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问·栖居于大地之上（一书饱览布鲁诺·拉图尔的哲学生涯,回顾法国哲学大师的思想旅程，在生态哲学中寻找未来的方向）》 - [法]布鲁诺·拉图尔 [法]尼古拉·张 - Meg Book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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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大学问·栖居于大地之上（一书饱览布鲁诺·拉图尔的哲学生涯,回顾法国哲学大师的思想旅程，在生态哲学中寻找未来的方向）

書城自編碼： 4018097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哲學
作者： [法]布鲁诺·拉图尔 [法]尼古拉·张
國際書號(ISBN)： 9787559871831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4-08-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釘裝：精装

售價：HK$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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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记录哲学大师拉图尔生前的最后一次对谈，一书饱览拉图尔的哲学生涯。本书是法国哲学大师拉图尔生前最后一次与记者对话的访谈录，在这次重要的对话中，拉图尔对自己一生的思想结晶进行了总结，回顾了他五十余年的漫漫哲学之路。
2.生态哲学的启蒙之作，开启生态哲学的全新可能。在本书中，拉图尔谈及气候的变化、新生态阶级等诸多生态哲学领域的重要话题，具有启发性，带领读者认识生态哲学，启发读者进一步拓展生态哲学的可能性。
3.还原伟大灵魂的精彩对话，回到思想碰撞的第一现场。本书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谈形式，保留了口头交流的语言特点，读者可通过文字，回到采访的第一现场，身临其境地感受大师拉图尔与知名记者尼古拉·张思想碰撞的火花。
4.视野开阔，深入浅出，初识拉图尔的读者也可轻松阅读。拉图尔关注的问题广泛涉及生态学、社会学、人类学、科学、哲学等多个领域，视野开阔，同时，其对话幽默风趣，言辞如同表演的艺术，深入浅出，让初识拉图尔的读者也可享受轻松愉悦的阅读体验。
5.著名记者与专业译者撰文，理清拉图尔思想脉络。本书收录了著名记者尼古拉·张的序言以及哲学教授蓝江的译后记，它们是采访者及译者为读者精心撰写的导读

內容簡介：

我们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科学家的话是否代表了权威？哲学究竟是什么？面对生态威胁，我们应该怎么办？
本书记录了法国哲学大师布鲁诺·拉图尔生前的最后一次访谈。通过与记者尼古拉·张的对谈，拉图尔回顾和反思了其长达50年的思想历程。在书中，拉图尔从改变世界谈到现代性的终结，从“盖娅入侵”谈到“着陆何处”，从何为哲学谈到给未来一代的寄语，他对“栖居于大地之上”的呼吁亦始终贯穿其中。这部生态哲学的启蒙之作，将拉图尔精彩纷呈的哲学生涯串联成线，带领我们认识拉图尔，同时走进生态哲学，开启生态哲学的全新可能。

關於作者：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2022），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代表作有《实验室生活》《我们从未现代过》《潘多拉的希望》《着陆何处？》等。
尼古拉·张（Nicolas Truong），法国著名越南裔记者，《世界报》“辩论思想”栏目负责人。

译者：蓝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出版译著《食人资本主义》《存在与事件》等。

序言
第一章改变世界 1
第二章现代性的终结 11
第三章盖娅的正式宣告 21
第四章着陆何处？ 30
第五章新生态阶级 39
第六章发明集体装置 48
第七章宗教的真理 58

第八章完成的科学 67
第九章实存模式 78
第十章政治圈子 88
第十一章美哉，哲学！ 99
第十二章致李洛 110
致谢 113
译后记 114

內容試閱：

序言
尼古拉·张

他渴望自己的思想得到流传和解释。这也是为了解释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他所探讨的多样而分散的问题，似乎让人们无法琢磨其思想的连贯性。在巴黎的公寓里，布鲁诺·拉图尔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带着喜悦，铿锵有力地接受了这一系列访谈。在访谈中，他的言辞既十分迫切，又抚慰人心。在这个访谈的现场，他有一种紧迫感。这次访谈信息如此密集，且言简意赅，似乎他在安排着一切。他关注的问题十分清晰，他的对话幽默风趣，他的言辞如同表演的艺术。仿佛随着他临终一刻的临近，一切都变得如此透彻。布鲁诺·拉图尔于2022年10月9日去世，享年75岁。他是同代人中最重要的法国知识分子之一。2018年10月25日，《纽约时报》写道：“他是法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也是被误解最多的哲学家。”

拉图尔在国外享有盛誉，他的研究成果曾荣获霍尔贝格奖（2013年）和京都奖（2021年）。不得不说，他的研究涉及几乎所有知识领域：生态学、法律、现代性、宗教，当然还有科学技术，他对实验室生活的研究具有原创性，并具有轰动世界的影响力。

除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拉图尔曾与他共同撰写过一本访谈录《澄明》［éclaircisse-ments］）之外，法国的哲学往往与科学思想和科学实践保持着距离。

社会学家布鲁诺·卡森提（Bruno Karsenti）曾回忆道：“他是第一个意识到政治思想问题的关键在于生态问题的人。”1999年出版的《自然的政治》（Politiques de la nature）就是证明，该书的思路与米歇尔·塞尔的《自然契约》（Le Contrat naturel，1990）一脉相承。

一、反传统的社会学家

但毫无疑问，正是两本以提问形式发表的生态学专著《着陆何处？》（Où atterrir?，2017）和《我在何方？》（Où suis-je?，2021），让公众更广泛地了解了这位特征鲜明的社会学家。

他于1947年6月22日出生于博讷（黄金海岸）的一个资产阶级大酒商家族，现在已成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激励着新一代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活动家去拯救各种生态灾难。

正如哲学家伊莎贝尔·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在《拉图尔—斯唐热，比翼双飞》（Latour-Stengers，un double vol enchevêtré，2021）一书中所记述的那样，拉图尔与斯唐热在思想上长期保持着友好的交流，自“盖娅入侵”（l’intrusion de Ga?a）1以来，拉图尔从未停止过对我们所处的“新气候体制”的思考（《面对盖娅》［Face à Ga?a］，2015）。他解释说，自从人类进入人类世（Anthropocene），人类已成为一种地质力量，“我们的世界已经被彻底改变”。他断言，“我们不再栖居在同一个地球上”。

从十七世纪开始，现代人认为自然与文化、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分离已经实现。他们认为，“非人”（non-humains）是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事物，尽管他们一直在与之互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图尔在其著作《我们从未现代过》（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1991）中宣称，“我们从未现代过”。

二、生命体创造其生存的条件

不过，拉图尔说道，有一项发现也许“如同伽利略在他的时代的发现一样重要”，这就是英国生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1919 —2022）在《地球是一个生命体：盖娅假说》（La Terre est un être vivant：L’hypothèse Ga?a，1993）一书中的发现：生命体为自己的生存创造了条件。正如微观生物逻辑学家林恩·马格里斯（Lynn Margulis，1938—2011）所证实的那样，大气层不是给定的，也不是恒定的，而是由栖居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创造出来的。

因此，我们就生活在这层薄膜上，这层薄膜覆盖着全球，一些科学家，比如地球化学家、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教授热罗姆·盖拉代（Jér?me Gaillardet）将其称为“临界区”（zone critique）。我们现在必须“着陆”于此，而不是去离地生活，以维持宜居条件的包络（enveloppe）。拉图尔将盖娅（Ga?a）命名为“临界区”，盖娅既是一种科学假设，也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女神，指的是“大地之母”，是所有神灵的母体。

我们的宇宙观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对世界和围绕在我们周围的生命的表述已不再相同。正如科学哲学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所说，伽利略革命使地球与其他天体更加接近，从而使我们“从封闭世界走向无限宇宙。伽利略将目光投向天空，洛夫洛克则将目光投向地面”。拉图尔总结道：“除伽利略的运动的地球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洛夫洛克的变动的大地，这样才算完整。”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哲学能让我们以全新的方式思考生态危机。但我们同时也要采取行动，“着陆于这个新大地”。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通过自我描述，让每个公民“不是描述我们生活于何方，而是描述我们为何而生活”，并描绘出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大地是什么样子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陈情表”（cahiers de doléances）中，第三等级精确地描绘了自己的生活状态，并列出了不平等现象。因此，他断言，“一个懂得描述自己的民族能够在政治上重新定位自己”。

他的方法是什么？探究。他从未停止过对其力量的确认和检验（《探究的力量》［Puissances de l’enquête］，2022）。作为一个务实之人和经验论者，在“黄马甲”（Gilets jaunes）运动之后，拉图尔领导了“着陆何处？”运动，在拉沙特尔（安德尔省）、圣朱利安（上维埃纳省）、里斯-奥朗吉斯（埃松省）和塞夫朗（塞纳-圣但尼省）举办了一系列自主陈情的讨论会。“你靠谁活着？”是一个核心问题，是“从无言的抱怨转变为不满”的关键，这个问题有益于建立新的联盟。

在一份调查问卷中，拉图尔展现了这种提问的艺术。他在第一次疫情封控期间推出该问卷，以自主陈情的辅助形式，吸引了大量关注，其开头的一个问题引发了许多被封控者的思考：“对于那些在疫情封控下已暂停的活动，你希望不要恢复其中哪些活动？”（《想一下恢复到危机之前的生产的各种封闭态度》［Imaginez les gestes barrières contre le retour à la production d’avant-crise］，AOC，2020年3月30日）

三、集体合作的思想

《着陆何处？》是一种基本的研究手段，就像这位集体思想家从未停止过建立的研究手段一样，就像他最近策划的两个展览一样。一次是2002年在卡尔斯鲁厄的ZKM艺术与媒体中心（展览名为“临界地带”），与奥地利艺术家彼得·魏贝尔（Peter Weibel）和“偶像破坏”组织（Iconoclash）合作；另一次是在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展览名为“你和我，不在同一行星上”），与马丹·圭奈尔（Martin Guinard）和林伊娃（Eva Lin）合作。

这些作品由装置和表演组成，其目的不是阐释某种思想或哲学，而是进行“思想实验”。它们将其他学科与艺术实践结合在一起，让我们对这种新的宇宙观进行反思。他说：“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解决我自己提出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请教那些比我了解更多的专家，以及那些个性截然不同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让我产生了思考。”

不得不说，拉图尔是在集体和个体的协助下，以小组和团队的形式进行思考的。就像在巴黎政治学院时一样，在他担任科学院院长期间（2007—2012年），他创建了多个项目：媒体实验室（Médialab，2009年成立的跨学科实验室），旨在研究数字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现由社会学家多米尼克·卡丹（Dominique Cardon）领导；Speap（2010年成立的政治艺术学院），现由科学史学家兼剧作家弗雷德里克·艾伊-图瓦提（Frédérique A?t-Touati）领导，他曾执导拉图尔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表演《运动的地球》（Moving Earths，2019）。

拉图尔还发起了由社会学家尼古拉·本维努（Nicolas Benvegnu）领导的“科学与技术分析辩论图谱”（la cartographie des controverses à l’analys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项目，该项目旨在探索公众辩论的复杂性，并将其变得清晰可见。这些辩论杂糅着社会、空间、地理、科学问题，他最近关于外来入侵植物的辩论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

此外，拉图尔还启动了“大地形态”（Terra Forma）项目，该项目由亚历山大·阿雷涅（Alexandra Arènes）和阿克塞尔·格雷戈瓦（Axelle Grégoire）领导，这两位年轻建筑师将景观问题与领土政策联系在一起。当然，还有前面提到的“着陆何处？”运动，拉图尔在其中与建筑师索艾伊·哈基米尔巴巴（Soheil Hajmirbaba）和作曲家让-皮埃尔·塞沃斯（Jean-Pierre Seyvos）等人合作。

他的妻子尚塔尔·拉图尔（Chantal Latour）是一位音乐家，也是S-composition（专门从事共同创作的工作室）的协调人、中间人和艺术合作者；女儿克洛伊·拉图尔（Chloé Latour）是一位演员和导演，她与弗雷德里克·艾伊-图瓦提一起将拉图尔构思的剧本《盖娅全球马戏团》（Ga?a Global Circus，2013）搬上了剧院。他开玩笑说：“这不是一个公司，而是一个农场，有父亲、母亲和女儿。”

第四章着陆何处？

张：了解如何描述自己，特别是如何回答“我靠什么，依靠谁而活着？”，根据您的说法，对于“着陆何处？”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还要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这种做法如何让我们在今天的政治中找到方向？

拉图尔：二十世纪主要的政治现象再次出现：整个文明在面对自己完全了然于胸的威胁时，为何没有做出反应？

问题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一直迷失方向，甚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采取行动。你可以说这是因为游说，也可以说有太多的事情在阻碍着我们，这也没错。但我们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以至于我们必须寻找其他原因来搪塞。

我建议提出如下问题：“你如何期望人们能对宇宙学如此彻底的转变迅速做出反应？”而我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返璞归真。我所说的返璞归真是指在一张纸上写下你所处的局势。这就引出了领地（territoire）问题。这个概念看似简单或肤浅，但其实与通常所说略有不同：领地不是地理坐标意义上的所处位置，而是你所依赖的东西—因为依赖已成为根本问题。以前的世界是以解放问题为基础的。在你现在所处的这个新世界里，根本问题在于你的依赖性，你的依赖性决定了你是谁。这与之前的版本完全不同：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你们在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如果想有办法了解它，就需要一种描述它的方式。不是像外面的人告诉你身处另一个世界那样客观地描述它，而是自己去描述它。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我对描述很着迷。描述也就是坐下来，安顿下来，有一个基础。对于哲学和本体论的基本问题，我一直在寻找一种可以称为实用的、经验主义的解决方案。我找到的解决办法是：“列出你究竟在依赖什么。你依赖什么东西，你就是什么东西。”或者说：“你所依赖的东西将决定你的领地在何方。”这就是我的目标。

从政治角度看，这为什么很有趣？因为目前的情况是，我们的政治观点与前一个世界相关联。因此，我们必须改写观点并说：“对不起，我们对你的政治观点不感兴趣。”这就是我提出的建议的简单表达方式。

张：我有幸参加了你们“着陆何处？”运动举办的几次研讨会。你们在上维埃纳省的圣于连市、里斯-奥朗吉斯市和塞夫朗市举办的这些自我陈情研讨会上，要求与会者说出他们赖以生存并受到威胁的实体。您还称之为“鞋里的小石子”。

拉图尔：这是一种表达反对意见的方式。当人们被要求谈论政治时，他们总是认为自己必须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普遍水准。他们的立场接近卢梭，即放弃自己的观点，加入公意（la volonté général）。卢梭认为，切断自身的一切联系以参与公意，正是政治表达的定义。

张：“让我们把事实讲清楚。”

拉图尔：让我们放下陈见，防止任何对意见表达的影响，最终获得公意。这从来就没有任何意义，在当前局势下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回到基点……我们的基点就是脚！我们的脚下有石头，踩在上面很疼。杜威有句话说得很好：“只有穿过鞋子的人，才知道鞋子中哪里让我们感到疼。”谈论“痛处”能让我们避免过快地陷入泛泛而谈。

我仍然喜欢集体的概念。集体是必须“聚集”的东西。如果聚集得不好，我们就无法表达任何东西。因此，这不是一个用社交网络和流传的东西取代你自己的意见的问题；那样的话，人们就无法了解自己的立场。在这些研讨会上，我们只是从伤害出发，而不是从一般问题出发。例如，我们的一位农民朋友以他所加入的农民联盟（FNSEA）的形式开始了他的描述，即以农会成员的身份，通过攻击农业机械来捍卫自己的立场。这时候，你就必须站出来说：“不，不是这样的。请列出你所依赖的所有人的名单。”你无法独自描述事情，你需要向人们施加强大的压力，逼迫他们去做。

回到他的描述，我们的朋友意识到他所依赖的很多东西都受到了威胁，尤其是在利穆赞地区。他所依赖的欧盟农业政策法案（PAC）正在布鲁塞尔的某个地方被改写。他依赖供应商，他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不依赖这些供应商卖给他的东西。但怎么做呢？他开始列出自己依赖的所有东西的清单……他需要帮助。因为他看到了其他人的反应，他设法重新考虑自己的处境，“事实上，我可以生活在与我现在所处环境完全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我前面所定义的“领地”。一年后，这位农民开始了一场类似革命的蜕变，尽管他仍然是农民联盟的成员，但他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农场。

这是为什么呢？通过描述，我们可以将情况形象化，然后再进行安排。这就是我对“着陆何处？”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原因。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核心样本，一个很小的例子，但我们就是在这个细微处上进行基础研究的。我一直在重复自己的话，但有必要再次指出，我的研究模式是“陈情表”：在一个特定的领地上，对不公正情况的描述揭示了向机构、国家或当时的国王陈情的可能性，以及对其管理提出影响深远的变革建议的可能性。倘若你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领地上，那么，你向政府提出的要求可能毫无意义。但是，既然领地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政府现在必须认识到，我们自战后以来为使法国现代化而建立的行政体系也不再合适。

根本没有生态国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生态模式，它既能带来富足、自由，又能保持解放，同时还能适应封闭的环境，即宜居的环境。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德国，没有人对此有任何观念。然而，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尝试和摸索这一模式。我想表达的观点是，我们必须像大革命时期那样，从单打独斗开始，“着陆何处？”让我能够在我们采集的极小核心样本中验证这一点。然而，这在今天要困难得多，因为对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的描述已因三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史，尤其是全球化而变得无限复杂。虽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当你生活在利穆赞、布列塔尼或其他任何地方时，你所依赖的世界与你相距甚远。例如，布列塔尼的猪需要来自巴西的大豆。如果我在布列塔尼，当我关注布列塔尼人民的时候，我不能说这是巴西的事情，从而忽视我所依赖的这个世界。如果我承认，我必须理解并调和这两者，那么政治任务就变得完全不同了。当你描述你所依赖的事物时，所出现的问题对政治问题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制约。

这就是我所说的阶级是如何出现的，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阶级，而是地缘社会阶级（classes géo-sociales）。例如，当你允许巴西大豆问题在布列塔尼内部爆发时。如果你想了解布列塔尼的宜居性问题，你就必须先了解巴西的大豆问题。对于那些最终会问自己“我在那里能做些什么？”的人来说，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会感到很沮丧。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也可能感到沮丧，但他们的身体状况却不尽相同，因为这种描述所产生的意识也重新创造了行动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在“着陆何处？”运动中特别感兴趣的点：能够对自己说，我们可以着陆；能够对自己说，如果我能够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做事，那么我仍然有行动能力，因为小范围指的就是世界的合成。

当我们重新开始描述工作时，我们就避免了所有政治讨论的过错，或者至少避免了灾难。我们必须系统地立足于更高的层次，然后走向另一个普遍性制度。政治不是要改变普遍性的层次，而是要顺着我们的依赖和隶属关系网络走得越远越好。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治疗，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恢复人们的政治能力。显然，这只是很小范围的层面，但大局无小事。新冠疫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例，那就是这种微小的、不断扩散的新冠病毒在短短三周内就占领了整个地球。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如何从小的多方面联系组成大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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