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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说诗文丛(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

書城自編碼: 3623657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哲學
作者: 陈柱,潘林,吴时鼎
國際書號(ISBN): 9787576012682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04-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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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收录陈柱《诗经》学研究文章共九篇,考证详实,史论结合,对《诗经》之义理多有发扬,集中反映了陈柱《诗经》学的思想主张。
內容簡介:
《说诗文丛》收入陈柱《诗经》学研究文章共九篇,其中《删诗说》《六诗说》《二南说》《淫诗辨》等对“删《诗》说”、《诗经》“六义”、“淫诗说”等《诗经》学公案进行了细密的梳理与分析,驳正了很多前人观点,《周公居东辨》以详实的考证还原周公居东的历史真实,《诗派说》以风、雅、颂流派的视角梳理了宋代以前历代诗家的风格特征,《国风述学序》则详述了作者探究《诗经》的学术历程。整体而言,本书考证详实,史论结合,对《诗经》之义理多有发扬,集中反映了陈柱《诗经》学的思想主张。
關於作者:
作者 陈柱(1890-1944),字柱尊,号守玄,广西北流人。所著经史子集之属,远有所稽,近有所考,明源流本末,辨义理辞章,且多能与现代思想相发明,阐发宏深,实开国学之新境界。一生撰述宏富,其中以《子二十六论》、《公羊家哲学》、《老子集训》、《文心雕龙增注》、《墨学十论》、《中国散文史》等书特别精辟。
校注者 潘林,男,四川内江人。中国古代史硕士,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致力于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参与主编“经典与解释”丛书之《廖平集》《陈柱集》《张居正集》,整理的著作主要有《周礼疑义辨证》《张居正奏疏集》《诗说》《左传读法两种》《知圣篇》《说诗文丛》等(其中后两者为合作校注),发表论文多篇。
校注者 吴时鼎,男,江西鄱阳人,中国语言文学硕士,现供职于重庆市江北区政府机关。
目錄
康有為題名《説詩文叢》書影 / 1
陳柱《詩經》學述評(代序) / 1
校注説明 / 15
《説詩文叢》序 / 17
後序 / 21
删《詩》説附采詩説 / 22
删《詩》説下 / 34
六詩説 / 44
二《南》説 / 57
淫詩辨 / 71
駁錢振鍠《鄭風説》六篇 / 96
周公居東辨 / 119
詩派説 / 133
《國風述學》序 / 149
附録主要引用書目 / 163
內容試閱
陳柱《詩經》學述評(代序)
(注释从略)
孔子云:“温柔敦厚,《詩》教也。”陶冶性情,莫善乎《詩》。六經之中,《詩》教爲先。《論語》之言經者,以《詩經》爲夥;莊子之論六經,以《詩經》爲首。故古來學者治經,無不重《詩經》學。民國時期著名國學家、詩人陳柱(1890—1944)淹貫四部,著作等身,在《詩經》學領域用力頗深,具有很高造詣。
陳柱出身於廣西北流一個書香世家,幼承庭訓,勤勉謹嚴,學《詩》習《禮》,頗窺津涯。相繼師從蘇紹章、陳衍、唐文治等名家,好詩嗜文,爲之益力。陳柱曾言:“予自志學之年,好治子部……鼎革以後,子學朋興,六藝之言,漸如土苴。余性好矯俗,乃轉而治經。”覃研經年,筆耕不輟,終撰就皇皇巨制,而以《詩經》學爲富。不過,由於陳柱生逢亂世,加之命途多舛,這方面的許多著作未及公開出版,散佚較多,其存世文獻也有待整理利用。迄今爲止,學界尚未有專論陳氏《詩經》學的著作或文章,故筆者在鉤稽爬梳其《詩經》學文獻的基礎上,以其傳世的《説詩文叢》《守玄閣詩學》兩部著作爲重點,對其《詩經》學成就略作述評。
因編纂“經典與解釋”叢書《陳柱集》的需要,筆者曾對陳柱的相關文獻進行多方查檢鉤稽。根據《説詩文叢》(上海暨南大學1930年版)、《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二集(上海群衆圖書公司1928年版)所附《三書堂叢書提要》、《待焚文稿》(1933年刻印本;又載林慶彰主編《民國文集叢刊》編,臺中文聽閣圖書有限公司2008年影印本)等的記載,陳柱的《詩經》學著作主要有:①《詩經正葩》:1917年撰,未刊。②《詩經文法讀本》:1917年撰,未刊。③《詩明》:1919年撰,未刊。④《守玄閣詩學》:1922年油印本、臺中文聽閣圖書有限公司《民國時期經學叢書》2013年影印本。⑤《詩經文選》:撰於1918—1922年間,未刊。⑥《國風述學》:1927年撰,未刊。⑦《説詩文叢》:又稱《十萬卷樓説詩文叢》。該書後收入陳柱經學研究著作《經四十六論》(藍印木刻本,約刻印於1943年)。
此外,見諸民國時期期刊的《詩經》學文章主要有:①《詩説》:即《淫詩辨》,載《學衡》第十二期,1922年12月。②《守玄閣詩學序例》:載《華國》卷第十一期,1924年7月。③《周公居東辨》:載《國光》期,1929年1月。④《國風述學序》:載《國立暨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期刊》第二期,1929年5月。⑤《詩之流别》:即《詩派説》,載《學藝》第十卷號,1930年10月。⑥《詩經正葩自序》:載《學術世界》卷期,1935年6月。⑦《守玄閣詩學序》:載《學術世界》卷期。⑧《詩義論略》:載《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學生雜誌》卷第三期,1916年。⑨《姚際恒詩經通論述評》:載《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第七號,1927年。⑩《與李澍先生論詩學書》:載《大夏月刊》1929年第二期,又載《待焚文稿》。《詩經之倫理觀》:載《大夏月刊》1934年第七期。其中前7篇文章又載《説詩文叢》。
綜上,陳柱的《詩經》學文獻以著作爲主,1917年至1930年間,共撰成《詩經》學著作七部。由於種種原因,其中多數著作未正式出版,迄今亦杳無踪影;惟《守玄閣詩學》和《説詩文叢》因已付印,故能見之於衆。兩書正好是分别集中反映陳柱《詩經》學考據與義理成就的代表作。
根據陳柱《國風述學序》所述,《守玄閣詩學》撰就於1922年,是在《詩經正葩》的基礎上擴充而成。全書一百數十卷,幾乎對《國風》的每首詩都進行了訓釋。除經文之外,共分九個部分:經子集説、《毛詩古序》、三家遺説、附《朱子集傳》、學《詩》耦記、訓詁略録、音韻略説、文學評語、諸家考異。是書規模宏大,陳柱謂“學《詩》之要,大略備矣”,其師唐文治稱“古來注《詩》未有之博”。
《説詩文叢》曾作爲《詩經》授課講義,共收入九篇文章,分别是:《删詩説》附《采詩説》、《删詩説下》、《六詩説》、《二〈南説〉》、《淫詩辨》、《駁錢振鍠鄭風説》、《周公居東辨》、《詩派説》、《國風述學序》。該書爲《詩經》通論著作,以探討義理爲主,也有考證訓釋:前六篇着力探究“删《詩》説”“采詩説”“六詩説”“淫詩説”等《詩經》學公案;《周公居東辨》以翔實謹嚴之考辨,試圖還原周公作《鴟鴞》詩之歷史真實;《詩派説》用風、雅、頌三體之説,逐一揭櫫自周末至有唐之詩派分野;《國風述學序》可謂序中有序,集《詩經》學著作序例多篇,其治《詩經》之程途與演變,亦歷歷在焉。《説詩文叢》成書晚,對前述所有《詩經》學著述均有論述,經修訂後於1930年正式付梓。故《説詩文叢》可謂陳柱一部重要的《詩經》學著作,集中反映其《詩經》學思想主張。
總地説來,陳柱肆力《詩經》學二十餘年,著述宏富,成就較爲突出,其考證訓釋和研究具有如下一些特點:
(一)兼羅並包,實事求是
陳柱治《詩經》,主張兼收並蓄,不專一家,不囿一説,“不宜入於偏見”。以《説詩文叢》爲例,“雖以《毛序》爲本,而毛、鄭之迂曲者不敢苟同;雖以宋儒考《序》之説爲非,而解釋之簡明者不敢没其美”。前人之主“孔子無删《詩》”之説,陳柱力辨之;而“其謂無篇删其章、章删其句者,則當分别論之”。周公“避位之説”,不取鄭玄,“而有取於汪中”;“誅管、蔡之説,不取汪中,而有取於馬其昶”。……陳柱有關此類論述甚多,皆可見其《詩經》學之“兼羅並包,總以足資研究者爲主”。
陳柱治學注重考據、詞章、義理兼綜,不偏執一端,如當時學者張爾田所言,“視公之學,以訓詁、聲均爲之基,以義理、詞章爲之幹”。陳柱認爲,“《詩》文古奥,非通訓詁不能明其詞意”。考據訓詁是研究國學不可或缺之功夫,如果這方面功夫不到家,其立論也就顯得蒼白,乃至穿鑿附會。在《姚際恒詩經通論述評》一文中,陳柱就認爲“姚氏此書對作《詩》之旨頗有見解,而於考據訓詁則非其所長”,“就其短處觀之,亦可謂根底淺薄,多類浮誇”。在《守玄閣詩學》這部考據類代表作中,陳柱旁徵博引,辨章考鏡,斷以己見,“采輯之富凡一百八十餘家,辨正古人之説凡千數百條”,將考據之學發揮得淋漓盡致。然而陳柱又不拘泥於章句餖飣之學,稱“然則專從事於訓詁考訂之學而在止,則是專以一名一字爲學,而終身爲轎夫也,其可乎?”故後來他又撰《説詩文叢》、《國風通論》(即《國風述學》下篇),着力探討《詩經》學基本問題,體現考據與思辨相結合,以明得失、立己説爲目的。
相對而言,陳柱指斥宋學較多,認爲宋儒説經多空疏之言,不過此僅就其末流而言,程朱亦有博覽可取之處。至於漢學,則去古未遠,相對較爲徵實可信。陳柱《詩經》學宗《毛序》,蓋以其出自國史、古《序》;但漢儒亦有臆説,毛、鄭等解《詩》亦有迂曲者,因而不可盡信之。
陳柱在答復張爾田論《詩經》的信中,曾言及古今學者治學之偏頗:“不出於彼,則必多出於此,此古學所以俞理而俞亂也。……自以爲客觀,而主觀莫盛焉;自以爲知時,而不知時莫甚焉。”故其治《詩經》力避此弊,“要在平心以求真,既不宜削趾就履,爲古人飭非,亦不宜好奇立異,以駭俗取名”。因而力求實事求是,注重正本清源,進行考辨訓釋,然後論從史出,義理自明,可謂深諳孟子“知人論世”之道。
(二)經緯結合,博而能約
陳柱的國學研究注重總結研究方法。在所撰《國學教學論》一書中,他指出經緯法是“治一切國學之法”,並將其列爲七條大學國文教授方法之首,着重加以闡述。《説文》云:“經,織也;緯,織横絲也。”經緯本指織物的經綫與緯綫。顧名思義,經緯法是指基於正典與旁參、原典與闡釋之關係而進行的多角度、多視野研究方法。陳柱又舉例説明《詩經》研究中的經緯法:“譬之讀《詩經》,先將《詩經》全文用考證訓詁工夫,博覽古今通人之説,以通其文義,此經法也;後乃分類研究,如文例、方言、風俗、政治等,綜合于一處,用歸納方法以求匯通,此緯法也。”認爲治學要經緯結合:有經無緯,則學無統系;有緯無經,則學無根柢。
與經緯法相應,陳柱還提出博約法。博約之法,始於孔子。《論語?雍也》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見孔子教人有博約之法。陳柱指出:“博者,可求通大義而止;而約者,非優遊浸潤不爲功。”蓋博約相輔相成,非博則無以爲約,非約則無以爲博。陳柱認爲治學要明博約,做到專而不歧,博而能約,切忌狹專而孤陋或博而寡要。
據陳柱《國風述學序》所述,自民國七年(1918)以來,其討究《詩經》,經歷四變:
次蓋專重本文,而欲佐以經子古説,與夫諸本文字異同,及古今批評家言,以通其大義也。曾著《詩經正葩》,……第二次則欲明其原流,論其得失,於是乎有《詩明》之作。……第三次則以次所整理,而益張大其範圍,名《守玄閣詩學》。……今承大夏大學及中國公學大學部之委,爲諸生講授國學,爰以舊日所獲,重加論定,名曰《國風述學》。分爲上、下兩篇,上篇名曰《國風選釋》。……下篇名曰《國風通論》,範圍則比《詩明》爲小,議論則比《詩明》加詳。
在探究《詩經》過程中,陳柱相繼撰寫了多部相關著作,從中可以體現他所説的經緯與博約之法:《詩經正葩》《守玄閣詩學》《國風選釋》用經法,重考證訓釋,博采衆説,比較異同,以求疏解文句;《詩明》《國風通論》用緯法,則重綜合歸納,明其原流,論其得失,以求通達義理。陳柱治經,必先有校注之作,於文無不周備,此其博也;又有通論之作,以尋繹其要義,此其約也。《詩經正葩》采録周秦之説十七家,而《守玄閣詩學》則采録周秦至近代一百八十餘家,乃由約而博。其後接受其師唐文治的建議,進一步删節整理,並改稱《國風選釋》,終由博返約。
(三)承緒鼎新,不乏洞見
晚近以來,西學日盛,經學漸成土苴,《詩經》的詮釋與研究逐漸向文學、史學、社會科學領域轉型。陳柱處在新舊時代交替之際,既對新思想、新知識充滿求知欲,又對國故之學深情迷戀,其學術也體現出傳統與現代交匯的特點。總體而言,陳柱的《詩經》學研究路徑比較傾向乾嘉學術,屬於傳統研究範式,但其中已藴含一些現代因素。
陳柱繼承並發揚乾嘉學術的優良精神,對《詩經》學進行了較爲全面的探討和梳理,有如下兩個方面的成就較爲突出:
,陳柱對“删《詩》説”“采詩説”“淫詩説”“六詩説”“二《南》説”等《詩經》學基本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其論説頗爲精到,至今仍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
陳柱尤其在《説詩文叢》一書中,探討了《詩經》學的諸多基本問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正如張爾田所言,“於《三百篇》源流正變之故,闡發綦詳”,“精深醇正,足折疑古惑經家之角”。在今天看來,其不少學術主張仍然不會過時。
以“删《詩》説”爲例,從宋代起就分爲主删《詩》説、非删《詩》説兩派,雙方争論了八百餘年。“五四”以來,“新派”學者用種種現代學説致力消解《詩經》的“經學性”,非删《詩》説之風尤甚。陳柱在《删詩説》一文中,使用内證外證以及經緯法,窮原竟委,條分縷析,後得出結論:“三百篇《詩》之必經孔子所删,益審矣。”如今學者們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國傳統經典的價值,看待孔子在中華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著名《詩經》研究專家夏傳才先生指出,“對從各處搜集到的各種傳本,比較鑒别,正樂、語言規範化、去重和編訂”,這已經成爲基本認識。從一定意義上説,“孔子删《詩》,並無不可”。此外,《清華簡》等新出土文獻,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删《詩》説”。譬如徐正英先生在《詩經學公案再認識》一文中就認爲:“2012年清華簡第三册《周公之琴舞》公布,爲肯定‘孔子删《詩》説’提供了經典實證。”這些都可以表明,當年陳柱主張的“删《詩》説”頗具卓識。
又如“淫詩説”,自歐陽修斥《静女》爲淫詩而首倡,朱熹繼之,並大張其説,其後多有人信奉其説。陳柱特撰《淫詩辨》《駁鄭風説》兩文,層層設問,逐一辯駁。陳柱亦通外國哲學,甚而用上印度因明學論式,這樣推理縝密,環環相扣,鞭辟入裏,“其思靄然,其辯栗然”。其觀點與同一時代的學者唐蘭所言可謂不謀而合:“《詩》有刺淫之詩,而無淫詩。”是故其友張爾田稱許:“《淫詩辨》《駁鄭風説》兩文,尤爲宏論,不磨嘉著也。”
又如關於風、雅、頌、賦、比、興“六義”,《毛序》本義含混,後世衆説紛紜。陳柱精於小學,特撰《六詩説》,從字源上入手,詳加解釋:斷雅本字爲疋,訓爲疏通明暢。頌本字爲,訓爲形容功德,“以手足形容則爲容,以詩歌形容則爲誦”。歷來比、興難分,陳柱提出比、興之别,在有意與無意之間:“有意較量,故舉相同之點以爲比;隨觸而發,故語意在通與不通之間。”這些解釋皆能正本清源,切中肯綮,信而有徵,多察人所未察,發人所未發,使《詩序》古義得以昌明。
第二,陳柱對《詩經》進行細緻的疏解,參稽衆説,比較異同,下以己意,考索辨正之功尤深,其解經之作實嘉惠於後世學林。
陳柱秉承乾嘉餘緒,不遺餘力地對《詩經》進行疏解、考辨,撰成《守玄閣詩學》等多部《詩經》考據著作。唐文治曾爲《守玄閣詩學》一書作序,稱其“治《詩》之志蓋可知也。其采輯之富至一百八十餘家,辨正之處至千數百條,非知博而不知約也,所以存歷代《詩》説於不亡也”。唐文治,《守玄閣詩學叙》,載《國學專刊》卷第三期,前揭,頁64。《守玄閣詩學》體現了陳柱頗爲精深的考索辨正功夫,並以“采輯之富”著稱,冀以“存歷代《詩》説於不亡”,因而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爲後世學人研習《詩經》提供了重要參考。
陳柱治《詩經》,以《毛序》爲本而尋繹古義,與當時不少“新派”學者反《序》的做法截然不同。陳柱認爲漢儒去聖未遠,師説家法淵源有自,本之於先秦故訓,與“温柔敦厚”之《詩》教相輔相成,顯然無可厚非。漢儒《詩》説已經成爲兩千多年來《詩經》學的重要傳統,完全撇開《毛序》來解《詩經》是不切實際的。“五四”以來的“新派”學者對《毛序》幾乎全盤否定,其實未免矯枉過正。
就《詩經》首篇《關雎》而言,現代學者多將其解讀爲婚戀詩、民間歌謡之類,究非正解,問題在不知《詩經》詮釋有文本義、引申義、借用義。魏源《詩古微》曰:“夫《詩》有作《詩》者之心,而又有采《詩》、編《詩》者之心焉。有説《詩》者之義,而又有賦《詩》、引《詩》者之義焉。”與此類似。見《魏源全集》第1册,岳麓書社,2004,頁129。在逌人采詩之後,經過太史陳詩、孔子删《詩》,《詩三百》便賦予“經學”意涵,人們更爲看重的是其引申義,逐漸取代文本義而成爲詩篇的主要意義或核心意義。參袁行霈、徐建委、程蘇東,《詩經國風新注》,中華書局,2018,前言頁19。《關雎》居《詩》之始,顯然别有深意,漢儒引申詩義,言其美“后妃之德”,體現了夫婦之道的重要性,實關乎王政之興廢。
在《守玄閣詩學》之《關雎》篇中,陳柱援引先秦至近代近三十家《詩》説,通過比較分析,指出“周衰之刺詩”等諸説之不可通。而姚際恒、惠周惕、馬瑞辰、馬其昶“四君之説爲宏通無礙”,與《毛序》契合,深得説經之旨。至於《詩》三家有《關雎》爲周衰刺詩之説,似與《毛詩》不同,但陳柱認爲,觀乎魏源之説,“則其所以致異之故甚明”。三家以爲刺詩者,實乃“陳古以刺今”。“刺今”是“據後事以立説”,所陳之古即“后妃之德”。古之所作《關雎》,豈能曰刺詩?陳柱又指出,三家之説《關雎》有言刺者,有不言刺者:如傳習《魯詩》者,杜欽、劉向皆以爲晏朝興刺,而蔡邕不以爲刺;傳習《齊詩》者,班固以爲刺,而焦贛未嘗以爲刺;至於《韓詩》,則《章句》以爲刺,而《外傳》又不以爲刺。由此可以推知,“三家之説,雖有異於毛,而究其本,亦當無大異”。陳柱,《守玄閣詩學》,載《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六輯,林慶彰主編,臺中文聽閣圖書有限公司,頁43—47。其申毛尤竭力,乃疏通無礙;其解經之用功,亦可見一斑。
陳柱治《詩經》,持論較爲平正公允,不好奇立異,然亦不乏創見。如前述“六詩説”的相關説法,發人之所未見。在此基礎上,創“詩派説”,將風、雅、頌分别解爲言情綺靡、言事通達、形容功德三類,逐一揭櫫自周末至有唐之詩派分野:窮源竟委,頗有洞見,千年詩脉亦歷歷在焉。
陳柱早年曾留學日本,學習工科,後來轉攻文科,學貫四部。故而雖左袒舊學,對新學亦有所會意,注意汲取新思想、新方法,與中國傳統學術相匯通。其治《詩經》視域開闊,取材豐富,乃至於碑銘、石經、敦煌寫本、印度哲學、泰西新學等,亦無不參用之,從一定程度上説,運用了傳世文獻、出土文獻、外國文獻相結合的研究方式,從中可見民國學人貫通古今、融合中西之嘗試。
(四)注重《詩》教,以匡時弊
陳柱於《詩經》爲看重者,當是其教化功能,主張經世致用,以匡時弊。陳柱曾撰《詩經之倫理觀》一文,分述詩篇倫理學説之大旨,認爲“孔子之學,重於倫理”,“《詩經》之於倫理,其關係爲尤切,而感人爲尤深矣,故略而論之,以告世人”。陳柱有關《詩》教的相關論述,則幾乎見諸其每部《詩經》學著作。陳柱尤汲汲於發明《詩序》古義,闡明《詩》旨,弘揚《詩》教,其原因除《詩經》及其《詩序》等説《詩》體系形成了完整系統的《詩》教理論,從而利於教化外,也與他所處的時代環境相關。陳柱生逢亂世,列强肆虐,綱紀漸廢,“閔人情之暴戾,痛風俗之澆薄”,傷斯文之將墜,乃胸懷學術報國之志,視《詩》學爲“正心、誠意之切要者”,“頗欲以《詩》教忠厚之道,倡於天下”。
在《説詩文叢》一書中,陳柱弘揚《詩》教尤爲顯著:撰“二《南》説”,以“明古代政治、風俗進化之理”;撰“删《詩》説”,以昌聖人空言垂教之旨;撰“淫詩辨”而斥“淫詩説”,以見《詩》道之發乎人情而止乎禮義。所撰《詩明叙》曰:
數年以來,訓育學者,嘗以“温柔敦厚”四字化其性情,而導之之道,頗以《詩》教爲重。意者温厚之風一盛,而狙詐之術或可少息,則今日國家之所以紛紛擾擾者,或可以稍止也。
陳柱多年治學育人,“以《詩》教爲重”,倡“温柔敦厚”,以使狙詐之術少息,國家紛擾稍止,其借《詩》教以化性情、正人倫、匡時弊之用心,可謂良苦之至。
晚近以來,“新派”學者極力消解《詩經》的“經學”地位,降《詩經》於文學乃至史料,對《詩》教展開猛烈抨擊,是當時中國知識界“全盤西化”的一種客觀反映。但問題是,西方技術文明並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一味地效法西方而擯棄傳統,必然帶來許多社會痼疾,尤其是精神信仰危機。在那個斯文將墜、風俗澆薄的時代,陳柱能够保持頭腦清醒,推崇經典,弘揚《詩》教,以匡時弊,不能不説是頗有遠見之明。
當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前述陳柱《詩經》學四個方面的特點僅是筆者閲讀之後的點滴體會,恐爲皮相之見,難以切中肯綮。此外,也應當看到其《詩經》學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比如在對待《詩序》的看法上,稍嫌尊之過度,未能突破傳統藩籬;《守玄閣詩學》等著作偏重乾嘉考據路數,文獻徵引過於繁複,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作者的觀點,故唐文治曾委婉指出,作者應由博返約,等等。這些主要還是緣於時代的限制,對此我們也不必苛求。
皮錫瑞曾説,“《詩》比他經尤難明”。中國經學的終確立是在漢代,愈往前尋,經學的諸多問題愈艱深難明。陳柱欲存《詩》説於不亡,致力於尋繹《詩經》古義,由《毛序》而上溯古《序》,而國史記載幾近失傳,經子遺説散佚嚴重,其治學之難可想而知。陳柱治《詩經》歷二十餘載,凡四變,終撰成皇皇巨制,雖不能説盡善盡美,然而總體上成就較爲突出,津逮後人良多。當今學人提出“經學再出發”,如何重新理解經學,如何復興經學研究,陳柱在《詩經》學方面運用“大學術觀念”所進行的考索之功、獨斷之學,以及致力於弘揚《詩》教傳統,爲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潘林
己亥暮秋識於古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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