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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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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僧人学者王招国（定源）利用新发现的史料考证汉文佛教文献的论文集。共计收录论文十四篇，其中关于敦煌遗书的论文有五篇，关于日本古写经的论文六篇，关于珍稀刻本的论文三篇。作者少年出家，在中国本土佛教寺庙浸润多年，又远赴日本研修多年，融汇了中日两国的优秀学风，在考辨佛教文献方面视野广阔，史料扎实，既有宏观纵论，又有微观洞见。本书属于汉文佛教文献考证之作，行文流畅，有理有据，是一部高质量的佛学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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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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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撰写的十四篇论文，所研究的文献种类有敦煌遗书、日本古写经以及一些珍稀刻本。每篇论文均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论述，涉及内容包括考订文献作者、追溯版本源流、分析文本系统、评述文献价值等方面。本书是作者研究佛教文献的尝试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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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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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招国，又名定源，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2008年毕业于日本京都花园大学大学院佛教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佛教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11-2013年任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遗书、日本古写经研究，并长于佛教文献学的研究。已出版《敦煌本〈御注金刚般若经宣演〉の文献学的研究》（日文）专著一部，并在国内外杂志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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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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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方廣錩1
敦煌遺書
斯1087號背《金剛般若義記》作者考述3
敦研178號背《佛説八師經》譯者小考34
敦煌遺書《比丘含註戒本》之基礎研究
寫本系統與成書年代51
敦煌吐魯番出土新羅元曉《大乘起信論疏》殘卷研究
兼論東亞書籍之路傳播的另一側面111
敦煌遺書所見道氤《設齋贊願文》及其研究價值135
日本古寫經
日本新出古寫本《護淨經》的考察151
論《大周録》的疑經觀
日本古寫經發現的意義173
《慧琳音義》所據《高僧傳》傳本略考
以《高僧傳》卷五音義例206
日本古寫經《高僧傳》所見釋法和傳異文考辨222無準師範傳記之新資料
日本藏《佛鑒禪師行狀》寫本248
日本新出《徑山佛鑒禪師行狀》考論268
珍稀刻本
日本藏《鐔津文集》版本及其文獻價值303
永明延壽傳記之新資料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録》325
有關《天竺靈籤》的考察351
後記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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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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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方广锠
本书收入王招国（定源）关于敦煌遗书的研究论文五篇，关于日本古写经的研究论文六篇，关于珍稀刻本的研究论文三篇，合计共收研究论文十四篇，反映了他近年来在佛教文献学领域的若干研究侧面。他让我写一篇序，无从推辞，故而命笔。
王招国是一位僧人。王招国是他的俗家名，法名定源。他少年出家，没有接受过完整、系统的国民教育，而是接受了传统的佛教丛林教育。1999年初，他在闽南佛学院本科毕业，并被录取该院第一届研究生。当时闽南佛学院聘请我指导他学习印度佛教，我们由此相识。
我认为，高校招收研究生，培养的是研究人才；佛学院招收研究生，培养的是佛教界的研究人才。在当代社会中，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算作是佛教界的研究人才？今年3月在佛光大学讲学时，我曾经就这个问题表述过如下看法：
对于佛教僧人而言，在当代从事研究，实际面临两个平台：宗教平台与学术平台。必须承认，这两个平台是有差异的。一般来说，一个完全站在宗教平台上的宗教信徒与一个完全站在学术平台上的学者很难进行充分交流。但在当代社会，一个僧人研究者，既要与宗教信徒打交道，又要与学者打交道。所以，僧人研究生既要学会在宗教平台上、在宗教内部与佛教信徒进行交流，也要学会在学术平台上、与宗教外部的学者进行交流。有些人认既然两个平台的性质截然不同，那就完全无法打通。所以他们或者站在宗教立场上反对学术研究，或者站在学术立场上反对宗教的理论与践行。我认那都是不对的。在很多时候，在不少问题上，两者实际是可以打通、可以圆融的。比如印顺法师的不少研究成果，既符合宗教学说，又符合学术规范。当然，两个平台也存在不少一时难以打通、无法圆融的部分。这时，既需要双方加强沟通，深入切磋，更需要双方相互尊重，乃至可以各自保留意见。天下事本不必定于一尊，也不可能定于一尊。
自然，对一个少年出家，一直在佛教氛围中生活、成长的学僧来说，要想很快适应学术平台，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定源法师很刻苦，很努力。他在闽南佛学院完成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被参加答辩的厦门大学教师称许最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
其后定源法师一直争取继续深造的机会。他东渡日本，先在京都花园大学师从冲本克己先生，获硕士学位；又在东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师从落合俊典先生，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在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工作了一段时间，最终接受上海师范大学招聘，回国从事研究与教学。
这些年来，王招国（定源）的研究对象主要佛教文献。就佛教文献而言，敦煌遗书、日本古写经是百年来新开发的两大学术园地，对此他都有深度涉猎，并取得不俗的成绩。关于这一点，只要翻阅本书即可了解。王招国（定源）生于中国，负笈日本，学习、融汇了两国的优秀学风，这使他的成果，既有宏观的论述，又有微观的钻研。以本书所收三篇关于珍稀刻本例，一篇所论《镡津文集》原日本藏刻本，一篇所论《永明智觉禅师方丈实录》原中国国图藏刻本，这两种均可归入义理层面佛教系统；一篇所论《天竺灵籖》原民间流通本，属于信仰层面佛教系统。无论从数据源、数据内容以及作者所作的研究本身，都反映了作者的眼界与学养。
王招国（定源）原计划将几篇以前发表过的有关点校商榷的文章也收入本书。我觉得此类文章当时已经发表，发挥过作用，则不需要再结集保留，建议他删除不收，他听取了这一建议。
录文、校勘、标点是古籍整理研究的基本工作，凡从事古籍文献整理研究者，几乎人人都要做。然而，由于传统古籍整理模式本身的弊病，也由于整理者本身的学养、工作条件、工作环境乃至本人秉持的工作态度、工作时的精神状态等诸多原因，所以最终的古籍整理结果，正如古人所感叹的：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我从事古籍整理几十年，自己录文点校及经手审读定稿的古籍不算少，虽然在工作中一直用以精益求精之心，求尽善尽美之境来勉励自己，但其后发表的录文，多多少少总会发现有错误。最终只好用尽善尽美之境仅存于彼岸世界来自嘲。当然，我依然要努力，尽量使自己经手的古籍整理本错误少一点，小一点。
发现其他研究者的录校本有错误，怎么办？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我因深知从原卷录文的甘苦，所以一般不对别人的录校提意见；如果需要，往往会在发现修订错误以后，自己再重新录校一遍此时自然会提到参考了某人的录文，但一般不会批评该录校中的错误。唯一例外的是我主持的《敦煌本〈坛经〉校释疏议》，该《校释疏议》曾对其他敦煌本《坛经》录校者的录校文字，无论正确还是错误，一一予以评述。之所以那样做，是由校释疏议这一写作体裁所决定的。考虑到种种因素，该《校释疏议》已于几年前停止，且计划利用数字化技术，改造《敦煌本〈坛经〉校释》。有的人会善意地指出别人录校中的错误，写成商榷文章，以利他人将来进行修订，这自然比我的境界更高。也有的人则见猎心喜，以得到一个打击别人、显耀自己的机会。我就曾经遇到这样的事情：二十多年前，有一次几个人聊天，我提到某人某篇校注中的某些内容有错，旁边的一位马上建议：你快写文章，他现在可是个名人。打名人以博名，假学术而谋私，学风如此，令人感慨。
总之，正常的学术商榷是推动学术前进的重要动力。就古籍录校、标点而言，录校一字之差，标点一处之误，有时交涉甚大，所以需要有人来指出已发表录校本的错误，以免这些错误继续误人。至于用打名人来博名，本来就是当年鲁迅所谓的文台攀龙术，这些年更成学术腐败的新常态。少见会多怪，多见则不怪。好在明眼人一看便知，也就作用有限。话又说回来，即使本意真的是打名人博名，但只要所批评的问题的确存在，批评本身也有理有据，则对推动学术发展依然起到正面作用。所以，我们不可因其动机而抹杀其效果。再说，如果人人投鼠忌器，则那些所谓名人就会变成摸不得的老虎屁股，那同样也是学术腐败的表现。所以，我自己虽然不写，但并不反对这类录校商榷的文章。如上所述，我建议王招国不必把这类文章收入文集，是因它们已经应时应机发挥过作用，不值得加以结集，永久保存。
此外，我认比较而言，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产生这些录校错误的根源传统古籍整理模式本身的弊病。在古籍整理界，被重复整理过的古籍不知凡几，同一古籍被重复整理的次数不知凡几，其源皆出于传统古籍整理模式本身的弊病。不从根子上彻底改变这一固有的弊病，就不可能改变当今学术界在古籍整理方面不断付出大量重复劳动的现状。什么是传统古籍整理模式固有的弊病，应该怎样改变，我另有文章阐述，此处不赘。
汉文佛教文献整理，任重道远。这些年来，王招国（定源）步子走得正，踏得稳，已经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他还年轻，将来有大成的希望。希望他不骄不躁，稳步前进，多做学术积累的工作，承担起学术界与佛教界赋予他们这一代研究者的历史责任。
2015年7月17日于古运河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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