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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对自由的*威胁是“一个惰性民族”。——路易斯·布兰代斯大法官
凯斯·桑斯坦是当今美国*富影响、著作*丰富多样的学者之一，他的著作《信息乌托邦》《网络共和国》对互联网领域产生过极大影响。《标签》在前两本书的基础上继续深入阐述他对信息社会和社交媒体的观察和研究。
在《信息乌托邦》中，桑斯坦曾提出“信息茧房”和“回音室”这两个在互联网领域有深远影响的概念。当个体只关注自我选择的或能够愉悦自身的内容，而减少对其他信息的接触，这将导致视野偏狭和思想的封闭甚至极化，进而会加强偏见并制造出非理性的*主义。而在社交媒体时代，随着筛选和屏蔽信息能力的惊人增长，算法和“标签”的大量使用促使内容个性化，社交媒体可以更有效地将我们分成志同道合的群体，创造出能放大我们观点的回音室。人们更容易获得自己喜欢的信息，而拒绝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信息，事实上人们得到的是更加窄化的信息。信息窄化的结果使社会趋于分裂，各种仇恨群体更容易相互联系和影响，也更容易对社会发起攻击。桑斯坦详尽地讨论了社交媒体通过内容筛选和个性化所导致的群体极化和社会流瀑效应，驳斥了信息传播市场的“消费者主义”观点，并对政府对言论市场的监管和规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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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互联网的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政治极化，爱豆大战，公共话题之下不同观点水火不容，每个带有特殊含义的纪念日都可能成为一个朋友圈拉黑日……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互联网打开了信息的大门，但随着海量信息的涌入，人们不得不进行信息筛选，互联网巨头看到了消费者的痛点，通过“大数据”“算法”和“标签”为我们推送出一个只看我们想看的世界，哈佛学者凯斯·桑斯坦给它起名为“信息茧房”和“回音室”。
我们正在被自我隔离，被自己定义的信息包裹，我们耳边围绕的都是自己声音的回声，全然不知自己正在这种愉悦中变得偏狭和无知。不同观点的人通过“标签”划分彼此，各自站队，延伸到公共议题、政治议题，更是阵营对立，抱团对抗，政治极化以至*主义甚嚣尘上。
曾在奥巴马政府主管信息和监管事务的哈佛学者凯斯·桑斯坦对于互联网信息传播一直保持着深入的观察与研究，先后出版了《信息乌托邦》《网络共和国》等极富影响的著作。
在本书中，桑斯坦通过反思社交媒体带来的信息传播，描述了线上世界制造“虚拟流瀑”，让用户获得“证实性偏见”，并且助长“极化创业者”的过程。他也解释了线上碎片化现象会危及作为民主命脉的共享会话、共享经验及共识性认识的原因。作为回应，桑斯坦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通过增加意料之外的不期而遇，使我们暴露在我们不曾被裁选的人、地、事、念之中，将我们从自己打造的信息茧房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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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美] 凯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2009年-2012年曾任白宫信息和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是当今美国学术引证率的法学家。他著述颇丰，出版有《助推》《信息乌托邦》《网络共和国》《弹劾》等极富影响的著作。
译者简介
陈 颀 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立法学、法理学和法律与文学。
孙竞超 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和美国宪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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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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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我的日报
第二章 类推和理想
第三章 极化
第四章 虚拟流瀑
第五章 社会黏合剂和信息传播
第六章 公民
第七章 什么是监管?
第八章 言论自由
第九章 恐怖主义网站
第十章 标签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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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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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人们不会生活在回音室或信息茧房中。他们能够看到、听到各式各样的话题和观点，即使他们没有事先去阅读和听取这些话题及观点，也不愿意这么去做，结果也依然如此。以上主张激发了关于网络行为和社交媒体使用的严肃问题，以及筛选和屏蔽信息能力的惊人增长。
美国联邦法院伟大的法官之一——路易斯·布兰代斯坚决主张：对自由的威胁是“一个惰性民族”。为了避免惰性，一个民主社会一定要免于受到审查制度的影响。可是，表达自由体系需要做的远不止这一件事，它必须确保将人们置于相互竞争的观点中。言论自由的理念有积极的一面。它对政府可能的举措加以限制，但同时它也需要某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一种囊括好奇心、开放和谦逊的氛围。
如果一个民主社会中的成员不能欣赏自己同胞的观点，如果他们信奉“虚假新闻”，或者在某些“争斗”中视对方为敌人或对手，那么这样的民主实践就不会尽如人意。数十年前任职于联邦法院的勒恩德·汉德法官认为：“自由精神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关于民主恶托邦(democratic dystopia)，英语文学史上有两部经久不衰的作品。乔治·奥威尔的《1984》，创造了无处不在、不可抗拒的“老大哥”，成为我们熟悉的民主失败的景象。以“永远踩在人类脸上的一只靴子”作为老大哥的象征，奥威尔描绘了威权主义的胜利。许多威权者都是审查官，他们压制反对者的不同意见。对他们来说，互联网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社交媒体也让他们感到紧张，因此他们同样试图对其展开审查(除非社交媒体符合他们的目的)。
更为微妙并让人同样不寒而栗的景象，来自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个世界拥有和平安定、快乐选择和形式自由的公民权，似乎没有十分明显的威权者。人们被快乐控制，而非监狱和枪支。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的确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但是政府成功地控制了人们的各种欲望。想想赫胥黎笔下的英雄——野蛮人约翰，他坚决反抗美丽新世界的快乐：“但我不想要舒适的生活。我想要上帝，我想要诗歌，我想要真正的危险，我想要自由，我想要善良，我想要罪恶。”
在宪法的帮助下，美国并没有变成《1984》的世界，并且成功避免了任何类似于《美丽新世界》的景象出现。诚然，美国曾有过威权行为(比如在“二战”期间拘禁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享乐主义也在美国文化中起了主要作用。然而，至少对美国而言，奥威尔或赫胥黎都不算有先见之明。他们的小说是具有教育意义的政治梦魇，而非对过去或未来的现实描绘。
两位作家都遗漏了另一种形式的恶托邦——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回音室，即个性化的力量或封闭的共同体。它削弱个人自由，危及自治本身。不过，尽管充满了恐惧，“美丽新世界”毕竟是一个由共同的行为和关怀整合起来的多样化社会。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以及我在本书所关注的问题，则与此完全不同。
正式讨论之前，我们先看看约翰·穆勒是如何评价国际贸易价值的：
在现今人类进步程度不高的境况下，让人们接触与自己不同的人，接触他们不熟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其意义之大，无法估量。……这种交流一直是人类进步的主要源泉之一，在当今时代尤其如此。目前的教育水平，还不足以使人们不犯错误地养成优良的品质，因而不断用本民族的观念和习俗，与处境不同的人们的经验和做法相比较，是不可或缺之事。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向其他民族借鉴一些东西，在特定技艺或实践上是如此，在自己相对劣势的特性要点上更是如此。
在当今世界，体验不同的观念和习俗已经是轻而易举；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互相学习。对于地球上的诸民族而言，这是一个好消息。事实上，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此，我们或许可为穆勒正确指出的“人类进步的主要源泉”而庆祝。在某些方面，这种庆祝已经拉开了帷幕，就此撰写一部著作可谓是信手拈来。
然而本书的目的不是庆祝。相反，我的目标是探察实现穆勒所谓“不可或缺之事”在当下所面临的障碍，进而思考如何消除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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