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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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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龙子是我国战国时期名家的代表人物，提出了“白马非马”“离坚白”等重要命题。本书汇集先秦至当代公孙龙子主要研究文献，按时间顺序，撮其要点而录之，故名“撮要”。本书为河北师范大学孙秀昌、黎佳晔编著，上下册，凡一百万字，是研究公孙龙及中国哲学史、逻辑学史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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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孙秀昌，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存在主义美学、先秦美学思想史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
黎佳晔，河北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主要从事先秦文化与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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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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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先秦至清代公孙龙子文献
古代文献中有关公孙龙及其学说的记载古代《公孙龙子》传本举要
第二编 民国时期公孙龙子文献
专著类文献其他著作类文献期刊论文类文献
第三编 新中国前三十年公孙龙子文献
专著类文献论文类文献（目录索引）
第四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孙龙子文献
专著类文献其他著作类文献硕博论文类文献期刊类文献（目录索引）
第五编 港澳台地区公孙龙子文献
专著类文献其他著作类文献论文类文献（目录索引）
附录 汉译与日英法德文公孙龙子研究文献（目录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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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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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蜂起于晚周的诸子中，公孙龙或是此后被屈抑、诋斥历时久而遭际为不堪的一位。其在当世即被庄子后学借魏牟之口讥为“埳井之蛙”(《庄子·秋水》)，稍后其“白马非马”之辩更被荀子贬之以“邪说辟言”(《荀子·正名》);汉武独尊儒术，诸子之学零悴，扬雄至西汉末犹谓“公孙龙诡辞数万”而“君子不法”(扬雄《法言·吾子》)。迄于今世，在公孙龙于清中下叶被重新发现百余年后，学界名宿仍对这位蒙垢千载的辩者多有“帮闲”“诡辩”等责诮之辞。
所幸公孙龙之学不绝如缕，其所残存的文字尚可据以甄辨这枉曲既久的学案。《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龙子》十四篇，由《文苑英华》引唐人所撰《拟公孙龙子论》知，《公孙龙子》至迟于隋唐之际已佚八篇，唐时仅余六篇。此六篇即传遗于今的《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而其中为公孙龙亲撰的文字只是后五篇。然而，无论是《公孙龙子》尚有十四篇时，还是仅存六篇时，汉唐以至清代中后期理会这部集名家辩学之大成的著述者终是寥寥无几。新旧《唐书》之《经籍志》有载，唐人陈嗣古、贾大隐曾注《公孙龙子》，南宋郑樵(1103—1162)的《通志略·艺文略》对之亦有著录，但修纂于元顺帝至正三至五年(1343—1345)的《宋史》已不见载。唯宋人谢希深(994—1039)所撰《公孙龙子注》，赖附刻于正统《道藏》《子汇》《四库全书》《守山阁丛书》等多种《公孙龙子》刊本而得以留存于世，乃为今人所能见到的的古注本。于此，可略窥公孙龙之学在日久岁深的湮埋中终竟未臻沦灭的一线机运。
至清代中下叶，时儒由考据而渐开子学研索之风，汪中(1745—1794)著《墨子表微》《墨子序》《墨子后序》《荀卿子通论》，首倡诸子之学而作了新进 学 尚 的 先 导。毕 沅 (1730—1797)、辛 从 益 (1760—1828)、张 惠 言(1761—1802)、陈 灃 (1810—1882)、俞 樾 (1821—1907)、王 先 谦 (1842—1917)、孙诒让(1848—1908)等继踵而起，遂使子学在儒家经术定于一尊近两千年后煟然勃兴。其中，辛从益撰《公孙龙子注》(成稿于1787年，刊刻于1851年)，陈灃撰《公孙龙子浅说》(成稿后未即时付梓，至1925年，由其门人汪兆镛校勘原稿并将之更名为《公孙龙子注》刊布)，使北宋谢希深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的《公孙龙子》研究得以复萌;孙诒让撰《墨子间诂》(成稿于1893年，增订于1907年)，在间诂中每每引《公孙龙子》以印证《墨辩》的相关提法，尽管其所称引表明引证者并未意识到公孙龙与后墨之间的深刻分歧所在。自此，公孙龙之学的研琢别开一生面，不仅打破了秦汉以来这一学域的僵固之局，而且其在新时运中的地位亦远非名家在先秦的际遇可比拟。从一定意义上说，此诚可谓公孙龙之学的再发现或再唤醒。经典活在理解或阐释中，辛从益、陈灃的诠注和孙诒让的引证带给《公孙龙子》的机缘是历史性的:这里，重要的不在于他们的注释和引证在多大程度上切中了公孙龙“离坚白”以“正名实”的深意，而在于他们把这部淡出人们视线太久的不朽典籍引荐给了自始即深陷被动的中国近代。
二十世纪初，西方逻辑学的东传使公孙龙之学再度为学界所看重。学界多以发之于先秦的“辩学”与令人耳目一新的西方传统逻辑学及此前早就敷译于中土的古印度因明学相提并论，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诸多研究者把对《公孙龙子》的训释与阐发纳入逻辑学视野。早在明朝末年，李之藻(1571—1630)就 与 当 时 来 华 的 葡 萄 牙 耶 稣 会 士 傅 汎 际 (FrancoisFurtado，1587—1653)合 译 了 《亚 里 士 多 德 论 辩 学 概 要》(中 译 名 《名 理
探》)一书，清光绪初年，英国人耶方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的《辩学启蒙》(即后来严复再译的《名学浅说》)亦由英国传教士艾瑟译为中文;但前者在那时的中国几无影响，后者则因逻辑术语的移译与通行译法多有不合而不堪卒读。自二十世纪始，西方逻辑学著述的中译本出版日多，如这一世纪的前十年于学界影响较大的中译逻辑类书籍便可举之如下:严复译英人密尔所著《穆勒名学》(1903)、英人耶方斯所著《名学浅说》(1908)，田吴炤译日人十时弥所著《论理学纲要》(1903)，胡茂如译日人大西祝所著《论理学》(1906)，王国维译英人耶方斯所著《辩学》(1908)等。此后的三十多年里，逻辑学译著及国内学者阐释西方逻辑学的著作的出版更是与时俱增;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学界诠注与阐解《公孙龙子》者往往于西方逻辑学所提供的方法与范式多有参取。胡适可能是早自觉运用西方逻辑阐释公孙龙之学的中国学者之一，他的《先秦名学史》(成稿于1917年，英文原著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于1922年初次出版)正文分四编，其标题分别为“历史背景”“孔子的逻辑”“墨翟及其学派的逻辑”“进化和逻辑”，而论及公孙龙的第三编之第三卷“别墨的逻辑”分六章，各章的标题为“《墨辩》”“知识”“故、法和演绎法”“归纳法”“惠施和公孙龙”“结论”，单是这标题，即大致可以看出胡氏著论对西方逻辑方法在怎样程度上的采用。郭湛波(1905—1990)撰《先秦辩学史》(北平中华印书局1932年初版)，其称“同异有‘大同异’，这是惠施、公孙龙、庄周的‘合同异’说。还有‘小同异’，这是《墨经》、荀卿的‘离同异’的学说”，同时又谓“‘大同异’是辩证逻辑的思维”，“‘小同异’的学说，是形式逻辑”(见上书，第77、70、74页)。就此，亦可看出郭氏之撰述对西方逻辑方法的借鉴。此外，在诸多逐字逐句校释或诠注《公孙龙子》的专书中，尚可举王时润(启湘)的《公孙龙子校录》(1931年与《邓析子校录》《尹文子校录》汇印为《周秦名学三种》，增订后于1957年更名为《周秦名家三子校诠》由古籍出版社出版)、张怀民的《公孙龙子斠释》为例。王氏之《校诠》云:“其(公孙龙)名学要旨，盖不出‘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四言之外。尝试论之。‘合同异’者，名学所谓归纳也;‘离坚白’者，名学所谓演绎也;‘然不然，可不可’者，于不然中求其然，不可中求其可也。……以演绎归纳之方式，求能立能破之效果，而名家之能事毕矣。”(王启湘:《周秦名家三子校诠》，第48页)张氏《斠释》之“序目”则谓:“(怀民)博采诸书，用资参考，旁及逻辑(Logic)、因明(HetuVidya，梵云稀都费陀)之义，罔不并举兼收，以相比傅。”(张怀民:《公孙龙子斠释》，“序目”第1页)王、张氏对西方逻辑学乃至印度因明学在其《校诠》《斠释》中的运用或参酌从上述所引数语可推知大略。诚然，在不少学人那里对传自西方的形式逻辑的执着反倒可能引生对于公孙龙之学的误读，但多了一种观审角度因而多了一条理解先秦名学的蹊径，其毕竟增大了学界对《公孙龙子》研究的重视程度。
可以说，沉寂了两千年之久的公孙龙之学是幸运的。子学在清代中晚期的振扬为其带来一朝兴举的机遇，二十世纪初东传的西方逻辑学又将其引向一种先前尚远未自觉的致思范式，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源自西方的“语言转向”的世界性影响，则使这一脉将绝未绝之学获得了更深广的阐释空间。无论率先标举“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的英美分析派哲学与通常所谓欧陆派哲学在语言问题上有怎样的分野，认可语言问题在现当代哲学中的中心地位却是二者不期而然的共识。同样，无论受“语言转向”影响的中国学人对这“转向”有着怎样不同的理解，诸多人文学科的研究愈来愈注重语言问题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正在形成中的一种学术风尚。先秦名家不是道家、儒家、墨家或其他某家的附庸，其独立成家，乃在于这一派人物把言谈、辩难所及的思维方式与“名”“言”性状问题拓辟为一个有着特殊探讨价值的领域。名家之学的这一特点注定了它同语言学、语言哲学的不解之缘，而公孙龙正是这一学思进路上代表性的人物。当起始于西方的“语言转向”渐次风行于中国学界时，其于《公孙龙子》之诠释与解悟的触动自是比其他相关学域显得更为热切和深刻。不过，须得指出的是，尽管上世纪的后十年已有学者开始从语言之维论究《公孙龙子》，但只是在近十五至二十年，借重这一维度研治《公孙龙子》的论文与专著才有了相当的规模，而对某些难题的解决也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鉴于这新的学术事实相去当下未远，兹不再援引诸例以赘述其详。
如果说清中后期发轫于考据的子学复兴所促成的《公孙龙子》研究还局守着传统的校勘、训诂、诠贯之法，那么西方逻辑学的引入及由此唤起的印度因明学的参与则使《公孙龙子》研究较大程度地为形式逻辑所诱导，而“语言转向”在世纪之交对《公孙龙子》研究的影响却多在于为其提示或强调语言的维度。事实上，当西方逻辑学及印度因明学被用于该研究时，传统的研究模式依然在起作用，同样，当语言维度在该研究中被强调时，前两种研究模式亦并未被屏退。因此，从这研究的实践过程我们甚至可以作出如是断言:《公孙龙子》研究的更有价值的成果的获得，或不在于对某一研究模式的执着，而是在于研究者由权衡、比勘以选择自己的致思进路时如何将其陶融而运用于切问切思之一心。
孙君秀昌笃志好学，勤勉自奋，虽与我以学结缘多年，终不改初识时尊学重道之忱。约半月前，秀昌寄来其与黎君佳晔编纂的《公孙龙子文献撮要》请为之序，我不能辞，亦不可敷衍，遂在粗览一百万言的书稿后勉强缀文于上。谨志之。
二〇二一年八月廿一日
于北京回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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