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全球书籍史
》
售價：HK$
130.9
《
如此中国：时间线上的艺术与文明
》
售價：HK$
250.8
《
胡斯战争（卷一）：愚人之塔（《猎魔人》作者波兰历史奇幻巨著）
》
售價：HK$
142.8
《
大清为何轰然倒塌：一本让读者又爽又气、又哭又笑的历史书
》
售價：HK$
74.8
《
真实与真理之间——早期基督教史学探析
》
售價：HK$
107.8
《
中国古代等级制度
》
售價：HK$
173.8
《
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樊百川著作集）
》
售價：HK$
184.8
《
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学术·有道）
》
售價：HK$
107.8
|
| 編輯推薦： |
1.一部深入剖析清代货币流通和经济运行的货币经济史力作。银、钱与银钱比价，此三者是理解清代银钱体系、货币流通及经济运行的核心概念，本书以此三个核心概念为中心，揭示清代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复杂互动。
2.重绘清代全国各省的银钱比价数据序列，为清代货币史、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作者通过分析官方档案、地方账簿、报刊数据、笔记文集等史料，重绘了清代从1644年到1911年逐年全国各省（十八行省加京师）的银钱比价数据系列，为目前所见最完整、最全面。
3.提出“双轨—多轨”的价格体系框架，以解释清代银钱比价波动的复杂性与内在逻辑。官方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列形成所谓“双轨”，而在各价格体系内部又有诸多不同的细分价项，是为“多轨”。“双轨—多轨”的价格体系是本书的核心理论框架，这一框架突破了传统研究中将银钱比价视为单一市场均衡的简化视角。
4.观照时代与个体，解析银、钱双货币运行下，经济社会的种种日常。货币制度和银钱比价的不断变化，影响所及包括政府财政收支、市场物价、商贸往来等方面，也会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个体的日常经济生活造成影响。
5.通过跨学科方法与多元史料的运用，将既有研究推向了新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一部深入剖析清代货币流通和经济运行的学术著作。全书从银价、钱价和银钱比价的概念出发，系统梳理了清代银钱比价的历史数据，在此基础上提出：银钱比价非某单一价格种类，而是“双轨—多轨”的价格体系。基于海量史料，作者重绘了清代全国各省的银钱比价数据序列，为清代货币史、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以银钱比价为切口，书中还着重探讨了银钱比价形成的复杂机制、比价波动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官民双方的应对策略，深刻揭示了清代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复杂互动。
|
| 關於作者： |
|
胡岳峰（1990—2024），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青年历史学者，主要从事清代货币史、经济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
|
| 目錄：
|
序（刘昶）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第二节 学术史与研究现状
第三节 框架与结构
第四节 方法与资料
第五节 补充说明
第一章 钱价、银价与银钱比价
第一节 何为钱价
第二节 何为银价
第三节 何为银钱比价
小结
第二章 既有银钱比价研究数据的分析与评价
第一节 官方数据
第二节 民间数据
第三节 整合数据
小结
第三章 银钱比价分区数据的重新整理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评价
第二节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小结
第四章 银钱比价的波动特征
第一节 全国性长期趋势与波动分期
第二节 不同省份的波动异同
小结
第五章 国家对银钱货币的管理
第一节 清前中期的货币管理
第二节 咸丰朝的转变
第三节 规复制钱的尝试与变数
小结
第六章 银钱价值、供需与比价形成
第一节 影响银钱价值的因素
第二节 比价形成的市场过程
第三节 对十一期波动分期的解释
小结
第七章 银钱比价波动的影响
第一节 比价波动与财政收支
第二节 比价波动与民众负担
第三节 比价波动与商贸活动
小结
第八章 对银钱比价波动的应对
第一节 官方应对
第二节 民间应对
小结
结语
参考文献
图表索引
附一 中国货币史杂想录
附二 清代银钱比价的“双轨—多元”价格体系对国家货币经济管理影响研究
附三 胡岳峰学术履迹（2021—2023）
|
| 內容試閱：
|
序
刘昶
作为一名教师，为自己学生的著作写序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和自豪的事。但是，这一次为胡岳峰博士的著作写序，我的心情却非常沉重，因为这是他的一部遗著。另一方面，我又为这部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著作的出版感到欣慰，这是他贡献给学术界的一份厚重的成果。
胡岳峰的著作《清代银钱比价波动研究》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而他的博士论文是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多年研究的成果，记录了他学术成长的足迹。作为他硕士和博士阶段的指导老师，我对他的学术成长非常了解。岳峰本科就读于浙江大学历史系，在那里，他接受了扎实系统的史学训练。他的本科论文讨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自己家乡浙江建德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大量查阅档案和报刊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十多万字，这充分展现了他的学习潜力。2012年，他通过浙江大学的推荐免试（免入学书面考试）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在入学面试时，他可能是有些紧张，表现得不是很出色，参加面试的老师对是否录取他有些争议。我因为看过他的申请材料，觉得他是一个可造之材，就把他招收到自己名下。入学以后，岳峰很快便脱颖而出，他好学深思，涉猎广泛，读书做学问喜欢穷根究底，有非常高的悟性。在研讨班上，他的发言讨论从不人云亦云，总是有自己独到的心得和见解，并善于从大家习以为常、不加思索的地方发现问题。在研一年级第二学期，他在我的“中国近代经济与社会”研讨班上写了一篇《十八世纪帝制中国》的读书报告，这是对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十八世纪中国研究的综述，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想法和观点，完全达到了发表的水平。我读了以后，建议他做些修改，并将台湾学者林满红关于清代货币和经世思想的研究也考虑进去，然后拿去投稿发表。过了一两个月后，他来和我讨论，我发现他竟然已经阅读了大量关于清代货币研究的论著，以及清代经世学者关于经济和货币问题的论争，并且他希望把这个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清代货币史是一个非常专深的领域，一般学者都不敢轻易涉足，不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加上持之以恒的努力是难以有所收获的。所以我建议他对这一选题先做进一步了解，不必匆忙做决定。从研二开始，他就扎进了这个领域，阅读了大量一手资料和二手论著，在此基础上于研三完成了硕士论文——《“银钱平行”与“银铜并行”：清前期货币制度的理念与实践（1644—1795）》。论文共20多万字，它不仅对既有清代货币史的研究做了非常详细到位的综述，并且对清代前期货币制度的政策设计和货币的实际运行做了细致的梳理和充分的讨论。论文认为，清代货币制度是一种“以银（白银银两）铜（铜钱）并行为代表的向近代白银核心型体系转变而不得的银铜复合本位制度”。除了关于货币本位问题和清代货币思想的精彩讨论外，论文的突出贡献还在于指出了货币制度之实际运行中面临的市场的时空分割。与大多数前人的讨论所假设的不同，他的论文通过对货币在地方市场的流通使用情况和货币的“毛细管作用”的分析，指出至少在十九世纪以前货币发行和流通受到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市场在时间和空间上多重因素的分割，而这种分割加上当时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并存，是造成货币政策设计与实际运行脱节的重要乃至主要原因。论文得到学位评议和答辩专家的一致好评。
硕士毕业后，岳峰继续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他以“清代银钱比价”为博士论文研究的课题，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清代货币资料，从官方档案到民间文书、个人记述，并按照年份和不同的省份重建了整个清代银钱比价的尽可能完整系统的数据系列。在此之前，前辈学者只搜集整理了部分的银钱比价资料，做了清代个别时段、个别省份的银钱比价系列，还没有哪个学者个人或学术机构做过这样的系统完整的工作。这是一件工作量巨大，且繁复琐细的工程。而岳峰仅凭一己之力，毅然挑战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在读博的几年时间里，他整天泡在图书馆，借阅了大量的图书资料。学校图书馆好几年的借阅统计都显示他借阅的图书数量高居榜首，远远高出其他同学的借阅量。校报的记者还专门采访报道了他的学习情况。在这个资料工作的基础上，岳峰对整个清代各省银钱比价的逐年波动情况及其原因，以及这些对清代财政和经济的影响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是他博士论文的主体，也是这本即将出版的专著的主要内容。
岳峰的这部专著共有70余万字，除绪论和结语外，全书共八章，可分为两个部分。前面四章是对清代银钱比价的一个数据研究和各省历年比价数据的重建，而后四章则是对清代银钱比价波动的原因、造成的影响及社会各方对波动的应对等方面的质性研究。这两个部分其实分开来各自单独就是一篇博士论文的题目和容量。前面讲过，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对清代银钱比价做过完整系统的数据系列，因为这项工作的难度实在太大，而岳峰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他重建了有清一代从1644年到1911年逐年各省（十八行省加京师）的银钱比价数据系列。一开始，岳峰是想以府为地理单位、以月为时间单位来重建清代银钱比价的数据系列的，不过这个工作量实在超出了个人的极限，更主要的是没有充分的史料支持。所以他选择退而求其次，以省为地理单位、以年为时间单位来做这项工作。即便这样，受史料限制，这个数据系列还是有不少年份和省份的空缺，特别是在清前期。但这已是目前为止我们所能有的最为完整和全面的清代银钱比价数据系列了。它把前人所做的工作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书中“表56 清代银钱比价分省数据（一）”和“表57 清代银钱比价分省数据（二）”就是这个银钱比价系列，它列出了各省逐年的银钱比价。这两张表中每个年均省均比价数据背后都有数个、数十个甚至更多的地方原始数值为支撑。岳峰在第三章中专门讨论和说明了这张表中的每个数据是如何提炼和整合出来的。每个数据都要经过五至十个步骤仔细严谨地从大量原始资料中提炼出来。书中“表55 1846年各省均数据处理示例”以1846年为例，详细说明了各省的银钱比价数据是如何提炼出来的。表中分栏展示了数据的地域、资料来源、资料的原始文本、资料中的银钱比价数值、经过处理的校正数值，最终在表56和表57中采用的录入值等，清晰直观地把整个数据处理过程展现了出来。以有清一代268年计，19个省级单位的逐年数据有5000多个，扣除数据空缺的年份省份，至少也有3000个数据，这3000个数据每个都是从多个甚至十数个原始数值提炼整合出来的，这样表56、57所根据的原始数据数量是惊人的。为了重建这个清代各省银钱比价的历年数据系列，岳峰搜集和建立了一个数百万字的原始数据库。如此庞大的数据库当然是70余万字的著作无法容纳的，但我非常希望它以后能够被整理出来，开放给学界使用。
在第四章中，岳峰根据他重建的清代银钱比价系列对其宏观动态趋势做了分析，得出了非常重要的结论。他把各省历年的银钱比价走势图叠加在一起时，如书中“图36 各省银钱比价（1644—1911）”所示，发现有清一代银钱比价的全国变动态势一致，即便省与省之间存在基数或平均数高低、波幅大小、贵贱转变发生迟速的细小差别，但各省没有出现过与他省长期相反的比价变动趋势，不存在独立的走势，这说明清代存在一个全国性的货币市场。这个全国性的货币市场的线性走势图以1853年 (咸丰三年) 为界，可以看到两个明显不同的波动形态，此前银钱比价波动总体走势呈底部较宽的Ｕ型态势分布，此后则为一向右后方倾斜的Ｗ型状态。全部清代268年中共有６次较明显的银贵钱贱阶段、5次较明显的银贱钱贵阶段。从区域上看，华北和江南大地理范围内各省比价变动趋势都较接近，但总体上江南地区诸省的比价变动同步性高于华北诸省，此或可说明江南地区的银钱比价市场整合度高于华北。其他地区则是两湖、两广、陕甘的银钱比价货币市场整合程度较好。福建和四川有一定程度的独立特点，此或与两地所处自然地理单元有一定特殊性有关，但在长期走势上并不与他省相异。虽然云南数据整体偏高，但走势亦不异于全国。
在接下来的五、六、七、八章中，他分别讨论了清代国家对银钱货币的管理，影响银钱比价波动的各种原因，银钱比价波动对国家财政、民众生活及商贸活动的各种影响，以及官方和民间对银钱比价波动的应对。岳峰认为，清代的货币是银钱并用，这个货币体系的形成，有其特定历史背景，是一种国家与市场合作，来应对巨量海外白银输入，货币流通严重依赖白银的状况，以稳定和发展社会经济的自救行为。这个货币体系的建立，并非出于预先的顶层设计，而是一个在应对危机中不断演化的结果。银钱并用自然形成比价，在清代，白银的供给不受国家掌控，而制钱铸币是由国家掌控的。这两种货币并用，必然给清代银钱货币的管理及比价稳定调控带来始终无法摆脱的矛盾。银钱比价形成及波动，本质在于银与钱各自价值变动。而银价与钱价的变动，又与其各自的供需数量、流通速度及国家财税和货币政策等因素相关。所有相关因素，又被嵌入于特定的经济结构、财税体制、货币制度、货币行用结构之中。由于影响比价的因素众多，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各因素作用大小、影响程度也不一样，造成银钱比价波动频繁而复杂的局面，并对国家财政和民生经济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在本书结语的最后，岳峰指出，若以后见之明做中西比较，可以看到清代货币体系存在先天缺陷，银钱并用而比价无定，导致财政收支具有不稳定性。大量使用金属货币，具有天然的通缩倾向。无论是从稳定银钱比价，还是从对抗通缩而言，信用货币的发行都应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终清之世，清政府都无法进行这样根本的货币体制改革。在清代前中期，它没有这样的动力；在清代后期，即使它有心改革，也无相应的历史资源凭借，亦无充分的集权能力。岳峰的这个看法或许可以为我们理解中西历史大分流增加一个观察维度。
以上就是岳峰这部专著的主要观点和贡献。这部专著的出版将会是清代货币史和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事件，而岳峰在本书中所做出的成果将长久地嘉惠学林。遗憾的是，这一切岳峰本人都看不到了。岳峰2019年博士毕业后，入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继续从事清代和近代货币史、经济史的研究，并有志于把研究推进到民国时期。只可惜天妒英才，如果他不是在2024年英年早逝，他的学术成就将不可限量。
岳峰在学术上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总是力图把研究做得尽善尽美，去挑战学术的高峰，也挑战自己的极限。正如他在自己的硕士论文后记中所说的：
人这一辈子，活着，不就是为了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到哪一步，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的吗？——不管路有多长，黑暗试探我，烈火燃烧我，都得去接受。
岳峰这部遗著得以很快出版，要感谢岳峰硕博士求学期间的同门和他工作后的同事、学友等的热心帮助和奉献，他们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蒋宏达和于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赵士第、上海大学文学院叶鹏、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王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张国坤、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善靖，他们共同整理校订了岳峰的书稿。岳峰的同门群策群力，校对了书稿的校样，他们是：王鹏辉、赵思渊、裴丹青、黄亚楠、林胜强、刘源、邹凌凤、侯琳、孟浩、丁嘉晖、焦文卿。而本书的出版，则是岳峰同门师兄、现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分社社长刘隆进一手策划和操办的。有这么多、这么好的同门和同事热心帮助、贡献心力，岳峰在天堂里一定会非常欣慰的。
作者注重对微观史料的运用，通过解读日记、书信、笔记、文集、谱牒等非官方文献，还原了普通民众在银钱比价波动中的真实生存状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研究“重官方、轻民间”的不足。
——编者按
日记、笔记、文集、谱牒资料所见银钱比价数据
（一）日记、书信资料
日记、书信资料中的比价数据因贴近生活实际，故可靠性较高。以道光初年内城旗人满文日记手稿《闲窗录梦》中的经济生活记录为例，如“（道光八年二月初一日）将俸银卅两送至‘小六合’卖得七十六千二百文”，便能从中推出比价76200/30=2540，但该数值为京钱计值，所以制钱比价还要变为2540/2=1270才行。同理，《许瀚日记》记录道光十五年“（腊月二十六日）换雨山贺金四两一钱，合钱十千四百九十六文，（二十七日）借杨霭亭银二十两三钱七分，合钱五十三千六百零；（四月初四日）换银四两，钱二十七合九八，钱十千一百七十，（二十二日）换银一两四钱，合三千七百五十；（五月初二日）借庄二兄银一锭，京平九两四钱，合钱二十五千二百八十文；（六月十八日）换银十两零一分，钱二十六千八百零二十文；（七月十九日）甄甫先生送二十金，换钱五三千四百九十文。”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些记录平均出京师比价，最终数值依然要除2转换为制钱数值。除了用京钱、津钱、东钱等特殊计值货币的区域外，一般日记中的钱多为制钱。比如《退想斋日记》记录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近闻银数太少。太谷每两银换一千零数十文钱，较秋初减二百余文，较去腊减五百文左右，大不利于民。”此中银数少代表银贱。太谷当地银钱比价年波动区间为[1050，1550]，此48%的波幅较大，是为当时缺少制钱的特殊局面所致，但在数值提取时，我们还是可以据此取中值以代表太原比价。
日记、书信资料中的比价数据一般较零散，且不同日记、书信个体间差异较大。有的几乎不涉及货币价格，有的则零散涉及，更甚者也有如账簿一样记录每日进出流水的。比如下面一段示例：
光绪四年正月二十四 天时：晴。人事：……函牍：……出纳：……收兑钱千三十文。 正月二十五 天时：……人事：……函牍：……出纳：收兑钱千零三十…… ……二月初七 天时：……人事：……函牍：……出纳：……收黄分洋四元。支付匠工洋三元，钱八百。收兑钱二千一百…… …… 十二月十八 天时：……人事：……函牍：……出纳：……收兑钱一千八十…… 十二月十九 天时：……人事：……函牍：……出纳：收吴分洋一元。收兑钱一千六十。支马牌套洋一元。支于信钱四十。……
此为现藏于上海市松江区博物馆的杨葆光《订顽日程》日记、自同治六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867—1901），逐日分类记录天时、人事、自修、酬酢、著作、函牍、出纳项。出纳项涉及每日各种银钱支取事项，事无巨细。这其中，虽非每日皆有货币兑换，但每周几乎必有记录，在多数时期有“收兑钱……”固定记录。根据行文格式及“收兑钱”前后记录数据可以推断，此即货币兑换价，且多数时期为洋一元的兑价（偶有不指名数额的需自行尝试用整数除出比价，并核定是否与洋一元的兑价记录相近）。如此，我们再根据同年《上海经募直豫秦晋振捐征信录》之类材料对比，更可确信其兑价记录为真，且可以利用多种材料互证并平均出当地当年银钱比价数值。同样，商人书信也十分关注货币问题，故较一般书信会有更多钱价信息。山西票号书信甚至有固定的正报、复报、附报、叙事、行情固定格式。如咸丰七年五月十二日《日升昌成都分号致总号信札》记录：“又统去余鸿泰等四名复开履历一纸，重寄京两信。王茂修会银底信一封，大丰隆、何锡寿、袁春畲各一信，至日一并收阅转致是安……再报，目下成号仍不存银两，钱价（每两银值钱）一千七百五十（文）九八（钱），黄货（价）十二两五钱，红花白蜡与前相似，专此。”通过票号信件传递的货币信息，我们可也略知当时成都的银钱比价情况。
总之，日记、信稿中的银钱比价资料因其可靠性高，故可用来补充、校对其他钱价数据；但也因其零散、不同文本个体差异大，银钱事项所涉时间、地点需有考证，较为繁琐，故作用多局限于零星使用。
（二）笔记、文集类资料
笔记、文集类资料中的比价记录也与具体资料有关，有的几无，有的较多，各不相同。如果作者本人留心经济事务，则一般会有更多记录。
利用这类资料的难点，除却零散，便是误记——或记错时间，或记错地点，或遗漏信息，甚至数值错漏。如《阅世编》载“﹝康熙﹞十二年壬子秋，新米七百，计银六钱三分，嗣后以此为常”。然康熙十二年为癸丑年，壬子年当为十一年。由于无法证明是年份还是干支记错了，所以本文在处理数据时，只能将此数值连用两次代表连续两年。
该类资料因为各有特点，无法一一例举处理办法，具体可直接参见附录原始资料。
另外，还有一些游记也属于此类资料。特别是晚清时期的外国人游记，其为我们提供了更为详细的比价相关事件及对比描述。比如贝思福在其1898年的考察游记中专门记录了中国的货币问题。其坦言“中国的财务与货币问题，不仅对我是一个难题，对普通大众也是一个难题”，因而他在论述相关问题时又请教了当时中国和英国各港口的银行经理。其对北京地区大铜钱（1吊=50枚）的价格逐年变化即有一定记录。根据历史背景可知，光绪时，北京大钱为当十钱，又以京钱计数，所以50枚当十大钱为总面值500文，等于京钱1吊。逐年记录中，如1892年的710枚即可据此算为14.2吊。又由于当时在京当十钱为减重产物，一般只能抵制钱2文，所以1892年的710枚实际只为制钱小平钱1420文。同理，1893年的14吊京钱即700枚当十大钱，也即1400文制钱。对比其他资料，如《光绪十九年十月带戏津贴当》“共享钱四千零三十二吊，按（每两）十三点七（吊折算），合银二百九十四两三钱。”每两兑京钱数相近，便可知贝思福记录不虚。又如日人曾根俊虎曾于1874—1876年游历上海、江苏、浙江以及中国北方沿海各省市，其也关注到当时的银钱比价，并有一些年份的各地钱价记录。在一定条件下，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类别资料进行比较核对，取出当年当地适合自己做研究用的数值。
（三）谱牒类资料
清代某些家谱、族谱类资料，因涉家族收支、族产，甚至有记录灾异、岁时等情，故也存在货币价格信息。但这类资料的代表性有限，往往只涉及一村一地，且不为了专门记录比价。此类资料在本研究中所涉不多，但仍可零散提供一些信息，以作补充。比如清代四川重庆府涪州的《夏氏宗谱》中“岁年记”部分有载：
嘉庆元年丙辰，白莲教起衅……丁巳入川东……戊午，贼匪竟至涪陵……己未四周滋拢……辛酉年五六月，米价每斗钱一千四五百文，制银一两伍钱。
根据这部分记录，我们可以得知，嘉庆六年（1801）五、六月份，当地的米价折钱一千四五百文，折银一两五钱。这里出现“制银”一词，如果按“制钱”是官方标准钱的意思，则“制银”很可能是库平纹银。换算银钱比价为967。由于未能寻得该年重庆府其他比价资料，我们参看湖北情况。此时宝武局有发卖制钱记录，“按照每串减价易库平纹银一两三分五厘五毫”，算出比价为966。据此在一定程度上可认为《夏氏宗谱》中的这条记录可信。
又如一些个人年谱，类似于文集资料，会收入货币、物价情况论述。陈钟珂所撰记录陈宏谋经历的《先文恭公年谱》，记录乾隆七年陈宏谋疏：“江西钱少价昂，钱法日敝，先经奏请截留滇铜鼓铸，所铸制钱应行定价出易。今请就现费工本核计定价，每银一两易钱八百四十文，以此数掺铜销毁，其价贵于买铜，可无销钱之弊。其出易之法，奉部议令搭放兵饷，但概行搭饷散之十三府，在赣南九广等府原用大钱则不见有益，而在南昌瑞临等府亟需大钱，则为数无多仍无大钱可用，势必仍用小钱。请于省城抚镇两标兵饷每银百两搭钱十两，其余各营毋庸将钱搭放，所余铸钱酌发省城及原未行使大钱地方按照工本定价，分局设官稽查，源源出易则大钱渐可流通，小钱不得昂价。其现用之小广钱仍暂准作八折行使，俟大钱充裕再照通例减至每二小钱作一大钱而止。私铸之钱定价勒限收买，限外拿获从重治罪。”这样详细的资料在现有的奏折中已经找寻不到。陈宏谋在此疏中不仅写明了暂允小广钱减价使用的原因，而且说明了官定出易比价的定价依据——“就现费工本核计定价”。这类资料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比价数据背景信息，有助于研究比价形成原因、影响，以及官民应对措施等。
再如某些传记、回忆录，广义上也可算入该类资料。比如传教士丁韪良回忆过其1850年在宁波的见闻：“西班牙银元兑换铜钱的交易，其牌价是从两百英里之外的苏州用信鸽带过来的。”此中虽无具体比价数值，但我们可以借此知道一条重要信息，即宁波的牌价与苏州挂钩（在当时还非上海），时人利用信鸽传递市场交易信息。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