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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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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出版，是国学研究院近期学术成果的总结，反映华中科技大学国学学科的发展和成就，充分体现了华中科技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本书立足于学术前沿，着眼于学术积累，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推动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科建设和素质教育的开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主要读者对象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高校相关专业的学生和国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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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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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的大型学术集刊，除了国学院同人自己的代表作，还兼收海内外学术名家的佳稿，年代跨度上起秦汉，下迄近代，内容涉及中国史、中国哲学、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语言学和语言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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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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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1957 年生，湖北天门人。 198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教授。现任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硕士研究生导师，两宋学术文化史方向学术带头人。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侧重于两宋代政治史和学术文化史。 1986 年起曾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 1993 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1993 年 9 月－ 1995 年 9 月应邀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 1996 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湖北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先后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 2001 年 3 月调入华中科技大学组建历史学科。现任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2005年8月至2006年8月入选中美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并应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邀请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活动。曾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办下达的科研项目《王氏新学与宋代社会》、教育部下达的科研项目《王氏新学研究》、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基金资助的《从新学到理学 ――11 世纪后半至 13 世纪初年宋学主流的嬗递》等课题。目前承担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类项目《两宋学术嬗递与政治变迁》。独著、合著学术著作 5 部，合译学术著作 1 部，主编著作 1 部，在《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代表作有《北宋党争研究》、《北宋新学的兴衰及其理论价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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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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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坚守：晚清以来蜀中学人的经学本位观
刘复生1
从《礼运大同》看我国古人至公的政治伦理视域
万义广19
圣统与路径：孟子与《春秋》经学的建构
王 刚29
韩门师友弟子考索
刘真伦41
论谢省与茶陵诗派
林家骊 仲秋融 汪妍青61
国学特征的史学折射：《清实录》修纂主题论析
谢贵安73
杨守陈九经《私抄》的撰著背景及用意
朱 冶83
晚明徐学聚《历朝珰鉴》补论
吴兆丰91
革命与学术：《国粹学报》的救国理念
汤 黎97
秦代家庭中两性关系再评估以出土文献为中心
夏增民107
东方朔双面人格形成原因探讨
徐卫民117
褚少孙与《东方朔传》
赵国华123
约法三章与楚汉战局
周美华133
张良道引不食谷的根源探究：
以《史记》与马王堆帛书互证 周敏华141
《后汉书独行列传》解读
胡秋银149
从党锢文士到骖乘文人：建安七子的慷慨悲歌
胡晓军157
略论唐宋时期道路制度变迁
贾玉英169
论北宋后期六十年的改革
李华瑞189
《须知》与宋代社会
范建文201
论两宋官方祭祀程婴、公孙杵臼的活动
基于政治意涵的探讨 许玉龙217
元朝的医学教育
刘 齐227
富于洞见，引人深思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评介
高士捷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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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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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华中科技大学于2008年正式发文成立国学研究院后，所有同仁便有一心愿，即编辑出版国学辑刊，使之成为反映国学研究成果的园地。z初的想法是分门别类，逐年一辑。于是，2008年岁尾，国学研究院即组建国学辑刊编辑委员会，出版过一部主要反映我校历史学研究成果的集子，冠之以中国历史文化论集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辑刊第yi辑，由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后来经过多次商议，编委会调整了原有思路，遂将辑刊改名为华中国学，自2015年起，每年春秋各出一卷，为半年刊，篇幅在20万字左右；在内容方面，除我校同仁的论文之外，也适当吸纳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收录在这本集子的论文，鉴于目前学界对国学一词内涵和外延的诠释见仁见智，故未按经、史、子、集研究予以分类，也未按时下通行的学科领域进行处理，而是根据诸位同仁的学术专长、根据此次所辑论文的内容进行了大致的划分。若干篇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因系本校历史所教师劳作的产物，也一并收录。这些成果中有些已在相关刊物上发表，有的则是作者提供的近作。如果这些作品能得到学界各位师友、各位同仁的关注、批评与指正，将不胜欣慰与荣幸！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到《华中国学》的编辑出版，我们要深深感谢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学界前辈、学校领导和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对人文学科的关心、爱护、支持与扶持。我校国学研究院成立庆典举行于2009年4月11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叔子先生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为参加这一活动，退掉原先订好的返程机票，重新订票，赶回学校时已是凌晨，并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做了主题讲话；校党委书记路钢教授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参加成立大会并发表高屋建瓴、热情洋溢的致辞；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教授因11日要赴京参加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遴选，于10日专门打电话到我家中对国学研究院成立表示祝贺，并对他不能与会表示歉意；原校党委副书记、对我校文科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刘献君教授更是全程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教授，原西北大学校长、哲学家、历史学家张岂之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家葛剑雄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家朱雷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家萧汉明教授，武汉大学语言学家宗福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家邢福义教授，历史学家熊铁基教授等近70名著名专家学者或发来贺信，或莅临大会发表重要演讲；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水电能源学家张勇传先生则欣然为国学研究院题写了院名。没有他们各种形式的关心与支持，我校人文学科是不可能发展到如今这一局面的。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位德高望重、具有非凡人格力量的学界前辈，一位深具战略眼光和充满人文情怀的教育家，一位一辈子并不以人文学科为工作对象但又时时刻刻对人文学科念兹在兹、一往情深的卓越科学家，这就是前文已经提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杨先生毕生耕耘于机械工程领域，在同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交叉研究中，特别是先进制造技术、设备诊断、信号处理、无损检测新技术、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的应用等方面均有独创性的贡献，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居功甚伟，1991年获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但是，他对人文学科、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始终倾注了满腔的热忱，真正是不遗余力地以各种形式予以关心和支持。除前述参加国学院成立大会的感人事迹外，杨先生为本辑刊的出版所展现的人格风范、人文情怀与高尚情操更使我们增添了难以言表的感戴之情。卷首这篇3500字的总序是杨先生在抱病卧床的情况下断断续续完成的，其间数易其稿，初稿及二稿上到处是密密麻麻的改动文字。须知，先生已是81岁的老人，且此类不情之请不仅不是他应做的工作，也为撰写总序时的健康状态所不容许，是完全可以避开的。先生独特的人格风范、宽广无私的胸襟、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满腔热情和古道热肠实在是摄人心魄，令人永远难以忘怀！《华中国学》得以顺利出版，还得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姜新祺先生，以及策划编辑周晓方女士和钱坤先生，没有他（她）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热爱以及注重发展本校人文学科的情怀，这套辑刊纳入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并如期问世，是不可能的。此外，辑刊的执行主编、历史研究所夏增民博士在论文整理归类、规范体例、编辑文本以及联系出版事宜等诸多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谨此一并致谢。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二○一二年九月三日二○一四年九月十日修订总序：近3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举世震惊的经济成就，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巨大进步，飞速发展的国力提升，迎来了史诗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也为实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伟大复兴与飞跃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神州大地蔚为大观的国学热，正是在这一宏伟的背景下出现的。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之所以重新得到如此热烈的关注，原因就在于其本身具有不可估量的独特价值。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世界上唯有古老的中华文明经过数千年风雨坎坷，非但没有消亡，而且从未中断，成为当今世界人类共同珍视的宝贵财富和智慧源泉，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之所以如此，传统中华文化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中华文化又具有哪些独特价值？以中华原典中z具代表性的《老子》和《论语》为例，虽然它们具有的价值取向似乎有所不同，即所谓出世与入世，但却有着共同内核，这就是和的理念。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这一理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过积极的作用；而当代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老子》和《论语》无疑也是z重要的本土的思想宝库。中华文化向来注重以人为本的天人合一，强调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自然一体；讲究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时遵循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和守弱居柔的规律；信守中庸之道，深怀忧患意识以及不争与无为，不争即天下莫能与之争的不争，无为即无所不为的无为，这些文化特质所表现出的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都是中华文化贡献给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生物得到稳定的延续靠的是基因的遗传，又靠基因的变异得到发展，而人类社会的基因则是文化。文化本质上就是人化，即以文化人，以人化物。过去留下的东西就是文化，这里既包括有形的，又包括无形的，人类社会就是靠文化的传承才得以延续，又靠文化的创新才得以进步。民族文化是民族的基因。中华文化所凝现的民族精神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哲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一直产生着巨大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如今，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雄姿迈入21世纪，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显得尤为迫切。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因为一个民族的特性不取决于遗传的自然基因，而是取决于人文文化，只有人文文化才能彰显一个民族的身份。如果一个民族遗弃了自己固有的文化，丢失了自己的传统，那将只是一个种族，不能称之为民族。在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高速发展和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先进科学，没有现代技术，就会落后，一打就垮，痛苦地受人宰割；然而，没有民族文化，没有人文精神，就会空虚和异化，则会不打自垮，甘愿受人奴役。因此，没有科学技术进步就绝没有社会进步，但只有科学技术进步，那这个社会就是很危险的；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很落后，这个社会也是很野蛮落后的；如果一个社会科学技术很进步，而精神文明非常落后，这个社会将是灾难性的。毫无疑问，科学技术是第yi生产力，但是，人文文化是第yi生产力的动力源、方向盘。中华民族要全面而迅速地实现伟大复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固有的人文与传统，其意义不言而喻。人们可能要问，在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否能与现代社会兼容？中外无数事例表明，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人文精神和智慧不仅不会与现代社会产生冲突，而且还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奇特的效果，即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传统文化也可发挥出巨大作用。日本明治维新后，有一位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金融之王，他80多岁退下来之后，在日本财团开办的讲习班上专门讲他如何用《论语》来办企业，堪称毕生将中华文化、《论语》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完美结合的典范，也是中华原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巨大作用的经典案例。直至今日，他的五世孙、日本著名的投资者涩泽健还在强调他的哲学名言：商业的发展必须以社会伦理为根基，否则会把人引入歧途。企业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给社会创造财富。这是利与义多么紧密的结合。此外，我国台湾地区、新加坡以及其他东方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也充分说明，古老的中华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完全可以做到既背靠五千年历史文化，又坚持三个面向。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中华民族要形成强大的竞争力，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更大的作为，就必须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而要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拥有大量的创新型人才和健全而良好的国民素质就是z基本的前提。在这方面，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认为，人文对科学至少有三大作用。首先，人文为科学发展指引方向。科学求真，但科学不能保证其方向完全正确。无数的事例证明，20世纪科技的高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严重负面影响。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科学需要人文导向，人文的提升当然也需要以科学为基础。其次，人文为科学提供了动力。事实证明，只有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进行完美的结合，才能结出符合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之果。在我国近代化进程中，这样的范例不胜枚举。20世纪享誉中外的我国老一辈科学巨子如华罗庚、苏步青、茅以升、李国平等以及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丘成桐等在国学方面均有极高的素养，这不仅深刻影响着其人格风貌、精神境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们在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功；而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则将其在物理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直接归因于国学大师胡适。第三，人文为科学开辟原创性源泉。科学讲逻辑，讲分析、解决问题，但科学中z重要的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就需要直觉和灵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直觉、灵感、想象力从哪里来？科学教育固然有其重要的一面，但更多则来自于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可以培养出高尚的人性和高级的灵性，科学创造是离不开人的人文素养的。因此，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应该占有重要地位。从处于转型过程中的我国社会现实需要看，通过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建设当代文化、构建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已刻不容缓。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近20年来在不同场合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强调中华民族文化对创新的重要性，如在2006年1月，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谈到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关系时，深刻阐明了中华文化与创新的关系，提到中华文化含有丰富的创新内容，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006年11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文联、作协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每一次飞跃、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烙印。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中华文化对增强民族创造力、自信心和凝聚力，对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我国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纵深发展，社会上许多十分严重的隐忧与显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显得极为重要和空前迫切，而中华文化中的许多精华养分则是亟待继承、弘扬的。举例来说，我国几千年来强调信守仁、义、礼、智、信，显然是可以纳入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予以继承和弘扬的。所谓大忠大爱是为仁，大孝大勇是为义，修齐治平是为礼，大恩大恕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对当前的诚信建设与道德建设显然特别有着无可置疑的积极意义。何况，通过弘扬优秀中华文化，陶冶国民感情，启迪国民智慧，提升国民素质，增强国民的凝聚力与创造力，其意义非同一般。以上所讲只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与感受。当然，挖掘几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并使之产生积极影响，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与共同努力，需要大批专业工作者扎扎实实的辛勤耕耘。同20世纪初比，当代意义上的国学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指中华传统文化本身，而且还应包含近代以来借鉴西方学术、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也需要本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博大的胸襟、更深远的抱负，肩负起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责任和使命，为当代我国的文化建设付出更多的努力。近10年来，我校国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已成为一道亮丽的学术景观；2009年4月，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宣告成立，本学科的发展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值此凝聚着大家心血的《华中国学》问世之际，谨致衷心的祝贺，更寄以深厚的期望！z后应声明一点，我只是一名工科教师，由于种种原因，介入了国学研究之内，然而毕竟大非内行，所讲的不对之处，希望读者特别是本领域专家批评指正，我不胜感谢。是为序。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二○一二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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