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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中一些学科的立论思想多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将数学作为方法，对诸多其他学科的研究或可有不一样的参考意义。本书作者陈大康教授从概念、系统、逻辑三个角度出发，着力于用数学思想方法解决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整理三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集结而成的此书，可为相关研究者甚至其他学科研究者在研究视角与思路上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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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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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针对目前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方法论层面系统地讨论了如何在文学研究中融入数学思想与方法。作者以专题分析的方式，分概念编、系统编、逻辑编三部分，展示了对数学中集合论、模糊数学、突变论、系统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分支思想方法的吸纳，梳理了作者治学三十多年里，借鉴数学思想方法进行文学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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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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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理学学士和文学博士学位。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 /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等。 出版《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明代商贾与世风》《明代小说史》《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及方法》《荣国府的经济账》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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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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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导 言 7
第一编 概念编
第一章 概念辨析的意义 6
第二章 概念覆盖的范围与议题的匹配
——以《西游记》主题说的百年变迁为例 61
第三章 模糊概念的处理与无谓争论的避免
——以《金瓶梅》成书性质之争为例 112
第二编 系统编
第四章 个案分析与系统考察
——以晚清小说专刊研究为例 169
第五章 研究系统的新构建 230
第六章 “空白”的发现与解读 291
第三编 逻辑推理与数理统计编
第七章 考证与逻辑推理 348
第八章 统计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 405
后 记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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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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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的学术经历异于一般中文系教师。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本科生，我在复旦大学数学系接受了四年严格的数学训练，此后又走上讲台，给学生讲授了六年高等数学。十年的经历，使数学思想方法在我的意识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从事文学研究三十余年，自己在融入
数学思想方法方面有不少尝试，所发现的现象与所得结论也得到学界肯定。在学术生涯的最后阶段，我很自然地萌生出对此作较系统的整理与总结的念头。同时，在这些年的教学过程中，我深感年复一年的单一的思想方法训练，会使中文系的学生误以为这是唯一的学术法则，因此也希望自己的整理与总结，能使他们知晓借鉴其他学科思想方法的益处。
数学与文学研究有很大的差异，我进入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对不少事感到不适应。数学讲究研究的客观性，以逻辑法则的判断为准绳 ；文学研究却含有较多的形象思维，常围绕感受、体验等作阐述，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数学研究者像是参加接力赛，一棒一棒地将研究向前推进，而围绕某些问题或现象已有论述，但若干年后为适应某种需求，又全翻将出来重作阐述，这在文学研究中却是常见的现象。由于差异的存在，周围的同学热烈地讨论某些问题时，我因为抓不到其间的客观标准作判断，总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同样，当我提出某些问题时，得到的反应是 ：你想问题的思路有点儿怪。读博期间的这些小事已使我感觉到，数学与文学研究的思想方法有着很大的差异。
撰写博士论文时，这种感觉更为强烈。我拟写的主要内容，是元末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到清中期《红楼梦》等通俗小说编创手法由改编到独创的历程与特点。其间涉及几百部小说，它们按问世先后实际上已形成序列，我的首要任务显然应是对此序列作考察。按我数学的习惯判断，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自五四以来已有七十余年，作为研究基础的作品序列编排，如年表或编年之类肯定早已有整理。可是我在图书馆里找了许久，也查找了不少书目，最后惊讶地发现，先前竟然没人做过。在我的观念中，没有作品序列编排，研究就难以着手，然而七十余年间却无人顾及于此，这大概也是数学与文学研究思想方法的差异吧。
没奈何，我只好自己动手，依据那一部部作品及相关著述，又伴以必要的考辨，编年终于撰成，再据此按时间段与题材统计，较清晰地显示了创作盛衰起伏的态势。就是这一统计，凸显了明初到嘉靖朝中期约一百七十年里，供案头阅读的通俗小说居然存在没有新作问世的空白。这是小说发展史上的大事，为何先前没人提及？联系接触到的文学研究著述，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古代文学研究中，作家作品分析是重点内容，各部文学史的框架，也主要是按时间顺序排列作家作品进行分析，没有作家作品的创作空白自然被略过了，甚至都没人发现这一现象。这一空白就在我的博士论文涉及的时间范围内，如果像过去那样不予理会，那么总计描述约四百年的小说发展状况，其中却有近二百年的情况略而不论，这实在有点儿说不过去，总得对这一阶段为何没有作品问世有所交代吧。
面对长时期的创作空白，作品分析方法已没有用武之地。要对该现象作出解释，只能从制约创作与作品流传的环节入手。封建统治者对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国家的抑商政策滞碍了书籍流通等因素都是空白出现的原因，而在对明初、中期印刷业状况，包括刻字匠人数与刻字速度等做调查与相应计算后，更发现那时较为微弱的印刷力量无法支撑通俗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连续出版。我由此又领悟到，诗词赋曲靠口诵笔录即可广为流传，而小说广泛传播及其后续创作，却非得靠出版不可。对作品时间分布的统计表明，通俗小说创作在嘉靖朝后期开始复苏，而印刷业在此时已开始迅速发展，这也证明了小说发展对出版的依赖。
这些发现使我对博士论文的写作有了底气，但周围人对此的评论却是“这不是文学研究”。后来我将那些内容整理成文投给一家著名的文学研究刊物，收到的回信中，他们对问题的发现、资料的搜集以及相关分析论证都表达了称赞，但又称他们不适合刊载这样的稿件，建议改投出版界刊物。诚然，诸如明代刻字匠每日能刻多少字之类，确实难以归入文学研究，但印刷力量薄弱又偏是导致创作空白产生的重要原因。仔细调查甚至计算明代的印刷状况不算文学研究，而没有这方面的分析，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就得不到合理解释，这似乎成了一个悖论。由于我刚从数学转入文学研究，对许多条条框框都不懂，而伟人那句“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则坚定了我的信心。
三十多年过去了，那些论述已得到学界认可，我还曾看到有本书中称赞我最早将传播学引入文学研究，但紧接着又批评我相关术语使用不规范。在20世纪80年代，人多不知传播学为何物，遑论相关术语的规范。对我来说，只要问题论证清楚，读者也看得懂，就足够了。
在后来的教学中，我又一次感受到数学与文学研究思想方法的差异。在连续几年指导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动笔时的思考似已模式化。许多论文都围绕某部作品展开，或探讨作品的思想倾向，或分析其艺术特色，其中尤以对人物形象塑造的分析居多。分析能力与水准参差不齐，但研究对象的选择、分析方法的使用乃至操作步骤的执行，却整齐划一。学生们的写作都相当认真，行文中也有个性的显现，但撰写的模式却表现出强烈的同一性。如此整齐的局面不可能是他们各自自由生发而能形成的，但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回顾同学们学习的课程，就不难寻得答案。以“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讲授为例，各章内容都是对某作家、某作品或某一类作品的介绍，所谓“史”，其实就是按时间顺序排列那些作家作品，并做分析。介绍重要作家作品的各章几乎是千篇一律的三段式 ：第一节是作家生平与时代背景，第二节分析作品或作家创作的思想倾向，第三节是人物形象塑造、情节安排、结构设置以及语言特色等方面的艺术成就。各部作品讲授的内容自然是不同的，但格局与节奏却完全一样，不同者只是讲授中具体内容的置换，如《三国演义》讲授中人物形象塑造是分析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诸人，而《水浒传》中则分析宋江、林冲、武松、鲁智深等人 ；前者语言特色分析是突出“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后者则重点展示由说书延续而来的白描手法的运用。
从先秦《诗经》《楚辞》一直到近代《官场现形记》，讲授内容不断更换，组织内容的模式却始终如一。贯穿其间的研究思想方法已被反复皴染，自然就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讲授结束后，反复皴染的过程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等课程中延续。课程变了，讲授格局依然如此，只不过各章内容换成了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女神》与茅盾的《子夜》等，或是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悲惨世界》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各章一般也分三节，内容仍是围绕作家生平与时代背景、创作思想倾向以及艺术成就展开。这种三段式的作家作品分析几乎成了各部文学史的标配，连续几年以古今中外著名作家作品为实例的同一模式的讲解，其实也是关于文学研究思想方法的潜移默化的灌输，各种作品选课程也起了同样作用，作业与考试则强化了这种影响。于是等到撰写毕业论文时，学生们关于文学研究的构想已经初步模式化，论文自然也就选取作品思想倾向或艺术特色等分析。其中也常有精彩论述，但就研究思想方法而言，都没越出几年连续教育所框定的范围。一些学生进入攻读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阶段后，阅读量增加了，有的也接触了一些其他的研究思想方法，但根据这些年所见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不难发现其基本功仍是本科阶段所受的教育。这样的研究思想方法只能应对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部分问题，特别是作家作品分析的部分。中文学科教育在比较单一的方法论教育方面，显露了较明显的缺陷。
中文学科教育具有强大的传统惯性，数十年来虽有种种调整，但格局基本未变，方法论方面对学生的熏陶与培养亦是如此。各高校中文系每年都招收新学生进入上述学术培训的循环，同时也有一批学生毕业，他们之间有些人由此开始了文学研究的生涯，有些人则走上教学岗位，他们向学生讲授各种课程的同时，也灌输着自己掌握的那套思想方法，而那些学生日后在大格局上又将复制老师的经历。这样的过程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历经数十年后，文学研究者队伍已体量颇为可观且思维定式相当稳定，摆脱单一的研究思想方法，以及接受学科交叉与文理渗透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作为中文系的教师，我所能做的是开设“文学研究思想方法”课程，试图由此让学生认识到思想方法的多样性。讲授时常结合自己研究的实例做演示，文学研究融入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的思想方法及其效用，则是该课程的重要内容。这门课连续开讲了约二十年，讲授时常可听到同学们这样的反映 ：没想到值得研究的问题竟然有这么多，或这些现象原来用这样的方法才能合理地解释。他们能产生这样的感慨，说明原来所受灌输的束缚出现了松动。
在介绍数学思想方法时，我发现在同学们心中，数学被简单地视为计数与运算，这可能与他们较系统地接触数学只是到高中阶段有关（现在本科阶段的逻辑课也取消了）。其实我在数学系读了两年以后，才开始逐步领略到数学思想方法的精妙。不过，当我向同学们介绍了模糊数学、集合论、概率论等各数学学科的基本思想后，他们都能理解和接受，再加上结合了文学研究中的具体案例作为演示，同学们也在考虑如何在实践中运用。在后来的讨论以及他们的学位论文中，常可看到通过数量把握展示发展态势的案例，涉及模糊概念时，也不再会运用排中律作绝对的是或否的判断，他们能较自觉地践行，说明这门课的讲授已起到作用。
不少同学与朋友多次建议我将讲课的内容整理成书，但手头正在进行的近代小说研究不宜中断，故本书的撰写拖延了好多年才着手进行。如果人们能由本书而注意到文学研究与数学思想方法的关系，在研究视角与思路方面有所助益，对我来说将是莫大的欣慰。
摘自《文学研究与数学方法研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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