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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如今，当你漫步在任何一座城市，可能不需要走多远，都能看见有市民在遛狗。这些经过驯化的犬科动物轻松自如地穿梭在街头以及各类建筑中。现代都市得以形成今天的模样，经历了人与狗之间关系的一番曲折变迁。
人与狗的关系演变历程，折射出一部人与动物、与环境的文化史。本书以19世纪早期至20世纪30年代的纽约、伦敦和巴黎为例，研究了人与狗关系的变迁如何极大地重塑了这三座城市及同时期的其他西方城市。曾经的西方城市中，那些肮脏、好斗，有时颇令人反感的犬只四处奔窜，带来许多无法规避的难题。而随着狗在19世纪中产阶级生活中日益普遍，城市不得不采取措施，克服这些难题。同时，人类喜爱宠物与同情流浪动物的人道主义情感，也进一步改造了现代城市与都市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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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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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探索城市中产阶级最为关心的五大狗狗问题，即流浪、咬人、受虐、思考以及排便，尝试理解中产阶级市民对此表现出的情感反应及其冲突、融合。矛盾冲突重新塑造了人犬关系，新确定的这种关系十分符合中产阶级的情感诉求。本书第一章主要介绍的是，宠物狗和纯种狗如何被塑造为最能与人类建立亲密关系的犬类，以及它们如何成为犬中品行优良的典范，与此同时，流浪狗如何逐渐成为一个城市治理的大麻烦。对流浪狗的恐惧和厌恶，也构成了狗狗都市的基础。这种恐惧也正是第二章的分析着重点。直到19世纪末，通过接种巴氏疫苗、推行犬用嘴套等措施，人们在一定范围内控制住了狂犬病的传播，这才减轻了狗咬人所引起的城市焦虑情绪。第三章将讨论中产阶级对犬类受虐所表达的人道主义担忧。来自中产阶级的动物保护主义者通过“人性化” 的捕杀，把狗死亡时的痛苦减至最低，借此让持续进行的捕杀流浪狗行为合法化。消灭流浪狗与将未经驯服的狗驯化为对人类有益的 动物，这两点成了狗狗都市的标志。如此背景下，第四章追溯了警犬被引进城市的全过程，其思考能力也可以缓解中产阶级对罪犯的恐惧心理。随着流浪狗和狗咬人现象的减少，在 20世纪30年代， 狗的排便问题逐渐成为了人们厌狗心理和相关健康问题的根源。正如第五章所述，将狗驯化为 “谨慎的排便犬”是建造狗狗都市的最后一个关键环节。在这整个过程中，人与狗的关系在不断变化，在充满复杂情感的城市化进程中历经蝶变，催生出耐人寻味的城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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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克里斯·皮尔逊（Chris Pearson），历史学博士，英国利物浦大学历史系“二十世纪历史”方向高级讲师。早年曾供职于布里斯托大学、华威大学。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动物史、环境史与文化史，并逐渐扩展至情感史、医学史、城市史和全球史领域，是相关领域的新生代代表性学者。
【译者简介】
邹赜韬，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出版史学著作、译作多部，研究成果见于《中国社会科学》《全球史评论》《近代史学刊》及《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刊。
林青青，上海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社科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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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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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读者
前 言
中产阶级养狗行为的出现/不同城市间的犬类文化交流/
狗与西方城市的现代化
第一章 流浪
“危险的阶级”与危险的狗/打击流浪狗/
巴黎的流浪狗收容所/ 纽约的流浪狗收容所/
伦敦的流浪狗之家/对流浪狗的辩护/
纯种狗与流浪狗之间的较量/其他地区的流浪狗/
对宠物狗的爱/流浪汉与流浪狗/小结
第二章 咬人
对咬伤的恐惧/因狂犬病而起的情绪/辨别染病狗/
磨平狗牙，佩戴嘴套/对嘴套的支持/反对狗嘴套的声音/
狂犬病的“巴氏灭菌”/跨国接种巴斯德狂犬疫苗/
挑战巴斯德/“后巴斯德时代”巴黎狗嘴套的发展/
消灭狂大病/纽约的嘴套政令及其他措施/小结
第三章 受虐
街头杀戮/在收容所中扑杀流浪狗：巴黎/
在收容所中扑杀流浪狗：纽约/巴特西流浪狗之家里的杀戮/
具有情感的狗/反对虐待/公共卫生学家呼吁部分扑杀/
寻求人道屠宰方法/人道扑杀法的普及/
质疑“人道扑杀”/遍布的屠宰之地/小结
第四章 思考
了解犯罪/人类本性与“天生”罪犯/会思考的狗/
有关狗狗“智力”的争论/和寻血猎犬并肩侦查/
推广“多用途警犬”/警犬品种/训练警犬“新兵”/
警犬在行动/质疑警犬/小结
第五章 排便
厌恶、粪便和狗/犬只、消化及排泄/定点排便/
越发干净的街道/发现狗粪/潜藏在狗粪中的威胁/
厌恶与无感之间的较量/抗击狗粪/小结
结 论
附录 对动物、历史和情感的思考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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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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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毋庸置疑，在许多人心目中，人类与狗有着久远且不可动摇的联系。自数千年前狗被人类成功驯化以来，它便同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正如本书所提到的那样，爱与忠诚是人犬之间这种永恒且普遍的关系的标志。我们常说狗是 “人类最好的朋友”。 每当提起这一说法，人们往往并不清楚这话其实源自密苏里州的一个乡村。1870年，乔治·维斯特 （George Vest）律师在一次诉讼时赞扬了狗的忠诚。该案中，提起诉讼的农场主怀疑他的邻居射杀了他最喜欢的猎犬 “老德拉姆”。维斯特代农场主申诉道：“在这自私自利的世界中，人类能拥有的唯一绝对无私、绝对不会抛弃我们、绝对不会忘恩负义的朋友，就是狗！”维斯特对 “老德拉姆”的歌颂帮它的主人赢下了这一场官司，维斯特的发言也被世人传颂成人类与犬类之间友谊的颂诗。
对于19世纪的爱狗人士而言，狗带给他们的爱是一种救赎。正如反对动物实验的伦敦作家、女性主义者弗朗西斯·鲍尔·科布 （Frances Power Cobbe）所言：“有多少孤单、受骗和痛苦的心灵，因为狗狗们笨拙的抚慰而免于破碎，或是回归宁静呢？”狗狗们无条件的关爱所散发出的点点温暖，让人们的情感保持着健康的状态。这样的言辞也不仅出现在英语文化中。在法国动物保护主义者德沃男爵 （Baron Vaux）看来，狗是 “爱的机器”，对人类有着“极端的忠诚”，这一说法巧妙地颠覆了17世纪哲学家勒内·笛卡 儿 （René Descartes）提出的 “动物是机器”这一知名理论。
科学家们开展了诸多实验，比如，对狗头部进行核磁共振扫描，研究者们希望借此来证明许多狗主人发自内心的猜想——狗与人类互相爱着对方。但许多动物史学家却让这样美好的猜想显得不再那么简单。他们表示，狗与人类的关系不但会因为地区和时间的不同而变化，还会受到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维斯特对于 “老德拉姆”的称赞，实则是在吹嘘美国南北战争后 “白人农场主”在畜牧与狩猎中所表现出的男子气概。而在此期间，维斯特恰好兼任美利坚合众国的国会议员。
笔者喜欢从历史角度研究人犬关系，诸多欧洲人、北美人现在所表现出的人犬之间这种普遍且自然的关系，笔者相信其实深深植根于西方城市化进程的情感历史中。本书讨论的三座城市——伦 敦、纽约和巴黎，是世界历史上人犬关系发生转变的关键场所。在其他欧洲和北美城市里我们也能看到一些革新之处，比如早年间比利时根特地区曾开展过警犬实验。但作为全球闻名的都市，在伦敦、纽约和巴黎所产生的一些发展，堪称整个人犬关系变革的核心，对其他城市和乡村的人犬关系产生了极大影响。
最终，一种西方的人犬关系模式诞生了，我称之为 “狗狗都市”（Dogopolis）。在城市中，狗类应如何与人类文明健康、安全地共存？针对这一问题，伦敦、纽约和巴黎的中产阶级们还是慢慢地（有时则颇为痛苦地）达成了某种并不怎么稳固的共识。人类与狗 一同被丢进这些急速扩张与发展的都市中，他们在朝夕相处中也产生了一系列情感：爱、同情、厌恶，还有恐惧。最终，狗融入了都市生活，同中产阶级对脏乱环境的厌恶，对流浪者的恐惧，对犯罪活动的焦虑，以及对人道主义的支持等情感价值相一致。到20世纪30年代末，人们对于狗咬人行为和流浪狗的恐惧已经有所减轻。在管理遭受虐待的狗时，狗的平和死亡成了人们最能接受的一种方式。担任着宠物和警犬角色的狗狗在城市中发挥着令人十分满意的作用 （理论上，狗能减轻人们对犯罪行为的担忧情绪）；人们已经采取了初步措施去减少狗随地排便引起的民怨。人们也在驯化狗，教它们认路以避免走失，引导它们不要随地排便。狗遭受虐待的情况有所减少，它们的思维也得到了一些人为控制。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些变化，其实是为了说明一个关键论点——狗有着和人类情感相通的能力，这个能力的确存在，并且确实能为人所感知。
狗狗都市也不是一个必然结果，它从人们的选择、一系列偶然及矛盾中出现。19世纪至20世纪初，人们大范围改变了城市中人与动物的关系，狗狗都市这一复杂现象的出现正是其中一部分。在这个阶段，人们更加注重对城市公共空间里动物的管理。例如，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纽约市的卫生条例就涵盖了马匹防疫、动物 屠宰、制皮及精炼工艺，当然也包括流浪狗管理的相关规定。在纽约及其他地区，牛、猪等牲畜渐渐远离了城市中心。马匹数量曾经增加过，但随着火车、有轨电车还有汽车逐渐成为主要城市交通工具，其数量也随之陆续减少。动物保护主义者们聚集在一起，一同反对虐待城市动物的行为，谴责役用动物糟糕的工作条件并发起了反对动物竞赛的活动。同样地，当时的城市政府为了解决害虫问题，也在大都会和殖民地城市里发起了卫生灭虫运动。在处理老鼠、苍蝇，以及其他不受人们待见的生物时，一些公共卫生管理措施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也时常有新方法面世。特权阶层经常指责被殖民者、穷人、有色人种和移民，抨击他们制造了让害虫滋生的环境。然而，政府和精英们往往忽略了更深层的社会、种族及经济不平等问题，这又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起初，狗狗都市也曾不可避免地在人犬关系上出现过一些不和谐问题。犬只失踪、咬人的案件接二连三发生，警犬部队没有立刻发展起来，狗狗随地排便引起的脏乱问题也一直未能得到解决。但狗狗都市也不是自20世纪30年代出现后就一成不变，90年间出现了很多引人瞩目的变化，比如人们普遍开始给狗绝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紧锣密鼓地建立了警犬部队，还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展了“铲屎官革命”。然而，一些人对狗的厌恶也在继续，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依旧有不少人因为脏乱而呼吁禁止在巴黎养狗。但在西方城市中，狗已经有了一席之地，一种城市中人犬共处的模式业已形成，西方的城市居民迄今仍遵照这种模式。
此外，狗狗都市的出现也有一种 “排斥异己”的特质。这一都市模式强调（但不完全等同于）按阶级、种族、性别、性取向区隔不同人群的排斥异己、边缘他人的现象，而这些区隔因素也正是现代城市生活的重要标志。随着养宠物狗成为狗狗都市的核心内涵，市政当局和动物保护主义者也愈加频繁地捕杀、处理流浪狗。此外，许多不符合中产阶级标准的 “劣等”犬也被中产阶级用来进一步谴责穷人。官方还利用警犬来加深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界限，在纽约，它们甚至还被用来划分种族。这段历史表明，物种间的亲密关系也充斥着对部分人群和动物的排斥，并非单纯的爱与同情的情感宣言。
这种对狗狗都市中人犬关系的重新构建也是基于种族优越性的设想所展开的。科布曾赞不绝口道：“狗狗们对于每一个居住在雅利安土地上的人所表现出的忠诚与信任，似乎都在证明，即便我们有那么多缺点，它们也不会觉得我们是糟糕的主人。”
科布不但强调了白人至上的观念，还无视人们对流浪狗的残忍捕杀，其言论表明，西方出现了这样一种人犬共处的特殊模式。但对于非西方的评论家而言，这种狗狗都市的存在是非常奇怪的。1897年，印度律师、《马德拉斯标准报》（Madras Standard）创始人帕拉马斯瓦兰· 皮莱 （G. Paramaswaran Pillai）访问法国首都时就对这一点深有感触：
当我第一次在巴黎看到一位女士的爱犬时，我感到很困惑。当然，那的确是一只狗，只是我之前从未见过那样的狗。 它的身体只有一半还是毛茸茸的，它的两只前脚末端和尾巴末端还留着一簇簇毛发。我第一次看见它时就觉得很奇怪，直到我盯着它仔细看了大约５分钟后，我才意识到那竟然是人们用剃刀给它做出的一个 “发型”。
皮莱随后见了许多负责给狗理发的 “理发师”，这些 “理发师”们让城市里的狗狗们受尽了 “刺骨的寒风”。皮莱可能是想给印度南部的读者们讲述一件趣闻，因此夸大了自己的困惑。但皮莱的叙述和其他一些嘲笑巴黎女士们在狗狗时尚方面夸张行为的言论不谋而合。毋庸置疑，皮莱的观察的确揭示了19世纪末期法国时尚宠物狗与印度街头流浪狗生活的霄壤之别。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对于流浪狗的厌恶与管控，以及狗狗都市中出现的其他弊病，从过去到现在其实都不是普遍局面。在西方世界，狗的繁殖和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但在全世界的范围内 只有一小部分狗曾经或正在以西方提出和实践的这种方式生活。生 物学家雷蒙德 （Raymond）和洛娜·科平格 （Lorna Coppinger）指出，在全球占多数的街头流浪狗才是 “真正的狗”，是“世界上一 直存在且古老的犬类群体之一”。其实，人们或多或少也还是将街头流浪狗视为都市社区的一部分。以印度金奈为例，那里的人们称狗为 “paavam”和 “jeevan”。这些泰米尔语词汇称狗为 “十分脆弱的生物，容易遭受各种伤害和苦难，同样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一些非西方国家也会饲养宠物狗或繁育本土品种，诸如京巴之类的亚洲品种，便是经由殖民地间接传入英国的。我真实的看法是：在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其他地区，人们并没有那么热衷于 “伺候”宠物狗，也没有采取规范化的管理措施。狗狗都市的出现是一种非常 “西方化”的现象。这也是人犬关系的一个局部特例，并非全球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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