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真相就在这里”
——《地下室手记》导读
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是俄罗斯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重要代表作，但也常被认为是他最晦涩难懂的作品。小说的构思可能始于1860年前后，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苦役和流放地归来，重建文学声誉的时期。起初他想写一部“大型长篇小说《忏悔录》”，但在1864年创作小说期间，对其体裁的界定已变为“中篇小说”，且小说的标题也成了现在的样子。
和陀氏的许多后期作品一样，《地下室手记》也反映了他作为期刊连载文学作家的创作特色。小说第一部于1864年年初在他和哥哥米哈伊尔合办的《时世》（Эпоха）杂志上刊出，但第二部直到当年6月才发表。在这段时期的书信中，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受自己写作时近乎招牌式的拖稿——这次是因为妻子去世和不自信所困扰：“我不向你隐瞒，我的写作情况不妙。突然间我不喜欢这个中篇小说了，而且我自己也写糟了。”“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未能及早完成作品。整个中篇小说糟透了，但就连这个我也没有来得及写完，这就是说：我已经文思枯竭。写出来的也不是我想写的东西。”即使第一部刊出后，他仍不确定小说该写成什么样子。甚至在4月写给哥哥的信中，他仍确信小说将分为三章，“第二章目前还杂乱无章，第三章尚未开始写”。
一
《地下室手记》探讨的问题承接陀氏未来创作巅峰期“五大书”[ 即《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艺术与思想世界，但在更大程度上与其60年代早期的其他著作——《死屋手记》《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以及在《时代》（Время）《时世》杂志上的大量论战文章——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事实上，《地下室手记》本身也是一部有着强烈论战色彩的小说。
1860年代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推行自由化改革，放松言论管制，俄罗斯社会从死气沉沉的尼古拉一世时代苏醒，各路思想脉络的知识分子纷纷办报办刊，阐述自己的理念，并彼此之间展开论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0年代曾是空想社会主义等激进左翼思想的拥趸，并因此遭抓捕、假死刑、苦役和流放。然而回归彼得堡后，陀氏的观念开始逐渐右转。在1860年代初，他是温和保守派“土壤派”[ 又译作“根基派”“乡土派”等。]的代表人物，在与哥哥共同创办的杂志上与各路左翼知识分子展开论战。虽然有时批评的矛头也会指向更为保守的传统斯拉夫派[ “土壤派”有时也被会称为“新斯拉夫派”。]，但激进左翼仍是陀氏最主要的论敌。
在1860年代，俄罗斯的激进左翼思想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如果说184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以某种改良基督教世界观为基础的空想社会主义，那么到了186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已是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理性利己主义”、科学决定论、无神论，而批评家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则将这些彼此并不兼容的理论缝合进自己的体系，并成为“六十年代人”[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保守派政论家的话语体系中逐渐被用“虚无主义者”指代。]的旗手人物。如果说在40年代，仍是激进团体一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已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诸多原则产生怀疑，那么到了60年代，这些最新“时髦理论”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已到了格格不入的地步。1863年，身处囹圄之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奇迹般地合法出版了自己最有影响力的著作——长篇小说《怎么办？》。这本书用笨拙的文学形式将车氏最重要的思想观念包裹起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俄罗斯激进派青年。而站在“土壤派”立场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一眼看出了这本书危险的“反作用力”，在自己60年代的著作，尤其是《地下室手记》中，对《怎么办？》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二
《地下室手记》的第一部《地下室》是主人公“地下室人”的独白。这些自白一开始就以其自相矛盾的逻辑和任性乖张而又无所顾忌的放肆态度让读者困惑——“地下室人”明知自己有病，也了解医学的益处，却就是不愿就医[ 在1860年代的政论和文学（如《怎么办？》、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语境中，医学和生理学与决定论思潮密切相关，而医学院也是虚无主义者的重要活动中心。]；他本质上是一个心善的人，平时却待人粗鲁，并以此为乐；每当他想起浪漫主义所追求的以“美与崇高”为代表的价值，他就情不自禁去干种种不体面勾当，然后陷入自我羞辱的折磨，却又在其中寻找到愉悦。
渐渐地，我们得知，他的这些乖张举动都是因“愤恨”使然——愤恨源自无奈。虚无主义者用科学和自然法则，也就是“二二得四”，解释包括人类心理、道德伦理、社会生活在内的一切现象，最终导致了一种可悲的决定论，它从根本上否认了人类的自由意志，因而也就取消了人一切行为的意义，以及人在做决定时所需肩负的道德责任。这种决定论就仿佛一堵横亘在人类面前的石墙。当头脑简单的“天真汉和大忙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追随者）选择在石墙前服输，像地下室人这样有着“强烈意识”的人，虽然在理智上不能不承认“石墙”的客观存在，但内心潜藏的良知和尊严让他们拒绝屈服，因而选择用任性乖张和“愤恨”来反抗，尽管明知反抗的结局是徒劳——这就如同人在牙痛时会拼命呻吟一样。
从第一部第七章起，地下室人开始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进行更为直接的反驳。首先是他的“理性利己主义”理论，用《怎么办？》中一位主人公的话说：“眼前您在干坏事，因为您的环境要求您这样，给您另一个环境，您也高兴做个无害甚至有益的人，因为，假如无利可图，您决不愿作恶，只要于您有利，随便什么您都肯做，所以，如果必要，您也能从事正当高尚的活动。”[ 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蒋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172页。]在地下室人看来，首先，这种理论用利益和庸俗算计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动机，不仅把人变成了毫无自主意识的琴键、音栓，也把人类生活变成了被日历和对数表框死的数理逻辑公式；其次，这种理论对人性和历史的理解甚为肤浅、天真——人类历史的进程并没有如他们设想的那样，因文明的发展而变得更为理性，血腥和卑鄙依旧是它的关键词；事实上，地下室人断定，一旦生活在虚无主义者设想的一切都由“二二得四”严格规定的乌托邦世界中，那么人将会失去生活的意义，变得空虚和无聊——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中，这往往是某种极致邪念与恶行的缘由[ 如《罪与罚》中的斯维德里盖洛夫、《鬼》中的斯塔夫罗金。]。
地下室人用“水晶宫”指代其论敌对未来理想乌托邦的想象。这一象征不仅有具体的现实原型（参见《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亲眼目睹的伦敦水晶宫），更让人联想起《怎么办？》中韦拉·帕夫洛夫娜的第四个梦里由“铸铁和玻璃”制成的公社宫殿[ 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蒋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427页。]。早于一切反乌托邦文学的创作者，地下室人已准确地预感到，在这样的水晶宫里，怀疑和否定是不被容忍和允许的[ 无独有偶，反乌托邦文学经典，扎米亚京的《我们》（1920）的故事也被设定在了一个颇似水晶宫的玻璃建筑中。]——而怀疑和允许是痛苦的先决条件，痛苦则“是意识唯一的原因”。
然而，就和前六章一样，地下室人能想出的对水晶宫的反抗方式仍是自我肯定和任性乖张——“欲望”（хотенье）俄语原文中这个口语词有更强的主观色彩，颇有些 “想一出是一出”的意味。当时，生理学家伊万·谢切诺夫曾撰文论证所谓人的自由意志无非是一系列大脑反射的结果。在文章中，他就不屑地用这个词来形容自由意志。陀氏在1863年读到了这篇文章，并在笔记本上记录了自己的负面观感。因此，使用这个词可能也是在影射谢切诺夫的理论。或者用小说里更具象的话说，就是朝水晶宫“吐舌头”。当然，和许多阐释者所误读的不同，地下室人并非渴望混沌的反理性主义者，他完全不反对“水晶宫”背后所折射出的人类对“美满、富足、自由、安宁”的渴望，他反对的是将生活完全构建于理性基础之上，以及为了追求这些利益而放弃人的人格自由。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现实利益无非只是可供躲雨的“鸡窝”，鸡窝固然有万般好处，但如果非要把它当作“水晶宫”般的最高理想来憧憬，那么人类最终得到的只会是一座“蚁穴”、沦为蝼蚁。
到了第一部的最后两章，地下室人自己也意识到，诉诸任性乖张和非理性反抗（也就是“地下室”）并非长久之计，他仍渴望某些更高的价值。然而，恰恰是第十章的关键内容遭到了审查删改。陀氏在写给哥哥的信中愤怒地表示：“书报检查官们都是一些蠢猪，在有些地方我嘲弄一切并且间或装模作样地在那里渎神，这些地方倒都被他们放过去了，而我从这一切出发提出必须有信仰和基督的地方他们却都加以禁止。他们，这些书报检查官们，都怎么啦，是在密谋反对政府吗？”虽然小说手稿已不存，但根据这里的提示，以及当时陀氏的其他政论文章，研究者们都推断，地下室人在这一章中提出的“一种别的思想”“更好的东西”正是对基督教救赎的渴望，只有它才能帮助人们真正挣脱决定论的锁链。然而正如第二部的情节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理想对于深陷利己主义和虚荣情绪、脱离“土壤”的地下室人而言，只是可望而不可即。
第一部的语言风格充满张力，且情节发展完全由思想观念造成的心理波澜来推动，这将会是未来陀氏巅峰期创作的标志手法。同样，他未来最惯用的“从内部消灭对手”[ Скафтымов А. ?Записки из подполья? сред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и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Скафтымов А. 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искания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М.， 1972. С. 96.]和逆向反讽的论战手法也是在地下室人的独白和随后的人生悲剧中首次得到呈现——让笔下人物从论敌的立场出发，将其观点推到逻辑上的极致，从而展现其毁灭性结果，这样一来，人物越是面目可憎就越说明论敌理论的错误。
尽管第一部看似是地下室人全然的独白——一种最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的写作，但实则恰恰能体现他的“对话风格”。地下室人自称完全为自己写作，不需要任何读者，可与此同时，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在和一个想象中的论敌进行充满激情的辩论：鄙视、嘲讽、斥责，但也可以讨好、辩白、说服，巴赫金因此将《手记》的语言称为“留有后路的话语”[ 《巴赫金全集.第5卷》，第2版，白春仁、顾亚铃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307—312页。]。
三
如果说《手记》第一部是围绕哲学与思想，以一种充满激情的悲剧语言进行的独白式抽象辩论，第二部《湿雪的缘故》则“降格”到了地下室人对自己几桩耻辱人生轶事的具体讲述，而语言往往也更为滑稽、漫画式。两部之间的反差如此明显，以至于一些阐释者甚至错误地将它们拆成两部独立的作品。但它们之间显然有着更为有机的联系，尤其到第二部结尾，这种联系变得更为明显。用陀氏自己在给哥哥的信里的话说：“你明白什么叫做音乐中的过门吗？这里的情况也完全是这样。在第一章中看起来是闲扯，但是突然在后两章[原文如此]中这闲扯却出人意料地发生悲剧性的急转直下。”
按照地下室人的说法，我们可以推算出《手记》第二部的故事发生于十六年前的1848年，欧洲的革命之年，也是陀氏本人积极参与激进小组的年代。统摄那个年代俄国文坛的是法国社会浪漫主义文学、果戈理的小说，以及受其直接影响的“自然派”散文（陀氏本人亦曾为该流派代表人物）。在第二部的文本中，对大量40年代文学典故的影射、引用乃至歪用[ 例如“湿雪”是自然派散文中彼得堡的重要特征；地下室人升级大衣领子的片段显然在影射果戈理的《外套》；决斗是浪漫主义文学中的陈词滥调；当然，还有同样已沦为俗套的“才子佳人挽救失足女”故事，以及被戏谑性引用的涅克拉索夫关于这一题材的诗作。]都意欲将读者重新拉回那个年代的文化氛围。
《湿雪》讲述的是主人公渴望走出地下室，获得外界的认可和尊重，重新建立人与人的连接，寻求友谊与爱。然而，这一切尝试都以惨烈的失败告终，只招来了他人的厌恶和敌意，或是给人带来更深的痛苦。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他依旧选择诉诸“地下室”，也就是任性乖张的非理性反抗。“地下室”在上一部确实助他抵御了理性主义决定论的侵蚀，但在《湿雪》中，却只给他带来同时兼具高傲和屈辱的虚荣心，并让他深陷于一个不可逆的灾难进程之中。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湿雪》中地下室人身上的这种品质，来自1840年代俄罗斯的整个文化氛围——耽于幻想、多愁善感的社会浪漫主义时代精神在知识阶层中培养了一种强烈的虚荣心和优越感。书本中的欧洲知识与思想为他们灌输了博爱精神，但他们却只爱抽象的人类，无法把这种抽象的爱转化为对具体的人的实际行动和道德责任。
而丽莎则是地下室人的对立面，她虽然基本没有受过教育，又失足成为性工作者，却是陀氏心目中真正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化身——类似丽莎这样能用朴素人性和对他人苦难之同情来感化众生的温顺女性形象，将在作家未来的长篇小说中不断复现。然而主人公身上根深蒂固的“地下室”却让他排斥这种感化，最终选择用仇恨来报答丽莎的爱。
第二部《湿雪的缘故》用地下室人的个人悲剧回答了第一部《地下室》遗留的问题：为什么他的非理性反抗并不能解决问题。第二部的结尾本应与第一部遭审查删改前的论述形成呼应：地下室人重新回到十六年后，并对自己和以自己为代表的俄罗斯欧化知识分子进行了冷峻、深刻的反省与剖析。其核心论点是“地下室”与“活的生活”之间的对立，而这也构成了186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土壤派”政论的核心思想——彼得大帝改革以来，接受欧式教育的俄罗斯知识阶层脱离了自己的“土壤”与人民，导致了宗教和道德上的虚无主义，他们成了书本教条和“抽象”文明的奴隶，不再是“有真正的、自己的血肉的人”，而是沦为“死胎”和“不曾有过的普世人”。而与其相对立的，则是像丽莎这样的普通俄罗斯人民所过的植根于民族传统与正教信仰之“土壤”的“活的生活”。
四
除了将第一、二部割裂成两部独立的作品对待外，对《地下室手记》的另一种常见误读就是将地下室人与作者本人划上等号，不加辨析地将地下室人的话当作陀氏本人的观点加以引用。但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作家用整个第二部来揭示地下室人的理论何以注定破产。如果要说两者有什么相似的话，那么就如第一部开篇作家本人的注释所说，地下室人“必然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是“不远的时代中的典型人物”，以及“至今仍活在世界上的这一代人的代表”，在这一意义上，地下室人应被视为俄罗斯欧化知识分子的一幅集合性画像——而陀氏（尤其当作家在60年代回顾青年时代的自己）自然也曾是其中的一员。斯卡夫蒂莫夫和别尔嘉耶夫的两段话最清楚地为我们界定了作品主人公与作者的关系：
地下室人不仅是揭露者，也是被揭露者。［…］当他还在揭示对个体独立性的需求何以不可动摇，还在捍卫意志自决的彻底自由，作者和地下室主人公就在一致行动，这时他们是盟友。［…］但他［作者］发现并指出，这种［个人自我意识］力量恰当和最高的表现形式并不在于地下室人的立场，不在于利己主义的苛刻要求，不在于对世界和人的毁灭性拒绝，而恰恰在于对立的极点：在于爱和自我献身的欢愉。[ Скафтымов А. ?Записки из подполья? сред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и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С. 90—91.]
地下室人在其辩证法中所否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自己的正面世界观中也加以否定。他彻底否定人类社会的理性化，彻底否定任何把安宁、理智、幸福置于自由之上的企图，否定未来的水晶宫，否定未来建立在泯灭人之人格基础上的和谐。但他带领人继续走任性和反抗之路，为的是揭示：在任性中自由会被消灭，在反抗中人会被否定。［…］地下室人的观念的辩证法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观念辩证法的开端；它在这里开始，而非结束。其积极的结束呈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之中。[ 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耿海英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52—53页；译文有所改动。]
五
由于刊登小说的《时世》杂志很快破产停办，再加上小说本身的晦涩，《地下室手记》发表后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只有向来被陀氏奉为知音的诗人、批评家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曾夸赞说：“你就写这类东西。”
19—20世纪之交，尼采哲学在俄罗斯成为显学，也带动了俄罗斯知识阶层重新发现《地下室手记》。虽然不同的思想者和研究者就两人思想的关系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们是同路人，如高尔基断言：“对我来说，整个弗·尼采全都在《地下室手记》里。在这本书中——人们依旧无法读懂它——向全欧洲给出了一个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理由。”[ Из архивов А. М. Горького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8. № 2. С. 21.]也有人认为他们的思想南辕北辙，比如，米哈伊洛夫斯基曾论述说：“这两个如此不同的人有某些共同之处，至少对同一些问题都抱持极端的、特殊的兴趣。尼采打正号的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打负号，反之亦然，但两人都知道这些正号和负号，都对它们怀有最高程度的兴趣，都认为这里涉及的是人类知性所能想象的最重要的问题。”[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М.К. Еще о Ф. Ницше // Синеокая Ю.В. (ред.) Ницше: pro et contra. Антология. СПб.， 2001. С. 137.]
有趣的是，尼采本人也在1887年读到了《地下室手记》，并在给好友弗朗茨·奥韦尔贝克的信中兴奋地讲述了自己读后感：“几周前，我还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无所知，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因为我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也不看报纸！我在书店偶然看到了最近才被译成法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Lesprit souterrian一书[ 意为“地下之灵”。这个古怪的法译本将《地下室手记》与陀氏的早期短篇小说《女房东》杂糅在了一起。][…]。亲缘本能（还能怎么称呼它呢？）立即在我心中萌发，我的喜悦非同寻常[…]。[《地下室手记》]是心理学的典范，是对‘认识你自己’的自嘲。”
到20世纪中叶，随着存在主义哲学的兴起，《地下室手记》逐渐获得了世界文学经典的地位，甚至被誉为“历来所写过的最好的存在主义序曲”[ 考夫曼编，《存在主义：从陀斯妥也夫斯基到沙特》，陈鼓应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页。]。20世纪的各种新兴文化流派都会拿地下室人来“六经注我”。尽管在“作者已死”的年代，各种误读本身也是一种解读，但我们还是不妨看一下，作家自己如何在小说发表十年后，在其《少年》前言的草稿中重新审视自己的这部小说：
地下室和《地下室手记》。我很自豪，是我第一个展现了俄罗斯多数中的一个真实的人，第一个揭露了他丑陋和悲剧的一面……只有我一个人展现了地下室的悲剧元素，包括苦难、自我惩罚、对最善者的意识，以及实现它的不可能，还有最重要的是，这些不幸者的坚定信念：所有人都如此，所以也不值得改过！[…]
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室诗人——小品文作者们不断重复这些，把它当作羞辱我的东西。一群傻瓜。这是我的荣光，因为真相就在这里。[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Т. 16. Л.， 1976. С. 32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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