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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我们的身体当然是神圣的，但它们往往不只属于我们
人可以患病，但不能成为疾病：一个超越病痛抵达艺术永恒的生命故事，一场重新定义自我、救赎自我的疗愈之旅。无论是病痛还是心碎，我们都生活同一张皮囊下，知晓它的脆弱，体味它的真实，争夺它的主权。
头发、血液、子宫、脸庞，爱与病痛构筑的女性生命星空；母职、艺术、创造、死亡，以书写逃离监禁的一次身体越狱
格利森以自己从小患病的经历出发，结合文学、艺术、历史、社会发展中的女性身体呈现，以手术刀般的笔触书写身体在女性生命经验中的意义，展示出性别与病痛对女性身体主权的定义、侵入和相互抢夺。
介于文学随笔与社会学之间的书写，浪漫而严谨，温柔且坚定，格利森展现出她身兼作家、说书人与诗人的神奇魅力
作为当下爱尔兰受欢迎的女性作家之一，希内德·格利森的作品融合了散文、诗歌、文艺批评与个人回忆录等多种体裁，文字兼具理性思考和丰沛的情感。
从身体病痛到恋爱结婚，从亲友离世到生命诞生，从社会变迁到文艺新潮，从回望历史到展望未来
通过这些文章，我们既可观望到一位女性充满苦难与幸福的丰富人生，也可透过社会观察家的智慧之眼，剖析女性身体在文化与社会中遭受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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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我们打造出自己多重的身体，如俄罗斯套娃一般，
但我们应该保留哪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版本？”
希内德·格利森在少女时代便罹患单关节炎，成年后又患上白血病，在病痛中度过了大部分青春岁月。为了寻求康复的希望，她曾到圣地卢尔德的圣泉中沐浴，却遭遇了信仰的幻灭。
她开始转向内心，探索自己的痛苦，接踵而至的是她人生中的喜悦——坠入爱河，成为母亲。于是她又将目光转向身体之外，开始钻研历史、艺术、文学以及音乐，开始书写女性身体的亲密体验，从疾病中重生 在局限中寻找希望。
在个人经历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交汇中，格利森如解剖身体般一一审视骨骼、头发、血液、子宫之于女性的意义，探讨深受爱尔兰宗教传统和父权思想影响下的当代女性，要如何在身体病痛、养育子女、身体自主、艺术创作之间寻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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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希内德·格利森（Sinéad Gleeson）
爱尔兰著名女性作家、记者。曾在《格兰塔》等知名刊物发表作品，此前还主编过两部爱尔兰女性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均被评为爱尔兰图书奖年度出版图书。
卢一欣|译者
南京大学英美文学博士、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译者，诗歌、小说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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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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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山丘与粉笔骨头
头 发
六万英里的血
我们共同的朋友
十月怀胎的原子能属性
全景式监狱：医院视野
母职的月亮
萦绕心头的忧愁女人
哪里疼？
（与麦吉尔疼痛指数有关的二十个故事）
伤口释出自己的光
冒险叙事
关于身体主权的十二个故事
（献给那十二个在某天离开的女人）
第二个妈妈
并非一封信：写给我的女儿
（她得名于一位战斗女王）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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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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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怀胎的原子能属性
凡是拥有健康的子宫并能供应优质卵子的女人，总想要个孩子，这已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女人。要求我们每个人必须生育或想要生育孩子的指令，甚至早于圣母马利亚（在尚未交媾的情况下）奇迹般诞下耶稣基督的事件。生育和繁殖的冲动和所有其他自由意志的行为一样任性，却与许多别的关于完美女性的模板一起强加在女性身上。要瘦！要美！怀孕吧！整套概念都建立在“生物学决定命运”的基础上，就好像女性做到极致就是当一个母亲。但不是每个人都想成为母亲。不是每个女人都有能够受孕的子宫，或者方便得到精液。关于女性的身体是什么，应该怎样，或者可以做什么的假设已经进步了，但是让她们终选择做母亲的期望却一直存在。
有很多用来称呼女人的词语不堪入耳。这些术语在“女性诽谤”词汇表中霸占了恶毒的一席之地。我们知道这些词，它们有刺耳的辅音字母，它们是受欢迎的侮辱性语汇。那些生殖器词源意在提醒女性，她们对于男性的作用和价值。
无母性的（Unmaternal）。这个“无”字表明了它的怪异。但凡“无”什么，是指“什么”的反面，与之相悖：就是说这个“无”指不正常。还有一个词是“无子”（childless）。选择不生育的女性——尽管乐于这么做且没有任何负担——被塑造成没人爱的孤僻者。只关心自己的恶妇人。罗尔德·达尔 笔下只想折磨孩子，而不愿生孩子的秃顶怪物。一个不像女人的女人。似乎表达关怀和仁慈的方式，就是创造或教养另一个人类。在网络搜索引擎中输入任何一位女性名人的名字，“孩子”一词都会出现在自动完成搜索选项中。女性应当抚育孩子的说法很早就有了；如果你自认是女性，就无法避免生命中的情感劳动 。洋娃娃——那些假婴儿——是一项通行权，我拥有的每一个洋娃娃都被抱着巡视过，我给它们唱催眠曲，要求它们永远紧闭的嘴巴保持安静，给它们的塑料四肢洗澡，给它们穿衣服。其中一个娃娃接受了一次剪发的尝试，剪后看起来就像是X-Ray Spex乐队的主唱波莉·斯蒂林。当我身处一堆短靴、围兜和倒过来就重新装满的假奶瓶中间，眼里一定闪现了母性。那不是一个像80年代家用录影带般在屏幕上模糊定格“就是那儿！”的特殊时刻。在时间线的某个点上，我肯定想过我会成为一个母亲，主要是因为我喜欢这个想法，而不是因为我还不知道人们期待女性完成这一宿命。
我是家中的女孩，在我前后出生的是两个很棒的兄弟，但是直到母亲度过生育适龄期，我都一直渴望有个妹妹。我不停地恳求、乞求，说我会照顾她，希望母亲考虑再生一个小孩。在我和我兄弟们的少年时代，只有我每天都被警告，不要回到家时带来意外怀孕的消息。警告我那些生育孩子的人是如何毁掉了生活，前途如何渺茫，身体如何受到摧残。
我们二十多岁时，大学毕业后，怀孕是我和我的所有朋友都不想要的事情。婴儿就像人间地狱。是梦想、工作和旅行的沉重障碍。当时有孩子的朋友们现在已经脱离了为人父母的辛苦。他们自由了。但在那时，孩子被认为是遥远的土地，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停靠在那里的码头上，沿着跳板走下去，直视母职的眼睛。那二十来年的青春，也用来揣摩身体，聆听身体，徜徉在身体的循环中。不能怀孕的警告不断，但没有人谈论我们的身体实际是如何工作的，好的生育窗口期和坏的生育窗口期，在没有月经小程序和排卵棒的年代应该如何管理我们自己的生育潜能。关于排卵的所有概念是模糊的，我们自己的子宫对我们来说是神秘的。直到主动决定要一个孩子时，人们才低声谈论宫颈黏液。它是多么的关键，它那蛋清一样的黏稠度。对怀孕而言相当于龙涎香。
我年轻时不想要孩子。与美国高速公路或遥远时区的诱惑不同，它并没有激发我的渴望；但我把这种感觉藏了起来，以后再说。当然，它就在我的余光里：一只起飞的鸟的那一抹颜色。即使经过精心准备，大多数妇女还是会有怀孕恐惧。数日的检查和等待。我们的生理生活受数字的影响；二十八天的循环周期（这种情况比较罕见），等待两周后尿在一根验孕棒上。然后是人生的十字路口：如果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那么就会兴奋而紧张地等待十二周，再宣布这一消息。或是另一种情况，一场毫无计划的危机，进行着可怕的计算：计算日期，汇总费用，以实现这件事与个人财务状况之间的平衡；决定——在爱尔兰历史上一直延续到前不久——前往另一个保障生育方面的自主权利的国家。
正常来讲，我们应当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信念。相信它会在我们准备好的时候也准备就绪。生活是一般现在时；是从薪资支票到经期的月历循环。每个女人都认为她们能怀孕——直到她们发现自己不能为止。一次尝试，然后三次，几个月就过去了。朋友们谈论喷鼻剂和自我注射，谈论无数的体内检查，谈论婴儿如何没有心跳，谈论回家吃药。
一个女人生来就拥有她全部的卵子。我从未想过这一点，直到我的肺被一个血块灌得咯咯作响，管子插入我的体内。我那时二十八岁。科学判定我处于二十至三十四岁的生育窗口期中间。我想象自己在一个电子网格上，数学图表上的一条小曲线，一个振幅。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我当时正在服用避孕药，并以为还有几年时间可以避免怀孕。然而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的早上六点，救护车来的时候天还黑着呢。我被诊断出患有血癌，有人告诉我第二天就要开始化疗。任何事总是从星期一开始。工作周，新的开始，我的余生都将从周一开始。一切都将变得不一样的个完整的日子将是星期一。在这二十四小时的匆忙中，有一个想法反复出现（不是死亡，因为我不能允许自己去思考死亡）。我的卵子。我的卵子怎么办？这些年来，我一直用人造雌激素和黄体酮轰击的这些卵子。
当医生们透露我可能会死时，时间既加速，又静止，成为一种珍贵的商品。他们冷静地告诉我，已经没有时间冷冻卵子了，医生称之为“卵母细胞保存”。在我的身体里，恶性的淋巴细胞正在戮杀健康的卵母细胞。此时的爱尔兰，还没有条件保存卵子。
这个坏消息传来时，我闪进到未来，想到我不会有孩子了。我不能想着正在显形的癌症恐怖，所以我想到了卵子。我试着计算了一下。我有多少，我用完了多少，那些年的月经，每月的月经到来时心中的解脱。我把它们想象成白色的，然后是红色，然后是清澈的。它们是卵叶形的还是蛋形的还是椭圆形的？也许是后者。我的生育能力成为一个省略的开放式问题……
我会有孩子吗？
……
我不孕了吗？
……
我的人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
和震惊、一包包血袋和吐出的血样呕吐物一块儿的，还有另一种药物。不是避孕药，却是它的一个变体，经常用于激素替代疗法或治疗其他妇科问题。如果不用药，我本身就有凝血风险，所以顾问医师给我开了炔诺酮。它近似于人体的天然黄体酮，可以抑制促性腺激素：卵泡刺激素和黄体化激素——所有这些激素都是女性身体孕育婴儿所需要的。就像疾病一样，妊娠也有自己的词汇，用于命名那些你从来不知道，或不认为存在的词汇所表达的东西。这种药也可以用来——以我的案例为例——抑制排卵，以及治疗子宫内膜上皮的变化（这让我想起了一场花哨的化妆秀，把窗帘拉开，就会看到一个斑驳的子宫如今线条光滑、耀眼，像天鹅一样）。我喝下这些药丸，镇压我的卵巢，孩子就成了不可能的壮举。将近一年时间没有见血了，这让人心神不宁。这一定是怀孕的滋味，我想，听着医院夜晚的声音。恶心、不流血、改变人生的身体变化：它们既模仿怀孕，又与怀孕相反。在我体内有新的、不熟悉的细胞在生长，在繁殖，在分裂，但它们不是一个婴儿。
六个月的化疗和并发症之后，医生宣布病情好转。一位妇科医生测试了我的激素水平，并认为它与“绝经后的女人”的激素水平相当。我开车时，她的秘书打电话来。我靠边停车，在高速公路的紧急停车地带哭泣。从癌症的困境中走出后，我又紧张地卷入了维持治疗，采用三种不同的药物。一是全反式维甲酸，它救了我的命，而且它只对我这种特定的白血病起作用。它极其昂贵，每次我回来复购一批新的，药剂师都会轻轻叹气，同情地皱起眉毛。这些胶囊不起眼——不透明的红色和黄色，是我经常碰到的信号灯的颜色——但它们的塑料外壳里含有大量昂贵的有毒物质。加上另外两种药物，我每天总共服用9粒，连续服用十五天，每三个月服用一个疗程，连续服用两年。我总共吃了1080粒全反式维甲酸胶囊。副作用不计其数。头痛原先对我来说很少见，但现在由于“良性颅内压增高”，头痛的频率常使我眼晕。我的皮肤总是很干燥，掉屑掉得像迷你暴风雪。还有一个更异常的副作用，是一种奇怪的视觉障碍。问题可能出在视网膜或角膜上，但我在数月之中，视野里只能见到模糊的影子。
两年的全反式维甲酸治疗和维持治疗过去了（还有一种并发症，与爱尔兰当时严苛的生育法规有关），我被密切监测是否会旧病复发。生育的期望太难了，康复的时候想都不敢想。渴望的还不是婴儿，不像手术后渴望冰块，或是生病几天后渴望一顿大餐。由于服用过全反式维甲酸，所有专业医生都建议我至少等六个月再尝试怀孕。我等得更久。
我的身体状态不佳，正在好转，但基本仍处在医学世界里。精神上，我权衡着已经发生的事情和它的意义。未来的道路将是漫长的，也无法知道持续的康复期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就怀孕这件事而言，统计数据对我不利。有一件事是确定的：经历过多年的手术和候诊室、病房和拉上帘子的病床，我知道我不会尝试试管婴儿。我已经达到了侵入性手术的极限。我的身体需要休息。够了，它低声说。我丈夫对此没有意见，我们决定自然地、紧张地尝试。决定要一个孩子应该是相当快乐，相当有趣，但对我们来说，却相当令人望而生畏。我充满了恐惧，不想对自己失望，不想看到我的身体再次失败。我把这些想法推开了。
我的生日是在夏天，是露纳萨（Lúnasa）的前夜，这是一个古老的凯尔特节日，祈求秋天有个好收成。这一年早些时候有圣烛节 ，也就是圣布里吉德 节，这是与生育有关的节日。我三十二岁了，准备好迎接一切。母职这件事已经变成了另外的东西。成为一种我会考虑却又试图忽略的状态。它的抽象性早已消失了，它徘徊在我的生命中。十一周后，验孕棒上有一条淡淡的粉红色线条。幻觉。后来又测了一次，更昂贵的一次，测试结果是用文字而不是红线宣布的。对结果的等待占满了整个房间。眼睛看向水槽，到浴缸，再到地板，看到任何可以看的东西。这种感觉不是愉快的期待或者说盼望。它很熟悉。和人在等待坏消息时所经历的一样。
然后“怀孕”一词出现在了那个小方框里。
有这么多的不相信，不只是在那一刻，而是在初几周里。仿佛我成功完成了一个巨大骗局，欺骗了我的身体，让它把我渴望的东西给我。我实施了一次抢劫，跳进一辆潜逃的汽车，将警报器和警笛的轰鸣声留在身后。
我等着不好的事情发生。它总是在外围，像药物对我眼睛产生的副作用——旋转的万字符，我等着我的身体搞砸。我的骨头和我的血液有它们的形态，它们做了本来不归它们做的事。我说服自己，即使我的身体现在试图做一件大多数女人都能轻松完成的事情，但我会失败的。我不能让自己相信它，也太害怕告诉任何人。
就在这个新的小人儿在我体内生长的时候，我母亲正接受癌症治疗。她进行了化疗和手术，在医院进进出出。我很想告诉她，但不希望她担心，也害怕这件事终失败会让她失望。
现在这件事似乎要发生了，我当妈妈的冲动是坚定的，在初的几个星期里，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保证这一点。卖掉我所有的东西，和魔鬼签订合约，捐献一个器官。而且那时我知道，如果整件事在今天结束，或者下周结束，或者在我到三十九周之前结束，我也永远不会失去这种冲动。不会回到不想要孩子的状态。
第七周时，我的产科医生坚持要进行一次早期扫描。开车去那里的路上，我一路哭泣。我们离医院越近，我就越不想进去。这个微小的东西——一团细胞，验孕棒上的一条粉红色的线——它太小了，无法在盆腔超声波上显示出来，所以是经由阴道进行扫描，一根魔棒——他们用的是这个词——插入我的子宫颈内。这就到了我该相信魔法，或者说是召唤神秘力量的时候。屏幕上显示出模糊的层次和形状，直到她微笑着叫我丈夫进来，我才发现我此前一直屏住呼吸。她指着某个非常微小的东西说那是你的孩子。我让自己完全沉浸在这种感觉里。让它把我填满。这是彻底的快乐，在它自己的完整里头。
有了好消息，我们的冲动是分享它，但我们太紧张了，不想去试探命运。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既想慢慢品味这种感觉，又希望每一周尽快过去，因为孩子会越来越强壮。身体检查之后，恐惧就来了。生活即将偏离轨道，一切都将一去不复返。而且，你要如何对待这么小的生命？
扫描的那天，我进了一家医院，我母亲从另一家医院出院了。刚过去的两个月是无情的，好消息寥寥无几。那是十一月下旬，她正躺在家里的床上。我们去拜访，说有一份提前的圣诞礼物给她。我坐在床上，递给她那个模糊的图像，一个薄薄的方形的闪闪发亮的相纸。她盯着它，想弄明白它是啥。然后我们都笑了，流下泪水。她责备自己没有猜到，但是她已经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了。到了圣诞节，将是十二个星期，我们可以开始告诉朋友们了。
几个星期过去了，除了每天早上烦人的呕吐之外，我没有其他的恶心反应，除非我吃东西。疲倦的感觉就像有人用砖块砸我的头。我渴望甜食，烘焙布朗尼饼，一盘盘地做出来，一盘盘狼吞虎咽地吃下它们。初的胎动像鱼撞在鱼缸壁上。我出现在电视上，一个朋友的妈妈轻描淡写地说，连你的手指都看起来很胖。即使是陌生人也会对孕妇的身体发表意见：体型是庞大或纤细，怀的是男孩或女孩，乳房是否更下垂了，头发是否更闪亮，是否“熠熠发光”——一种故作多情的状态。每个人都关切地歪着头说你小题大做了。那些你不愿与之共用勺子的人将手放在你的肚子上，意识不到这是一种侵扰行为。孕妇的身体不仅仅是它主人的领地。在孕育另一个生命的过程中，你变成了公共财产。全世界——医生、友邻、排队购物的妇女——都觉得有权对此发表意见。
几个月过去了，平安无事。定期的胎儿扫描检查是为了监控情况的发展，但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一位超声波医生在二十一周时不小心泄露了孩子的性别，但我已经知道那是个男孩。我的身体，尽管我已经学会了不依赖它，它做了一切应该做的事情，直到后。在预约的剖宫产日期的前三周，我去看医生，回家的路上，我穿过停车场，一股强烈的疼痛潜入我的下背部。我没有躺下，而是开车去百安居公司，一鼓作气买了些架子和油漆。疼痛挥之不去，带来一连串的余震。我的脊椎持续隆隆作响，我提醒自己，这个男孩的预产期还要等二十天。那天晚上，我丈夫逗我笑，这事就发生了。羊水喷涌而出，我在楼梯上留下一条羊水的小径。我们知道他已经快来了，冲进夜幕，忘记了应该带去医院的包。
从开怀大笑导致的羊水事故到出生，整个事情经过不到三个小时，他就来了。我往下看过去，当他从我新月一样的肚皮下面出现时，他的哭声是我听过的真切的声音。一个独特的音符，一首我们之间的歌。惊喜胜过感恩，感恩胜过解脱。在我儿子降生后的几个小时里，我吐出了所有麻醉药，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小小的男孩。他囟门 上的脉搏，他完美的四肢的粉红色。他的双手蜷曲得像个秘密。每个母亲都这样，一直如此。沐浴在新鲜感中，这种前所未有的感受。对他，对黎明，对如今成为某人母亲的感觉。药物把我从恶心拉回到筋疲力尽的状态，但我的眼睛不肯闭上，一分钟也不想离开他。
在初的日子里，有人来检查他的髋部。往日的不安，对一切都好的等待，在他身上更持久。我意识到永远都会是这样了。我的骨盆——过度手术，太多钻孔，刮了骨的——已完成了一次孕育。它坚持到了一年之后。我的儿子九个月大的时候——一个婴儿在妊娠之中的时间长度，他爬着，抓着，多么好奇——我回到同一间浴室里，同一个小小的塑料窗户上写着同样的黑色字体的告示。这是计划之外的事。我沉浸在震惊之中，又感到万分幸运。很难相信我的身体挽回了颓势。在我让它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它回应了我。一个下午，我从震惊的泪水，到幸福，再到曾经熟悉的恐惧。两年内会有两个宝宝。请保持住，请你平安无恙。我说。
不会有两个相同的婴儿。妊娠也是如此。我只大了一岁，但产科医生建议我做一项颈褶厚度检查，为此还要做另一项检查。十五周后，我躺在一张检查台上，一个男人把一根巨大的针扎进我的肚皮。这一操作有1%的概率造成流产。感觉就像恐怖片的场景，透过指缝，我看着自己，假装与之无关地从上面俯瞰这一场景。检查结果需要等待两个星期。整整两周我们都很焦虑，就连我儿子的一岁生日派对也如此。我微笑着把蛋糕分给大家。一通电话终于证实一切都很好，因为这涉及染色体，我问起孩子的性别。听筒那边传来纸的沙沙声，手机夹在下巴和肩膀之间的声音。是个女孩。怀孕完全就像一个奇迹。我对婴儿的性别从来没有偏爱。两个男孩也可以。但她会是个女孩。一个女孩。我们的女儿。
一切照着我初次怀孕时那样进行，直到我的骨盆和脊椎骨开始疼痛。她在我身体里安顿下来，霸占在我的那些骨头当中。将近二十年之后，我重新熟悉了拐杖，在妇产医院里来回走动，接受理疗。理疗师很同情我，但必须用力按压以驱散我髋部碎裂的外壳周围隆起的疙瘩。我配合着，就像医院里女人们常做的那样沉默地哭泣，而她在我的肌肉组织上使劲，留下了暗青而愤怒的瘀伤，多少天都不散去。
怀孕时，身体是一个由软骨、肌腱和数层子宫组成的器皿。躯体（这是一个更具宗教意味的词汇），子宫的主体，承载着它脆弱的货物，一艘穿越陌生海峡的轮船。皮肤上的盐，静脉里的生理盐水。这次怀孕变得像溺水。我的肺部是破帆，拒绝鼓满空气。它们坍落下来，而拒绝鼓起。医生们得出结论，问题可能出在早期化疗引起的心脏损伤，但经过检查后——更多的导线、电子屏幕和测量后——却没有得出确凿的结论。这次怀孕的证据就是我丈夫每周给我长大的肚子拍的照片。欣欣向荣的隆起与我崩解的髋部互相不对付。我如今真要回想起这次怀孕，没有哪一刻是没有痛苦、没有剧烈的生理反应的。我无时无刻不渴望橙子和柑橘，胃里无时无刻不在灼烧，在我奋力入睡时必须用关节狠狠夹住枕头。那些怀孕的日子需要忍受而不是享受。我从来没有像当时这样在意日历，在意日子的流逝，在意钟表的运行。
阵痛始于一个星期天，当它持续不断时，我们开车去了医院。“你没有临盆。”他们说。我怀上儿子的时候也经历过宫缩，我的判断与他们不同。我很快又回到了通常为自己的身体情况进行申述的旋转木马上。终入院后，我和另外五个女人躺在一个房间里。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女人，也许是十八九岁，浑身上下那么瘦，她的肚子就像一个不成比例的大锅。一个年纪大点的、有不止一个孩子的妇女；一个不停打电话的年轻的拉脱维亚女人，她对着电话喋喋不休，像是用单一语调说着独白，跟纽约出租车司机全程通过蓝牙与地球另一边的人通话差不多。
从白天等到晚上，我在床上打滚，像抓救生筏一样抓着床单。我丈夫叫来一位护士，她又坚持说 :“你没有临盆。”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想着：你的脸长什么样子？
我还没出生，安慰我吧。
一句路易斯·麦克尼斯 的诗句浮现于我的脑海中。我在宫缩间隙和女儿说话：我在这里。你很快就要到了。我等不及要见你了。
后来，在黑暗中，六台监控仪器发出嘟嘟声，相互应答。一个女人被推走了，她号啕大哭，我知道我将无法入睡了。临近午夜，阵痛加剧。解脱的办法就是在走廊里贴着墙壁走动。医院很寂寞。尽管熙攘忙碌，却不难感觉到孤单。夜晚情况更糟，白天的门诊都关门了，所有的访客都走了。我走动的时候，不会有人从我身旁经过，陪伴我的是呼喊声和呻吟声，显示器的咔嗒声和输液的滴水声，帘子后面闪烁的手机屏幕发出的光。
“你还好吗？”
一个年轻的护士注意到我正在同一条路线上重复循环，快把走廊的路都踏破了。我的产科医生在二百五十英里之外，已经电话通知过她，她将彻夜赶回。预产期还有一个月。我的女儿即将离开我的身体了。我的骨头已经受够了，我想知道是否它们私下谈判过。你能早点走吗？老这样不行。如今的我了解我的女儿，她善良、富有同情心，愿意接受任何事情，她会礼貌地同意的。或许甚至是微笑着，然后磨炼自己，开始向世界迈进。
一名护士给她注射了类固醇，以促进她的肺部生长。我打电话给正在睡觉的丈夫让他回医院。后来，在手术室外的一辆推车上，我再次打电话给他，怀疑他又睡着了（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请快点来。她比计划提前了四周。如果哪里出了问题，我不想独自面对。
脊髓麻醉，病号服，医生在我的脚头工作，在手术床尾栅栏的另一侧。在这里，可靠的感觉是听觉。我的半边身体已经处于麻木状态，腰部以下毫无知觉。除了屏幕和蜂拥的医护人员，我什么也看不见，于是我便聆听，好像等待黎明时分的鸟儿。努力听她的声叫喊，那声音将宣告她到来，她安然无虞。剖宫产婴儿的特点是，你会先听到他们的声音，然后才能看到他们。一双手重重地压在我的肚子上，一种翻滚的感觉。挤压，牵拉，然后她被举起来，举入这个世界。她对着手术室的空气哭泣。她的脸色让人担心，两名护士把她带到房间的另一边。他们忙碌地弄着氧气罩和导管，在感觉过了好久好久才把她带回来。他们只允许我抱她不到一分钟，然后就把她带走了。带到楼上那新生儿病房里的塑料箱海洋里去。我独自度过了她在这个世界上的个夜晚。一名护士拍了一张照片并把它带到我的床边，由于我打了麻醉，我在哭泣和呕吐之间切换。我一次只能打盹几分钟，做着疯狂的、迷幻的梦。后来，我丈夫用轮椅推我进电梯，我腿上放了一个应急塑料碗以防凶猛的呕吐。在灯光下，她的颜色变了。她闭着眼睛，像是在努力地集中注意力思考什么事情。
微嵌合体发生在妊娠过程当中，来自胎儿的细胞穿过胎盘，与母亲的细胞结合。婴儿会在母体内留下一道痕迹，一串细胞的飞机云。它们永远留在我们体内，深深钻入骨髓。当我知道我的身体里将永远带着我的孩子的一部分，我很感动。我也知道我再不会做这件事了。我的身体已经完成了使命。腹部和子宫缝合起来，就像一本书的装订。很快就会出现一条新的缝合线。关节受到重创，必须设法修理。我的身体距离我像她那样原始的婴儿状态越来越远了。它耗尽精力，式微衰败，却给了我这些孩子。每当设想未来几个月与骨科医生谈判的艰难的情景，我就会看她的脸。她脖子上微微起伏的脉搏和柔软的眼睑缝，紧紧地把世界挡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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