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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七位著名诗人的诗学呈现：作者、诗人林东林同七位被采访诗人的长篇对话是本书核心，尤其是七位诗人关于自己对当代诗歌的理解，对自己创作源头的梳理、诗歌目标的阐述，以及对新诗百年所呈现出的格局与走向的思考，都代表着他们长年以来的思考，并且呈现出一种当下诗歌的整体性风貌。通过七位诗人的阐述，当代诗歌的全貌得到了尽可能的呈现。
★七位诗人关于童年、故土和成长的讲述：在访谈中，大量的问题围绕童年、故土和成长站来，而七位诗人的成长路径，基本上代表了整个六十年代人的人生路径，对应着剧烈变革的中国社会。七位诗人中，有始终动荡的人生，有经历过翻天覆地变化的人生，也有在时代大潮中保持冷静甚至旁观的人生，无不体现着当下性，引人共鸣。
★重返诗人故里的生动记录：本书的缘起是作者与诗人一道奔赴老家，甚至找寻老家，因为很多位诗人的老家如无数人一样，已经难觅踪迹，或者重重阻隔。真正展开一趟还乡之旅，本身就有着大量的故事和回望的意味。作者同诗人一道进行了一趟向后而非向前的旅行，并且生动的笔触记录下了其中的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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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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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稿为非虚构 访谈的集合，即作者林东林跟随七位当下著名诗人（张执浩、杨黎、臧棣、蓝蓝、余怒、陈先发、雷平阳）重访故里的非虚构文字，以及林东林对七位诗人的长篇访谈。重访故里包含了现实的重回故乡，以及精神上的还乡，七位诗人均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这一代人普遍经历了离开、出走等主题，暗合着当代中国三四十年来的巨变，在这份变革当中，诗人何以成为诗人，故土在现实中即精神层面意味着什么，是本书访谈中重点呈现的问题。同时七位诗人对个人的诗学之路、创作心得、新诗美学等专业话题均有深入的阐述和独特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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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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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东林：作家、诗人、摄影者；曾就职于桂林、上海、北京等地；现居武汉，自由写作、行走及摄影。著有作品《谋国者》（上海三联书店）、《身体的乡愁》（译林出版社）、《线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时间的风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情到浓时情转薄》（江苏文艺出版社）、《替全世界去仰望》（文化艺术出版社）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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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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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入故乡记
张执浩：当树叶翻转时你在干什么
杨黎：我活着就是为了超越语言
臧棣：我是一个戒天才的诗人
蓝蓝：所有美对我都是一种伤害
余怒：我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人
陈先发：我一直都是反传统的诗人
雷平阳：我想重建一片纸上的旷野
后记诗人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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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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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棣：我是一个戒天才的诗人（节选）
林东林：我也同意你说的，其实顾城也不是一个分裂的人，就是他对生命还是很纯粹、很认真地去热爱的。但是我们怎么把他杀妻跟他的诗歌分开呢？
臧棣：作为诗人的结局，顾城的确让人叹息。德国批评家顾彬说，顾城是一个天才。我最初听到这个说法时，还有点抵触。但后来读了顾城的全集，觉得顾彬的说法还是可以接受的。顾城的语言天赋，在他那一代诗人中的确是异常出色的，他对现代汉语的诗性语感的理解也有过人之处。我非常推崇他的《颂歌世界》，古怪精灵，洛尔加勾兑超现实主义，任性的想象中又含有对人类处境的犀利的解悟。顾城杀谢烨，这是大错。这甚至也不是悲剧不悲剧的事情。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丈夫，顾城承受了很多东西，所以他觉得他的承受应该有一个对等的回报，或者说觉得自己应该被优先理解。顾城的性格，从他的诗歌里就能看出来，一方面很纯洁，一方面又极其以自我中心。顾城的诗里有很多主题触及放弃，生命中微妙的失败，这些放在百年新诗的历程中看，都是很特异的，也具有独创性。不幸的是，他的占有欲又有非常孩子气的一面。对于得到的东西，他有很强的类似儿童的嫉妒心理。加上又遭遇特殊的情感变故、家庭变故，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天才型的艺术家付出了这么多，却遭遇了无情的背叛，所以由委屈心生怨恨，觉得周围有人合伙故意迫害他。他的遭遇，特别是人生的最后阶段，有点像卢梭陷入的迫害狂心境，受不得一点生活的委屈。人生的最后阶段，顾城实际上已处于典型的精神疾病状态，看看他给他姐姐的信就知道了。所以，他杀谢烨，与其说是一个诗人杀了人，不如说是一个深陷精神分裂痛苦的病人的所为。
我不是想替顾城的杀人行为做辩护，我只是想指出一些基本事实。顾城刚刚死去时，当代诗坛有些人幸灾乐祸地说：顾城的行为显出了那一代诗人在文学和思想上的破产，作为诗人，顾城将永远被钉在诗歌的耻辱柱上。我不认同这样的看法，顾城有不可饶恕的一面，但事情也有特殊的一面，就是他的行为其实是一个精神病人的行为。探究顾城的精神疾病的成因，其实应该是一个更严肃的领域。比较顾城和海子，也会很令人感慨。海子是这样的诗人，他不能容忍诗和诗人之间有任何裂纹，也很少会容忍诗人和生活之间的裂痕。而顾城不一样，顾城的诗，我觉得，其中隐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人之所以还值得活着，恰恰是因为我们可以在诗和生活之间找到一些裂痕。诗和诗人之间的裂痕，对顾城而言，也是一个很好的素材，甚至是一个使用起来很便捷的渠道。无论是海子，还是顾城，他们都不是一个内心黑暗的人，他们都竭尽全力追求内心的美好和存在的诗意。无论怎样，他们为自己的追求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的反思是，在这样的代价面前，我们都不是什么完人。所以，看人看事，最好还是多有点同情心。
陈先发：我一直都是反传统的诗人（节选）
林东林：文字因缘。其实说到文字因缘，每个人都有一条或隐或显的文字之路，有一个最初的源头。对你来说，你最早接触到的文字世界是什么样的？
陈先发：我小时候的读书生活可谓奇特。我生于1967，那是中国空前匮乏的时代，精神和物质双重匮乏。我同龄的孩子们，除了课本，基本上不能接触到其他课外书，而我却享有一种带有荒诞色彩的读书生活我是在旧书堆上混大的。那个年代，城市里正在将各种古籍、译著作为垃圾在清除，以意识形态上的极左红线为标尺，经得起挑剔能留在明处的书有几本？做鞭炮需要大量废纸，这些书就被清除到了镇上做鞭炮的作坊，我家就有这样的作坊。这种清除，对我来说，可算是一个惊天的恩惠！每隔十天半月，就有堆积如山的书籍堆在我家隔壁的空场子上。有唐诗宋词的各种版本，有非常精美的明版古书，绘像版的《三侠五义》、《三国志》等。所以我小时候的阅读，是带有荒诞色彩的、非常充沛的和不明就理的一种阅读。哪里有什么审美与思想上的甄别能力呢？只是捡最好玩的读而已，那时读得很杂，对于超越日常生活之外的、新奇的、古时候的和莫名其妙的书读得非常多。（事实上，你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跟传统见面）。对，用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和小镇以外的世界、和早已消失的古代世界在那里见面！
林东林：那应该是文革尾期，没有感受到运动的影响吗？虽然你很小。
陈先发：我六七岁时正赶上文革的尾巴。其实，对一个乡村孩子来说，那是个可有可无的尾巴，毕竟并未踏入成人世界。印象较深的一件事是，听闻邻居、一个村民说林彪长得缩头缩脑，不像个接班人。结果被人告密，被打残废了。对一个孩子来说，如果自己的家庭或身边人不出现颠覆性变化，是不会烙下深刻印记的。只是从广播里常听到文化大革命这个词而已，但也一直不上心。孔镇毕竟是一个闭塞的古老小镇，一方面和当时的政治运动核心大城市相隔遥远，另一方面古镇有古镇的运行逻辑，风习与老规矩制约着日常生活。那几年，我处在一种非常好奇的、混乱的、快速充饥式的阅读之中。记得第一次接触到《红楼梦》，我几乎是用了三个晚上就在煤油灯下把它就读完了，有些懵懂，繁体字很多都不认识，是猜着读的，但是饶有趣味，而且很多回目基本上都能背下来。《红楼梦》我现在多少年没接触了，第一回的回目，我记得是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这纯粹就是儿时的记忆，但基本上没丢失过。
言论选摘
我现在已经不反文化了，文化太小，我直接把语言肢解了。废话做的事情、我写作的目的就是让我的语言变得没有意义，它没有意义了，哪还有文化呢？哪还有含义呢？比如说痛是什么，是一切关于痛的解释，我都把这些消解了，就不会有痛了。
人类如果达到了这一天，真的是抽刀断水水不流。
杨黎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消失和消亡，既然已经回不去了，那就意味着你要有所割舍。而割舍的最好手段是面对它，平视你的真实处境，搞清楚你的出处和来历，不止是身体的来历，还有你情感的来历，语言的来历。
张执浩
曾经有一阵子，我跟张枣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是一个比较散漫的人，我比他积极，他就说：兄弟，你身上这种积极劲哪儿来的？当时开玩笑，他说我们俩都是天才。我说你是放纵自己的天才，我这种干劲是因为我戒天才，我不相信天才，不是说我没有，而是我不相信。一旦有天才的感觉或者靠近这种的东西，我就要给它戒掉！
臧棣
我有一首诗叫《从这里到这里》，很多人觉得写错了，应该是从这里到那里。
我说不对，从这里是中国，到那里也是中国。在北京你看到的跟在农村看到的完全是两个世界，而这两个世界都跟我有关系，我不认为我是这个世界而不是那个世界的。
蓝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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