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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历史的温度6:站在十字路口

書城自編碼: 3699997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历史随笔
作者: 张玮
國際書號(ISBN): 9787521737547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12-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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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裸脊锁线装帧,翻开能摊平,阅读更流畅,比胶装更牢固,内文双色印刷。
狂儒和翰林,是否也面临彷徨和抉择?高管或高知,何曾能逃离人性诱惑?当皇帝,做帝师,是进是退?抛头颅,洒热血,是战是降?这是曾摆在众多历史人物面前的抉择,也是当下我们时常面临的选择,总有几次,我们会站在十字路口,面临抉择。我们读史,当感受其矛盾、纠结,去解读,去借鉴。
大众历史科普读物《历史的温度》系列第6本,喜闻乐见的故事写法,每一篇文章都是一个有意思的历史故事,落笔客观、有温度。
脱离常规历史的宏大叙事,走向细节,寻找时代的真实故事,讲述我们所不了解的人物和事件。饱含丰富的历史知识,读完可以多一些典故,长一些知识,变成有趣、有见识的人。
复旦大学博导严锋教授、社科院研究院马勇教授、六神磊磊、二混子、张伟、徐达内等推荐阅读。
內容簡介:
正在发生的事,很快会成为历史。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往往会出现在未来。
蔡元培,在中国近代风云际会的舞台上,为何能一直做到言行合一?辜鸿铭,一代“狂儒”,又有过怎样的挣扎和矛盾?……
总有几次,我们会站在十字路口,或面对未有之巨变,是向左还是向右,是向前还是向后?这是曾摆在辜鸿铭、蔡元培等人面前的抉择,也是当下我们时常面临的选择。
面对真实世界,你怎么选择你所能相信的?是否还有潜在水面之下没显露的事实?如果你透过一些表象触及内核,你会发现,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依然与个人的选择有关,与人性有关:贪婪、恐惧、孤独、虚荣、自私、迷茫……性格决定命运,人性决定选择。
历史没有如果,不能假设,当他们站在十字路口,做出抉择时,影响的可能就是他们之后的整个人生,甚至历史。而后人读史,当感受其矛盾、纠结,去解读,去借鉴。
张玮尽量用一种第三方、不带感情色彩的口吻还原当时的历史事件。在他的笔下,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生人勿近的。看似由时间、地点和一连串数字组成的历史事件,背后的主角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人性、有故事、有真性情。他让原本枯燥的历史,如在眼前生动再现。
目錄
自序

站在十字路口
辜鸿铭:“末代狂儒”的矛盾与孤独
蔡元培:一生请辞,一世楷模
“六君子”之死
曹锟这个人
中国动画功成日,勿忘万籁鸣
稻米飘香,勿忘袁隆平
真实的“一休哥”:癫狂一世,风流一生
他究竟做了什么,会被称为“危险的间谍”?

潜入水面之下
辛卯科场案:一桩让皇帝都头疼的“高考”舞弊案
权力的游戏:一次“性贿赂”引发的政坛大乱斗
斩杀安德海:晚清宫廷的一场暗斗
东芝事件:当年美国是如何强行“敲打”日本的
麦凯恩:幽灵的复仇
利库路特事件:日本战后大腐败案的台前幕后
流血的分割线: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怎么分家的?


面对真实世界
中国曾经有一种神奇的货币,叫“金圆券”
荒诞与真实:1938年,火星人“入侵”美国
“人民圣殿教”:从“世外桃源”到集体自杀
地铁里的杀人毒气:邪教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世纪审判:一桩“铁证如山”的凶杀案,为何能翻盘?
作为医生,他为何成了世界连环杀手……
罗斯威尔事件:人类到底有没有发现外星人? 3

处在剧变前夜
庄士敦:紫禁城里的洋“帝师”
黑船事件:让日本人心情复杂的“蛮夷入侵”
曾经是“亚洲”的北洋水师,
.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那个不远万里去送死的倒霉皇帝

置身血肉战场
平型关伏击战的背后
宝山保卫战:另一个关于“六佰”的故事
1943,血战常德
1944,血战腾冲
红场1941:漫天飞雪中的悲壮阅兵

同在五环之下
萨马兰奇:挽救了奥运会的老人
柏林1936:一届“史无前例”的奥运会
1964,日本豪赌奥运
从射活鸽到霹雳舞:奥运会项目增减背后的博弈

附录 读者评论
內容試閱
自序

嘿!第六本了。
每次开始写《历史的温度》下一本自序的时候,我就会意识到:又一年过去了。
而就像是养成了一个习惯一样,每年,借一本书的序言部分,我似乎就得到了一个和一群素未谋面的人聊天的机会——对,你们知道的,说的就是各位。
我特地翻了下《历史的温度5》的序言,开头就提到了一句:“过去这一年,感觉过得太快了。”
这句话,这次似乎可以直接照搬过来啊。
过去的这一年,很多发生的事情也像轮回的四季一样:有些事似乎有了冰雪消融的迹象,有些事焕发了生如夏花的活力,有些事让人目睹了高楼坍塌的萧瑟,而又有些事,依旧让人感觉到寒风凛冽的刺骨冰冷。
斗转星移,又是一年。面对扑面而来的时代,我们知道自己是避无可避的,但每每站在各自需要抉择的十字路口,又难免生出一些彷徨和无奈。
是的,这次和出版社的编辑商量下来,第六本的主题就是:“站在十字路口”。
当然,这是个很宽泛的主题,因为老读者都知道,《历史的温度》系列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大杂烩”,囊括古今中外,五花八门,其实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主题——可以随时翻开书读一篇,也可以随时放下书去做你想做的事。
但如果认真梳理一下,还是可以梳理出一些相对清晰的脉络的,比如第四本是“信念”,第五本是“博弈”,而这一本,是“十字路口”。
在我的理解里,面临十字路口抉择的,不仅仅是个人,也包括团队、民族乃至国家,影响抉择的因素也不仅仅是人性,还有环境、对手乃至时代。
所以,这本书划分了六个部分,分别是“站在十字路口”“潜入水面之下”“面对真实世界”“处在剧变前夜”“置身血肉战场”“同在五环之下”。其中的一个个故事,有关于个人的,也关于有群体的,有关于民族的,也有关于国家的,有台面上的,也有台面下的,有文质彬彬的,也有血肉横飞的……
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馒头说”的后台,一直不断有读者留言提问,那些提问,其实不少都是关于站在“十字路口”如何抉择的:如何选择专业或职业,如何面对感情或婚姻,如何评价一个热点或观点,如何看待一个国家或未来……
我一般不会给出明确的回答。一是因为我能力不够,完全没资格回答很多问题。二是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真正能在十字路口做出抉择的还是你自己——其实很多人问我问题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心里是有答案的,只是他们没有发现,或者只是期望得到我的认同而已。
对了,其实初编辑和我商量的这一本书的主题,是“历史是个万花筒”。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和“站在十字路口”相比,还是有一些区别:
“万花筒”固然也强调了多样性和多姿多彩,但传递的信息是,你是一个“旁观者”,只是在观看而已。而“站在十字路口”,更强调一种感同身受的参与感。
没错,你从书里看到的确实是过去的人的选择、过去的人做出选择后发生的故事,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其实不是在告诉你过去,而是在向你展现未来——每个人的一生都无法避免地会站在十字路口。
到时候,你又会如何抉择呢?
我想,这一个个故事,会给你更多的感悟,乃至启发。
后,借这个一年一度的机会,再一次感谢你们,没有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理解和宽容,我绝不可能坚持到今天。
愿凛冬终将过去,愿我们在各自的十字路口都不会迷茫。
感恩!感谢!
还是希望能一起前行!

蔡元培:一生请辞,一世楷模(节选)
说起“蔡元培”这个名字,大家很容易联想起北京大学。确实,北大能有如今的辉煌,蔡元培功不可没。但他一生绝不只有“北大校长”这一个头衔。
只不过,那么多的头衔,基本都被他辞去了。

1
1868年1月11日,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的蔡光普迎来了自己的第四个孩子。
蔡光普是当地一家钱庄的经理,他的第四个孩子是个男孩,乳名阿培。阿培直到4岁被送入私塾念书后,才按照家中辈分,被定下正式的大名:蔡元培。
蔡元培兄弟姐妹一共七人,因为父亲是钱庄经理,家里还算宽裕。但在蔡元培11岁那年,父亲病逝,生活条件迅速变差。好在父亲在世时为人处世都算厚道,所以有不少亲友愿意接济蔡家,但蔡元培的母亲周氏是一个性格要强的人,她谢绝了大家的资助,硬是凭借存款和不断变卖首饰家当,撑起了这个家。
由于各种缘故,蔡家的七个孩子夭折了四个,只剩下了三个儿子。周氏一人含辛茹苦,坚持让三个儿子好好读书,期待他们能够凭借读书重振门庭。在三个儿子中,周氏管教严厉的,也看好的,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4岁开蒙,14岁时已熟读四书五经,在家乡颇有才名。母亲周氏经常陪坐在蔡元培身旁看他做功课,看到儿子困倦后,就会勒令他立刻睡觉,然后督促他第二天早起继续读书,这个习惯影响了蔡元培的一生——熬夜不如早起。
1884年,16岁的蔡元培开始参加科考,母亲总是半夜起身为他烧饭,帮他准备行囊。
蔡元培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17岁考中了秀才,但母亲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蔡元培一直为母亲煎药喂饭,甚至仿效古制,割下左臂一块肉和药给母亲煎服,但一切都是徒劳:1886年的春天,蔡元培的母亲因病逝世。母亲的去世对蔡元培打击极大。他后来回忆:“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多。……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
守丧之后,蔡元培再度踏入科举考场,在母亲去世一年后中举,次年进京通过会试成为贡士,1892年参加殿试,列二甲第34名,成为名副其实的“进士”,金榜题名。
在一路科考的过程中,蔡元培以他渊博的学识旁征博引,写得一手“怪八股”,远近闻名,乡试的考官评价他的文章“语无泛设,引证宏博,词意整饬”。殿试之后,蔡元培的才名更是传到了当时的帝师翁同龢耳中,翁同龢专门看了他的文章,大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1894年的春天,蔡元培被授为翰林院编修。那一年,他才26岁,已经站到了中国无数寒窗苦读的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科考之巅。
然而,没过多久,蔡元培就想辞去这份令旁人羡慕的工作。

2
让蔡元培萌发辞职之念的,是这一年爆发的一场战争。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几乎同时开始改革进程的中日两国在各自闷头发展20多年后,终于来了一场正面对决——中国被打得头破血流。
战败消息传来,朝野震动,也深深刺激了蔡元培。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蔡元培一直对前方战事抱乐观态度,但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他渐渐放弃了幻想,面对如此耻辱败局,这位年轻的翰林院编修无能为力,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痛哭流涕。
就在《马关条约》签订的这一年冬天,心灰意冷的蔡元培请假一年,回了绍兴老家——这倒还不算请辞,只能算请假。
回到老家,虽为赋闲,但蔡元培并没有闲着,作为一个“饱读圣贤书”的翰林院编修,他开始大量研读日本历史和介绍西方文明的书籍。此时,蔡元培已近而立之年,他下定决心要将自己之前所学先放到一边,潜心研究所谓“蛮夷”之学说。
一年之后,蔡元培返京。此时的朝廷上下已改革呼声高涨,自“公车上书”之后,“变法维新”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
蔡元培是支持变法的,虽然他对康有为的治学以及一些作为不以为然,也没有像有些人一样以接触“维新派”为荣,但他始终认为只有改革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为此,蔡元培开始学习日语,因为他不满足于中文译本对西方著作的种种有意和无意的“曲解”,认为日本人已经翻译了大量西方著作,而日语相对入门简单。他甚至还“发明”了一种自己觉得很有效的学习语言的方法:直接尝试翻译日文著作,边译边学边融会贯通。
尽管蔡元培没有直接投身维新运动,而是自己在默默积攒底蕴,但他还是被这场运动的短暂和惨烈震惊了。
1898年9月,声势浩大的“戊戌变法”只经历103天就宣告彻底失败,康梁等人被朝廷通缉后出逃,谭嗣同等六人被斩首于菜市口。
蔡元培非常敬佩“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视他为“先驱”,但同时也冷静地反思了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
在蔡元培看来,中国那么大,大众的改革意识尚未被完全唤醒,改革的中坚力量还没有发展壮大,维新派只是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帝,就贸然以一小群人带动一个国家的改革,是注定会遇到强大阻力乃至失败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京城一片肃杀。这一年的10月,蔡元培又一次请假返乡。
这一次返乡,蔡元培带上了家眷和所有行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他是正式辞职,不打算再回来了。
那一年,蔡元培也就30岁。在别人眼中值得羡慕的“仕途”,在蔡元培心里已经一文不值。
他决定,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改变中国。

3
1898年,回到家乡的蔡元培受绍兴知府和乡绅邀请,做了一所学校的校长。
这所学校叫“绍兴中西学堂”,顾名思义,是一家新式学堂,中西学问皆授。蔡元培视此为他新事业的起点:以教育改变中国。
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蔡元培并没有放松自己的知识储备,他开始自修英文,并在这期间读了刚出版不久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等一系列经典书,并由衷感叹:“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
然而,绍兴中西学堂虽为新式学堂,却颇有一批旧派老师,提倡新学的蔡元培与他们格格不入,终得罪了出资办学的旧派乡绅,无法实现自己的办学理想。
怎么办?很简单,辞职。
邵力子。像邵力子、黄炎培这样的中国近代名人都曾在南洋公学的特班学习,在蔡元培的教导下受益匪浅
从事教育的步并不算顺利,但蔡元培根本就没有放弃的意思。在离开绍兴中西学堂之后,他又担任过几所学校的校长,终在1901年来到了上海,担任著名的南洋公学的特班总教习。
在南洋公学,蔡元培依旧一边教书,一边学习。这一次,他要学拉丁文。
蔡元培找的老师是马相伯。马相伯当时劝他说,拉丁文已经是一门“古董语言”了,西方都已经没多少人学了,中国人更没有什么学习的必要。
但蔡元培却坚持:拉丁文是欧洲各国语言的根本,要深入了解西洋的文化,就必须学拉丁文。为此,他每天早上5点步行到马相伯家中学习,害得没有早起习惯的马相伯大喊:“太早了!太早了!”
吴稚晖,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他对蔡元培的影响很大
1902年,南洋公学放暑假,蔡元培选择出国考察——这是他次走出国门。
他选择考察的国家,是日本。
在日本,蔡元培亲身感受到了留日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变革诉求,更是对当时留学生办的杂志《浙江潮》的主笔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个人叫蒋百里。
此外,他还和吴稚晖结下了友谊。
蔡元培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南洋公学学生退学”事件。这件事情的起因依旧是守旧派的老师小题大做惩罚新派学生,结果发展成全校145人集体退学抗议。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蔡元培一直站在学生这边,在斡旋无果后,他选择和学生同进退:再一次辞职。
但蔡元培这次辞职不是甩手不干了。为了避免退学的学生失学,蔡元培东奔西走筹款创办“爱国学社”。在筹款期间他的长子患重病,但他还是毅然决定去南京借钱办校,结果在码头准备出发时,得到了长子离世的消息。蔡元培含泪委托朋友办理儿子的后事,自己决然踏上了筹款之旅。
终,在短短几天之内,蔡元培成功筹得数万元资金,成立了“爱国学社”,后来吸引了150多名具有革命思想的学生。
但这段时间,对蔡元培影响的,不是办学,而依旧是“充电”。
1907年6月,蔡元培终于获得了他心心念念的留学德国的资格。在德国,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从头学习德语,并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在莱比锡大学的6个学期里,他一口气选修了40门课程,囊括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绘画艺术等等,只要时间不冲突,蔡元培什么课都听。他尤其对当时在莱比锡大学任教的“实验心理学之父”冯特非常崇拜,连续3个学期选修了冯特的课。
与此同时,蔡元培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根。
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期间,蔡元培同时也参加大学的中国文史研究所开设的练习班,还经常去市内的民族学博物馆讲解来自中国、日本等的东方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在学习期间,蔡元培不仅用自己那套独特的语言学习方法“直接翻译法”翻译了不少德文著作,还写成了一部《中国伦理学史》,这部著作成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开山之作。
在蔡元培留德的那几年里,国内的局势可谓风起云涌。身为“同盟会”元老的蔡元培在国内就是革命派的中坚分子,不仅写下大量反清和倡导革命的文章,甚至还参与过数起暗杀和爆破行动(他赴德国留学也有躲避追捕的原因)。虽身在海外,蔡元培依旧与海内外的反清革命志士保持通畅联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在德国的蔡元培兴奋不已,随后就致信当时也在海外的孙中山赶紧筹款订购大炮,巩固革命成果。
但不久之后,局势突变,袁世凯和他的北洋军异军突起,蔡元培对此深感忧虑。在给吴稚晖的信中,蔡元培明确指出袁世凯出山的目的:“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借此以自帝。”
不久之后,蔡元培接到了陈其美的电报,催促他赶紧回国。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改朝换代的风云时刻,蔡元培自己也知道,到回国尽力的时候了。
蔡元培这一年43岁,年富力强。更重要的是,如果说当年那个年轻的翰林院编修只是初步了解了西方文化和知识,那么如今的他,通过多年的学习和浸染,已经真正做到了融会中西,眼界、素养、思想和知识储备,早已非当年可比。
他将以一个全新的形象,登上中国近代史的舞台。

4
1911年12月,蔡元培抵达上海。
很快,他就要接受一项他这一生行政级别的任命。
1912年中华民国届内阁合影,前排左一为蔡元培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即组阁。在考虑了章太炎、汪精卫、严修等多人后,孙中山终选定了蔡元培——任命他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教育总长,乃堂堂一国教育界长官,不过,受命的蔡元培很快就感受到了“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
上任之后,蔡元培问孙中山:“教育部应该在哪里办公?”
孙中山回答:“办公室要你们自己去找。”
蔡元培只得自己走街串巷物色“中华民国教育部”的办公房间,终还是老朋友马相伯借给他一条巷子里的几间空屋子。
办公场所有限,预算经费有限,蔡元培定下了“为事择人,不设冗员”的规矩,整个教育部连勤务在内一共只有30人出头,不足其他行政部门人数的三分之一。
虽然人数不多,但蔡元培发挥了他善于识人和善于用人的特长,聘到教育部办公的,都是当时的一流人才:许寿裳、王云五(缔造商务印书馆辉煌的总经理)、钟观光(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等等。
其中也包括鲁迅。
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中写道:“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在五四时期涌现出的文化新人中,蔡元培对鲁迅评价,他在《鲁迅全集》的序言中曾称鲁迅:“何等的天才,又是何等的学力!”
1912年1月19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学堂”一律改称“学校”,教科书须合于民国的共和宗旨,禁用清学部规定的教科书,废止旧时的奖励出身制度,学校注重兵式体操。
这些规定,在清朝的教育体系里闻所未闻,震撼极大。蔡元培趁热打铁,在2月通过报纸发布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改革了清朝学部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这五项宗旨,提出新的五大方针,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首次提出了“超出政治”的教育理念。
然而,作为同盟会元老和革命中坚力量,蔡元培在上任教育总长之位后才一个多月,就迎来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担任专使,率团北上迎袁世凯南下就任总统。
彼时,北方的袁世凯早已是当时中国有实力的人,谁都知道,他不可能离开自己的老巢北京,去人生地不熟的南京就任大总统。所以很多人都劝蔡元培不要接受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蔡元培并非不知道劝袁南下是天方夜谭,但他也知道,南京临时政府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动作,也总要有人来牵头做这个动作——大家都退,那么他就不退了。
不出所料,率团北上的蔡元培虽然竭尽全力,但手里没有筹码的他根本没法劝动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在几轮谈判之后,袁世凯用足手段,终让蔡元培无功而返。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南北开始出现明显裂痕。很快,同盟会成员集体辞出内阁,蔡元培虽然很想在教育上大展拳脚,但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毅然做出了自己之前有过的举动:辞职。
至于辞职的理由,其他同盟会成员请辞时都推脱“身体欠安”或“能力不济”,唯独蔡元培把话甩在台面上:我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牵制,与我想象的不一样。
袁世凯曾当面挽留蔡元培,两人留下过一段经典对话。
袁世凯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挽留总长!”
蔡元培回答:“我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辞去教育总长之位后,蔡元培又一次去了欧洲,先往德国,后去了法国。在法国期间,蔡元培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成立了以他为中方组长的“华法教育会”。这个教育团体主要开展华工教育和组织、推动国内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在诸多受“华法教育会”资助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子中,有两个后来改变中国命运的人:一个叫周恩来,一个叫邓小平。
1916年6月6日,恐悔交集的袁世凯一命呜呼,整个中国的命运又将发生一次转变。
7月,继蔡元培之后出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公开表态,要“切实实行(民国)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
那个教育方针是谁发表的?是蔡元培发表的。
很快,范源濂又在各界的呼吁中给蔡元培发了一份电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学府,尤赖大师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
简而言之,就是诚挚邀请蔡元培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
从一国之教育部长,变为一所大学的校长,蔡元培是否愿意?
他的答案是肯定的。
相对于在利益盘根错节的政府,在一所相对简单的高等学府里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可能是蔡元培更想要的。
1916年10月,蔡元培启程回国。
同年12月26日,大总统黎元洪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这一年,蔡元培48岁。他将迎来自己人生辉煌的时刻。


馒头说
《蔡元培传》的作者唐振常先生曾综合归纳蔡元培的自我评价和别人对他的评价,给了蔡元培先生十六个字的评语:律己不苟,责人以宽。无所不容,有所不为。
我个人以为,这是很贴切的。
这篇关于蔡元培的文章,一不留神,我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但还是觉得有很多内容没有写。在收集、阅读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我确实觉得蔡先生的一生极其不易,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但让我印象深刻的,却是四个字:
知行合一。
这一点,是我个人觉得蔡元培先生可贵的一点,也是难得的一点。
蔡元培在14岁前,是严格按照科举之路来读书的,老师甚至不允许他读《三国演义》和《战国策》,生怕他一不留神引用其中的句子,引起科考老师的反感。
可以说,蔡元培是完全按照“旧学”的路子被打造出来的,而且是这条“生产线”中的佼佼者——一路高中进士。像他这样的人,很多都在中国近代史风云际会的十字路口陷入迷茫、彷徨乃至终顽固守旧。
然而,在国家受辱、民族危亡之际,蔡元培这个“旧学”的楷模,却能够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安身立命所学,毅然决然地拥抱新事物,接受新思想,学习新知识,而且真的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认真学习,甚至不顾年龄的羁绊,学日语,学英语,学拉丁语,学德语,只求为了更好更透彻地了解掌握先进的知识和文化。这一点,并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
更重要的是,蔡元培先生不仅学,而且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如果说“民国教育部”这个舞台虽大但空的话,那么北京大学这一块校园沃土,让蔡元培真正有了施展自己平生所学的空间,而他也没有辜负这个历史机遇。蔡元培在北大的十年,堪称北大精彩辉煌的十年。一代学府,在他的手里浮出水面,打磨成形,影响至今。
诚然,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蔡先生在参与革命政治运动的过程中走过一些弯路,但他自己也不讳言这段历史,后来也并没有一路去撞南墙。即便从现在回望,他也一直遵从自己的内心,从来没有言行不一。
我曾想,在中国近代史上,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推动着像蔡元培这样的一批批先辈前仆后继,发奋图强?
想来还是“信念”二字——那种“中国一定会变强”以及“中国一定会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在我们的努力下慢慢变强”的信念。
所谓“信念”,是因为你相信,就会付诸实践,不断为之努力,哪怕当时看不到什么希望,但它会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终把当初的那份相信变为现实。
曾评价蔡元培:“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先生担得起这样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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