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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郭建龙代表作，《财政密码》全新版本，重磅上市！
·从财政看古代中国的王朝兴衰，让古籍里的数字讲述鲜活的故事，感受历史的脉搏。
·用经济理论解读古代制度，重新展现税赋财政的时代特点和历史发展。
·从财政民生角度重新划分古代中国的历史分期，展现中央王朝如何从探索税赋制度，到滥用制度杠杆，再到得心应手地利用财政实现稳定与繁荣。为读者提供了解古代中国统治逻辑的一把钥匙。
·俞敏洪、刘苏里、余世存、杨斌、施展、罗振宇、李硕、张明扬鼎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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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本书是郭建龙“密码三部曲”的第一部。
本书以财政为主题，全新梳理从秦到清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用讲故事的方式，以现代的经济理论来梳理古代中国的财政逻辑，分析历代财政得失，从田赋制度、货币制度、官营经济三方面说明中国两千余年的王朝兴衰与财政之间的关系。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以中央王朝财政体系演变的三个周期为划分标准。第一周期为秦汉魏晋南朝时期，以汉武帝建立的官营经济、王莽的金融垄断，以及魏晋时期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为线索，解读这段时期的财政现象；第二周期为北魏北周隋唐两宋时期，以北魏的土地改革为始，论及唐代均田制所引起的巨大混乱，以宋朝金融改革引起的大崩溃收场；第三周期为辽金元明清时期，自元朝试验性的财政政策讲起，进而论述明清时期的保守财政，以晚清财政近代化的努力及其惰性为终。
作者以财政角度重新审视了古代中国的文明演变历程，翻阅历朝历代的账本，理解财政制度背后的得失。两千多年的经验教训，让我们更清醒地看待财政问题，对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有着重要的镜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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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郭建龙，自由作家，社会观察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近十年来，实地探访几乎整个中国以及非洲、欧洲、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的数十个国家，用游历的方式观察和记录世界。善于从不同的宗教、文化根源入手，多视角叩问地域文化，带领读者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梭，透视千年文明的兴衰存亡。
已出版历史作品“密码三部曲”、《汴京之围》、《盛世的崩塌》、《丝绸之路大历史》、《失落的世界》，历史游记《三千佛塔烟云下》《印度，漂浮的次大陆》《穿越蒙古国》《穿越非洲两百年》《穿越百年中东》等。译有甲骨文丛书的《一把海贝：从奴隶贸易兴起到革命年代的西非》《墨洛温王朝：创建与变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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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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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
引子 汉武帝： 两千年王朝财政的教科书
第一部 探索中的集权帝国
第一章 秦至汉初：中央王朝的诞生
第二章 汉代：皇帝的财政僵局
第三章 王莽：一个幻想家的财政实验
第四章 穿越朝代的制度惰性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 战争时期的财政竞争
第二部 财政失控的繁荣王朝
第六章 唐德宗： 吝啬皇帝的感慨悲歌
第七章 一千多年前的土地革命
第八章 唐代：最简单的财政，最复杂的问题
第九章 宋代：改革之殇
第十章 纸币：温水煮青蛙的游戏
第十一章 金融大崩溃
第三部 最完美的集权机器
第十二章 元朝：大蒙古的财政危机
第十三章 明代：最严密的集权皇朝
第十四章 清代：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附录
后记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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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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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密集期。从农村改革，到财税、国企改革，再到如今的全面深化改革，伴随着改革的发展，中国经济和社会也迎来了飞速进步，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繁荣和安定。
但所有的改革都没有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公有土地制度，以及以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在详细考察历史之后，我们发现：这三大基础都是中国历史上，历朝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已经频繁地在使用官营产业、土地制度、货币垄断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被现代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不是依靠从外国学来的理论，而是凭借传统带来的本能。
本书所做的，就是梳理历史线索，从中国两千多年的集权历史中，寻找经济发展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根就在于政府财政。
古今中外，对于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最关心的：第一，如何建立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官营产业、土地制度，还是货币垄断，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一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所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经济手段。
中国的王朝衰亡，也必然是财政危机所引起的失衡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读者通过本书可以了解以下内容。
1. 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的历史脉动。这本书的主角不是每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演化力量。
这种演化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可以通过现代财经工具分析的具体事件。作者认为，在描写历朝历代命运往复时，同样可以写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美感，其力量不亚于王侯将相在台前的表演。
2. 对中国现代财政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到财政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演化和发展。只有透过王侯将相的表演，看到财政方面的演化和失衡，才能真正了解一代王朝为什么兴，为什么亡，并意识到许多现代问题实际上有其古代版本，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经验教训，预测未来的发展。
3. 支撑现代经济和财政体制的三大基础，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分别在中国的汉代、唐代、宋代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版本。因此，本书也将更多的笔墨聚焦在这三大基础的来龙去脉上，并围绕它们，追溯源由，分析政策带来的问题，以及最后的归宿。除了这三大问题之外，每个朝代的财政教训又各有不同，本书将会一一分析。
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国家，在两千多年前就发明了中央集权制。在这套制度发明之前，人类几乎不可能在数百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内建立统一的国家。由于交通和科技的限制，统治者无法让千里之外的人们俯首听命。
周朝虽然建立了分封制，但由于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力太弱，各个诸侯逐渐独立成了国家。秦汉发明的中央集权制则在地方上建立了一整套官僚体系，体系中的官员由
中央任免和控制，对民众进行统治，同时又相互监督、相互制衡。
中央政府控制官僚最重要的手段是财政，除了中央之外，其余机构无权收税，也不能给官员发放工资。这样，官员就成了中央政府豢养的统治工具，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官僚网络牢牢控制民间。
但是，中央集权制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随着政权的延续，官僚机构作为整个王朝的维稳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让古代的农业社会逐渐养不起。在王朝建立初期与和平时代，官僚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这时还可以通过正规的农业税来养活官僚们。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或者到了王朝后期，官僚体系膨胀迅速，仅仅靠正规的税收就无济于事了。这时，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财政扩张期，皇帝发展出正规税收之外的各种手段，从民间攫取财富。
最早进入皇帝视野的是官营产业。
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摸索出一套建立官营产业的方法。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成果，本来处于财政富裕的时代，但他发动针对匈奴的战争，迅速耗空了国库，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弥补财政赤字。为了获得更多收入，汉武帝决定依靠政府对于自然资源的垄断，建立一系列官营产业。当时盐和铁是最主要的自然资源，围绕着盐铁形成了最先进的工业部门，可谓汉代的 AI（人工智能）行业。汉武帝围绕盐铁资源，垄断经营权，建立了一批由国家直接控制的企业。民间为了购买盐和铁，必须向政府支付更高的价格。垄断前后形成的价格差，就成了汉武帝战争经费的来源。
除了建立官营产业，汉代还第一次将货币发行权垄断到中央政府手中，从而可以利用货币贬值（铸币时代主要是靠往铜中掺入其他贱金属来实现），从民间抽取财富。
汉代之后的大部分朝代都继承了汉武帝的衣钵，在资源垄断上大做文章，形成了对中国民间经济的第一道紧箍咒。
唐代则为中国现代经济提供了另一个蓝本：土地制度。
唐代的土地制度源头来自北魏，并经过北周和隋，最终传给了唐。它规定：当一个人出生，就由政府分给他一块耕地；作为交换，一旦他成年，就必须向政府缴纳土地税；他死亡时，政府把耕地收回，以便发给其他的新生人口。这种制度下，政府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农民只是终生的租客，税收就是租金。
另外，唐代也是一个政府参与经营的时代。皇帝允许每一级政府、每一个衙门拥有经营性土地和资金，这些衙门都可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挣钱，来筹措一部分财政资金，维持自身的运转。可以说，唐代的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但唐代的官营效果很差劲，常常处于亏本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控制土地的成本太高，虽然可以短暂获利，但从长远来看，不仅会搅乱民间秩序，而且无法保证政府持续获利。而政府由于不懂经营规律，所做的商业活动要么无法赢利，要么只能强买强卖。结果，政府不仅没有从经营活动中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唐代的中央财政反而因此捉襟见肘，状况一直不佳。
正是由于糟糕的财政状况，唐玄宗在盛世时期才不得不委曲求全，设立了节度使这个职务。在此之前，中央政府总是把一个地方的军权、财权和行政权分在不同的官员手中。但随着中央财政的崩坏，皇帝往往拿不出钱来养活边关的军队，于是，他把边关地区的军权、财权、行政权合并起来授予同一个人，让他自己想办法收税，再用这些税收养活军队。
节度使的设置，破坏了正常的官僚制度，无法产生有效的制衡，反而使得地方官员大权在握，有力量反抗中央，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可以说，唐代的衰落首先是一个财政问题，继而才扩大成军事问题。
在汉唐的财政经验之外，宋代又为中国提供了最后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纸币。从宋代开始，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除了清代）都曾产生剧烈的纸币通胀，各朝中央政府纷纷发现，纸币是一种更容易攫取财富的工具，因此迅速滥用。即便到了现代，世界各国也都知道纸币是一个快速的筹款工具，并倾向于过度使用，多次世界性的流动性泛滥就是这样的结果。
从上面的回顾可以看出，官营产业、土地制度、货币垄断在中国古代都有了非常深入的试验。而它们带来的结果也在一次次重复，每一次的重复虽然都有特殊性，却也有许多共性可以追寻。本书在叙述中国古代这些经验教训时，会试图寻找其中的规律，在现代社会经济的池塘中，掺入一点古人的眼泪。
集权财政的三大周期
在国内的财经史学界，存在着严重的壁垒，懂历史的人不懂经济，他们对于史料的梳理功莫大焉，却大都以教条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来梳理线索。而懂经济的人不懂历史，他们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状况想象得过于简陋，割裂了历史与现代的联系。少有的几本试图融合两者的书籍，由于作者没有耐心阅读史料，只能利用前人的研究材料，即便想与众不同，也仍充满了陈词滥调。
本书所弥补的，恰好是这两方面的缺陷，试图利用现代的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的经济、财政现象。而在史料选择上，则尽量重读古代典籍，以二十五史、《资治通鉴》、《通典》、《文献通考》等史籍为依据，辅以其他史料，紧扣这些材料来分析问题。
本书分为一个引子和三个部分。引子介绍了中央王朝形成之初最重要的财政事件：汉武帝建立财税样板。而本书正文的三个部分，则对应着中国集权时代的三个大周期。
本书对从秦到清两千年的集权时代进行梳理，认为根据制度和财政的传承性，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大的周期：在一个周期内可以包括若干个朝代，第一个朝代往往是在混乱中建立新的官僚和财政制度，形成基础；在后来的朝代中，即便出现了改朝换代，也往往没有彻底推翻前朝的制度基础，在官制、财政上有很强的继承性，可以视为周期的继续；直到周期的最后一个朝代，巨大的崩溃引起社会基础的全面改变，才会被新的周期所取代。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一个周期始于秦汉，终于南朝。这个周期的制度基础是：官僚制度上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却仍然残存着一定的分封制；经济上实行土地私有制，财政税收最初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开辟出官营经济、货币垄断，甚至卖官鬻爵等新财源供皇帝挥霍。
这个周期中，汉代最初的几个皇帝面对的是强大的分封制残余和崩溃的经济结构，他们采取鼓励自由经济，并逐渐从财政上收缩诸侯权力的做法。这种做法取得了成功，形成了初步的中央集权。但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战争对资金的需要，汉武帝建立了官营产业和货币垄断体系，并以破坏正常官制为代价加强中央集权。王莽时期，惑于复古主义的政治幻觉，政府进行了激烈的财金改革，但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太大，导致政府垮台。
接替王莽的东汉政权仍然继承西汉的社会经济结构，它的官僚制度、财政制度都是对西汉制度的继承和嬗变，同样也全盘接收了西汉的社会弊病。由于西汉后期官商结构的发展，有活力的民间经济已经出现严重的结块现象，到了东汉则演化成固化的社会分层，这种阶层固化一直持续到魏晋南朝，严重影响政权的存续，南朝最终被更有活力的北朝所取代。到了这个周期的后期，随着政治的僵化，大量的劳动人口都成了官僚和士族的附庸，他们消失在国家户籍之外，不再缴税。
因此，户籍人口消失、财税不足对政权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政府变得孱弱不堪，第一个周期终因制度丧失调整能力而崩塌。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二个周期从北魏开始，结束于南宋。
这个周期的制度特征是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经济上采用均田制，税收上实行较为复杂的租庸调制，并辅以政府机关自我经营的财政收入。均田制出现于北魏，历经西魏、北周和隋，到了唐初，形成了以政府分配和回收土地为特征的制度。但唐代的土地制度很快就失败了，因为人们都乐于从政府手中分到土地，可有些人死后，他的子孙却并不愿意将土地交回政府，而是隐瞒不报，偷偷继承。人口增长，政府手里能够用于分配的土地数量却在减少，土地随即在事实上私有化了。唐代的土地制度的崩溃还直接影响了税收，由于大量的土地被隐瞒不报，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唐代还实行一种复杂的税制——租庸调制，政府必须同时统计土地、人口和家庭。这种税制已经超出当时政府的统计能力，反而对财政造成了巨大拖累。
由于上述原因，唐代的经济虽然发展较快，但财政一直不健康，从而导致了安史之乱。唐代后期进行了税法改革，默认土地私有制，形成了较为简单的两税法，并开始加强各种专卖制度，形成了庞大的官营垄断经济。这些特征传给了五代、两宋，并在宋代形成了庞大的政府垄断。
在宋代，因为战争和养官成本都很高，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专卖制度，并开创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纸币试验。纸币最先由中国的“民间银行”创造，展现出巨大的活力，也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政府随即将纸币发行权收归国有，并发现了纸币巨大的财富再分配效应。从这时开始，除清代外的后代政府都通过纸币从民间吸取大量财富，并形成世界上早期的恶性通货膨胀。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三个周期从辽金出现萌芽，在元代继续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则形成了稳定的模式。这个周期的特征是：土地制度重回私有制，官僚制度上建立起了具有无限控制力的集权模式，并依靠封锁人们的求知欲，形成了巨大的稳定性。这个周期在财政上是保守的，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放弃了不稳定的纸币体系，回归更加原始的货币制度，但这套财政制度又足够简捷，足以维持很长时间。
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个体系可怕的稳定性可能让我们永远停留在第三个周期内，虽然经济上绝对不会有突破性发展，但人民的生活也并不差。只是到了清末，随着海外影响的到来，中国财政踏上近代化之路，并有了突破农业社会桎梏的机会。
本书的写作目的，不是仅仅回顾古代，而是通过研究古代问题来研究现代。当了解了古代的财政逻辑之后，读者再看待现代问题时，便可以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并能够判断现代经济和社会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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