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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如果普通人拒绝从众，究竟是源于坚贞不移的正义，还是源于不可一世的叛逆？
★如果抵抗意味着陷入困境，是道德本能的驱使，还是大脑理性的思考，支持他们的行动？
这本书记录下四个普通人反抗的故事。无论身处战场或商界，他们都用自己的行动维护了良知和正义。他们坚持原则，敬职敬业，渴望做正确的事，不仅是对自身灵魂的坚守，亦给了更多平凡人以坚强的力量和无畏的勇气。
他们没有一个人曾声名远播，却以行动带给我们关于个体困境的道德反思：
如果善良、友爱、诚实和正直等品质，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价值观，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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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38年，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前夜，瑞士当局禁止犹太难民入境，瑞士警官保罗格鲁宁格违抗当局法令，为大批犹太难民伪造入境签证。
1991年，巴尔干半岛爆发塞尔维亚人对克罗地亚人的种族屠杀。一名普通的塞尔维亚人亚历山大耶夫蒂奇，冒险为几百名克罗地亚人伪造名姓。
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政府开始对巴勒斯坦实行军事打击。一名以色列军人阿夫纳维施尼策公然对当局说不，对部分巴勒斯坦难民施行人道援助。
2000年，一名证券公司的女员工在发现客户存款有危险后，冒着会丢掉工作的危险，仍然主动提出了质疑。
作者通过以上案例，力图找出当个体遭遇道德困境，即其面临的群体性行为与一贯信奉的道德伦理原则产生直接冲突时，是什么促使该个体在几乎孤立无援的环境下敢于冒险对己方阵营说不，是出于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还是人性本能驱使？抑或是其他通常不为人知的隐秘因素？本书从社会学、心理学、神经系统科学的视角，附以案例、实验，围绕个体的道德困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既有叙事的可读性也有学术研究的严谨，是一部优秀的调查型非虚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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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美]埃亚勒普雷斯（EyalPress）
记者、作家，以调查型非虚构写作见称，曾获詹姆斯阿伦森社会公平新闻奖，文章多发表于《纽约书评》《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等，另著有《*信念：我的父亲，一座城市，一个正在撕裂美国的社会冲突》（2006）。
译者简介
刘静雯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士、翻译硕士，曾在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担任对外汉语教师。2011年812月参加美国纽约大学上海中心交流项目，2012年7月赴台湾政治大学交流。
作者简介
[美]埃亚勒普雷斯（Eyal
Press）
记者、作家，以调查型非虚构写作见称，曾获詹姆斯阿伦森社会公平新闻奖，文章多发表于《纽约书评》《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等，另著有《*信念：我的父亲，一座城市，一个正在撕裂美国的社会冲突》（2006）。
译者简介
刘静雯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士、翻译硕士，曾在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担任对外汉语教师。2011年812月参加美国纽约大学上海中心交流项目，2012年7月赴台湾政治大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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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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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违抗法律
违抗集体
良心的法规
发声的代价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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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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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波兰东部的尤泽夫村主广场约1 英里处，有一片松果茂盛的树林，天鹅绒般的青苔覆盖着它的土地，野草和灌木间伫立着几十个木桩。绕过一潭幽深的池水，穿过马路来到村庄外围，便可看到这些木桩在松树林里若隐若现。稍不留意就可能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因为它们仅高出地面一到两英尺，好在围绕在周围的几棵松树在及腰的高度上绑着一圈蓝白色的丝带。在一个寂静的夏日，我沿着一条小道穿过树林，来到这片环形树林的边缘。这片树林静得出奇，似乎在对名字被列在钉在木桩上的那些泥印点点的小告示上的村民们表达尊敬。这些告示已用塑料覆盖封存，告示上印着犹太六芒星、希伯来文字和一个日期42 年7 月13 日。
1942 年的那天清晨，天色尚未亮起，尤泽夫村本来和我造访的那天一样宁静。突然一支卡车护卫队轰然驶入。这些车来自尤泽夫村以西约18 英里的比乌戈拉伊，车上载着德国治安警察101 储备营的官兵，他们惊醒了村里约1800 名正在家安睡的犹太村民，并把他们赶到屋外，以此宣布了自己的入侵。村民们被带到一个市集，德国士兵们把年龄适于劳作的犹太男性挑选出来他们注定将被送往集中营劳作。剩下的大多数人妇女、儿童和老人被赶上了卡车。卡车开到树林外围的一条小路路口停下，下车后的犹太村民们被分成小批依次进入树林深处，然后被迫一排排趴下。德国士兵们在他们身后站成一排，用卡宾枪的枪口抵住他们的脖子，不顾瞬间回荡整片树林的成群惨叫声，扣下了扳机。枪决从清晨一直执行到黑夜，马拉松式的杀戮使树林里尸横遍地，血肉横飞。就在松树的树荫下，犹太村民的头盖骨被子弹炸飞。想要暂停歇息一会儿的士兵们走到树林外抽烟，他们身上溅满了血，抽完烟后转身回去展开新一轮屠杀。
我独自进入这片树林时，背包里装了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夫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
的著作《平凡人》（Ordinary Men），该书研究了扫荡尤泽夫村的这个储备营的所作所为，其中就包括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尽管我读完这本书后隔了很久才得以亲自来到这桩滔天罪行的发生地，但是书里的细节我仍记忆犹新，不仅是因为它揭露的事情震撼人心，还因为我记得阅读时感受到它遗漏了什么，因此想要进一步了解。震撼我心的不是枪杀，而是发生在这之前的一幕，这个储备营的指挥官威廉特拉普少校召集他手下的士兵围成一个半圆听他讲话。正如人们可以猜到的，特拉普提醒士兵，犹太人是德国的敌人，尽管士兵中只有四分之一是纳粹党成员。然后他宣布，不愿意参与这次枪决行动的老兵可以回避。士兵们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一位士兵突然向前一步，随后十几个士兵也表示不参与这次行动。
这一幕十分引人注意，尽管非常简短，但是意义非凡，它颠覆了此前人们认为普通士兵之所以参与大屠杀是因为别无选择的固有看法。事实上，他们并非因为不得已而参与枪杀行动。他们的参与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这让人不禁发问，到底是什么驱使他们选择杀戮。布朗宁认为，是因为他们怕与集体不一致：不参加屠杀意味着把这项脏活留给他们的同伴，会被认为是对他们的国家和同胞持有负面评价，军营的大多数士兵都反感这样的行为，更别说是为了犹太人这么做了。
然而，还有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问题，可它却相对没受到太多关注：为什么一部分平凡人考虑了特拉普指挥官的提议，然后决定放下手中的枪。为什么即便在看似行动完全一致的情况里，总有些人拒绝从众。
这本书便是聚焦这些拒绝从众的人，探讨究竟是什么神秘力量，驱使一些人在身处抛却道德的情况下，冒险违抗集体：停手，说不，反抗。幸好，二战期间奉命追捕并杀害尤泽夫等村犹太人的德国士兵经常遇到的这种极端情况，我们大多数人只能想象，不会碰到。然而，我们会经常想象类似的极端情境，这背后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曾在某一时刻想知道，如果我们是当时的那些德国士兵，是否也会产生拒绝的冲动，如果有这个冲动，那我们是否有胆量这么做。对这个问题好奇其实不完全是思维上的推测，因为有一种无法解决的紧张情境存在于大多数社会，牵动大多数人的心。我们都曾身处自身坚守的原则与怀有的忠心及应尽的职责相冲突的分岔路口，为了保持清白的良心而与行事尺度角力。脑中有个声音告诉我们，一定要忠于自己。但是我们也会听到其他声音，它们警告说不要反对集体，不要让上级为难，不要置我们的事业、名声，甚至我们自己和家人的生命于险境。
在好莱坞的电影和近几十年来日益普遍的虚伪歌颂里，在这样的时刻坚守个人信仰的人物总是被描绘为英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等地栽树来纪念他们。政客们向他们致敬，让我们谨记自己肩负着乔治W. 布什在2005 年的美国总统自由勋章颁发仪式上所说的对抗一切形式的罪恶的道德义务，那一年的勋章获得者是保罗路斯沙巴吉那，他在1994 年的卢旺达大屠杀中，利用自己酒店经理的身份，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图西族难民（他的电影被改编为由唐钱德尔主演的电影《卢旺达饭店》）。在经历了服从和一致所助长的恐怖笼罩的一个世纪以后，谁会对此有异议？当然，文明世界从现代政治动乱中汲取的教训之一是，转移人们对公然恶行的关注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当恶行是以我们的名义实施的时候即施恶者不是德国人或卢旺达人，而是实施虐待的美国人，对对抗罪恶的看法往往就不同了。2004 年，即布什总统授予保罗路斯沙巴吉那总统自由勋章的前一年，一位名叫约瑟夫达比的士兵向美国军队犯罪调查部递交了一张存满照片的CD，曝光了美军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行为。达比获得的回报是被称为叛徒，且收到了一连串死亡威胁，他最终被迫离开家乡。
即便是在民主社会，像达比这样的人却迅速受到排挤，这表明如果反对集体行为的人远在他国，那么人们很容易对他产生敬仰，但是如果这个人近在本国，而且挑战的是国人自己的信仰，那就很难崇敬他了。这还说明，为何某些发自良心的行为在一些人眼里是英雄事迹，然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却是背叛、谋反，或者不负责任。1949 年出版的小说《基贝希泽村》（Khirbet Khizeh）中的故事叙述者就被这种恐惧围绕，这本小说讲述了1948 年的中东战争期间一个以色列部队奉命清除村中的渗透者的故事。该书作者伊扎尔斯米兰斯基（Yizhar Smilansky）是那场战争的亲历者，他在书中描绘了意识到清除行动的对象是手无寸铁的百姓时一位士兵内心的痛苦。部队下令把村民押上卡车并摧毁他们的房子，这位士兵不愿执行。他对自己说：如果肮脏的恶行一定要有人参与，就让它弄脏别人的手吧。我不能参与。绝对不能。但我脑中旋即响起了另一个声音，它唱道：流血的心，流血的心，流血的心。愤怒愈发强烈，对美丽灵魂的歌颂，把肮脏的事留给他人来做，心灵的眼睛太纯净，容不得半点罪恶，为了避免自己遭颠覆，它移开视线，假装圣洁地闭上双眼。这位士兵克服了对恶行的恶心，最终服从了命令，此后自己曾参与过一场罪行的想法在他心中萦绕不去。
在这样的时刻，怎样才能抵抗命令？我们怎么知道应该不应该？如果没有合理的原因去服从，那么说不也许是合适的，但如果有合理原因去服从呢？在什么情形下有原则的反抗行为会转变成不顾后果的冒险或狂热的举动？除了让一小部分正直的人双手不沾血污以外，这种与更远大的社会目标无关的拒绝到底达成了什么？
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投入了大量精力探索这些问题，但他们的研究往往十分抽象，并且远离实时生活里人们所身陷的具体困境。为了修正这种失衡，我采取了相反的途径。为了了解究竟是
什么让一些人鼓起勇气去拒绝，我认为自己必须与其中一些人见面，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人生的细节正因为他们的人生本看似不会卷入冲突和叛乱，所以更加吸引我。关于坚持异议和拒绝听命者的文学作品，绝大多数写的故事是反叛的圈外人，通过挑战权威或传统来促进定义清晰的意识形态的发展，例如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法国抵抗运动和在越战期间烧毁了征兵证的和平主义者。但还有另一群反抗者，他们虽然不为人熟知，但同样重要：他们是从来没料到过自己会参与反抗行动的圈内人，他们对体制说不时并非身陷绝境，他们最终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悍然拒绝体制的信念，而是正相反，他们对于那些信念信得太深。
本书讲述的便是四个处于不同困局的反抗者的故事。先从1938 年的一位警长说起，当世界各国下令，让无数像他一样的官员在执行公务和拯救无辜之间抉择的时候，他违反了自身职责所要求实行的东西法律。第二章的故事发生在半个世纪后的巴尔干半岛，讲述的是20 世纪90 年代初一个塞尔维亚人跨越割裂前南斯拉夫的民族分界线的故事。他所抵抗的对象尽管更无形，但其力量不输法律，即一个人所属的集体。从严格意义上讲，前两章的主人公实际上都没有把不说出口，而是通过行动来表达，他们冒着灾难性的后果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的风险，执行了与命令相反的行动。相较前两章，第三章的主人公的对抗更具公众性，他是以色列军队的一支精英部队的一名士兵，不想继续为军队效忠，然而他更多是深入内心的挣扎。这个故事讲述了对于个人身份的核心想法和假设逐渐清晰时发生的事：关于对自己说不。最后一章讲的是一名证券经纪人因为担心某一金融工具会给她的客户带来风险，所以拒绝出售，她也经历了类似的内心挣扎，只是这个故事的困局不是个人要为国家或者集体牺牲，而是他们需要警戒的对象只有自己。这个故事围绕对贪婪和冷漠说不，在我们这个为利益着迷的时代可能比其他任何时代都重要。
这样的故事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仅因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严重缺乏关于坚守道德的英勇之举的强有力的实例，还因为现代人对罪恶的定义几乎总是漏考虑一点，那就是：决定究竟是服从还是抵抗不过是一种选择。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出版半个世纪以来，大多有关罪恶的书都很少聚焦个人面对的选择和两难困境，而是偏重于描写处境的力量，比如把美国士兵转变为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者的肮脏环境；阿伦特所描述的，把像艾希曼这样一个极其平庸的官员变成不为自己的罪行感到战栗的大规模杀戮者的集权体制。阿伦特写道：这位忠于纳粹的官员负责监督最终解决的后勤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几乎不可能知道或察觉到自己做的事是错的。这些恶行应该归咎于体制，而非这个人，换言之，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这个说法，随后它成为大众熟知的概念，人们把无数顺从的下属像机器人一样执行暴行的情况，都以此概念做简单解释。
任何一个熟悉近代史的人都不会否认环境因素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环境的细微变换也会对这些故事中的反抗者们产生很大的作用。但由于我们一直聚焦盲目服从、奉命执行的官员，导致我们忘记了不论环境塑造和约束我们的力量多强大，决定相信什么以及如何行动的仍旧是我们的判断力。大规模杀戮本身需要经过大量思考和计划才能执行，它并非一直那么单调和平庸。照这样推断，照最好的，也可能是唯一的方法思考和行事，是否可以反驳顺从命令的下属那令人熟悉的反复多次的自我辩护我只是奉命行事。
于理于法，我们可能都认同这样的观点：公然违反道德的政策的主要责任应该由高层官员承担，而非他们的下属。当然，由于承担道德责任过于危险，期待很多人这么做也许过于天真。但如果没人反抗，那么那些被动服从甚至主动听命的人凭什么可以被判定为罪轻一等？ 101 储备营的成员们在几年后的采访中坚称军令如山，他们只不过是做了任何一个身在其职的人都会做的事，我们该如何回应他们的说法？一种方法是认识到这种说法并非绝对真实。克里斯多夫布朗宁写道，在尤泽夫村和其他地方，行刑者都不能因为任何身处其境的人都会跟他们做出同样的举动而获得宽恕。因为即使在他们之中，仍有一些人拒绝杀人，还有一些人停止了杀人。
说不一向不容易，特别是在极端情况下，但永远是有可能的。因此有必要试图去理解，普通人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使艰难但是有可能的事情得以实现。
从走访尤泽夫村的森林开始的旅程结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伊利湖，我开车去那里见戴劳万德维尔德。我们见面那天是在3月，天气晴朗温和，当时万德维尔德在关塔那摩军事法庭办公室担任高级检察官已有将近四个年头。他来之前刚结束在伊拉克为期13 个月的任务，他所效力的那个部队因为路边炸弹和叛乱者的攻击而伤亡惨重，他因杰出表现获得了青铜星章。万德维尔德告诉我，他们部队里的战友情非常深，因此他下定决心把尽可能多的敌军绳之以法。我相信关塔那摩监狱关押的囚犯都是恶中之恶最坏的极恶之人，他们不仅企图破坏美国，还想要破坏整个西方文明。他说，如果我做得到的话，我的任务就是替我在战争中死去的战友们报仇。
不久后，关塔那摩监狱里三分之一的起诉案归万德维尔德处理。其中有一个案件是美国起诉穆罕默德贾瓦德案。贾瓦德是一个阿富汗囚犯，被指控于2002 年12 月17 日在喀布尔熙熙攘攘的集市上向美国军车投掷手榴弹，造成两名特种部队的士兵和一名翻译身受重伤。这件案子触动了万德维尔德，他在伊拉克工作期间对特种部队成员产生了极大的崇敬。他告诉我，在看过这件案子的证据后，他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案子很容易证明，而且在道德上没有模糊性。在审判前的一次听证会上，贾瓦德滔滔不绝地控诉关押他的美国官员们虐待他，万德维尔德翻了翻白眼，嘲弄他的申诉，告诉军事法官这名被告凭空捏造出虐待的事，是基地组织手册上教的。
他还没有看过贾瓦德的监狱记录。后来，美国空军后备役部队的军官大卫弗莱克特在案子进行到一半时参与进来，成为贾瓦德的辩护律师，他才注意到贾瓦德的监狱记录，并提出动议要进行查看。记录显示，贾瓦德在关塔那摩监狱关押期间，曾有一次在两周内从一个牢房被调到另一个牢房112 次之多，这个被称为飞行常客计划的做法目的是不让犯人睡觉。后来，万德维尔德又在一名同事书架上的一本活页夹里发现一份文件，一位军队犯罪调查部门的特殊专员在里面记录称，一位犯人被裹住头，戴上铐，从楼梯上扔下去，还被在阿富汗的美国审讯者掌掴。这个犯人就是穆罕默德贾瓦德。然而，贾瓦德的律师无法获得这些资料，而且政府也没有报道这起手榴弹袭击案件里还有另一名疑犯，而且该疑犯已经承认自己参与了袭击。万德维尔德很快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袭击发生的那一天，在案发地还逮捕了另外三名疑犯。他们三人花钱买通了阿富汗的警察，所以全都被放走了。贾瓦德被逮捕的时候还未满16 岁，这意味着根据《日内瓦公约》，本应该把他看作娃娃兵来对待，不应该惩罚他，而应该对他进行再教育。
万德维尔德为了调和自己作为检察官的职责和对这个案子越来越多的怀疑，建议安排认罪协议，如果通过了，贾瓦德再坐一年牢，就可以被释放。然而他的上级驳回了这个建议，身为虔诚天主教徒的万德维尔德去了华盛顿特区的一座修道院，他告诉我他在那里虔诚地祈祷了三天，离开时已经决定再也不继续原本的工作了。他通知了军队这个决定后不久，辩护律师大卫弗莱克特便请他出庭为穆罕默德贾瓦德做证。在法庭上，万德维尔德有条不紊地详述了让他逐渐怀疑政府指控的正确性的过程。他表示：任何可靠证据，《拘禁人待遇法2005》（the Detainee TreatmentAct of 2005）的任何条款不论是国家法还是我们神圣的宪法，都不支持延长贾瓦德先生的刑期。后来一位法官判定贾瓦德的认罪声明是刑讯逼供的结果，命令释放贾瓦德，当时，他已在狱中度过了将近七年。
乔治W. 布什总统在表彰保罗路斯沙巴吉那在1994 年的卢旺达大屠杀中的英勇表现的典礼上说：对抗一切形式的罪恶是我们应尽的道德义务。然而，正如戴劳万德维尔德所体会到的，如果履行这个义务会让你的政府难堪的话，那它几乎永远都不受欢迎。他把自己在道德上的不安告诉上级后，军队命令他做一次心理评估。尽管他提出希望再一次被分配到阿富汗服役，但军队除去了他现役军人的身份，尽管他曾获得过两次集体功绩奖和一次青铜星章，但他感到自己似乎成了抹黑国家的叛徒。关塔那摩监狱的首席检察官劳伦斯莫里斯告诉新闻媒体说，万德维尔德的担忧毫无根据。与一些拒绝妥协原则的人的遭遇相比，这一惩罚并不算重，但并不会让事情变得好过一些。万德维尔德告诉我：你深刻思考并反复纠结过的坚定信念遭到攻击，是件让人非常痛苦的事。对于这种针对我最引以为傲的地方敬职敬业，渴望做正确的事的人身攻击，我没有经验和方法去理解。
怎么会有人甘愿经历这样的折磨？到底值得吗？在我探寻答案的旅程中，当我倾听曾拒绝放弃坚守原则的人讲述他们经受过的痛苦的时候，经常发现自己对此抱有质疑，特别是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带来多大不同的时候。戴劳万德维尔德显然有过相似的质疑。他被现役部队开除大概三年后，关塔那摩的关押中心仍在那里照常运转，而他的生活却被颠覆了。最近，他受邀到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一个活动上做演讲，这个活动的名称是刀锋：坚持原则 以职业犯险（The Razor''s Edge： Standing on PrincipleRisking Your Career），一个写了一本关于反抗者的书的政治学家在活动上发表了看法，万德维尔德感到非常有共鸣。他告诉我：那位政治学家说，认为提出反抗的个人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看法是错误的。你没法带来改变。你只是给自己带来痛苦。
这是根据经验总结的真话，我想知道法学院的学生们会通过这个活动学到什么。这个活动告诉他们不要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偏离轨道，以及为什么应该小心地避免漂向刀锋附近。记者们喜欢想象他们通过讲述有勇气坚守道德的人的故事能够激励人心，希望具有原则的反抗者令人振奋的故事能够促使反抗精神传播开来。但如果那些故事以真面目告诉世人，会不会造成相反的结果，即愿意以职业生涯犯险并坚守原则的人群没有增多，反而变少了？
戴劳万德维尔德似乎会同意这一点。然而，当我问他有没有后悔过自己所做的事时，他摇了摇头。他说：如果我否认这件事带来的某些后果曾令我后悔的话，那就太假了。但对于最初的决定呢？不，我不后悔。原来，原因之一是万德维尔德实际上不是独自反抗者。连他在内，关塔那摩有七个官员都因为相似的道德疑虑而被开除、投诉或主动辞职。最早一例是一位名叫斯蒂芬亚伯拉罕的美军预备役官员最终提出了宣誓书。他负责的案件是布迈丁诉布什案，这个案子上诉到了最高法院，最终关塔那摩的犯人获得了人身保护权。万德维尔德告诉我他被开除后，有一些事情变得好多了，他认为这不仅归功于说出心声的官员们共同的影响，也归功于外部声援他们的组织施加的压力。
他说：如今的相关部门已经比它们刚开始时要公平很多了。他们对强迫证词的使用加以限制，赋予被告人更多的权利，对一些罪行进行了重新定义。我不会蠢到说这都归功于我，不仅我的反抗起了一些作用，那些民权组织、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宪法权利中心都起到了作用。
之所以说他们起到了作用，是因为尽管这些组织的成员的目标相对比较局限，但是他们的良心之举却有叠加增强的效应。谁会知道以色列第一个拒绝到占领地区执行任务的士兵是否仅仅是
不想让双手沾染血污而已，但事实是，自他提出拒绝后的几十年里，又有几百名应征入伍的士兵做了同样的事。显然，1938 年保罗格鲁宁格违反法律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要敦促瑞士重新审视它的过去并且进行某种集体灵魂探索，但正是他坚持原则、拒绝服从的这一举动触发了后面的事情。梭罗坚称他并没有决心致力于根除一切罪行，即便是最大的罪行。但是，他写的那篇关于为什么他不愿意交税的文章最终激励了很多秉着良心的异见者们坚持了正义，其中就包括小马丁路德金，他在学生时期读到了这篇文章，深受梭罗的影响。（路德金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坚信，不与恶人合作的道德义务和与好人合作的道德义务同等重要。传达这一观念的人里面没人比亨利戴维梭罗更有激情和说服力。他的文章和个人智慧让我们得以传承富有创造性的抗议。）
既然正如法庭有时判定的，良心不过是一种个人道德准则，个人无视其他声音来遵从它，那么为什么会发生上述的这种连锁反应呢？部分原因正如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所说，这种说法并不绝对正确。良心这个词指的是对于善恶的普世理解，这套准则并非脱胎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而是脱胎于与他人的互动和在组织、部门、政党、工会、职业机构、部队中的参与。沃尔泽写道：个人的决定和这些决定所基于的道德准则之间是存在区别的。决定可能最终是我们独自做出的，但是道德准则当然是我们共享的。
在每一个社会，都存在不认同大部分其他公民认同的道德准则的反叛者和破坏者不论权威人物希望他们相信什么，他们都嗤之以鼻，并以此为乐。本书所讨论的反抗者不是这一类人。他们的问题不是轻易地不理会他们所身处的社会或组织的价值和理想，而是认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不可动摇。对保罗格鲁宁格而言，不可动摇的理想是他认为所有瑞士公民应该和他一样珍惜欢迎陌生人的传统。对亚历山大耶夫蒂奇而言，这种理想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且在手足情深，团结统一里呼吁的宽容精神。对于阿夫纳维施尼策而言，它是相信以色列军队真的是世界上最具道德的军队。对于莱拉而言，它是她认为她的每一位同行都应该履行进行尽职调查的义务。一个更加世故的犬儒主义者可能会断言他们相信这些事情简直太天真了。但是，如果他们更加世故一些的话，就不会那么坚守他们认为具有指引作用的原则了，也不会在看到那些原则被人妥协或无视以后感到那么失望了。
戴劳万德维尔德告诉我：我从一个真心相信这些理想的人，变为了一个感到真的受到欺骗的人。与我遇到的其他拒绝从众者一样，正是因为他亲眼目睹自己深信的理想遭到玷污，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想要施展道德想象力的愿望成了他工作的阻碍，才促使他做了他做的事。亚当斯密认为，这种能力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他的观点没错：对我们因为保持沉默或者服从权力而可能伤害到的人感到同情，并不需要特别的天资或圣洁的美德。然而，不理会道德想象的倾向同样普遍人们往往会使自己远离自身行为造成的后果，依靠某种意识形态来将其正当化，把我们造成的伤害的责任推卸给处于指挥链上级或下级的人。在一个不讲人情的巨大力量统治的世界里，因果之间的联系越来越不紧密，当个人陷入需要妥协的情况，几乎都会这样推卸责任，不仅仅是因为困境非常极端，也许更是因为他们只是凡人。指责那些当有悖良知的事情发生在眼前却没能鼓起勇气的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士兵或二战中服从命令的人很容易。然而难得多的是，承认甚至意识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多么习惯于通过把有悖良心的非正义事件归咎于体制、境遇或者上级来避免做出让我们不舒服的选择，或者我们多么不习惯于问一问，我们的被动和默许可能在纵容有悖良心的事以我们的名义进行上扮演着什么角色。
从假装虔诚地给在卢旺达等地对抗罪恶的人颁发奖章，或者像《时代周刊》那样表彰揭发美国存在的假账现象的告发者来判断，我们生活的世界把克服被动视为光荣的事。然而在现实中，我们都知道这么做风险大，而且很危险，因为人们在义务和良心的界线该如何划定的问题上很难达成统一。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明令禁止的虐待违背良心吗？那些在布什执政期间诽谤一些质疑警方刑讯逼供的异见者的人认为没有。耍小聪明骗取老百姓积蓄的人丧失了良心吗？华尔街上就是这么做的，而且从中获利的交易者们认为没有。在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那段时间里，他们从来没有停下来道过歉。（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客们也没有要求他们道歉，反而开始削弱或者逃避对金融行业的监管。）那偷别人的土地有悖良知吗？西岸地区把抢夺土地视为落实上帝计划的犹太人认为没有。即便是确实认为这些事有悖良知的人看到士兵、公职人员或者他们的同事在这些事情上抱着不肯妥协的立场也会感到紧张。如果我们也认为一些明目张胆的恶行正在发生，那是不是应该抱以相似的立场？我们真的想要被人提醒我们已经做了什么妥协了吗？
不可避免的是，展现道德的勇气会导致不一致，并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也许从来没有想到过会说不的、信得最深的人会感到最难受。苏珊桑塔格写道：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因为对忠诚的看法不同而打破层级、招惹反对和责难、冒犯大多数人是很难的。她说得没错，没人觉得这样做容易。但是一生都在努力让自己接受绝大多数人价值观的服从者会比有想法一致的同伴陪伴在身边、习惯了站在社会边缘的异见者感到更难。戴劳万德维尔德告诉我，他最怕的不是失去工作，而是背叛那些曾经为了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同他并肩作战甚至战死的同伴。也正是这些价值观和信念促使他在关塔那摩案件中保持异见。我内心斗争最大的一个力量源泉是，是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正失信于我的战友们特别是那些牺牲的战友。他说，我让他们失望了吗？从最坏的意义来说，我是不是站到了敌人的那一边？
事实证明，这种担忧是没必要的。让万德维尔德大感欣慰的是，他的部队里没有一个士兵质疑他的忠心。他告诉我许多人写信给他说：戴劳，我们不了解这件事，但是我们了解你如果你有任何需要，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了解我，我们的战友情永远不会散。就算他们的情谊受损，我感到万德维尔德仍不会后悔他所做的事，因为他成功地避免了背叛一个他知道自己无法逃避其判断的人：他自己。报道他故事的报纸跟我一样，不可避免地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他所遭受的来自军方的报复。然而，它们没有提及他所收获的无法量化的东西，这些收获让他在谈论自己的经历时，声音里时常流露出感激之情，也让他以前的一些同事感到羡慕。他告诉我：我去关塔那摩的时候是身负使命的。我达成的使命也许是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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