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焄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县人。魏武帝曹操第四子,魏文帝曹丕同母弟。幼年成长于军旅之中,兼习文武,擅长诗赋。因为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深得曹操的宠爱,先后被封为平原侯、临淄侯。为了争夺嗣子之位,曹丕、曹植兄弟各树党羽,纷争不已。但曹植任性放达,不加节制,时常触怒曹操。而曹丕操弄权术,矫情自饰,最终得以继位。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去世,曹丕即位为魏王,随即又代汉称帝。为报前嫌,他屡次构陷迫害曹植,都因其母卞太后出面干预而未能如愿。可曹植还是因此被贬为安乡侯,后又改鄄城侯。黄初三年222,封鄄城王。次年,徙封雍丘王。黄初七年,曹丕去世,其子曹叡继位为魏明帝。曹植虽身为叔父,却并没有得到起用,先是徙封浚仪,复还雍丘,后又徙封东阿。太和六年232朝京师,他想要面见曹叡,以便直接议论时政,最终并未能如愿。随后徙封为陈王,不久郁郁而终。谥曰思,故后世又称他为陈思王。
一
曹植是汉、魏之际才华横溢的诗人、辞赋家和散文家。以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去世、曹丕即位为分界线,可以将他的创作生涯大致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随着前、后期生活境遇发生巨大的落差,其作品的题材和风格也相应地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曹植生活在充满着纷争和动荡的衰乱之世,虽然早年过着无忧无虑、悠游自在的贵游生活,却一直以建功立业、澄清天下为己任,甚至对自己喜好且擅长的文学也弃若敝履。正如他在《与杨德祖书》中所说的那样：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言辞之中透露出强烈的自我期许,显得慷慨激昂,意气风发。尽管有时难免会以炫耀夸饰的笔法渲染浮华放纵的生活,但其作品中依然充满了飞扬跳脱、积极进取的情调。在曹丕继位称帝后,他不断遭到猜忌和报复,政治地位和生活境遇急转直下,年轻时那种昂扬乐观、洒脱自负的风采也逐渐消磨殆尽。由于长期受到逼迫和冷落,使得他在身心两方面都饱受煎熬,满怀彷徨忧生的愁思,乃至深陷苦闷颓丧之中无法自拔。尽管在魏明帝曹叡登基之后,这种失落和沮丧一度稍有消退,他甚至还对未来充满了幻想,屡屡向对方剖白心事,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求自试表》,臣伏自惟省,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求通亲亲表》。然而曹叡对他始终深存戒心,严加防范,以致出现婚媾不通,兄弟永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求通亲亲表》的情况。因此,他在心理上依然长期处于困顿抑郁的状态,创作时也主要呈现沉郁愤切、孤苦哀婉的风貌。尽管曹植前、后期的生活和创作存在较大反差,不过有一点却是贯穿始终的,即无论他身陷何种逆境,都强烈地追求个性自由,渴望实现自身价值。正是这份历经摧折仍坚忍不悔的执着,才会在千百年来不断激荡起读者的共鸣。
曹植在创作中兼擅各体,在诗、赋、文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诗歌创作尤其受到后人的盛赞。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对汉末建安时期的诗人群体推崇备至：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对邺下文士的创作风尚做了非常精要的概括,曹植毫无疑问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其诗作所涉及的题材范围极为广阔,或是像《送应氏诗二首》、《泰山梁甫行》那样直接展现离乱艰险的世间万象,或是像《斗鸡诗》、《公?》那样恣意铺陈欢畅尽兴的宴游场景,或是像《美女篇》、《野田黄雀行》那样用隐喻寄托的手法来纾解心头的压抑愁苦,或是像《飞龙篇》、《远游篇》那样以奇幻超脱的想象来平复现实的惶惑惊恐,或是像《白马篇》、《名都篇》那样尽情展示甘赴国难的雄心或驰骋任侠的豪情,或是像《赠徐幹》、《赠白马王彪》那样着力抒写真挚朴实的友谊和深沉恳切的亲情这些内容各异的诗篇,交织着丰富而细腻的情感,折射出跌宕多姿的人生历程。曹植在创作时各体兼备,除了沿袭传统的四言体、楚辞体外,还尝试过六言体、杂言体,而尤以五言体见长。五言诗虽然肇兴于汉代,但经过他对各种表现技巧的努力探索,才开始真正进入成熟阶段。在语言风格方面,他尝试融汇典雅和通俗这两种不同的倾向,使诗歌语言既具有文人吟咏的典丽雅致,又不失民间创作的清新流畅。他尤其工于锤炼诗篇的起句,如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赠徐幹》、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七哀》、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杂诗》其一等,都能起到先声夺人、发唱惊挺的效果。他还擅长运用比兴手法,如《杂诗》、《吁嗟篇》、《当欲游南山行》等几乎通篇都由比兴构成,由此形成蕴藉委婉、深邃隽永的诗境。而在篇章结构方面,他也有不少大胆的创新,特别是《赠白马王彪》,全篇由七章构成,前后首尾相衔,一气贯注,开创了后世联章体组诗的先河。锺嵘在《诗品》中纵论汉魏以来的历代诗人,将曹植列入上品,称许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毫不吝惜赞美之词。从曹植的创作实绩来看,这些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曹植在辞赋创作方面也颇有造诣,他曾自述：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文章序》汉代辞赋兴盛,大多是以都城、宫殿、畋猎、纪行等为题材的鸿篇巨制,主要体现铺排体物的特色。曹植的《七启》就受到汉代枚乘《七发》、张衡《七辩》等赋作的影响,展现出铺采摛文、张扬闳肆的风貌。不过他的赋作大部分篇幅较为短小,更加突出其抒情特质。无论是表现人伦亲情的《怀亲赋》、《叙愁赋》、《慰子赋》,还是抒写个人幽思的《闲居赋》、《潜志赋》、《玄畅赋》,抑或是表现游赏宴饮的《游观赋》、《节游赋》、《娱宾赋》,甚至是描摹日常事物的《车渠盌赋》、《宝刀赋》、《神龟赋》、《白
鹤赋》,都倾注着强烈的主观情思。有的赋作更是别开生面,颇具巧思,如《鹞雀赋》用拟人笔法写鹞、雀争斗的经过,语言浅俗活泼,略带调侃戏谑,读来兴味盎然。流传最广的自然莫过于《洛神赋》,尽管他早就声明此篇乃仿效宋玉《神女赋》而作,但后世对其意旨仍然做过诸多猜测,提出过感念甄后、寄心文帝、求贤自辅等各种说法,众说纷纭的状况恰恰证明了它所引发的持续关注和强烈反响。曹植当时正处在极度压抑和惶恐的状态之中,却极尽描摹之能事,用典雅清丽的词藻和长短变换的句法,刻画出优雅而灵动的洛神形象。赋作中的情感表达也极为细腻复杂,始则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继而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终于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在踌躇犹疑之际充满了强大的内在张力,寄寓着无尽的哀怨悲戚,因而千载之下犹能扣人心弦。在后世的流传接受过程中,除了出现过一批直接摹拟仿效的辞赋之外,取材于《洛神赋》的诗文、戏曲、小说,甚至书法、绘画作品也屡见不鲜,充分彰显了它在不同艺术门类中所激起的深远影响和连锁效应。
除了诗、赋两大类作品,曹植在书、表、论等各体文章中也多有佳作留存。在《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等写给朋友的书信中,或掎摭各家的利弊得失,或陈说自己的文学观念,或倾吐个人的理想抱负,或赞叹对方的豪情逸致,无不文采斐然,气势流荡。章表原属应用性公文,但曹植所撰却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所说的那样,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制巧,随变生趣。如《谢徙封鄄城王表》、《上责躬应诏诗表》等,主要展现忧谗畏讥的疑惧,为求自保甚至不免哀苦乞怜；而《求通亲亲表》、《求自试表》等,则又倾吐从军参政的迫切愿望,仍然散发着年少时的自信张扬。这些表文辞采瑰丽,深情贯注,音节浏亮,张弛有度,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至于《汉二祖优劣论》、《辩道论》等单篇论文,或研讨史实,或辨析名理,不仅可见其辩才无碍,语言也极为剀切凝练,呈现出另一种不同的特色。
二
曹植生平著述颇多,曾亲手删定,编选为《前录》,收录辞赋七十八篇。另外还有手定诗文目录,藏于家中。他去世后,魏明帝曹叡曾颁布诏令,撰录其所著赋颂诗铭杂论等百馀篇。唐宋时公私各家书目著录过三十卷本和二十卷本的《陈思王集》,可惜后来都亡佚不存。南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提到,当时所见曹集仅有十卷,收录诗文二百馀篇。现知的几种宋本曹植集包括北宋开宝七年刊本、北宋元丰五年万玉堂刊本、南宋孝宗年间江西大字本和南宋嘉定六年刊本等,其篇、卷数量都与晁公武所说大致相符。到了明代,又相继刊刻过多种曹植集,比较知名的有正德年间舒贞刻本,嘉靖年间郭云鹏刻本,万历年间休阳程氏刻本、汪士贤辑《汉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本,明末张燮辑《七十二家集》本、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等,这些明刊本在宋刊本的基础上又加以校订增补,有的还重新编排过卷次。到了清代,又有吴志忠、严可均等先后对曹集进行过校正辑补,但流传未广,知者寥寥。直至同治以后,才相继出现了丁晏的《曹集铨评》和朱绪曾的《曹集考异》,对此前曹集整理、校勘的成果做了全面总结,并进一步予以考订补正,使其内容更趋周详细致,对后人深入研读曹植的作品大有裨益。
丁晏17941875,字俭卿,又字柘唐,号石亭,又号淮亭、颐志老人,江苏山阳今淮安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官内阁中书。又先后在观海、表海、文津、丽正等书院担任主讲。生平笃好治经,著有《尚书馀论》、《禹贡集释》、《毛郑诗释》、《三礼释注》等,辑刻为《颐志斋丛书》。丁晏最初编有《陈思王年谱》一卷行世,晚年又校订曹集全帙,并将新辑得的零散佚文、修订后的年谱以及本人所撰《陈思王诗钞原序》、《东阿怀古》、《东阿王墓》等诗文附录于后,编定为《曹集铨评》。他在同治四年1865已经完成初稿,其后陆续加以修订补充。至同治七年1868,经由曾国藩介绍,又委托刘寿曾协助校正文字,最后才交付金陵书局付梓刊行。
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其中所收曹植集以南宋嘉定本为依据。丁晏虽然已经藉此了解到宋本曹集的情况,但在整理过程中并未以此为准,而是转以明万历休阳程氏所刻十卷本曹集作为底本,这或许是因为程本所收作品较宋本略多的缘故。与此同时,他又以明末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的二卷本《陈思王集》作为主要参校本,另外则覆核裴松之注《三国志》、六臣注《文选》、《乐府诗集》、《古诗纪》、《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白氏六帖》、《太平御览》等历代史传、总集和类书。凡各本之间存有歧异的,都附注在相关字句之下。虽然参校文献在数量上比起其后朱绪曾的《曹集考异》逊色不少,难免因为见闻不周而导致校订有疏漏、辑补有阙略,但丁氏在整理时态度严谨,用力颇勤,确保了《曹集铨评》的校勘、辑佚水平远胜于此前所刊刻的各种曹集。书中还附有若干眉批,或考索创作背景,或阐发作品意蕴,或评析艺术特色,虽然数量并不多,仍有不少可供参酌借鉴。正因如此,《曹集铨评》自问世后即备受推崇,丁氏也被誉为曹集之功臣、思王之知己吴
棠《曹集铨评序》。
朱绪曾18051860,字述之,号北山,江苏上元今南京人。道光二年1822举人,以大挑知县分发浙江,补孝丰,历署武义、秀水、嘉兴等县。转台州府同知,晋知府。生平著述颇富,有《论语义证》、《尔雅集释》、《续棠阴比事》、《开有益斋经说》、《开有益斋读书志》等,大多经乱散佚。朱绪曾有感于隋唐以来曹集旧本无存,而行世的曹集又多承讹踵谬,于是发愿重作董理。校辑工作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至咸丰三年1853才完成初稿。其后修订不辍,直至咸丰十年1860他去世时仍未及付印。而书稿则被友人借阅,先是迭经战乱,下落不明,后又不幸遇火,惨遭焚毁。直到同治九年1870,其子朱桂模才辗转得到他早年抄录并寄存在友人处的初稿副本。两年之后,朱桂模在诸多师友的协助下着手整理校核全稿,又得以参考莫友芝的校补和丁晏的《曹集铨评》,直至光绪元年1875方告蒇事。此后书稿又陆续经过修订,直至民国初才收入蒋氏慎修书屋辑印的《金陵丛书》丙集中,得以印行流传。
朱绪曾撰著《曹集考异》历时多年,经过反复修订,耗费极大心力；其后又经朱桂模等旁搜远绍,补苴隙漏,日臻完备,因而在底本确定、文字校勘、佚文辑补、年谱撰著和资料编纂等方面,都要比丁晏的《曹集铨评》更为细致精审。
为求尽可能体现出旧本面貌,朱绪曾选取南宋嘉定六年刊本作为底本。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在编订曹植集时也以此为底本,在所撰提要中还特别指出：唐以前旧本既佚,后来刻植集者,率以是编为祖,别无更古于斯者。嘉定本曹集其实也并非从唐以前流传下来的旧本,而是由宋人根据各种总集和类书辑录整理而成。但因为刻印时间早,校勘质量高,比起后世一些多有舛讹脱漏的刻本来,无疑更可信赖。朱绪曾没有受到明代以来诸多刊本的干扰,而是果断地以此为据,还是颇具识力的。
在校勘、辑补方面,朱绪曾用以参考的资料来源相当丰富多样,除了广泛搜罗明清以来各家刊本以备参考,还追溯至相关的史传、类书、总集、子书、笔记、石刻、释藏、诗文评等。而在搜集考校时,即使是常见文献,他也尽其所能,仔细甄别,或利用不同版本,或参酌相关研究。如在参校《北堂书钞》时,不但利用常见的明万历年间陈禹谟校补本,还另外搜寻旧钞本加以覆核；在参校《文选》时,除了利用宋刊李善注本、六臣注本外,还借鉴过清人胡克家的《文选考异》、余萧客的《文选音义》、张云璈的《选学胶言》、胡绍煐的《文选笺证》、孙志祖的《文选考异》等选学名著；在参校《玉台新咏》时,除参考明代覆刻宋陈玉父本、嘉靖杨士开刻本等,还吸取过清人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的校勘意见；在参校《三国志》时,又参考了清人杭世骏《三国志补注》、赵一清《三国志注补》、潘眉《三国志考证》等研究成果。对于前人因条件所限而未能利用的资料,朱绪曾更是竭力搜求,务求完备。如隋杜公瞻所纂类书《编珠》,在后世流传甚稀,至康熙年间其残本才被重新发现。但因出现时间较晚,往往招致怀疑,甚至被认为出于伪托。朱氏并未盲目拒斥,仍从中辑录出部分佚文。而经今人余嘉锡、胡道静等考证,《编珠》绝非清人伪撰,足资考订辑佚之用。再如唐初修纂的大型诗文总集《文馆词林》,在中国本土早已散佚不存,直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才从日本回传。朱绪曾也注意到其文献价值,及时加以利用。另如宋人吴棫所撰《韵补》,原本是研究古音韵部的小学类著作,朱氏也搜罗其中所征引的曹植诗文片断作为参考。在处理各本歧异时,除了经过仔细比勘写定正文外,他还另将各本异同详列于相关文句之下,以供后人择取。辑佚所得残文断句,也都经过比较妥善的处理,有些经过反复寻绎,径直插入相应篇章之中；有些无从判断具体位置所在,则附缀于各篇之末；有些仅存篇题而无文字留存的,也保留其篇题,以供进一步访求；而一些失去篇题的散句,则依其体裁分别归入各类之末。在整个校勘、辑补的过程中,其搜讨范围之广泛,取舍态度之审慎,处置方法之妥当,都可谓前无古人,因而所取得的成绩也堪称绝无仅有。
在对曹植作品做巨细靡遗的考订辑补之馀,朱绪曾还充分依托所掌握的大量文献,着手编纂曹氏年谱和研究资料汇编,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有关曹植的生平经历,虽然有《三国志》本传及裴松之注可供参考,但仍有不少语焉不详,甚至与其他史料相互龃龉的地方。在此之前,曹氏年谱仅有丁晏所撰《陈思王年谱》一种,主要依据《三国志》及裴注,内容极为简略。朱氏在丁谱的基础上精益求精,比勘史料异同,考订事实真伪,同时将诗文作年可考者逐年附系其中,以达到知人论世的目的。朱绪曾还从历代书目、序跋、题咏、评论中搜集大量资料,并经过认真的梳理校订。如在卷十二中迻录隋代所立曹植墓道碑文,除了随文校订文字之外,还附录王士禛《居易录》、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王昶《金石萃编》、左暄《三馀续笔》、武亿《授经堂金石跋》、毕沅《山左金石志》等著述中的考辨内容,供读者参考借鉴。这些经过分类编排的文献资料,不仅为考察曹植集的流传递嬗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研究曹植的创作特色提供了重要借鉴。
丁晏的《曹集铨评》在后世流传较广,除有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刻本外,另有1911年文明书局铅印丁福保辑《汉魏六朝名家集》本、1931年商务印书馆铅印《万有文库》本、1934年扫叶山房石印本、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铅印叶菊生校订本等。后出诸本都源自金陵书局本,但校订质量参差不齐。其中以叶菊生校订本最为严谨,还曾根据黄节、古直等近人的研究指出过丁氏的一些疏漏,但与此同时却草率地删去了丁氏的部分眉批以及附录的诗文、跋语等内容。至于朱绪曾的《曹集考异》则流传未广,仅有1914年蒋氏慎修书屋铅印《金陵丛书》本,其后《丛书集成续编》和《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都曾据此本影印行世,但迄今尚没有整理校订本。
三
无论是《曹集铨评》,还是《曹集考异》,其重点都在于异文的比勘校证,而在词义考订、典故溯源、文意疏通等方面则多有阙略。虽然这也情有可原,正如丁晏在《曹集铨评自序》中所言,曹植的大部分重要作品都被昭明太子萧统选入《文选》之中,而唐代李善等已经对《文选》做过细致的注解,家有其书,不复殚述,但对现代读者而言,未免有未惬人意之处。
近现代以来,有不少学者在丁晏和朱绪曾两位辛劳付出的基础上,对曹植的作品继续进行过深入整理。但如黄节的《曹子建诗注》商务印书馆1933年、古直的《曹子建诗笺》中华书局1928年等,都仅选录部分诗作加以笺注,无法展现其创作全貌；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虽然旨在对曹氏所有作品加以编年校注,并推崇丁、朱两书多据旧本及类书检校,矜慎详密,号称善本,但着手整理时仅以《曹集铨评》为底本,偶见引用《曹集考异》,似乎也是从其他书中辗转得来,并未见过原书,以致在校勘和辑补方面都存在不少疏漏。正因如此,直至今日,《曹集铨评》和《曹集考异》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拟将《曹集铨评》和《曹集考异》合为一编,以便读者披览。考虑到两书大部分内容都有交叉重叠,而《考异》后出转精,更为周详细致,因而选择以《考异》为主而以《铨评》为辅进行整理。校订《曹集考异》时以《金陵丛书》本为底本,朱氏所作校注原均为双行小字夹注于正文之中,现依次以注码形式提出,另排于该篇作品之后。全书征引文献颇多,都尽可能检核原书。除明显阙漏误植者予以径改外,凡遇讹脱衍误而作校改者,均出校勘记予以说明。朱氏为行文便利起见,在征引文献时常加以节略删改；又有个别资料系转引自他书,与原书不尽相同,凡不影响文意者,此次均未作校改。为避免产生歧义,保留了部分繁体字和异体字。另据金陵书局本《曹集铨评》将丁氏所撰眉批辑出,附录于相关作品之后,并标明丁评。《曹集铨评》卷首有吴棠所撰序言及丁晏所撰自序,书后又附有刘寿
曾所撰跋语及丁晏自撰《陈思王诗钞原序》、《东阿怀古》、《东阿王墓》等,对了解该书撰著过程颇有裨益,现一并附录在最后,供读者参阅采摭。整理校点过程中虽经仔细覆核,反复斟酌,但自知学识谫陋,势必有不少疏漏之处,敬祈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2017年4月初稿,2019年2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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