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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作者阵容强大，大师云集，包揽20世纪海内外华文世界的一流学术人物。如中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钱穆，现代新儒家代表冯友兰，学界泰斗饶宗颐，甲骨研究第一人胡厚宜，精通吐火罗文的语言学家、教育家季羡林，“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史学家余英时，红学家冯其庸，以及现在活跃的陈来、李零、葛兆光、陈平原、叶嘉莹、扬之水等各领域的大师级人物。
☆是对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高度总结和全面梳理。不仅能为我们清点和盘理已拥有的收获，也能为未来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复兴提供方略和进路，其文献价值、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同时对当下国家社会文化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疑难，也可以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学科涵盖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各个领域。从儒释道思想、经史之学，到甲骨学、敦煌学、红学等专门之学，更兼有信仰与民俗、古代科技与文化等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一套书在手，即能见出中国文化五千年的发展与演变，以及近三十年国内外学界的文化变迁。
☆每一卷都是中国文化的重大研究专题，学术成果具领先性和突破性
丛书每一卷都是中国文化的重大研究专题，由于作者皆是国内外一流学者，使得每一个专题的研究都具有相当的学术深度，往往具有领先性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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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由文化大家刘梦溪先生主编，本套从书既是《中国文化》杂志三十余年优秀成果的选编，也可视作近三十多年我国学术界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一次汇总。
《中国文化》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大型学术刊物，创刊三十年来始终秉持“深研中华文化，阐扬传统专学，探究学术真知，重视人文关怀”的办刊宗旨，提倡从现代看传统，从国际看中国，在广为汲纳国外各种新观念的同时，刻刻不忘本民族的历史地位。了解此刊的行内专家将“它厚重，它学术，它名士，它低调，它性情”，视作《中国文化》的品格。创刊以来已出版55期，总字数逾2000万，获国内外学界人士一致好评。
为汇聚成果、交流学术、留住历史，特编选“《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分十二个专题，厘定为十二卷，涵盖了哲学、历史学、文学、考古学、文献学、文化学、艺术学、民俗学，以及按传统学术分类的易学、诸子学和敦煌学、甲骨学、简帛学等专门之学，更兼有文化现象学、民间信仰与民俗等跨学科领域。所收大都是名家之作，如钱穆、冯友兰、、钱锺书、季羡林等老辈，以及新时期活跃的学者王元化、冯其庸、金耀基以及李零、葛兆光、陈平原、刘小枫、扬之水等中坚力量。
这套从书是关心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有识之士必bei的案头参考书，也是学术研究者和写作者们的问道津梁，更是有志于在汉语世界立言者们的启程之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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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主编刘梦溪
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化研究所创所所长、《中国文化》创办人、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
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学术思想与人物》、《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国现代学术要略》、《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陈寅恪的学说》、《马一浮与国学》、《学术与传统》（上中下三卷）、《七十述学》、《王国维与陈寅恪》、《国学与经学》、《八十梦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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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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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二 三教论衡
三 经学和史学
四 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考古学
五 学术史的视域
六 旧学商量
七 思想与人物
八 明清文化思潮
九 现代文化现象
十 信仰与民俗
十一 古代科技与文化传播
十二 艺文与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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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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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国内唯一的一家在北京、香港、台湾同时以繁体字印行的高档学术刊物，是为了回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于1988年筹办，1989年创刊。“深研中华文化，阐扬传统专学，探究学术真知，重视人文关怀”，是办刊的宗旨。以刊载名家名篇著称，是本刊的特色。三十年来，海内外华文世界的第一流学术人物，鲜有不在《中国文化》刊载高文佳构者。了解此刊的行内专家将“它厚重，它学术，它名士，它低调，它性情”，视作《中国文化》的品格。
《中国文化》是经文化部会同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有正式期刊号的学术期刊，国内统一刊号为CN11-2603/G2，国际标准刊号为ISSN1003-0190。系定期出刊的连续出版物，半年刊，每年推出春季号、秋季号两期，创刊以来已出版54期，总字数逾2000万，获国内外学界人士一致好评。本刊选篇衡文，着眼学术质素，以创获卓识、真才实学为依归，既有老辈学者的不刊之说，也有学界新秀的出彩之论。杜绝门户成见，不专主一家，古典品格与现代意识兼具、修绠汲古和开源引流并行。提倡从现代看传统，从世界看中国，刻刻不忘本民族的历史地位。
《中国文化》怀有深切的文化关怀， 1988年12月撰写的《创刊词》写道：“《中国文化》没有在我国近年兴起的文化热的高潮中与读者见面，而是当文化热开始冷却，一般读者对开口闭口大谈文化已感觉倦怠的情势下创刊，也许反而是恰逢其时。因为深入的学术研究不需要热，甚至需要冷，学者的创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仅需要独立，而且常常以孤独为伴侣。”《创刊词》又说：“与学界一片走向世界的滔滔声不同，我们想，为了走向世界，首先还须回到中国。明白从哪里来，才知道向哪里去。文化危机的克服和文化重建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如果世界同时也能够走向中国，则是我们的私心所愿，创办本刊的目的即在于此。”这些话，在当时炒作西方观念成为时髦的背景下，多少带有逆势惊世的味道。所以创刊座谈会上，李泽厚说：“金观涛要走向未来，刘梦溪要走向过去，我都支持。”
《中国文化》对中国经学、诸子学等四部之学的深入研究给予特别重视；对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周易学等世界性专学和显学给予特别重视；对宗教信仰与文化传播的整理与研究给予特别重视；对中国文化发生学和各种不同文化圈的参证比较给予特别重视。学术方法上提倡宏观与微观结合、思辨与实证结合、新学与朴学结合。
《中国文化》创刊以来开辟诸多学术专栏，主要有“文史新篇”“专学研究”“古典新义”“旧学商量”“文化与传统”“经学与史学”“文物与考古”“学术史论衡”“宗教信仰与文化传播”“古代科技与文明”“明清文化思潮”“现代文化现象”“文学的文化学阐释”“中国艺术与中国文化”“国学与汉学”“域外学踪”“学人寄语”“学林人物志”“文献辑存”“旧京风物”“人文风景”“序跋与书评”等。丰富多样的栏目设置，可以涵纳众多领域的优秀成果，一期在手，即能见出刊物的整体面貌和当时国内外学界的最新景况。
《中国文化》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文化部主管，《中国文化》杂志社编辑出版。中国文化研究所创所所长、文史学者刘梦溪担任主编，礼聘老辈硕学和海内外人文名家姜亮夫、缪钺、张舜徽、潘重规、季羡林、金克木、周一良、周策纵、饶宗颐、柳存仁、周有光、王元化、冯其庸、汤一介、庞朴、余英时、张光直、李亦园、李泽厚、李学勤、裘锡圭、傅璇琮、林毓生、金耀基、汪荣祖、杜维明、杨振宁、王蒙、范曾、龚育之等为学术顾问，形成阵容强大的学术支持力量。
现在，当《中国文化》创刊三十周年之际，为总结经验、汇聚成果、交流学术、留住历史，特编选“《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共分十二个专题，厘定为十二卷，分别是：
一 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二 三教论衡
三 经学和史学
四 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考古学
五 学术史的视域
六 旧学商量
七 思想与人物
八 明清文化思潮
九 现代文化现象
十 信仰与民俗
十一 古代科技与文化传播
十二 艺文与审美
第一卷《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直接用的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最后一篇文章的原标题，该文首发于台湾《联合报》，经钱夫人胡美琦先生授权，大陆交由《中国文化》刊载。此文于1991年秋季号刊出后，引起学界热烈反响，季羡林、蔡尚思、杜维明等硕学纷纷著文予以回应，杜维明称钱穆先生的文章为证道书。第一卷即围绕此一题义展开，主要探讨中国文化的特质、价值取向和对人类的普世意义，包括总论、分论、与其他文化系统比较研究及对未来的展望。
第二卷《三教论衡》，是对中国文化的主干——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深入研究。
第三卷《经学和史学》，是对传统学术之经史之学的专题研究。
第四卷《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考古学》，是对学术史的专学和显学部分所做的研究，此一领域非专业学者很难置喙。
第五卷《学术史的视域》，是中国学术史的研究专集。
第六卷《旧学商量》，是就中国学术各题点的商榷讨论。
第七卷《思想与人物》，是对中国文化最活跃的部分思想和人物的专论。
第八卷《明清文化思潮》和第九卷《现代文化现象》，是研究中国历史两个关键转变期的文化的时代特征和思想走向。
第十卷《信仰与民俗》，集中研究中国文化的精神礼俗，很多文章堪称“绝活”。
第十一卷《古代科技与文化传播》，是《中国文化》杂志特别关注的学术领域，三十年来刊载的这方面的好文章，很多都精选在这里了。
第十二卷《艺文与审美》，是对古今艺术、文学，包括书法、绘画、艺文理论等审美现象的研究。
每一卷都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大研究专题，由于作者大都是大师级人物，或者声望显赫的国内外一流学者以及成就突出的中青年才俊，使得每个专题的研究都有相当的学术深度，学者们一个一个的个案研究，往往具有领先性和突破性。虽然，“《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是《中国文化》杂志三十年优秀成果的选编，也可以视作近三十年我国学术界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一次汇总。
“《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资助课题，主要由刊物主编和周瑾副研究员协同编选，经过无数次拟题、选目、筛选、调整，再拟题、再选目、再筛选、再调整，前后二十余稿，花去不知多少时间，直至2021年9月，终于形成十二卷的最后选目定篇。
最后，需要感谢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和陈涛社长、宋启发总编辑对此书的看重，特别是余玲副总编的眼光和魄力，如果不是她的全力筹划，勇于任责，此书的出版不会如此顺利。美编程慧，编辑丁克霞、李唯靓也是要由衷感谢的，她们尽心得让人心疼，而十二卷大书的精心设计，使我这样一个不算外行的学界中人除了赞许已别无他语。真好。
刘梦溪
2022年4月28日时在壬寅三月二十八修润定稿
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钱穆
编者按：《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是钱穆先生最后一篇文章，原载1990年9月26日《联合报》。经钱逊先生推荐，现将此文和胡美琦女士的《后记》一并刊出，以作为本刊对这位逝去未久的国学大师的追念。
［前言］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唯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去年9月，我赴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40周年庆典，因行动不便，在香港数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数日中，专一玩味此一观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难以言述。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体衰，思维迟钝，无力对此大体悟再作阐发，唯待后来者之继起努力。今逢中华书局建立80周年庆，索稿于余，姑将此感写出，以为祝贺。
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我曾读过几本西方欧洲古人所讲有关“天”的学术性的书，真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是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次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
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与“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你又何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亦为全世界其他人类所少有。
我常想，现代人如果要想写一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书，莫如先写一本中国古代人的天文观，或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学，或人文学。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亦即是其天文观。如果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文”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去了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
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细读《论语》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倘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自己一人作主宰，不关天命，则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人生便分为二。离开天命，专论孔子个人的私生活，则孔子一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减少了。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双方意义价值无穷。换言之，亦可说，人生离去了天命，便全无意义价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这样讲，别人不能。这一观念，在中国乃由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所阐扬。
读《庄子·齐物论》，便知天之所生谓之物。人生亦为万物之一。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此义宏深，又岂是人生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果使人生离于天命远，则人生亦同于万物与万物无大相异，亦无足贵矣。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
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说，最近乃是人类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将何所归往?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
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此事含意广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暂不深论。
今仅举“天下”二字来说，中国人最喜言“天下”。“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含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其他亦可据此推想。
一九九○年五月端午节钱穆在迁出素书楼之前三日完成于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六岁。
［后记］这篇文稿是宾四生前最后的遗稿，初稿完成于我们搬家的前三天。原准备迁入新家安定后，再作修定。未料宾四骤然离我而去，我心中的悲痛，岂是笔墨所能形容。《联合报》为纪念宾四的逝世，向我索稿。此时此刻，我虽然有千言万语，也不知从何说起。宾四的这篇文稿，记载了他生前最后想要向国人说的话，写作经过也值得怀念。我想，以宾四自己的文章，来纪念他自己，该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这原是宾四为中华书局创办80周年庆论文集而写，今蒙中华书局慨允在联副先发表，谨在此致上我衷心的感激。现遵联副编者嘱，由我在文后作一说明，以助读者对作者的了解。
去年九月二十八日，是香港新亚书院创校40周年庆。五月间，新亚来信邀宾四写篇纪念文，同时请我们夫妇赴港与新亚师生同庆贺。当时宾四在养病中，他已有一段颇长时期，不肯起来散步。我未敢立刻作出决定，应允到时看宾四健康情况而定。八月间，新亚又来电话询问宾四赴港的可能性。我恐怕宾四难以应付繁剧，想婉谢，就商于宾四，他不以为然。我说：“你不能走路，怎么上飞机呢?就是用轮椅，也得自己要能走几步才行。”他立刻驳问我：“你没有送我去机场，怎么知道我自己走不上飞机呢?”于是我说：“如果你肯每天在廊上走几步，到时我一定陪你去香港。”过了两天，我忽然发现，宾四自己一人开始悄悄地在楼廊上散步了。于是去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40周年庆典的事，就这样决定了。
我们在香港停留五天，除新亚安排的三次聚会，我陪宾四到场应景一下外，其他时间，我们夫妇完全在旅店中休息。每天早上旅店工人来清理房间时，我就扶宾四到房门外过道上散步。有一天，我扶宾四正向房门走去，他忽然紧握我的手，笑着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大问题，我发明了一个从未想到的大发现，真高兴，等下我要讲给你听。”在过道上散步时，宾四告诉我，说：“我今天发明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又说：“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他正说得高兴，我忽然冲口而出，说：“天人合一观不是你早已讲过多次了吗?你怎么自己忘了呢?”我当时以为他记忆衰了，忘了从前已讲的话，而误以为是新发现。宾四对我的鲁莽，显得有些不开心。他说：“讲过的话，也可再讲。理解不同，讲法也不同。哪里有讲过的话就不许再讲的呢?”但也不再往下说了。
那天下午，新亚研究所的几位老校友，来旅店看宾四。我有事下楼去了，回房时，正见宾四神采奕奕地在谈论。一位校友告诉我，宾四正在讲“天人合一观”，已讲了半小时之久。这几位校友，当时大概也和我一样，以为这些都是宾四的“老生常谈”。他们除了感染到宾四的好兴致，为他的健康高兴外，也未能了解到宾四的真意。到晚上，宾四自己仍兴奋不已。
十月一日，我们由港返台，在飞机上，宾四又提起他的“天人合一观”。并说：“这一趟去香港真好，想不到我竟在这趟旅行中，发明了我自己从来没想到的大理论。我已经九十五岁了，还能有此澈悟，此生也足以自慰。”我只漫应着，仍没有太了解。
回到台北，休息了几天，我就开始投入在忙碌中。除了家务，又为搬家的种种伤神，不能像往常般在宾四身上投入太多关注。这期间，他虽再一次说到要写他那篇大文章，也始终没有真动笔。直到今年四月，中华书局孙主编来信邀稿，才再次引起他强烈的写作意愿。今年是中华书局创办80周年，中华书局计划出一本专讨论中国文化的学术论文集来纪念。孙主编来信向宾四邀稿，我因其规定每篇文长限两万字，又因当时宾四精神欠佳，所以没和宾四商量就婉拒了。不久孙主编连来电话坚邀，说是宾四文章可长短不拘，他们希望在论文集中一定有宾四一文。我仍未敢应允，怕交不了卷。一次，孙主编来电话，正巧宾四在等我为他准备食物。电话谈得时间较长，引起宾四的注意。他问是谁的电话，说些什么，于是我告诉他中华书局邀稿事。他立刻不悦地说：“你为什么替我拒绝?我心里有重要的话要说。”于是又讲起他要写的那篇大文章。
事隔半年之久，宾四还清楚地记得他的新发现，我再不能等闲视之。但要把他的发现见之于文字，公之于世，也非小事。尤其今天的社会，学术风气不求律己，但求责人。我恐怕他要惹来闲气，不得不再次扫他兴，又一次提醒他“天人合一观”是他早曾撰过的，我劝他写了不必发表，尽兴就好。
宾四对于我始终没能了解他，颇觉失望。他长叹一声说：“学术是不能乡愿的。我从前所讲的和现在所想讲，大不相同。我从前虽讲到‘天人合一观’的重要性，我现在才澈悟到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我认为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归宿到这一个观念上。两者怎能相提并论。这是我对学术的大贡献啊!你懂吗?”到此时，我算是体悟到他的意思了。那天早上，我们两人在素书楼廊上对谈的情景，此刻仍清清楚楚显现在我眼前。
第二天是星期日，家中只有我们两人。早餐后，宾四命我为他准备纸笔。我提议，他说我写，以节省时间和精力，他终于同意了。宾四向不喜用录音或由人笔录方式写稿，他总是坚持自己写初稿。在我的记忆中，十几年来，这是第二篇他口述我笔录的文稿。记得那年，索忍尼辛来台，《“中央日报”》为此来邀稿。宾四正在病中，体弱不能伏案，但对索氏来台事，兴致很高，竟立刻应允写稿。于是他躺在沙发上口述，由我笔录完成。
那天，宾四居然一口气说了近两千字，他认为已经把他想说的交代清楚了。我征求他的同意，删除了些重复处。这段文字又曾作了三次修正，虽只是短短几百字，每次他都命我一再重复地念。宾四此时的精力已大不如前，反应的灵敏度也大退步，然而他对工作仍兴趣很高。以后又续作了两次增补。最后一次，是在端午节上午增补的，正是我们要迁出素书楼的前三天。增稿来不及在搬家前修正，我们夫妇说好，待搬定家尽快修正交卷。我从来没有料到，搬一次家，会使人如此心力交瘁。在新居，我们虽曾工作两次，但太过疲累的心身，实在难以全神贯注。以至于仅是叙述孔子的一段文字，短短一百多字，也没能完成修定。更不用说，最后应有的一气呵成的全文修定了。
我曾表示文章太短，怕不合在论文集上发表。我又表示宾四自己未能多加阐释，怕读者也会和我当初一样，体悟不到作者的用心所在。宾四斥我为世俗之见。他说：“学术思想岂能以文字之长短来评价，又岂可求得人人能懂、个个赞成?不懂的人，就是你写一本书来说明，他还是不会明白。能懂的人，只要一句话，也可启发他的新知。我老矣，有此发明，已属不易。再要作深究，已非我力所能及，只有待后来者之继续努力。我自信将来必有知我者，待他来再为我阐发吧!”我深受感动。
这虽是宾四生前一篇未完成稿，但其实也可算是他的已成稿。联副要我写的说明，我竟然写了几日夜，难以交卷。每一提笔，不能自主，心已飘向远方。往事如泉涌，悲难自抑。勉力成此，也可使并世关怀爱护宾四之读者，以见一位学者生前最后之心声。学人寂寞，自古皆然。深恨我未能在宾四生前对此多有体会，如今已追悔莫及。死者已矣，生者情何以堪?情何以堪!
钱胡美琦挥泪写于宾四逝世三七后一日
(钱穆本文经台湾中华书局同意转载，谨此致谢。)
【钱穆（1895—1990）历史学家，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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