变为反对者，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由此被冷落转而变得对整个体制彻底失望，他由先前真诚地想进人体制谋取发展，转而决绝地要推翻这种体制。他不仅不再相信李鸿章不再相信清政府，而且不再相信清廷统治者有能力有诚心带领中国继续前进，对于康有为、梁启超同时代人提出的改良维新方案不屑一顾，对于严复所张扬的达尔文进化论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孙中山也不再感兴趣，他此后的所有思想所有行动，都集中到一点，那就是要唤醒民众，推翻清朝，推翻这个异族政权，重建汉族人的中国。
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开始了他一个人的革命历程，他先从朋友圈子做起，联络同志，争取同道。1894年11月，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确立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诉求。翌年2月，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很快就策划武装起义，试图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至少是制造政治影响。只是那时清政府虽然面临内外交困的窘境，但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并没有受到普遍质疑，特别是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促动下一次又一次地启动政治变革，也为其政治统治的改善、加强和巩固赢得了机会赢得了时间，所以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很长时间只是一个理想，革命理论也在很长时间只是同志之间信奉的理论，并没有产生全国性的影响，更没有左右中国政治走向的能力。尽管后来的研究将孙中山的革命经历考察得非常详细，但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1904年之前并没有转化为政治实践的契机和可能。
清政府1901年开始启动新政后，国内的政治管制开始松动，孙中山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重建汉族人的国家这样极端的政治理想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所以在那之后，孙中山的主要活动范围实际上一直囿于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圈子里。
然而到了1904年，新政的动力在逐渐衰减，清廷面对政治改革深水区，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是渡过，还是止步，就在这短暂的犹豫徘徊之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汉族知识分子中获得了空间和发展机遇，至少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开始相信孙中山的政治判断，相信清廷在涉及自己根本利益，在涉及满洲贵族集团根本利益等问题上，与汉族人还是有区别的，满洲贵族集团永远不可能将包括汉族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于是汉族人的离心离德开始出现，于是清廷又获得了一股新的改革动力，看来只有进一步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只有自己主动地变，才能摆脱被革命、被推翻的危险。
革命与改良赛跑
清政府之所以在1904年或稍前对政治改革发生了犹豫和徘徊，除了许多复杂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背景是清政府对改革目标发生游弋，不知道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一种怎样的模式。
在1895年之后的历次政治改革中，清政府几乎每一次都在紧扣维新这个主题，预设的目标和榜样，也几乎没有离开过东邻日本。新政重启后，清政府的所谓官制改革、所谓仿行立宪等，在在刻意模仿日本明治维新。具体如商部之设，就来自载振对日本商政的考察和制度移植。日本明治维新在中国官绅的记忆中，已经走出近代第一阶段的不屑一顾、不以为然，转至由衷钦佩、真诚模仿。经过几年短暂时间，制度移植使古老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
如果我们不是太健忘的话，我们一定还记得近代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以俄为师，师法俄国。当胶州湾事件发生后，严复一方面对沙俄乘人之危谋取不义深表不满，另一方面希望中国执政者要虚心学习俄国，尤其是要学习沙皇彼得大帝发奋为雄，以俄皇大彼得之心为心，大彼得之政为政，屈九重之驾，观列国之风，内兴文治，外修武备，求他人之所以文明，以去吾之粗鄙；求他人之所以强盛，以救吾之微弱；求他人之所以开化，以革吾之拘泥谫陋。显然，严复以俄为师的思想并不是他个人的冥思苦想，而是俄国在过去两百年里，在彼得大帝领导下，从一个落后贫穷国家发展成强大军事帝国。
俄国人的道路和其成就始终被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关注所乐道，康有为1898年向清廷所提出的政治改革建议，其实就是参照俄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历史经验归纳出来的。他的《日本变政考》主要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而其《俄大彼得变政记》，就是沙皇俄国发展史。
日本是典型的东方国家，通过明治维新实现华丽转身，成为位于世界东方的西方国家，日本的经验深深吸引了中国人，只是日本在实现这些现代化目标过程中，在许多中国人看来，似乎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日本的民族性似乎受到严重戕害，这在具有以夏变夷悠久思想传统的中国读书人看来，似乎并不是最佳选择。
反观俄国，俄国是横跨亚欧两大洲的国家，说它是亚洲国家，它又具有欧洲人的许多习性；说它是欧洲国家，它又具有许多亚洲人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在许多中国读书人看来，俄国人在迈向现代化、西方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像日本人那样实现华丽转身，但它同样实现了建设一个强大国家的基本目标。更重要的是，由于俄罗斯没有像日本那样彻底西方化，而是保留了浓厚的历史遗迹，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根性，这才是当时最吸引中国的地方。中国人始终像张之洞不厌其烦所唠叨的那样：既想要西方的现代化，又想要中国的传统。中国终于在俄国人那里找到了知音和先例。这就是中国在新政获取一些进步后迟疑不前的思想文化原因。
清政府执政者此时稍微倾向于俄国模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日本明治维新通过君主立宪，还是比较明显地限制了天皇的权力，天皇虽然是日本国最高权威和一切权力的来源，但日本天皇与俄国沙皇相比，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还是受到了某些限制。中国尚没有走到这一步，但无论如何，作为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本能地不希望像日本那样通过立宪限制住自己的权力，而是倾向于俄国的高度集权，倾向于沙皇的大权独揽。沙俄的这种政治模式并不必从自私的层面去分析，事实上在一个落后的国家要发展经济，要走上现代化道路，可能并非只有一条民主、立宪的道路，可能并非一定要限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真实的情况或许相反，要一个能将总量有限且分散的社会资源集中起来高效使用，又能接受了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理念和运行规则的统治者的话，集权统治可能是更好的选择，更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如果从善意角度去理解，清廷统治者在新政启动后不几年稍有迟疑，可能与究竟是选择日本还是选择俄国的发展模式有着很大关系，而且清廷统治者内心实际上是倾向于俄国模式的。
当然，要说俄国人与中国人的心理疙瘩，丝毫不比中国与日本人之间小。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俄国人始终是中国发展中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每每是中国人吃亏。更奇怪的是，中国人吃亏之后反而更加佩服俄国人。俄国人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确实帮过中国人的忙，它和德国、法国一起，让中国多出了几千万两银子将辽东半岛赎了回来，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三国干涉还辽。
三国干涉还辽确实给了大清王朝不小的面子，因为辽东半岛毕竟是大清国的龙兴之地，这块土地如果像台湾一样割让给了日本，其后果确实不堪设想。然而，这块热土回归中国并没有多久，就在1898年春天被俄国人据为己有，理由是中国政府已经同意德国人在胶州湾修建一个海军基地，那么为了维护远东均势，俄国人必须占领旅顺和大连湾。
这还不算。到了1900年，义和团战争爆发，俄国一方面与列强一致行动，攫取关内利益，企图染指英国等西方国家在长城以内乃至长江流域的利益；另一方面避开列强单独行动，趁着中原大乱，清廷无暇眷顾且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有求于俄国人的时候，出兵占领了东三省，将原本与俄国领土相邻的东三省变成了俄国人的殖民地。
俄国将东三省据为已有，是清政府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自1900年开始，清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就此与俄国人交涉，希望俄国人看在中俄友谊的分上，将东三省还给中国。然而俄国人就是有办法，就是一拖再拖地赖在那里不走。
东三省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双边问题，俄国人强占东三省打破了列强在远东的均势，影响了各大国特别是英、美、日等在华利益，而尤以日本为甚，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就制定有东亚大陆扩张政策，其重要路径就是通过朝鲜进入中国东北地区，进而向亚洲腹地扩展。所以，日本在一开始就坚决支持清政府对俄交涉，并通过各种方式向俄国施加压力。
日俄两国在列强的唆使下进行了复杂艰难的谈判，但由于利益冲突，谈判始终没有结果，最后终于引发一场战争。这场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最难堪的是中国，清政府莫名其妙地接受列强建议，宣布局外中立。因为战争毕竟发生在你的土地上，那里有你的父老乡亲和财产家园。
清政府在最初阶段确实有帮助日本从东三省赶走俄国佬的想法，然而一来是日本的拒绝、列强的劝说，二来是清政府本身的利益考量。
俄国人在事实上占据了东三省，东三省的人民、财产都是清政府放在俄国人手中的抵押物。战争尚未爆发时，清政府内部就很担心，一旦日俄决裂，中国就面临非常困难的处境，中国如果与日本接近，不要说结盟、联合作战，那么俄国人就很可能像1900年的海兰泡惨案一样，在东三省大规模屠杀无辜。东三省的生命财产这时确实成了一个问题。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清政府如果不宣布局外中立，那么战火就极有可能无法控制，极有可能烧到关内，而关内一旦受到日俄战火的牵连，不仅中国利益受损，还势必会影响到列强在华北、在长江领域乃至华南的利益。这显然是列强不愿意看到的。
列强和日本都不愿意中国公开站在日本的一边对俄国宣战，而清政府也不可能站在日本的对立面俄国人一边，中国政府所能够作出的唯一选择就是按照列强的指点，追随列强宣布局外中立，以此最大限度维护中国利益，保护东三省的生命财产。日俄两国相互宣战后，英、美、法、德等国很快宣布中立，并明确建议中国政府也这样做，甚至照会日俄两国尊重中国局外中立的立场，不要侵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列强的压力，中国的现实处境，在在迫使清政府只能如此。2月12日，清政府照会各国宣布中立，并谕令各省督抚按照局外中立的原则去处理与日俄两国相关事务，表示日俄两国均为中国友好邻邦，只是一时失和不得已而用兵，所以中国应该从大局出发，局外中立，不去偏袒任何一方。
日本对于这场战争已有足够准备，说打就打。在宣战的第二天，日本军队出其不意偷袭停泊在旅顺口外的俄国舰队，毫无准备的俄国舰队损失惨重。此后一段时间，双方反复争夺制海权，俄国舰队的控制力逐渐减弱。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开始登陆作战，在朝鲜，在辽东半岛，重创俄军主力。随后，日军长驱直人，经辽阳大战、沙河大战、奉天大战，日军是连续进攻，而俄军则节节败退。到了1905年3月，俄国军队死伤惨重，已有不堪支持的迹象，陆战败局已定。5月底，两国海军再经对马海峡一战，俄国远程赶来增援的第二太平洋舰队被日本海军一举歼灭。俄国人虽然还没有告饶投降，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力量继续支持这场战争。当然，日本此时也已捉襟见肘，人力物力财力似乎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交战双方都需要停下来的时候，列强也不希望远东局面继续混乱，不可收拾。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调停。8月日俄两国代表在美国朴茨茅斯开始谈判。9月5日，双方签订议和条约，规定俄国将旅大租借地以及该租借地内的一切权益、公产等转让给日本；将长春（宽城子）至旅顺间的铁路连同其支路、利权、煤矿等无偿转让给日本。很显然，这个议和条约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和历次声明，俄国人只是将东三省的权益转交给了日本，而不是还给中国。
俄国之所以在朴茨茅斯议和中作出如此大让步，除了俄国力量经过日本打击后日趋衰竭外，又与其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有关。而其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又深刻影响了中国国内。
在日俄战争进行过程中，俄国军队虽然拥有较日本军队更加先进的装备，但在战场上却几乎一直处于劣势，俄国军人的自信心自尊心严重受创，这引起俄国国内军政各界强烈震撼和严重不满，一般民众也对沙皇的领导能力、战略战术表示不满和深深忧虑。俄国国内形势开始动荡。1904年12月，圣彼得堡发生大规模的罢工事件。翌年1月下旬，又有东正教神职人员发动工人到冬宫外广场和平游行，要求沙皇进行社会改革并终止日俄战争，帮助劳工阶级和社会底层。
和平示威引发暴力冲突，军警的血腥镇压唤醒更多劳动者和社会底层起来抗争，他们不再相信沙皇的领导和许诺，一连串的罢工、示威，在全俄各地接连发生。
面对国内的动荡，沙皇政府给予积极善意的回应。1905年1月18日，沙皇宣布改组政府，撤换了内政部长，并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各地罢工原因及事实真相。2月17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作出更大让步，宣布准许成立咨政团体，包容各种宗教，开放言论自由，以及减少农民赎回土地的费用。
沙皇的让步进一步唤醒了俄罗斯人的政治意识，1905年5月，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自治会代表在莫斯科集会，要求成立一个国家层级的议会。6月，沙皇允许召集成立人民代表会议。12月，沙俄政府颁布选举办法，第一届国家杜马预定于1906年春天经选举产生。
俄国因日俄战争发生的1905年政治革命，是后来政治变动特别是十月革命的预演，不仅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而且对中国也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日俄战争深刻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但其后果却使中国人深深失望，正如许多人老早就预料到的那样，清政府的局外中立政策可能会使中国在这场豺与狼的战争中两面不讨好，两面都受伤。中国在战争爆发之初或许有不得不局外中立的理由，但在战争进行到一定阶段后，中国实在应该有所改变，应以收回东三省的主权为自己的行动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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