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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一部聚焦晚清天津丹麦人生活的城市史、社会史著作。任云兰、任吉东、熊亚平鼎力推荐，并称其为“一部难得的生动的晚清外侨在中国通商口岸的生活史书”。
2.以近150名天津丹麦人的生活为线索，记录了天津的近代发展历程。本书从不同身份的丹麦人角度出发，有外交官、海关官员、军人、商人、工程技术人员及其家属等，着重展现他们在燃气与电力供应、河道开发与维护、铁路修建、自来水供应等方面的技术贡献。使读者得以以异域之眼回望天津这座城市由传统到近代的变迁。
3.利用大量历史细节，展现当年侨居在天津的丹麦人和当地民众的真实生活。本书以原始档案为基础，从丹麦人与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工作等细微角度切入，如工作、经商、度假、交友等，描绘出晚清时期在天津的丹麦移民及天津人的生活图景，反映了天津城市的社会生活风貌。
4.有关天津丹麦人史料的首次集结出版，为近代天津城市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本书基于存于丹麦国家档案馆、丹麦外交部档案馆及天津市档案馆等的有关档案史料，广泛获取报纸、前人著述等文献，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汇集了当事人后裔提供的原始资料。依靠这些史料，读者得以走进历史人物生活过的真实世界，例如李鸿章对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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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李来福（Leif Littrup），丹麦人，哥本哈根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史和明代政治制度史，曾发表《从1994年版〈山东通史·明清卷〉反思地方史编纂》等文章。
译者简介
刘海岩，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龚宁，天津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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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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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文版前言
致谢
目录
第一章 璞尔生家族：天津丹麦家庭的一个典型
第二章 丹麦驻华外交官与领事
第三章 最早来天津的丹麦人
第四章 供职于海关、军界的丹麦人
第五章 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中国的经营
第六章 丹麦人的商业与社会活动
第七章 市政工程与丹麦工程师：水、电与交通
第八章 丹麦贸易的促进者
第九章 1900年的战争
第十章 战后新机遇：市政工程的恢复与推进
后继者
征引文献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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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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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始于19世纪中叶的外国租界的历史，近十年来越来越受到中国与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对外国人而言，租界的发展是欧美对外扩张和殖民主义的结果；对中国人而言，租界的发展显然是中国屈辱的标志。而租界常常成为引进外国技术的地区，客观上对地区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虽然丹麦在中国没有设立租界，但丹麦人几乎是从近代的开端就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群体之一，本书的目的就是追溯这一历史过程：
一、阐明丹麦人在通商口岸天津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与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讲述一些丹麦移民家庭的故事，在或长或短的一段时期内，天津成为这些丹麦人生活的家园。同时本书也会讲述这些丹麦人在丹麦的身世背景，以及20世纪上半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改变。
二、明确天津在来华丹麦人历史发展中应有的地位，以及常常被忽视的丹麦与中国的历史关系。
三、明确丹麦人和丹麦的档案资料是晚清天津租界国际化研究的一部分。
对于一位在中国历史许多领域从事研究工作长达50年的历史学家来说，能有机会如此深入地观察晚清，观察在天津这样的城市中的外国人个体及其生活，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乐趣。为了向读者讲述这一历史过程，我在资料允许的情况下，着重提供了更多的细节，以便让我们能一窥当年那些侨居在天津的外国人和当地民众真实的生活场景。
节选自李来福《晚清中国城市的水与电：生活在天津的丹麦人，1860—191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
璞尔生家族
璞尔生自1871年抵达中国后，再也没有回过丹麦。在他去世一年后，玛蒂尔德·璞尔生带着她的两个未婚女儿，分别是26岁和21岁，回到了丹麦并打算在那里定居。玛蒂尔德把她的居住地作为永久的邮寄地址给了她未婚的姐姐——一位已经退休的教师。与至亲的重聚本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但是玛蒂尔德很快就意识到她的女儿们再也无法适应在丹麦的生活，尤其是艾莉，离开中国后她日夜想念她已婚的姐姐和她姐姐的孩子。璞尔生的两个女儿学了一门打字课程，她们认为可能会有用。1909年5月，她们全家从德国不来梅上船，先是回到并待在北戴河，在那里她们有房子可以随时居住，直到在天津找到新家。此后，她们住在天津德租界威廉街（今解放南路）8号，直至1915年玛蒂尔德·璞尔生去世。
让成年女儿回到丹麦的计划表明，孩子们可以比较熟练地说丹麦语，也许她们童年时在家里就使用丹麦语。他们也学会了汉语。大女儿弗朗西丝·莱考夫（Frances Leykauff）写到她从小就非常熟悉中国的语言和习俗——这对外国人而言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她对中国人也怀有极大的同情心。1902年7月末，巴斯先生雇用的李书保（Li Shubao音译）申诉说，他在天津火车站受到尼尔斯·璞尔生（Niels Poulsen）的骚扰，他伤害了李书保的两匹马。他们之间的谈话使用的是汉语。此案以尼尔斯·璞尔生向巴斯先生道歉而了结。丹麦领事要求尼尔斯·璞尔生向李书保先生支付5元的赔偿金，尼尔斯照做了，但李书保拒绝接受赔偿，并把钱还给了尼尔斯。尼尔斯·璞尔生当时（也许是后来练成）可能是一名熟练的骑手。1907年春季赛马的评论说他“精湛的骑术一如既往，同时作为一名优秀的驯马师也获得了良好的声誉”。至少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可能有点随心所欲，对待钱财也是如此。1907年夏天，父亲璞尔生罹患重病，并住院治疗。“由于他的精神状况，已经无法处理商业事务或管理公司事务”，他的儿子尼尔斯·璞尔生便被领事指定担任公司的管理者，并经上海领事批准，但在财务方面要接受领事的严格监督。
从1900年7月到1902年8月，天津由外国军队代表组成的天津都统衙门（TPG）控制。都统衙门有自己的警察组织（当时称“巡捕”），华人巡捕由斯图尔特（H. R. Stewart）指挥，瓦茨（Arnhold B. Watts）作为助手。尼尔斯·璞尔生1900年开始担任巡捕。当1901年7月瓦茨被调到河上巡捕队后，他接任了都统衙门华人巡捕房的副巡捕长，而且可能一直担任到1902年8月都统衙门撤销时为止。其后，他在天津的外国洋行工作，偶尔会在华北地区出差：1904—1906年，为开滦矿务局（Chinese Engineering & Mining Co. Ltd）工作；1907—1909年，为德国鲁道夫·伯特伦洋行（Rudolph Bertram）工作；1909年，为莱考夫洋行（Leykauff & Co）工作，至迟从1912年开始，担任该公司山东济南分公司的经理。1915年，莱考夫因破产被清算，并企图让尼尔斯·璞尔生偿还贷款，但遭到拒绝。当时，尼尔斯·璞尔生在北京的仁记洋行（Forbes & Co）工作，在1915年3月13日，也就是他母亲去世的前一天，他写信给丹麦公使表示：他无法偿还贷款，“母亲璞尔生夫人已经做出了安排，在她死后我不会得到任何财产”。后来，他在济南为费伦·丹尼尔洋行（Fearon， Daniel Co. Inc.）工作。1921年，他被授予中国“五等嘉禾勋章”。尼尔斯·璞尔生于1913年3月1日在济南结婚，母亲和妹妹出席了他的婚礼。他的配偶是英国人，出生在山东青州，父亲是一名浸信会传教士。尼尔斯·璞尔生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儿子（分别出生于1914年、1916年和1921年）于20世纪20年代先后在天津领事馆注册登记并住在济南。他们一家可能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离开中国，他们的儿子在英国工作或学习时加入了英国国籍，年纪在16到19岁。
璞尔生有三个女儿嫁给了在天津的英国人。出生于1882年的米娜·克诺克尔（Minna Knocker）于1901年结婚，婚后在新加坡生活。1908年，她的母亲和两个姐妹曾去看望她。其他两个姐妹则一直生活在天津。出生于1884年的安娜（Anna）于1903年与亚瑟·霍华德·瓦茨（Arthur Howard Watts）结婚。瓦茨是当地一名领水员和酒店老板的儿子，并在开滦矿务局航运部工作。出生于1881年的阿尔维尔达（Alvilda，也叫黛西\\[Daisy\\]），于1913年在英国总领事馆与家庭律师孟堪师（K.W. Mounsey）结婚，新娘由丹麦驻北京公使交给了新郎。孟堪师一家可能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离开中国，但瓦茨一家留了下来。1941年12月，埃里克·瓦茨（Erik Watts）从天津逃到了战时首都重庆，但他的父母留在了天津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人拘禁。
艾莉·璞尔生一直没有结婚。她在天津的外国洋行做速记员，可能是由于她丹麦公民的身份，她才得以安全地在天津度过战争年代。
1906年5月，璞尔生的大女儿弗朗西丝（Frances）嫁给了德国商人罗伯特·莱考夫（Robert Leykauff），后者在1907年接管了拔维晏洋行（E. Bavier）的进口部，并担任该公司的出口代表人。他们有一个儿子，出生于1907年。很可能是因为战争，莱考夫的生意遭受了挫折，他们不得不搬到一处更简陋的房子里，只留下了三个仆人，辞退了其他仆人。由于是德国人，当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国宣战时，他们成了敌侨，有可能被拘禁或驱逐出境。然而，中国当局选择对他们实行登记和监视，所以他们可以留在天津，直到1919年2月才与其他在中国的德国人和奥匈国人一起被驱逐出境。一些中国人对于将这些人驱逐出境表示不满，并提出要把他们藏匿起来，但莱考夫一家还是乘火车南下，准备从上海登上英国轮船前往欧洲。可是，弗朗西丝·莱考夫（Frances Leykauff）接受了一位丹麦官方代表的建议：由于她的父母是丹麦人，可以安排她和儿子一起留在中国。她先是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后来和妹妹住在天津，但最后她还是想和丈夫在一起。1920年3月下旬，她和儿子开始了一段痛苦的旅程，免费乘坐德国政府包租的轮船回到欧洲，这艘轮船是用来运送在日本囚禁的战俘回欧洲的。她到达德国后不久就病了，1920年10月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这时，璞尔生家的人积极活动。1921年初，在天津的妹夫（指孟堪师）向上海的圣三一教堂索要了一份弗朗西丝·莱考夫的出生证明。4月，在伦敦度假的妹妹来看望了弗朗西丝·莱考夫，并说服罗伯特·莱考夫让她出院。她出院后在德国度过了一个夏天，但仍在接受医疗护理。7月底，她去了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她的儿子也从精神失常中康复并去看望了她。1921年11月，她回到了丹麦，登记居住在哥本哈根，一人独居，但仍然是已婚状态，仍然是德国公民。
据我所知，这个家族在丹麦最后的遗物是彼得森（I.C. Petersen，1873—1944）和范妮·赫德维格·彼得森（Fanny Hedvig Petersen，1875—1952）在哥本哈根第5/85区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ksberg）古老公墓的墓碑。墓碑上，他们名字的侧面是朋友的名字，有三个人的名字在右边，弗朗西丝的名字单独在左边：弗朗西丝·莱考夫（1878—1934）。1934年1月30日，她的骨灰被装在骨灰瓮中埋葬在那里。
节选自李来福《晚清中国城市的水与电：生活在天津的丹麦人，1860—191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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