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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日本通史》自2008年出版之后,一印再印。
此版为第一版推出之后,作者又以数十年研究日本史的积淀,耗时十余年对上自史前时代下至令和时代的日本数千年历史,以及日本疆域的演变,作了条分缕析的论述,凸显了时间和空间两大要素。
本书既遵循中国“编年体”史书按时间叙事的传统,也兼顾中国“纪传体”史书评人论事的要求,对日本每一任天皇、将军、首相,均作了介绍和点评,既有通史的通达,又有对影响日本乃至整个世界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论述,既秉承“论从史出”的治史原则,注重以第一手资料为据,并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引述的文献详细注明出处,又参阅了最新解密或公开的原始文献,尽可能反映日本史研究的最新学术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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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为《日本通史》全新修订本,分上下两册。
上册始于史前时代,终于江户时代末,扼要阐释这一历史时段涉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主要论说“国家三个要素”即国土、国民、政权的形成;叙述“文化三根支柱”即神道、佛教、儒教的由来及思想主张;分析“武家三个时代”即镰仓、室町、江户时代的兴衰和武士道的渊源;梳理“日本战国三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结束纷乱的战国时代,使日本进入长期和平统一历史的进程。
下册始于明治维新,终于平成时代,主要阐释下列问题:为什么明治维新是一场集政变、革命、改革为一体的变革?为什么甲午战争深刻影响了日本以后的历史?为什么日俄战争后日本加入了“白人俱乐部”?为什么大正时代被称为“日本的乌托邦时代”?为什么昭和时代军国主义甚嚣尘上?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能够迅速实现经济复兴和高速增长?为什么平成时代日本会形成“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崩溃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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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冯 玮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赴日本京都大学留学,1993年获博士学位。自1995年后历任日本神奈川大学客座研究员、韩国高丽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庆应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学术成果:著有《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理论和政策互动》《日本史的路标——要素和真相》《〈菊花与刀〉精读》《日本风情志》《日本外交简史:锁国·扩张·依附》等10本图书;合著有《东亚发展模式与区域合作》等7本图书,另有日译汉《昭和时代见证录》和英译汉《犹太思想》《犹太人》等译著多本。以中文、日文、英文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日本学刊》和东京大学《社会与文化》等国内外权威、核心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曾获上海市教学科研一等奖、复旦大学教学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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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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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通史(修订本)
前? 言
史前和古代史
第一章 史前时代
第一节列岛、祖先的神话和考古
日本的“创世记”神话/列岛形成的科学结论/日本先民的由来
第二节无土器时代(新石器时代)
石器在日本的发现/日本石器时代发展阶段
第三节绳文时代三要素:陶器·贝冢·竖穴住宅
绳文文化的跨度/绳文文化的特征/绳文文化的分布
第四节“弥生”四要素:陶器·铜器·铁器·水稻
陶器·铜器·铁器的发现/水稻的传入
第二章 大和时代
第一节倭·邪马台·古坟
史籍中的“倭”和“日本”/邪马台的历史/作为时代标志的古坟
第二节“神话时代的天皇”与大和政权
天皇诞生的神话/“天皇”号的由来/大和政权的形成
第三节“倭五王”和“部民制”
倭五王时代/部民制的建立
第四节汉字和儒教:日本的路标
日语的语源/“真名”和“假名”/“去汉字化”历史/儒教的传入
第五节内政外交的激变
乙巳之变/大化改新/白江之战
第六节佛教的传入和“三宝”的兴隆
佛教传入/飞鸟文化/白凤文化
第七节宫闱内斗和法制滥觞
壬申之乱/天武天皇的统治/持统天皇治国理政
第八节律令制的确立与“万叶时代”的开启
《大宝律令》和社会管理/“万叶时代”前期
第三章 奈良时代
第一节律令国家的象征
都城奈良的建成/和同开珎的铸造
第二节女皇掌权的时代
女皇当朝和权臣主政/政变频发的时局
第三节统治的强化和版图的拓展
强化统治的举措/软硬兼施收纳熊袭/大军压境平定虾夷
第四节遣唐使的“荣光”和“屈辱”
遣唐史的历史/遣唐风险和遭遇炎凉/大臣·朝衡·鉴真
第五节“天平文化”和“南都六宗”
佛教兴隆的天平/天平留存的文献/“万叶时代”后期/“南都六宗”
第四章 平安时代
第一节光仁·桓武之治和《弘仁格式》
迁都平安京/光仁·桓武之治/“三代格式”的完成
第二节“摄关政治”的形成和演变
“弱帝和幼帝接连登基”/“摄关政治”正式登场/醍醐新政/承平·天庆之乱/巅峰期的藤原氏
第三节院政:太上天皇治国理政
从摄关政治向院政转型/上皇成为权力核心/保元·平治之乱
第四节“唐风文化”与“国风文化”
唐风文化/和歌·日记·随笔/物语和艺术
第五节平安佛教:天台·真言·融通念佛
天台宗的创立/真言宗的创立/融通念佛宗/平安佛教的特征及神佛融合
中世篇
第五章 镰仓时代
第一节“源平争乱”:时代的序幕
武士与平氏政权的形成/强势的平氏政权/源赖朝举兵
第二节“镰仓幕府”:二元政治的滥觞
镰仓幕府问世/源氏将军三代而绝
第三节执权:无冕的“将军”
承久之乱/北条泰时改革/镰仓幕府灭亡
第四节镰仓幕府的支柱:御家人制和庄园制
御家人制的结构/庄园制的“名”与“实”/经济结构的转型
第五节“忽必烈征伐”
“忽必烈征伐”的历史原因/“文永·弘安之役”/“忽必烈征伐”的败因
第六节镰仓时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
武家文化的形成和演变/军记物语的兴起/佛教文化和传统艺能的进步
第七节镰仓新佛教:佛教的日本化
本土的始祖及其宗派/禅宗与日本文化
第六章 室町时代
第一节“建武中兴”和武家叛乱
皇朝复辟和“元弘之乱”/建武中兴/“中先代之乱”/足利尊氏谋反
第二节“一天两帝”和幕府奠基
一国两“号”和《建武式目》/“观应扰乱”
第三节两朝统一和幕府盛衰
幕府的特性和“内讧”/从动荡走向安宁/走向“战国时代”
第四节“一揆”频发“恶党”四起
“一揆”起因/“一揆”频发/“恶党”四起
第五节日明复交与“勘合贸易”
倭寇猖獗/册封与堪合/外交波折
第六节文学与文化的繁荣和“神佛融合”
五山文学的兴起和繁荣/佛教神道的嬗变
第七节“传承至今的日本独特的文化”
公家武家“文化换位”/传统艺能承先启后/和式教科书与连歌
第七章 战国时代
第一节战国序幕:“应仁之乱”
“应仁之乱”的“伏笔”/将军继嗣难题/“应仁之乱”爆发
第二节“一揆”频起体制巨变
“国一揆”/“一向一揆”/“明应政变”和幕府分裂/“大名领国制”的质变
第三节织田信长“天下布武”
“近世的曙光”/织田废立将军/将军借刀杀人/落日余晖
第四节安土桃山时代
本能寺之变/重建“日本之治”
第五节检地、刀狩令和侵略朝鲜
“太阁检地”和《刀狩令》/秀吉侵朝原因/“文禄之役”/“庆长之役”
第六节西商东进西教东传
东西方变动的共时性/西学东渐的序幕/禁教投鼠忌器
第七节“安土桃山文化”和“南蛮文化”
“安土桃山文化”/内涵丰富的“南蛮”文化
近世篇
第八章 江户时代
第一节“元和偃武”:走向和平
关原之战/家康生平和家世/“大坂之阵”
第二节“法度”的颁布和“锁国”的序幕
“法度”的颁布/“锁国”的序幕
第三节“幕藩体制三大支柱”的确立
石高制和兵农分离制/“锁国”目的和真相/家纲和纲吉的“反差”
第四节“江户时代三大改革”
享保改革和“弛禁令”/田沼政治和宽政改革/天保改革和“大盐之乱”
第五节“开国”:江户时代的挽歌
培理叩关和“日美亲善”/条约敕许和将军继嗣/“幕末的京都时代”
第六节文久二年:“历史里程碑”
樱田门外之变/萨英战争/西学嬗变
第七节江户幕府“谢幕”
民族主义的形成/萨长联盟/大政奉还/王政复古
第八节“儒学四大学派”的共性和个性
作为“官学”的朱子学/日本阳明学/独具特色的古学/日本的国学
第九节神道的成熟和武士道的确立
神道的释义和演进/神道的体系/武士道的历史和源泉/“武士道者,死之谓也”
第十节兰学:“如滴油入水而布满全池”
兰学的形成/兰学外延和内涵/兰学遭遇的磨难
第十一节“争奇斗艳”的文化艺术
多元素融合的“大和绘”/浮世绘:日本的“国画”/传统文艺的繁荣
第十二节市井“风俗”和“四民”风情
江户时代的衣食住/“行”与“宿”/将军后宫:大奥/风吕和钱汤
近代篇
第九章 明治时代
第一节“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定制·迁都·改元/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制/重建经济秩序
第二节明治维新“三大方针”
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
第三节1871年:分别派出两个使节团
赴欧美使节团的任务/《中日修好条规》的签署
第四节明治前期的“维权”和扩张
“修约”的曲折历程/阿伊努和北海道/占有东北和西南岛屿/吞并朝鲜第一步
第五节“明治六年政变”的前因后果
“征韩论”的动因/“明治六年政变”/西南战争
第六节自由民权运动和明治宪法体制
自由民权运动/立宪思想的分歧/《明治宪法》与《皇室典范》《教育敕语》
第七节“超然主义”·政党内阁·桂园体制
超然主义表象和实质/政党内阁的“胎动”/政党内阁的“出生”/“1900年体制”
第八节甲午战争和甲午战后经营
甲午战争的起因/甲午战争过程/《马关条约》的签署/甲午战后经营
第九节日英同盟和日俄战争
日俄矛盾加剧/日英结盟和“满韩交换”论/日俄战争“三功臣”/从开战至媾和
第十节文明开化后的社会风俗
祭祀·混浴·裸体/关于通奸和卖淫/形形色色的“风俗店”
第十章 大正时代
第一节“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天皇制的“阿喀琉斯之踵”/大正天皇的象征性/“天皇机关说”/大正政变
第二节元老、藩阀、政党“三足鼎立”
山本权兵卫的改革/大隈重信再度组阁/寺内内阁的兴亡
第三节“真正的政党内阁”的建立
“平民首相”原敬/“铁腕首相”原敬/“四大政纲”和选举制改革/原敬被刺身亡
第四节“普选”和“宪政之常道”的开启
“关东大地震”及其影响/《普选法》的颁布/步入“宪政之常道”
第五节加入“华盛顿体系”的前因后果
日本“趁火打劫”/各有算计的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体系的建立
第六节“裁军”和“兵营国家”的形成
偷梁换柱的“山梨裁军”/暗度陈仓的“宇垣裁军”/“兵营国家”的建立/“币原外交”的登场
第七节日本经济体制“四大特征”的确立 “日本株式会社”/日本式经营“三大神器”/间接金融体制/企业的“二重结构”和“互相控股”
第八节大正社会文化与大正民主运动
大正时代的衣食住行/大正时代“新风”和“旧俗”/维护天皇制的思潮/民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理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第十一章 昭和时代(战前)
第一节“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裕仁登基和若槻下台/“宪政之常道”的实施/“田中外交”出笼/皇姑屯事件及其影响
第二节实施“黄金解禁”和签署“裁军协议”
“金解禁”/围绕“裁军”的各方博弈/“干犯统帅权”之争
第三节十四年抗战的开端:九一八事变
“明治大帝的遗业”/九一八事变真相/日本当局对事变的“善后”处理/伪满洲国的建立
第四节“青年军官运动”与“协和外交”
“青年军官运动”的兴起/“五一五兵变”/军人专横跋扈/对华扩张的强化/“二二六兵变”
第五节从试图分裂中国到全面侵略中国
全面侵华前的中日政局/卢沟桥事变真相/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第六节外交困境和体制嬗变
对“日德结盟”的纠结/外交困境和政局动荡/构筑“大东亚共荣圈”/政治经济体制的嬗变
第七节太平洋战争前夕的日苏、日美关系
签署《日苏中立条约》/日美谈判的“预演”/日美和谈的开始
第八节“帝国决定对美英荷开战”
东条内阁的组成/日美谈判的破裂/偷袭珍珠港
第九节从“旭日东升”到“夕阳西下”
日军军旗如“落日残阳”/孤注一掷的“特攻作战”/接连战败和最后挣扎
第十节蘑菇烟云中开启的“终战”帷幕
“天皇地位未定”/“曼哈顿计划”/核攻击:对日本的最后一击/天皇的“两次圣断”
近代篇
第十二章 昭和时代(战后
第一节战败投降和战后初期的政治变革
盟军占领政策的形成/受降仪式和“间接管理”/天皇“走下神坛”
第二节战后改革:两个“三根支柱”的树立
围绕修宪的舆论和动向/《日本国宪法》的颁布实施/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
第三节“东京审判”的真相及影响
东京审判的法律依据/认定甲级战犯的内幕/对甲级战犯的抓捕和审判/东京审判的“回音”
第四节经济的恢复和“旧金山体制”的建立战后严峻的经济状况/“贸易立国”和美国对日政策逆转/朝鲜战争对日本的影响/“旧金山体制”的形成
第五节1955年:政治经济外交的“界石”
“1952年体制”的形成/多党联合政权的建立/“逆反路线”的推行/“1955年体制”的形成/日苏邦交正常化
第六节1960年:“新安保条约”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岸信介登台执政/《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签署/从“政治季节” 转向“经济季节”/《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构想》
第七节“昭和熟透期”的外交
《日韩基本条约》的签署/MT贸易取代LT贸易/《冲绳归还协定》的签署第八节“昭和熟透期”的日本经济政治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环境污染和公害问题/“三岛事件”和“赤军事件”
第九节毁誉参半的“今太阁”与“诚实和廉洁”的三木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因绯闻而下台的田中/“椎名裁定” 三木执政
第十节从福田到竹下:昭和最后十七年
强化对华对美关系的“福田”/“悲情首相”大平正芳/“原社会党议员的变种”铃木善幸/政坛“不倒翁”中曾根康弘/善于笼络人心的竹下登
第十一节战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繁荣
未被知晓的“国家卖春命令”/“赤线地带”和“蓝线地带”/“风俗营业”日趋繁荣/“粕取文化”
第十三章 平成时代
第一节“平成时代”开幕和“ 1955年体制”闭幕
昭和天皇裕仁驾崩/民众心目中的天皇和天皇制/明仁天皇二三事/“十年九相”的“首”相/“清廉”和“鸽派”的海部俊树/“1955年体制”的谢幕
第二节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崩溃
“泡沫经济”的形成/房地产热得“冒泡”/“泡沫”被刺破及其影响
第三节“联合政权”的兴亡
社会党的“转向”/“七党一派联合政权”的兴亡/“自社”联手的“村山内阁”
第四节“改革年代”:桥本和小渊执政时期
桥本内阁的“六大改革”/桥本内阁的外交/小渊的“行政改革”和“法制建设” 第五节“十年九相”的终结和小泉“长期执政”森喜朗的内政外交/“怪人”小泉/“小泉改革”/“小泉外交”
第六节“政权更替”前三任首相的内政外交
安倍首度问鼎相位/安倍面临的难题/“子承父业”的福田康夫/“大嘴”麻生第七节民主党“三世而终”和自民党“东山再起” “理工男”鸠山执政/“蓝领政治家”菅直人的抱负/从“奉行”到“将军”的野田/安倍重返相府
第八节平成文化的“光影”和“一亿中流”的分流
“国家文化”和科技创新/AV产业光影重叠/“平成废柴”和 “下流社会”
附录 历代天皇、首相、幕府将军在位时间
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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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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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为了鞭策自己,我在笔记本上写了这么一句话:“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问心无愧地说,我做到了。我不属于聪明的学生,但我肯定属于勤奋的学生。大学时代,为了勉励自己,我在笔记本上写了这么一句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问心无愧地说,后半句我没做到,但前半句我做到了。从大学一年级到博士研究生毕业,整整十年。那十年里,有间屋子经常呈现北窗夜夜进寒风,窗下有个读书人的“景观”。那个读书人就是我。那时的我,心里一直萦绕着一句诗:“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是周恩来总理的诗句。我在吉林长春赴日留学生预备学校完成了一年强化训练,将要负笈东瀛之际,代表全体学生发言。当时,我引用了周恩来总理在赴日留学前说的一句话:“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以治学为业后,我为自己确立了十六字治学原则:“博采众长,标新立异,史论结合,经世致用。”是否做到,我难以自我评判。但是,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始终关注学术动态,不人云亦云,努力言必有据,弘扬“以史为鉴”,可以算作对这十六个字的实践。
2008年,我出版了《日本通史》。2012年,拙著得以重印。之后承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错爱和广大读者的支持,拙著多次重印并出了平装和精装两种版本。在拙著最后的“未了章平成时代”,我写了这么一句话:“再过20年,我将把‘未了章’补充完整。”如今,我提前兑现了承诺。明仁天皇生前退位、平成时代已经结束,固然是我这么做的重要原因,但不是我撰写《日本通史(修订本)》的根本原因。不然,我只需要将平成时代补充完整即可,不必颠覆性地全部重写。恕我直言,许有人说:“好不自量力!”是的,但按照我的理解,想写一部“传世之作”是态度,不是结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至于是不是“传世之作”,必须在经历了岁月的洗涤和淘汰后,才能由社会判定。复旦大学鼓励和支持“坐得住冷板凳的人”,鼓励写学术精品,并从中产生“传世之作”。我作为复旦人,理应以实际行动回应这种鼓励和支持。令我修订《日本通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拙著出版后,在获得肯定的同时,也收到了一些批评指正。例如,有一位读者专门写信给出版社,指出了拙著引用中国古籍的讹误,令我感动和感激。因为读者的关心爱护和鞭策是我治学精益求精的强大动力。本书写于在日四年时间,引文大多采用当时的日本版本,此次修订,又再加核对。
学术研究如同“滚雪球”,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经过十多年的学习研究,我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和体会。这些认识和体会,也是对这本新版《日本通史》和旧版《日本通史》存在哪些差别的说明。
第一,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在《方法论》一书中提出:“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日本通史的书写必须首先确定方法论原则。概括而言,世界历史的书写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按照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的顺序,即“断代”地进行书写。这种书写方式以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为始祖,迄今仍是最“正统”的写法。另一种是将世界划分为若干文明或文化区域进行书写。这种方式书写的历史,被称为“文明形态史”或“文化形态史”,由俄国学者尼古拉·达尼莱夫斯基振翮,由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集大成。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也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以《春秋》为滥觞的“编年体式”,另一种是以《史记》为嚆矢的“纪传体式”。经过近些年的学习和研究,我认为日本通史,最恰当的写法应该是“在历史坐标上”进行书写。中国有强调“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所谓“经”就是纵向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在中国始终具有“兴替之鉴”的功能。但是,正如第二代“京都学派”代表宫崎市定所言,作为历史,不仅要关注“经”即纵向的政权“兴替”,而且要关注“纬”,即不同国家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其影响。这样,既能取得通史应有的“贯通古今”的效果,又能取得将重大事件和人物置于特定时空中进行研究评判的效果。这是我最近十多年的学习和研究体会的“新发现”。当年写《日本通史》,我没有按照这个构架进行铺陈,我为之感到遗憾并决意弥补,而弥补这一遗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重新建构框架,重新谋篇布局,呈现一本全新的《日本通史》。
第二,人是历史舞台的主角。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因为只有人才能理解社会,说明和解释社会,评判和驾驭社会,按照人的目的、需要、意志、能力,去建立或改变社会。毋庸赘言,人在这种建立和改变中必然或隐或现地显示人的本性,包括人性的善和人性的恶。按唐代刘知几在中国第一本系统性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的说法,治史或书写历史的目的,就是要“惩恶扬善”。所谓的善恶当然是指人的善恶。日本历史风云激荡,历史人物如过江之鲫,如何显现他们的善恶,理应成为《日本通史》的重要内容。然而,遗憾的是,我在此前的《日本通史》中缺乏这方面的“问题意识”。因此,在这本新版《日本通史》中,我对一些重要人物,特别是作为日本统治阶级的天皇、将军、首相,做了扼要介绍和评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统治阶级的重要地位:“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第三,英国评论家马修·阿诺德认为,“历史是一条充满谬误的浩渺的密西西比河”。但我认为,历史是一片充满谬误的汪洋大海,故被称为“史海”。为什么充满谬误?哲学家黑格尔说得好,“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就日本而言,他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了吗?“史海”不是“死海”,日本历史和整个世界历史一样,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有顺流,有逆流,有海沟,有浅滩。作为世界历史一个篇章的日本通史,应该写出“史海”的这种特性。
第四,迄今为止,日本通史类著作就篇幅而言,主要存在两个偏向:一是卷帙浩繁但缺乏通史应有的“通达”,而是如专题研究和论文汇编。毋庸讳言,日本学者撰写的日本通史类论著,大都存在这种偏向。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多人合著,学术兴趣和评判标准各异。正如日本著名史学家久米邦武所言:“学者应该禁戒以个人好恶判断是非。然而,历史书写就是好恶聚集的仓库,其中会有个人好恶的情感起伏。”一是篇幅过于简略,以致原本应该是“风情万种”的“少女”,被描绘成“瘦骨嶙峋”的“老妪”,让人无法“一见钟情”。更关键的是,通史应该是“连续剧”,不是“系列剧”。历史事件的发生基本不会离因果律太远,尽管偶然性也是历史的要素。但很多日本通史类著作,往往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分门别类,从而无异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的“汇编”。拙著老版《日本通史》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每个时代我大都将外交放在最后,这显然不利于读者理解“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一基本原理。在这本全新的《日本通史》中,我努力将日本历史写成“连续剧”而不是“系列剧”。不过,我对每个时代的文化特点都做了扼要论述。这不仅为了使内容更完整并使各时代论述均衡,前后一贯,而且为了强调文化和文明的差别。按照德国学者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提出的观点,“文明”是“求同”的,即文明使人类趋于“一致”,而“文化”是“存异”的,使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存在“差异”。虽然日本总体而言不断趋向“文明”,但日本“文化”特点始终鲜明。
第五,历史学一代宗师兰克在其处女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序言中称,他写作该书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史实之真相”,并由此确立“兰克史学”的一项基本原则:“史料本身会说话。”按照西方史学的观点,“历史学就是史料学”。这种说法或有偏颇,但对于史学研究者而言,纵然有敏锐的洞察能力和独到的分析能力,没有史料终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西方史学认为,“史料沉默的地方,历史也在沉默”。史料之于史学,犹如皮之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过去十多年里,诸如《大正天皇实录》和《昭和天皇实录》等原始文献的公开,为我重新认识和评价这两位天皇及其时代,提供了新的史料,使我感到必须重写这两章。因为这两个时代前承明治时代,后启平成时代,其间还隔着战前和战后这个“分水岭”,在日本历史上是非常厚重的两个篇章。我在这本新版《日本通史》中充分运用了这些原始文献,因此较之旧版《日本通史》有显著不同。
韩愈在《师说》中写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虽然三十余年在日本史这块土地上的耕耘,使我自认为有些心得,写了这么一部自认为融知识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专著,但日本通史上下数千年,涉及广泛领域,以我绵薄学力,要深入正确地阐述拙著所涉及的每一个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有鉴于此,后学哪怕是我的学生,或许也能够凭一得之见,指出拙著中因学识的浅陋所产生的讹误,更何况学术精湛的学长和学术前辈,肯定能够赐教于我。我真诚地欢迎和期待读者诸君能不吝赐正。当然,这么做的前提是您先花时间读一读拙著。我相信,您在发现问题的同时还会发现我问心无愧的这句话:拙著涵盖了日本史的主要知识点,信息量不小,而且相对很多类似史书的“严肃”,拙著大多数章节都比较“活泼”,略有文学色彩。我这么做是为了增强可读性。“自古文史不分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和史的关系同样如此。“严肃”未必“严谨”,“严谨”未必一定要“严肃”。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克说:“以轻松活泼的方式完成别人必须严肃认真才能完成的事,需要一种智慧。”我并不具有这种智慧,但我想努力这么做。这也是我撰写本书的一项原则。当然,本书略有文学色彩,但绝没有文学的虚构。
迄今为止,中国的日本史著述未形成统一的纪年格式,本书的年份在1873年(明治六年)日本采用公元纪年前,均以日本年号附括号注公元纪年表示,1873年后采用公元纪年,除必要情况,不加括号附注日本年号。这样做,一是为了显示日本史的特点(改用公历纪年,也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一项重要内容),二是有利于区分公历和阴历的差别,使读者能一目了然。特此说明。
最后做一个友情提示:读了“前言”,建议您再读“后语”,看我是否“前言不搭后语”,然后决定是否有必要读一读这本篇幅不小的著作。如果您真这么做了,我谨向您表示敬意。因为,这说明您尊重我的意见。
倭·邪马台·古坟
学界主流意见认为,大和时代指大和政权定都大和地区的公元250年至538年。这一时代存在很多独具特征的古坟,因此也称古坟时代。之后是以奈良县的飞鸟(奈良县高市郡的藤原京)为都城至710年迁都平城京的飞鸟时代。但也有学者认为,应将大和时代下延至公元250—710年,即710年均属于大和时代。本书采纳后一种观点。因为“大和”是地名,当时的统治者虽屡次迁都,但其范围始终没有脱离“大和”地区,而且如此划分和后面分别以都城命名的“奈良时代”“平安时代”能更好衔接。但必须说明的是,大和时代的象征是古坟,因此大和时代也称古坟时代,而飞鸟时代的象征是“佛教三宝”即佛、法、僧,两者有显著的区别。史籍中的“倭”和“日本”“倭”是日本的旧称。汉代刘歆整理并呈献汉哀帝的《山海经》中的《海内北经》,已有关于“倭”的记载:“盖国在钜南,倭北。倭属燕。”这是关于“倭”最初的文字记载。《论语》称,倭是“九夷之一”。中国官修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均有关于“倭”的记载。司马迁的《史记》关于“倭”的记述,在“徐福东渡”中就有涉及。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的记载。由于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设立了四个郡: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因此,中国对倭和倭人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这句话说明,当时列岛上并没有叫“日本”的国家。那么,“日本”这一国号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日本书纪》大化元年(645年)条有“日本天皇诏旨”一句。有学者认为,这是“日本”的首次出现。但《日本书纪》的有些内容实在离谱,根本无法确信。例如,称神武天皇活了127岁,怎么可能?也有学者认为,大和政权681年编纂的《飞鸟净御原(律)令》,才正式开始以“日本”为国号。“日本”作为国号正式对外使用,则是在702年日本使者向唐朝武则天递交的国书。2004年在中国西安发现的遣唐使井真成的墓志铭,刻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墓志铭称井真成的祖国“国号日本”。这说明“日本”这个国号,至迟在8世纪初已经被大唐王朝正式接受。唐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十二日,唐朝颁发给日本入唐求法僧、后成为日本天台宗创建者最澄的“过书”(通行证),证明他是“日本国求法僧最澄”。这说明“日本” 国号肯定出现在这以前。但是,“日本”国号究竟何时出现,迄今仍无定论。
分为百余国的“倭人”,究竟什么时候开始称他们的国家为“日本”?唐朝的张守节在723年撰写的《史记正义》里写道:“倭国,武皇后改称日本。”据《日本书纪私记》记载,承平六年(936年)某日,参议纪淑光和一个博士有一段关于“日本”国名由来的对话:“参议(纪淑光)问云:‘倭国在大唐东,虽见日出之方,今在此国见之,日不出于城中,而犹云日出国欤?’博士答云:‘然则唐朝以在日出之方,号云日本国,东夷之极,因得此号欤。’”
因认为“日本”国号系由中国命名,在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出现了一些对“日本”这一国号“非常厌恶”的国家神道家。例如,会津藩国家神道的狂热鼓吹者佐藤忠满提出:“心安理得地接受‘日本’这一唐人称呼吾等国家的国号并用以和唐朝交往,实在令人非常厌恶。”
1943年,日本建设社出版了井乃香术撰写的《日本国号论》。在皇国史观盛行的历史背景下,《日本国号论》的出版受到极大关注。战后,这一问题仍得到日本学者持续关注。1993年出版的坂田隆《日本的国号》一书,列举了13种关于“日本”国号由来的观点。1997年吉田孝的《日本的诞生》一书提出,所以定国号为“日本”,是以太阳神信仰,以及明确意识到日本西面亚洲大陆存在帝国为背景的。按照他的观点,认为“日本”国号由中国所起,与史实不符。日本著名史学家网野善彦也持同样观点。他在《何为日本》一书中写道:“毫无疑问,日本的国号按照字面理解,既非特定的地名,也非王朝创始者的人名,而是指这个国家在东方,并且将观察的视点置于中国。我们可以从日本这一国名中看到,大和统治者一方面强烈意识到中华大帝国的存在,另一方面则试图作为一个小帝国与它抗衡。”著名古代史家林屋辰三郎也持同样观点,他这样写道:“由飞鸟的圣德太子提出的日出之国的构想,堪称‘日本’诞生的前提。因为这一构想使人们认为‘日本’这一国号诞生于受普遍且理性的佛法,以及统一且规范的律令支撑的‘法’的感觉。”
但是,按照中国史籍记载,不是中国改“倭”为“日本”,而是日本自己嫌弃“倭”这个名称不好听而改为“日本”。例如,《旧唐书》(《隋书》)是这样记载的:“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右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在《旧唐书》中,“倭国”和“日本”两种称呼都有。《新唐书》不再称“倭国”而只称“日本”。中国自《宋史》开始,不再有《倭人传》或《倭国传》,只有《日本传》。《宋史·日本传》有关于“倭”为何改为“日本”的说明:“日本国者,本倭奴国也,自以其国近日所出,故以日本为名。或云恶其旧名,改之也。”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涉及异国和异国人的文书中,多称“日本”或“日本人”。例如,《今昔物语集》中的“日本”,即相对于“唐”“天竺”。“日本”国号也用于“彼岸世界”。《今昔物语集》第十一卷记述,某僧死后复活称,他在阴间的“阎浮提日本国”嫉妒行基(奈良时代的高僧),遭到阎罗王严词怒叱;第十六卷记述,某男因拯救了一条被捉的小蛇,被蛇带入龙宫,受到龙王赞誉,称“日本人心善良,实属难得”,并将“金饼”装入一个箱子赐予该男子。《平安遗文·金石文编》收录了一些埋于土中、用以奉献佛主和流传后世的经筒。许多经筒的铭文也都刻有“日本”国号。德岛县大山寺的经筒铭文大治元年(1126年)十月十二日条,记有“南浮提日本国阿洲于大山寺”。表达意愿、祈求获得神佛护佑的“愿文”,也称“日本”。例如,兵库县极乐寺落款日期为天养元年(1144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愿文”,书有“南瞻部洲大日本帝国播州极乐寺别当大法寺禅慧”;文永二年(1265年)九月四日大和国西大寺光明真言会“愿文”,书有“南部洲大日本国西大寺卧云沙门轈尊”。虽然“日本”国号在大和政权问世后出现,但“和州”“和国”“和朝”等名号,依然与之并存和延用。例如,《吾妻镜》建久三年(1192年)十月三十日条,有武者所宗亲试图从燃烧着的家里取出风筝而烧掉胡须后称,“唐国大宗之须施赐药之仁,和朝宗亲之须显惜弦之志”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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