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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当羌人六在通过文字讲述、还原那些以记忆与经历构建的过往，在反复抚摸、审视那些回忆的时候，他也在与自己和解，与过去和解。就这样，如同拼图一样，羌人六的面貌从一篇篇貌似零散、实则内容互相印证互相佐证的散文中，逐渐氤氲显现，他的成长与生活轨迹也随之轮廓清晰起来；就这样，来自断裂带的迷茫与痛苦，撕裂与挣扎，耻辱、荒芜与孤独，以及记忆与信仰、和解与包容、梦想与希望……有了来处，亦有了归途。
——颜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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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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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集《绿皮火车》收录羌人六近年来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散文海外版》、《天涯》、《雨花》、《文学港》、《广西文学》等国内各级文学刊物发表的新散文作品二十篇。该散文集主题明确，作者以陌生化、诗性的语言、想象抒写出生地“断裂带”乡亲父老的喜怒哀乐、人事变迁，生动再现了羌族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自强不息勇于担当的时代精神风貌，彰显了不屈的民族信念，地域色彩浓厚，语言风格、思想和表达方式皆有极其独特的一面，辨识度极高，亦是作者近年有意识在“新散文领域”不断努力尝试和探索的心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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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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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人六，本名刘勇，1987年5月生，四川平武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曾获《人民文学》“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佳作奖、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奖、滇池文学奖。著有诗集《太阳神鸟》《羊图腾》，散文集《食鼠之家》，中短篇小说集《伊拉克的石头》《1997，南瓜消失在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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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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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带的山河故人 颜慧 /1
绿皮火车 /1
指纹 /19
人在大地上四处流淌 /37
无根者 /54
山河故人 /70
家门口 /91
总想多长几只手 /107
羊图腾 /118
见一面，少一面 /135
日薄西山 /146
蝴蝶效应 /161
安魂者 /178
你的沙制的绳索 /195
遍地苍茫 /206
露德圣母堂 /223
食鼠之家 /240
城的门 /256
九洲大道 /269
万家灯火 /286
断裂带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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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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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带的山河故人
——《绿皮火车》序
颜 慧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并不真正认识本书的作者羌人六，既未曾见过他本人，也不曾以任何方式与他有过联络，只知他本名刘勇，1987年生于地处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绵阳平武，那里山灵水秀，是著名风景区九寨、黄龙之门户，据说拥有大熊猫数量全球多，素有“天下大熊猫县”美誉，自古以来就是羌人聚居区，也是多民族文化交互融合之地。他以辨识度极高的羌人六作为笔名，可想而知应是羌族后裔：在我有限的认知中，那是个古老神秘，能歌善舞，工于放牧建筑刺绣，具有独特文明生态与民族风情的少数族裔。对羌人六的更多的了解几乎都从这部《绿皮火车》书稿阅读中得出，幸而，从作品来认识作家，恰好也是适当的认知方式。
羌人六对文字有着近乎与生俱来的敏感与极强的驾驭能力，在他笔下，那些肆意流淌的文字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和独特的意蕴与魅力，产生出充满个人特色的别样阅读体验。谈到回忆，他说，“岁月漫漫，我习惯让自己躺在面包之外，一遍遍陷入回忆，在往事中刷新初忽略的真实，咀嚼它们，巩固它们，而我就是它们留下的全部。当然，人，永远去不了的地方就是过去。回忆，不是为了抵达，而是为了梳理。”（《绿皮火车》）。对于经历，他认为，“经历，是生命和生活的另一种指纹，我相信，这样的指纹，本身就有着寓言的色彩和光芒。”（《指纹》）。写记忆，“记忆表皮仍在不断被时光侵蚀、氧化、蒸馏，被流淌的岁月瘦身。岁月隐藏在母亲的皱纹和头发里，隐藏在梅林中间父亲的坟茔里，隐藏在那些沉默的废墟、房梁、石墙和瓦砾中间。”（《遍地苍茫》）。写小时因饥饿而捕食老鼠肉，则充满象征意味，“我们吃鼠肉的同时，老鼠的灵魂在我们的胃里面仍然活着，没有死去。鼠和人原本水火不容，可是，渐渐的，我惊讶地发现鼠的某些习性，其实在人的身上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也更为残酷。”（《食鼠之家》）
正如他在文中写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来龙去脉，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来龙去脉。断裂带，是我的来龙去脉，但更多时候，它是一种深不见底的痛，一小块月光就能擦亮的痛”（《人在大地上四处流淌》），就像商州之于贾平凹、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嘉绒藏区之于阿来、北极村之于迟子建……那个位于川西北群山深处，有着独特地域与地理特点，“随日升日落、季节和农事辗转的断裂带，祖祖辈辈跟庄稼生死相依的断裂带”，则是羌人六不断描摹和审视的对象，也是他源源不断创作灵感的来源。他对那里有着深厚且复杂的情感，他爱并憎恶、怀念并远离，他用近乎执著的文字反复书写、构建出“断裂带”这一文学和地理学意义上的故乡。审视故乡，其实就是审视自己，审视来时的路。写作对他而言，就是“在纸上种地”，是为了拒绝庸常和随波逐流，也是为了回忆与反思。
在描写断裂带时，他的文字冷静、克制，断裂带里的人们是勤劳的，“在断裂带，懒人们的头，永远没有勤快人抬得高望得远且理直气壮。生活在这儿的人们也比山外的人们更想多长几只手，忙碌早已升华为一种骄傲，因此没人愿意自己无所事事”（《总想多长几只手》）。“在断裂带，一个人的目光、心灵和泥土厮磨久了，就看见在这片土地上活过又死去的祖先们，仍在幽暗的泥壤深处做梦。或许，还能听见他们略带疲惫的叹息或者呻吟”（《日薄西山》）。更有对断裂带现状的喟叹与思考，“断裂带古老的生活方式在崩溃，作为传统的农耕文明在崩溃，我以为可以像田园诗一样原封不动的记忆在崩溃；我看见的是，越来越多的断裂带人扔下了他们的农皮远走他乡，留下年幼的孩子，病恹恹的老人，憔悴的妇女，荒芜的庄稼，毁坏的人心”（《绿皮火车》）……
同样，对祖祖辈辈生活在断裂带里的生生不息的人们，他依然带着一种非常冷静的旁观与复杂的警醒，以及更多更深的关于人性的思考，只是，情感有时依然不容控制地喷薄而出。不仅如此，他还用文字构造出属于自己的家族谱系，不忌惮、不回避，直面真实，“以文字来讲述心灵的秘密，讲述着断裂带那些让我爱恨交织让我念念不忘的故事和真相”（《无根者》）。
那个曾经沉迷赌博，当儿子鼓起勇气把自己写的那些诗歌递过去，请他欣赏，却“像烫手似地一掌推开”说了句“菜籽落了海”的父亲；那个总抽经济烟，却把好烟散给熟人和帮忙的人的父亲……他自小怕父亲，也恨父亲，“恨父亲赌博，恨父亲夜不归家……不计后果的狂赌烂赌让一个好端端的家败下来”，“父亲不在家，天是黑的。父亲在家，天就更黑了。”（《食鼠之家》）
那个冷漠的，偏爱着弟弟，总是帮倒忙，有个近乎残忍的嗜好，“对我的毛病如数家珍……好像泼我冷水是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又似乎，想把我的心踩碎”（《你的沙制的绳索》），与婆婆、儿媳关系都非常僵硬的母亲，他说，“我是她喉咙里的刺”。
那个总是开着没轻没重的玩笑，用气枪给了他一块隐秘的伤疤，恨不得钻进钱的眼睛里的舅舅。
那个总是皮笑肉不笑，手脚不干净，喜欢小偷小摸，嗜酒如命、病入膏肓，有严重暴力侵向，曾因自己儿子钓到的鱼比别的孩子少而痛下打手，老了以后被家里人联手痛打并弃之而去，是“眼下的可怜人，曾经的恶人”的大伯。
那个给了自己一段温暖童年，“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灯盏和避风港……给与我的是我没有从父母那得到的爱、温暖”（《安魂者》），能够预知未来，在那些信奉者的心目中，是“一方水土的安魂者”，曾在父亲横死前反复告诫他家里要出大事的神秘外婆。
以及那个反复打探，只为嘲笑他挣钱少，残酷无情践踏别人尊严的“白颜色的亲戚”：“在这个强悍有力的短句轰鸣声中，我灰溜溜地爬上驶向绵阳的大巴车。上车后我晕乎乎了很久很久，也没有从白颜色的挖苦里缓过神来，忍不住潸然泪下，父亲去世我都没有如此落泪！但那一刻，我真是莫名心痛、撕心裂肺。我不是在为我微薄的工资或羞耻而落泪，而是为了那些同一棵大树给与我们的血液”（《遍地苍茫》）……
然而，当父亲从断裂带家中院子里的核桃树上失足跌下身亡后，他想得多的就是“父亲曾经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兄弟读书，山西挖过煤，西藏修过路”，“在我父亲没有因为核桃从树上跌下之前，核桃与核桃之间没有区别”，此后，“核桃，我不愿意触碰的，核桃。我吃很多东西，但我已经很久不吃核桃，我再也不吃，我坚决不吃。不是我讨厌核桃，我只是害怕想起父亲……想起断裂带上那些核桃般摇摇欲坠的生活和命运”。他更没有忘记那个当他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家里穷困潦倒连学费都成问题时，说出“放心去念，老子就是去垫车滚子，就是把骨头车成纽扣，也要把你供到毕业”的父亲，以及那个总是“愁得掉眉毛”生怕交不起学费耽搁他读书，从早上到太阳落山，在公路边卖菜墩的母亲。
成为父亲之后，他开始理解父亲，“母亲的爱具体、琐碎，父亲的爱隐晦、微弱，形如空气，形如鱼儿的呼吸”，多年以后，他意识到，“这些年，无人的时候，偶尔想到父亲……仿佛他就在我的生命附近，我会在我的想象里用超过闪电的速度狂奔，然后伸出自己结实有力的胳膊，做好一切准备，我百分之百相信，父亲还在空中，如果他掉下来，我会不计一切代价稳稳地接住他，抱紧他，不让他掉在地上。我知道父亲，他有多重，他有多轻”（《蝴蝶效应》）。而总是对父亲唠唠叨叨的母亲，则在父亲去世后，舍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一直用着父亲的手机号，“她在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她的立场，她不允许父亲‘消失’，不允许他‘欠费’‘停机’。”（《蝴蝶效应》）
当然，更有那个曾经在断裂带跌跌撞撞成长，在承受着生活的压力、亲戚的质疑和鄙视，一度前途暗淡渺茫，依然对文学有着近乎痴迷的执著与热爱，依然内心充满力量，终于凭藉努力与才华“过着长篇小说《活着》的作者，著名小说家余华还是一名牙医时就梦寐以求的生活”（《无根者》），有大把的时间来写作读书，喜欢帕慕克奈保尔米沃什，为了写作而生活的“我”。
这些散文，均以作者出生地——2018年“5·12地震”极重灾区——四川龙门山断裂带山区为背景，打捞时光中的往事点滴，为出生地，为那些卑微又坚韧的乡亲父老，留下了鲜活、庄严和宝贵的记忆。作者以平静舒缓的笔墨，讲述震撼人心的生活，让人忍不住双泪长流，文字带给我们对于活着的沉重思索，那些痛苦的心灵折磨里，透着作者坚韧的信念，真诚的爱意和朴素的情怀。毫无疑问，这部透着作者心血的散文集，文学性、艺术性、可读性兼备，是一部主题鲜明的地域之书，也是作者深情凝望家园的记忆之书。
我想，当羌人六在通过文字讲述、还原那些以记忆与经历构建的过往，在反复抚摸、审视那些回忆的时候，他也在与自己和解，与过去和解。就这样，如同拼图一样，羌人六的面貌从一篇篇貌似零散、实则内容互相印证互相佐证的散文中，逐渐氤氲显现，他的成长与生活轨迹也随之轮廓清晰起来；就这样，来自断裂带的迷茫与痛苦，撕裂与挣扎，耻辱、荒芜与孤独，以及记忆与信仰、和解与包容、梦想与希望……有了来处，亦有了归途。
绿皮火车
不会游泳的人
想趁水不注意
游到河那边去
——自言自语
一
二十世纪末，川西北群山深处的断裂带，随日升日落、季节和农事辗转的断裂带，祖祖辈辈跟庄稼生死相依的断裂带，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根据地。生活循环往复，日子循环往复，看似千篇一律，毫无变化。那时，我已经明了：一个人的脑袋和嘴，能把个体从混淆的人群里面区分开来。脑袋通过思想，嘴通过语言，而不是凭靠它吃下的食物。“叫唤的鸟儿不长肉”，母亲总是如此意味深长地教育我少说话、多做事，不在人前胡说八道，尤其是家里的事。仿佛，我是家里的一面围墙，随时可能把一个家的败落和耻辱暴露在外，让人一览无余；后来到镇上学校念书，我学到一种更为简洁的书面表述：“祸从口出。”再后来，遇见自我，遇见诗歌，遇见散文，遇见小说，遇见杰克·伦敦，遇见凯鲁亚克，遇见堂吉诃德，遇见海明威，遇见库切，遇见勒克莱齐奥，遇见艾丽斯·门罗，遇见歌德，遇见赫塔·米勒——这个深刻而勇敢的罗马尼亚女人，一针见血似的指出：“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人的眼睛。”
是的，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人的眼睛。如同前几天，多难的四川盆地某个边远地带，一场突发的森林大火意外卷走三十个年轻的生命，这句充满智识和陌生脸孔的话语，也在我的眼睛里久久燃烧。止不住
泪流。
岁月漫漫，我习惯让自己躺在面包之外，一遍遍陷入回忆，在往事中刷新初忽略的真实，咀嚼它们，巩固它们，而我就是它们留下的全部。当然，人，永远去不了的地方就是过去。回忆，不是为了抵达，而是为了梳理。
已在断裂带的空气中化作齑粉的那些年，虽涉世尚浅，但我已经通过历练，熟练掌握了一套非常顽固且相对靠谱的经验。大人们总是教我，见了人就要打招呼，在断裂带，打招呼，就是“喊人”。喊人不仅是一种贯穿古今的礼貌行为，也会得到奖赏。喊人，意味着把形形色色的人区分开来，固定在记忆的岩层之中。家长们的言传身教像工厂流水线上的模具，塑造着我的潜意识，嘴是一种工具，让我以为，世界上会喊人的小孩才是好孩子，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在类似的塑造过程中逐渐变得聪明起来。事实上，我不想成为好孩子，否则，不会隔三岔五地挨揍，和院子里的几个小伙伴浓缩成村里人尤其是附近一些邻居的眼中钉、肉中刺。不过，千真万确，大多时候，我是个名副其实的好孩子，嘴巴甜，会喊人，也喜欢喊人。总而言之，如此矛盾交织，都是为了我的小算盘。我总是能够尝到些甜头，几颗水果糖，一袋奶油饼干，一截甘蔗，至少也能得到一个免费的笑脸，或者诸如“这孩子嘴巴甜”“这孩子真懂事”之类的表扬。只是，这些行为，和母亲口口声声的“叫唤的鸟儿不长肉”似乎有些矛盾。没有分清说话和喧闹本身的区别，我的嘴因此常常陷入两难境地。
“久走夜路总要碰到鬼”，断裂带的这句老话，和人们常说的“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意思差不多。有一次，村里一个说话慢条斯理的放牛人，教会我一种别样的称呼。他指点迷津似的告诉我，看见村里某某的时候，喊他几声“嫖客”，准会有糖吃。跟说话慢吞吞的放牛人一样，他口中的某某，也是个放牛人，一个村的，同外公一个字辈。“孩子的头脑就像是捕蝇纸，不论给他们什么都会粘住。”多年以后，我在加拿大小说家艾丽丝·门罗一篇小说里读到这句话。毫无疑问，那时候，我的头脑就是一张捕蝇纸。我想的是，记住了“嫖客”，就不愁没有糖吃。外婆家是村里人上山放牛必经之地，为了吃到糖，我坐在外婆家竹影婆娑的院子里等了一天又一天，终于等到某某。大老远，“脑袋不知长哪儿去了”的我扯着嗓子一连串“嫖客”脱口而出。意想不到的是，“嫖客”的脸，一下子刷白，一下子又变得通红。他恶狠狠地瞪了我几眼，没给我糖吃，而是头也不回骂骂咧咧丝线般走远了。他真的走远了。据说，这个善良又爱面子的放牛老汉，因此怄气，回到家里，足足躺了一个星期。糖没吃到不说，父亲倒是用黄荆条子请我吃了许多小孩犯错或者闯祸后才会吃上的“坐墩肉”。我用“嫖客”招呼放牛老汉，人家走远了；我吃“坐墩肉”，是因为对放牛老汉使用了有毒的语言。我走远了。
除了请我吃“坐墩肉”，父亲还三番五次地问我：“你的脑袋长哪儿去了？”
蚂蚁经常搬家，脑袋却不会。我觉得父亲的问题有些奇怪，并且，明显不是出于礼貌的提醒、关心，而是质疑。于是我很认真很认真地看了看父亲的眼睛，又摸了摸自己的脑袋，看看它还在不在。
“你的脑袋长哪儿去了？”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有时出现在挨打之前，有时出现在挨打之后。有时，是经由母亲之口说出。母亲说出和父亲一样的话，我一点不感到惊讶，有一次，我正好撞见他们两个紧紧抱成一团，站在弥散着油烟味的灶屋中央，在那盏只有十多瓦的灯泡暗淡的眼皮子底下接吻。我想，父亲跟母亲接吻的时候，把这个问题也传染给了母亲。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你的脑袋长哪儿去了？”
后来，这个问题，像在我的脑袋里面扎根一样，如影随形。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天气，我能随时看见这句话打开抽屉那般打开父亲阴郁而锋利的嘴唇，有着浓烈烟酒味的嘴唇，跑到面前，提醒我夹着尾巴做人。在家里，我莫名其妙地害怕父亲，害怕他像老鼠害怕猫。并且，常常陷入莫名其妙的困惑与恐惧，感觉自己并非活在空气的栅栏里，而是活在父亲的否定句中，如同断裂带那些死后肉和骨头会整个儿化成水流走的野生鱼，活在家门前那条潺潺流淌的河水的皮肤下面。
实话实说，我不知道我的脑袋长哪儿去了。我清楚的是，我已经无法忍受继续在家里待下去。我彻底厌倦了这种日复一日、枯燥至极的时光。我想逃离，想变成鱼，沿着家门前的大河顺流而下。那些年，我不止一次在河边遇见渴望变成鱼的女人，她们变成鱼的方式异常简单明了——她们用死。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一个阴冷的日子，当乡亲父老把被大伯揍得遍体鳞伤的伯娘从河边拉回岸边的时刻，大伯仍在一边幸灾乐祸地吆喝：“大河没盖盖子！”好像巴不得伯娘死给我们看。
在断裂带，“大河没盖盖子”并非纯客观表述，而是一种诅咒，只是相对委婉。对于外人，本地人可能更愿意用赤裸裸的“去死吧”表达内心世界，而对于家人，“大河没盖盖子”的使用频率似乎更高，仿佛，这就是冰与火，是语言的微妙之处，像一列穿过死亡的火车，满载
冷漠。
“大河没盖盖子”和“你的脑袋长哪儿去了”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又仿佛一脉相承。至少，缔造这些嘴唇的当事人的血液是相似的。多年来，这些令我不寒而栗的话语，并没有化作空气，而是肉一样长进了我的身体。我一直带着它们。我也想对它们说：“大河没盖盖子”和“你的脑袋长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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