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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志雄代表作，复旦大学古籍所所长陈广宏教授鼎力推荐。
2.展现立体而又多元的钱谦益形象。本书讨论了钱谦益生前对竟陵派的攻排，与柳如是的《东山酬和集》，与王士禛、钱曾等后学的交往，以及逝世100年后乾隆仍禁毁其诗文等诸多议题。同时关注到了钱谦益诗文在海外的流传与影响，并以清末民初钱谦益诗文的“复出”收束全书。
3.以文本细读为基础，进入诗人生命。钱谦益的诗文较为难懂，作者重视文本细读，分析细腻绵密，带领读者从诗歌文本出发理解诗人。
4.研究视野广阔，内在逻辑完整清晰。本书包括但不限于性别关照、书籍版本与印刷、诗文经典化、异域接受等多重研究视角，集中体现了作者“通过文本想象作者”“通过‘关系’理解人”的研究旨趣与进路。
5.手把手教用福柯、布迪厄理论。参照福柯消解“作者”主体意义、关注文本脉络的理路，重视对钱谦益诗文文词、语言系统的深度挖掘；引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讨论“行动者”与“社会空间”如何共同营构阶级、位置、权力关系，并比照、审视陈寅恪考论人际关系的思维与方法，彰显社会关系学对明清文史研究的重要性及可行性。
6.封面设计精美，贴合本书主题。封面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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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一本讲述十七世纪江南风雅巨擘钱谦益的精彩之作，围绕其诗文、人际交往、功过评说展开，通过解码他诗文中的典故、象征、隐喻，为读者还原了一个立体的钱谦益形象。
本书从钱谦益的诗文入手，讨论了钱谦益对竟陵派的攻排，与柳如是的《东山酬和集》，与王士禛、钱曾等后学的交往，以及逝世100年后乾隆仍禁毁其诗文等诸多议题。同时关注到了钱谦益诗文在海外的流传与影响，以及其诗文在清末民初的“复出”。作者综合运用文本细读、文史考证、人际关系分析等多种方法，其中蕴含了作者长期以来对钱谦益研究、明清诗文研究的深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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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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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志雄（Lawrence Yim），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员、台湾清华大学合聘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诗文、文学文化、岭南文学等。专著有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论释》、《秋柳的世界——王士禛与清初诗坛侧议》、《牧斋初论集——诗文、生命、身后名》等；编有《千山诗集》、《落木菴诗集辑笺》、《瞿式耜未刊书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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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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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第一章 钱谦益攻排竟陵钟、谭新议
第二章 情欲的诗学——钱谦益、柳如是《东山酬和集》窥探
第三章 哭泣的书——从钱谦益绛云楼到钱曾述古堂
第四章 清初钱谦益、王士禛“代兴”说再议
第五章 春秋有变例 定哀多微辞——试论钱谦益之论次丽末东国史及诗
第六章 典午阳秋、休听暇豫——朝鲜文士南九万所述钱谦益诗考论
第七章 钱谦益遗著于清代的出版及“典律化”历程
第八章 权力意志：清高宗乾隆帝讥斥钱谦益诗文再议
第九章 近代上海《申报》中钱谦益的身影
征引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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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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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本想象作者
从符号、语言、主体的角度哲学性地思考作者、文本的本质意义，可以走到很远、很极端，譬如在福柯（Michel Foucault）那里。
很多年以前，我读福柯的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中译《知识考古学》）至其终章，看到福柯设计“作者”（the author）现身，与他争辩得面红耳赤，煞是有趣。作者亟亟捍卫自己的存在感、主体性、心灵、创造性，福柯则既残酷又温柔地以“话语”（discourse）的真相晓之以大义（其实是再一次宣布“作者的死亡”）。那几段文字太引人入胜了，乃至于从此就烙印在我脑海里。
……
其实，福柯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要给予文辞、语言系统足够的重视、思考、分析，以及要尽最大的可能探悉意义的所在、生成过程，包括显露的和被遮掩着的、可以理解的和不能理解的、能言说的以及无法言说的。要往语言内部曲曲折折地走一遭又一遭，也要借着文辞的意义“逆”其所连接的、外部的种种“话语”，见树又见林。拆散七宝楼台，又在那残金碎玉中呼唤起一应亭台楼阁，或空空荡荡。
也许福柯是对的，对于后之读者而言，文本中的“主体”“人的形象”无非是“言说的主体性效应”，而所谓“作者”，只是一个“功能”。但我仍然把这个“效应”“功能”称为“牧斋”，不觉得勉强。于我而言，“牧斋”带有足够的差别性、区分性，有着明显的个性特征、语言风格。在一些情况下，我可能会分不清谁是陈子龙，谁是杜甫，但我不会混淆牧斋、吴伟业、龚鼎孳，甚或与牧斋文字有着师承关系的冯舒、冯班、钱曾。就这一意义而言，“牧斋”具有明晰的身份与形象，甚或主体性。
文字中浮现的牧斋是文辞作用、成就的结果。经由写作主体的匠心独运、经营布置，以及文字系统内各要素的联系协调，这个“自我”（self）在文本记忆（textual memory）中的内涵相对统一，也相对封闭。在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中，“牧斋”的含义、形象却是多元的，也不无断裂、矛盾之处。要充分了解此中异同，有必要用别的以牧斋为书写对象的文本作为参照。这就到了牧斋研究最困难、最具挑战性的层面了。任何话语系统都带有自身的逻辑、知识、有效性，以及权力机制，而最强势的，莫过于政治话语、历史话语、道德话语。我们假如不步步为营，理智克制，一不小心就会走进泛政治主义、泛历史主义、泛道德主义那些尴尬、苍白的死胡同。明末清初的历史、政治、文化、文学、社会异常复杂诡谲、丰富多端，我们要全面丰富我们的知识，潜研细究，深思熟虑，才好发言，否则我们就不能真正开显牧斋文字的意义，没有跟牧斋对话，也没有真正了解那个时代。
过去一个世纪，牧斋研究在各方面累积了不少基础知识，现在或许是时候，朝更具反思性、开拓性，更深刻细致的方向发展了。这些年来研究牧斋，我深深体会到牧斋传世文字的珍贵价值，它是极高的文学成就，也是知识的宝矿。这已是学者的共识，就不必多说了。我比较困惑的，是如何从他的文字联系到他这个人。我在上面叨唠了一番关于主体、作者、话语的理论，读者大概会感到纳闷：这是一本研究牧斋的书啊，怎么就扯到那些莫名其妙的西方理论上去了呢？其实我是想走到一个极端（也是异端），换一个哲学的角度，去思考、去展示：谈论“人”，是可以多么的困难，多么的曲折，多么的是非莫辨，也多么的引人入胜。如果我们服膺于福柯的理论，甚至只能谈话语、文字符号的记忆，就不能说牧斋怎样怎样（因为牧斋先生根本就不在那里，别无的放矢了）。固然，福柯的理论没能让我完全心悦诚服，但无论如何，我的确也认为，我们的研究，应尽量顺应着文字、文辞、文本的脉络展开，那样才有可能进入牧斋的语言系统，才能揣摩这个主体的心思、感情。牧斋的内心世界非常丰富、复杂，他所身处的历史世界充满着美好与疯狂。我告诫自己，研究牧斋以及这个历史时段，要带着诚恳、开放的心态，多读书，多思考，不妄言。牧斋的文字非常迷人、蛊惑人，他的学问以博大见称，但也纯杂互见，我们要尽量尝试进入当时的知识、思想、情感世界，回到当初的历史现场，不盲从权威、成说，不妄作批判，努力焕发文本的记忆及生命力，再提炼出自己的见解。
最近偶然重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看到一段话：“诗人在安排情节并用语言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应尽可能把剧中情景摆在眼前。用这种方法，就会生动地看见每件事情，好像他自己亲历了那些事件，他就能够找到适当的处理方法，不太可能漏掉情节矛盾的地方。”书写主体若然服从这要求，如此结撰，我们不妨也这样往里面走一遭，静心玩索剧中的种种情景，体会、思考其中的世界，然后才说点儿什么。
节选自严志雄《钱谦益的诗文、生命与身后名》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08月
通过“关系”理解人
上面谈过纸墨中的牧斋。下面换一个角度，把牧斋放置在社会空间中考量。这涉及所谓个体与社群的关系、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自我、身份认同的社会构成等概念。
……
下面我重点述介陈（寅恪）著中一个个案，用以彰显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性及可行性。
清朝建立数年后，江南发生所谓“黄毓祺案”。顺治四年（1647），黄毓祺（1579—1648）起兵抗清，谋复常州，事败潜逃。顺治五年（1648）四月，黄被捕。牧斋受黄案牵累，至南京诉辩，颂系（软禁）逾年，至顺治六年（1649）春始获释归里。陈寅恪先生所著《柳如是别传》对此案之考辨特为详尽，前后百余页，六万余言。《柳如是别传》为研究牧斋、柳如是的典范之作，有口皆碑，影响深远，毋庸赘言。惜乎陈先生考论此案，误判牧斋二狱案为一，论述有不少硬伤。顺治四年至六年间，牧斋实曾二度陷狱：顺治四年，因受山东谢陛私藏兵器案牵连，逮狱北京；顺治五、六年间，受黄毓祺起兵海上案牵连，颂系南京。陈先生考证百密一疏，混二事为一，而牵一发动全身，致使有很大一部分考释文字不能成立，委实可惜。虽然英雄失足，但陈先生于此开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法门，对明清文史研究大有启迪之效，实应加以阐扬。
首先，陈先生考论此案，基本的思路是这样的：“关于牧斋所以得免死于黄毓祺案一事，今日颇难确考。但必有人向当时清廷显贵如洪承畴马国柱或其他满汉将帅等为之解说，则无疑义。”“清廷显贵……为之解说”“由于人情”云云，就是陈先生的“论旨”（argument）。然而世态人情，千头万绪，该如何有效地展开探论？怎样发想？陈先生提点：
吾国旧日社会关系，大抵为家族姻戚乡里师弟及科举之座主门生同年等。牧斋卒能脱免于黄案之牵累，自不能离此数端，而于科举一端，即或表面无涉，实则间接亦有关也。
这里揭示的，不妨称之为明清文史研究“社会关系学”的标志，涉及传统社会人际关系中的“家族”“姻戚”“乡里”“师弟”“座主门生”“同年”，个人与之交涉互动，从语言到举止，事情可轻可重，都有一系列或隐或显的礼仪、规矩、习惯要遵守，内里牵涉不同形式的互惠、制衡、利益、权力关系，动辄影响到个人的喜乐忧患、贵贱穷通。而从这种种人际关系出发联系，又每每触及“地域”“党社”“身份”“阶级”的层面，借此，或可给予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个合理的思考方向，如陈先生说：
前论牧斋热中干进，自诩知兵。在明北都未倾覆以前，已甚关心福建一省，及至明南都倾覆以后，则潜作复明之活动，而闽海东南一隅，为郑延平（郑成功）根据地，尤所注意，亦必然之势也。夫牧斋当日所欲交结之闽人，本应为握有兵权之将领……牧斋固负一时重望，而其势力所及，究不能多出江浙士大夫党社范围之外，更与闽海之武人隔阂。职是之故，必先利用一二福建士大夫之领袖，以作桥梁。苟明乎此，则牧斋所以特推重曹能始，逾越分量，殊不足怪也。
设若结合明清改朝换代之际的历史、政治情势来考量，又或可联系至“明清”“满汉”“南北”“文武”各股力量的斡旋，获得更广阔的诠释视野。陈先生说：
……佟国器于顺治二年授浙江嘉湖道，当是从其叔佟图赖破嘉兴后，因得任此职。顺治三年丙戌九月其母陈氏殁于官舍，归葬金陵，揆以墨绖从戎之古义及清初旗人丧服之制，并证以当时洪亨九（承畴）丁父忧守制之事例，大约顺治三年冬，或四年初，即可扶柩至白门。此时怀冬正可为牧斋向南京当局解说。明南都倾覆未久之际，汉族南人苟延残喘，已是幸事，自不能为牧斋关说。其得为牧斋尽力者，应为北人，如梁慎可辈，而最有力者，则是汇白（佟国器）一流人物。盖满人武将与江南士大夫，绝无关涉。惟有辽东汉军，如怀冬者，在明为叛族，而在清则为新贵，实是向金陵当局救脱牧斋最适宜之人。况国器之父卜年与洪亨九同为万历四十四年丙辰进士，两人本有通家之谊，尤便于进说乎？
循上述种种思维，推而广之，甚或可对牧斋的“文学批评”作一有别于一般文学研究的总体归纳。陈先生说：
综观牧斋平生论诗论文之著述，大别可分二类。第一类为从文学观点出发，如抨击何李，称誉松圆等。第二类为从政治作用出发，如前论推崇曹能始逾越分量及选录许有介诗，篇章繁多等。第一类乃吾人今日所能理解，不烦赘述。第二类则不得不稍详言之，借以说明今所得见牧斋黄案期间诗文中所涉及诸人之政治社会关系也。至牧斋选许有介诗，在顺治十四年丁酉冬季游金陵时。此际牧斋正奔走复明运动，为郑延平帅师入长江取南都之预备。
如上所述，陈先生对此中史事的述论未必完全正确，但其所示范如何对相关人物、事件循社会关系的角度展开联系、想象、解读的方法则大有借鉴的价值与必要。牧斋是官员、党派领袖、史家、文人、诗人、选家、藏书家、佛教徒，身份众多，其所属社群多样，成员复杂。牧斋所为诗文，又鲜少纯粹“为创作而创作”，大都缘事而发，涉及特定之人、事、地、物、时。我们探求牧斋诗文的感情、思想、意义，于人际关系一环若不加以重视，所失必多。
节选自严志雄《钱谦益的诗文、生命与身后名》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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