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多年来思考政治、研究政治、教授政治及体验政治的产物。每一代人都被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及政治记忆所塑造。我本人早的政治记忆之一是1956年英法两国入侵埃及以夺回苏伊士运河控制权。对此事件，我当时几乎是一头雾水，此事之所以深深嵌入我的记忆，是因为《观察家报》（The Observer）对英国政府行为的批评让家父大为光火，以至于愤而取消订阅该报。政治显然还是很重要的。1960年的沙佩维尔屠杀（the Sharpeville massacre）*，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1963年的普罗富莫丑闻（the Profumo scandal）和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事件，以及1964年喊出“跟着工党走，好事全都有！”（‘Let’s go with Labour and we’ll get things done.’）这一不靠谱口号、许诺打造一个崭新不列颠的英国工党在大选中的获胜，这些先后发生的事件构成本人对政治的早年体验。在1965年至1968年读大学期间，本人更是被那几年的政治与文化震荡所席卷。1968年5月出现在巴黎城市街墙上的标语之一 ——“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Be realistic. Demand the impossible.’）俘获了我们的心灵。关于政治以及政治为什么重要，上述经历可以说使我有了初的参悟（involvement）。我开始认真地研究这一问题，不久便发现此间尚存由观念、历史及论辩组成的引人入胜的辽阔地带亟待自己探索，而政治的复杂程度要远远超乎我曾经有过的想象。在撰写本书时，我主要汲取了两部较早拙著的观点：一部是《政治和命运》（Politics and Fate， Cambridge: Polity， 2000）；另一部是《政治的界限》（The Limits of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其内容是基于本人在剑桥大学的就职演讲。
在此，我感谢政体出版社的编辑路易丝·奈特（Louise Knight）和内坎·塔纳卡·加尔多斯（Nekane Tanaka Galdos），一是感谢他们向我提出撰写此书的建议，二是感谢他们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给予我的极为出色的支持；此外，还要感谢贾斯汀·戴尔（Justin Dyer）所做的极其深入和有益的审校工作，使拙著的论述得到极大的改善。书稿初稿的两位匿名审阅人特别是亚当·罗布莱（Adam Roble）提出了极为有益的评审意见，我在此一并感谢。本书要献给迈克尔·莫兰，他于2018年4月猝然离世，我们痛失了他们那一代秀的政治学者之一，他对政治学为什么重要这一问题的理解力要超出我们所有人，亦曾为强调政治的重要性而写出了许多杰出的著作。我们不妨看看出自其经典著作《英国政治与治理》（Politics and Governance in the UK）并在其葬礼上被宣读的这段文字吧：
为什么要研究政治？的确，为什么要关心政治生活？对于多数公民而言……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研究政治，还是积极参与政治生活，都没有什么过硬的理由。……但是，如果政治成为少数人的兴趣，即使在民主国家，它也是一件至关紧要的事情——从其字面意义上讲简直是生死攸关。……政治关乎在相互竞争的观点与利益之间做出选择……无法通过和平手段做出这些选择，以及无法有效而和平地将这些选择付诸实践，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例如，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不幸生活在备受贫困蹂躏的非洲国家（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们，究竟何种单一事件足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是伟大的医学进步吗？是足以使农业更具生产力的伟大的生物技术进步吗？两者均不是。唯有和平及一个稳定政治体系的创立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因为比属刚果在接近六十年前获得独立后就一直饱受内战的折磨。如果我们愿意让世界成为对我们人类同胞而言更好的所在，理解政治就比理解医学、生物学或物理学更紧要。政治塑造着我们生活的所有细节，从非凡惊奇到日常琐事，概莫能外。1
本书也是为我的六个孙辈——约尼（Joni）、奈（Nye）、路易斯（Louis）、乔治（George）、凯恩文（Ceinwen）和艾维（Ivy）而写，他们现在还幸福地全然不知政治，浑然不晓政治学究竟为什么重要，但总有一天他们会知晓。
安德鲁·甘布尔
2018年8月于谢菲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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