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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古文书学研究指南
★唐代文书学研究范式
★从古文书学角度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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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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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文书学综论》收录了黄正建研究员有关中国古文书学的理论、以往与古文书研究相关的历史、古文书学与古文献学档案学历史文书学的关系、与敦煌学吐鲁番学的关系，以及如何进行古文书研究，并尝试从古文书学的视角、采用古文书学的方法来研究古文书的相关论文二十余篇。《中国古文书学综论》既是作者十几年来有关古文书学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呈现了中国古文书学从无到有、从初创到逐步成熟的发展过程，同时，本书也可以作为古文书学入门的一本基础与示范读物，为后来者进行古文书学，尤其是唐代文书学的研究提供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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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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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隋唐辽宋金元史研究室前主任、中国唐史学会前副会长，现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唐代衣食住行研究》《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走进日常：唐代社会生活考论》（获第20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唐代法典、司法与〈天圣令〉诸问题研究》等。主持整理的《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四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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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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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编
“中国古文书学”： 超越断代文书研究
古文书学与档案学、历史文书学、古文献学异同刍议——暨中国古文书学建立后近年来学界反响介评
中国古文书学的历史与现状
浅谈古文书学视角下的经济文书研究
敦煌文书与中国古文书学
关于“中国古文书学”的若干思考
吐鲁番学与古文书学——陈国灿先生《论吐鲁番学》读后
中国古文书中的公文书样式研究综述——以中国大陆研究成果为中心
《中国古文书学研究初编》序言
“中国古文书学”的研究与展望
唐代“官文书”辨析——以《唐律疏议》为基础
唐代官文书的断句标点及其他——读《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札记之一
简论如何从“结句”辨别唐代文书类型
下编
唐代法律用语中的“款”和“辩”——以《天圣令》与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唐代诉讼文书格式初探——以吐鲁番文书为中心
敦煌吐鲁番契据文书中的署名画指与画押——从古文书学的视角
唐代制敕文书起草者署名等问题浅析
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保证语”浅析
唐代契约中“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用语再析
大谷占卜文书研究（之一）——兼与敦煌占卜文书比较
敦煌本《励忠节钞》性质浅议——兼论其中《刑法部》的思想倾向
蒙书与童蒙书——敦煌写本蒙书研究刍议
敦煌经济文书中的“格”
本书所收文章出处一览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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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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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年春天，所里几个年轻同仁找到我，说想联合所里研究各断代文书的学者办一个“文书研读班”（后改名为“古文书研究班”），想请我当“班长”。我听后十分赞同他们的建议，很爽快地答应了。爽快答应的原因是因为我很早就发现日本“古文书学”很发达，而中国却没有自己的“古文书学”。于是我跟他们说： 要办就往大了办，定一个大目标，即创建中国自己的古文书学。随后我在5月份去日本参加第55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借机实地了解了他们古文书学研究和普及的状况，回国后又在国家图书馆借了几本日本古文书学的入门书籍研读学习，遂于2010年6月22日下午1点半，在“古文书研究班”的开班会上致开班辞，介绍了西方和日本古文书学的历史，以及建立中国古文书学的设想，正式拉开了创建中国自己的古文书学的序幕。此后，我与“古文书研究班”的同仁（徐义华、邬文玲、陈丽萍、张国旺、阿风诸先生）共同努力，推动中国古文书学的建立和发展，到2014年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文书学研究”，2021年3月结项，标志着创建和发展中国古文书学有了阶段性成果。
2010年以后的10年中，我们从无到有，致力于建立“中国古文书学”。在这一过程中，我不断思考有关古文书学的理论、以往与古文书研究相关的历史、古文书学与古文献学档案学历史文书学的关系、与敦煌学吐鲁番学的关系，以及如何进行古文书研究等问题，并尝试从古文书学的视角、采用古文书学的方法来研究古文书。这些文章构成了本书的主体内容。
由于“中国古文书学”是一门新创建的学科，其所涉理论、内容、方法等问题都需要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从零开始进行不断探索。通过收入本书的文章，读者可以明显看出我在思考有关古文书乃至古文书学相关问题过程中的不断推进： 从对古文书定义或范围一开始的模糊认识逐渐走向清晰，到2018年前后，提出“文书的‘书式’（格式）研究就成了文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也是区别于其他古文献研究的重要标志……‘书式’（格式）是文书之所以成其为‘文书’的决定性因素。文书研究，除了‘内容’研究十分重要外，最重要的就是对‘书式’（格式）的研究”。到2019年前后，更明确提出“古文书学的灵魂是‘样式’（亦称书式、格式）研究”。把“书式”（格式）视为古文书最重要的特点、决定性因素，乃至古文书的灵魂，是我多年来对古文书研究的重要认识。
就具体研究而言，我尝试着从文书格式以及包含在格式中的各种因素出发进行探讨，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对象，研究了唐代《辩》文书的格式、诉讼文书中《辞》《牒》《状》的格式及其演变，还研究了契约文书中显示其真实性即署名画指画押的方式及其演变、各种申请文书中的“保证语”“官有政法人从私契”套话在文书中的意义等问题。
特别是这一两年，我撰写了两篇关于唐代文书格式比较宏观的文章。一篇讨论了唐代官文书的断句标点问题，尤其是文书中涉及“牒”字和“称”字如何断句标点，以及年月日署名如何标点，希望学界能总结出一些相对统一的处理意见。另一篇则提出辨别唐代文书类型的方法主要是看文书的结句。文章列举了十几类文书，其中不大被大家注意的，是以“谨言”“谨奏”“谨白”“谨疏”“谨议”“谨上”等结句者。文章希望能帮助一般读者快速准确地辨别唐代文书的不同类型及其性质。
现在我们说的“古文书”，在历史现场是当时政务或事务运作的载体，而文书格式则决定着政务或事务运行的方向、速度、效果等，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也有重要影响。例如唐朝安史之乱爆发，永王璘在是否割据江南时犹豫不定，却被一件文书的格式激怒，引发了他的叛乱。《旧唐书·永王璘传》说：“（永王）璘虽有窥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吴郡采访使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报曰：‘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僚品，简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隳紊，一至于斯！’乃使浑惟明取希言，季广琛趣广陵攻采访李成式。”永王璘认为自己是玄宗之子、肃宗兄弟，李希言对他本应使用上行文书但却使用了平行文书，还直接写上他的名字。这一“平牒”和“大署其名”的做法彻底激怒了永王璘，导致他决定起兵叛乱。文书格式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文书格式中的重要一环是署名画押。关于画押，学者多从敦煌文书中立论，以致认为到唐后期才出现，且多是画十字、圆圈等形式。其实不识字者在文书结尾以画押形式署名，很早就已出现，而且不限于一般百姓、不限于十字圆圈等。例如《南部新书》记载说：“（北齐）斛律金不解书，有人教押名云：‘但如立屋，四面平正即得。’安禄山押字，以手指三撮而成。”画屋为“金”、撮指为“山”，这不是很有趣的有关文书、有关署名押字的史料吗？
不明文书格式，不仅不能正确理解文书内容，在现代整理古籍时还往往会出现标点不当的问题。例如点校本《元稹集》中有一则“中书门下牒御史台”的文字，标点为：
牒： 奉敕积习多年，成此乖越，然在长吏，合寻根由。循失政之规，置无名之税，虽原情可恕，而在法宜惩。观察使宜罚一月俸，刺史各罚一季俸。仍令自元和四年已后禁断。牒至，准敕故牒。
这个标点未能标出转述的“敕”的内容，牒尾的格式也不对，正确的标点应该是：
牒： 奉敕：“积习多年，成此乖越，然在长吏，合寻根由。循失政之规，置无名之税，虽原情可恕，而在法宜惩。观察使宜罚一月俸，刺史各罚一季俸。仍令自元和四年已后禁断。”牒至准敕。故牒。
“奉敕”以下，转述的是“敕文”，因此要加引号，而“牒至准敕”是牒尾的格式用语，不能断开。“故牒”则表示这是下行文书，也不能与“准敕”连读。
以上几个例子说明格式在古文书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如果没有古文书学知识，缺乏古文书学的立场、视角、方法等，不仅会看漏许多重要史料，影响对历史事件的研究，而且即使仅仅整理点校古籍，也会发生错误。由此可见具备古文书学知识、接受古文书学训练的重要性。
本书最后几篇文章研究的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古文书，但也属广义的敦煌吐鲁番文书范围，包括占卜文书、经济文书，以及敦煌本的残存典籍。这几篇文章涉及唐代的占卜、法律和教育，体现了敦煌吐鲁番文书作为唐史研究史料的重要性。
中国古文书学创建不久，相关问题的研究还很初步，因此本书所收文章是真正的抛砖引玉。如果读者诸君能通过本书对古文书和古文书学产生兴趣，并投入到学习和研究古文书的行列中来，那将是我最感欣慰的事情。
书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多问题和错误，期待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意见。
黄正建
20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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