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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外汉学家贺萧代表作，jue版好书复活！新增修订，罗威廉、王笛一致推荐，从新劳工史视角重新诠释中国近代工人阶级的典范之作。
2.一部聚焦1949年前天津工人生产、生活的劳工史、城市史经典著作。本书从劳动雇佣、斗争策略、衣食住行、家庭生活、公共卫生与健康、婚丧礼仪、节日风俗等诸多角度，展现了天津工人日常生活的历史场景，再现了近代天津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
3.通过大量历史细节，展现一个鲜为人知的近代天津工人世界。本书触及了近现代历史上在天津这座曾被誉为“小上海”的繁华城市中，挣扎在“霓虹灯外”的下层社会种种不为人知的痛楚。比如，男女工的同工不同酬、女工在工厂中面对的性暴力、工人为反抗剥削而进行的“摸鱼”（书中称“泡蘑菇”）甚至偷窃行为。
4.口述资料的引入，为城市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本书以普通市民、日常生活、大众文化为研究取向，娴熟而又恰当地运用口述访谈、口述史料、报纸报道，挖掘其中可能包含着有助于促进“城市化”的积极因素，为城市史研究的转向做出成功的示范。
5.关注民国女工困境，以女性视角革新劳工史叙事。本书聚焦女工的工作环境、家庭负担以及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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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部聚焦1949年前天津工人生产、生活的劳工史、城市史经典著作，通过大量口述史料，从劳动雇佣、斗争策略、衣食住行、家庭生活、公共卫生与健康、婚丧礼仪、节日风俗等诸多角度，展现了天津工人日常生活的历史场景，再现了近代天津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同时，本书特别关注女工处境，以及女工在工厂、家庭、社区的多重身份，聚焦同工不同酬、性暴力、月经卫生等话题，打破男性中心叙事。本书讨论的核心始终是普通人的故事，值得所有关心劳动者命运的人一读。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丛书简介
大学问?中国城市史研究系列
在城市中发现中国历史
以史家之笔触碰城市的历史和记忆
窥见一个已经消失但在当今时代留下印记的世界
为城市写史，为小人物立传
出版信息：
《亦官亦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与社会》《晚清中国城市的水与电：生活在天津的丹麦人，1860—1912》《天津工人：1900—1949》《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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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美）贺萧（Gail Hershatter），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学教授（荣休），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前主席（2011—2012）。长期从事文化史、劳工史、妇女史、性史和女性主义理论研究。著有《天津工人》《危险的愉悦》《记忆的性别》等。《危险的愉悦》与《记忆的性别》分获1997年、2012年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女性史纪念奖”。
译者简介
喻满意，苏州市职业大学教育与人文学院副教授。
任吉东，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座教授。
许哲娜，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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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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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译者序
致谢
导论：中国和工人阶级历史的形成
第一章 近代天津城市的塑形
天津的环境
1816年的天津
作为通商口岸的天津
第二章 无常易变的工业家们
投资者和权贵
消失的工厂主和熔毁纱锭：棉纺织业
结论
第三章 工作多样性与工人生活
手工业
制造工业
手工工匠与工厂工人
临时工与工人阶级家庭
物质生活
贫困的边缘
第四章 飞铁走錾：三条石工人
三条石：一个地区的发展
三条石工人
结论
第五章 赢得地盘：运输工人
脚行的形成
剖析脚行
城市传统
暴力行为
政府与脚行
第六章 轮带如海：纱厂工人
招工：厂门前的斗争
工作时间：车间里的斗争
正式与非正式的劳动纪律
围绕生活的斗争
第七章 大鼓书与鬼市：工人阶层的生活方式
市场和娱乐
性、暴力和脆弱性
节日和庆典
第八章 工人阶级抗议的形成
20世纪20年代：共产党与纱厂
南京政府十年：改革、解雇和关厂
20世纪40年代：占领时期与国民党的重返
附录
参考书目
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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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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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工人：1900—1949》（中文版）前言
2014年，我很欣喜地为我的著作《天津工人：1900—1949》（下称《天津工人》）中文版撰写了简短的前言。该书由许哲娜、任吉东和喻满意做了完美翻译，并于2016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鉴于该版现已绝版，我很高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决定发行新版。虽然《天津工人》的中文版首次面世距今已近十年，但我十年前所写的内容仍然能够表达我认为的这本书对中国读者可能具有的价值，因此我在此附上了稍作修订的原版前言。
《天津工人》一书最初于1986年在美国出版，它探讨了中国华北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天津碎片化的工人阶级的区域特性与生存策略。在该书英文版问世后的近三十年里，我一直希望它能被翻译成中文，让在天津工作生活的人们以及对中国20世纪初社会文化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能够接触到这本书。翻译工作耗时费力，我要向译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和南开大学的众多当初支持此项目的同仁，以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自该书首次出版以来，已过去很长时间，或许我应该谈谈我研究和撰写此书时的一些历史背景。20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一名本科生时，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些年，正值美国越南战争和反战运动的高潮，尼克松访华和“文革”后期，人民历史观的兴起以及女权主义要求“让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受乒乓外交和尼克松访华报道的鼓舞，我报名参加了所有我能找到的中国课程，渴望亲眼看看当时这个美国人难以访问的地方。（我十几岁时获得的第一本护照明确禁止前往中国。虽然第二本护照取消了这一禁令，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普通美国人获得中国签证仍然非常罕见。）1975年，我短暂访问了中国。1979年，我再次回到中国进行为期两年的博士研究，此时“文革”已经结束，关于改革的讨论已经开始。我在天津南开大学的中国同学，有许多人是下乡知青，他们正沉浸在自己的动荡中：一方面回望自己以往的岁月，另一方面对中国以外的世界充满强烈的好奇心。我们之间的对话所展现的开放性、辩论和变革的能力，至今仍是我心中积极参与知识交流的重要典范。
当我于1979年开始研究时，我对1949年前在天津工厂工作的男女工人感兴趣：他们来自哪里，他们的工作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如何应对早期工业化的艰难条件，他们是如何维持生计的，他们制定了什么样的生存策略，以及他们产生了什么样的政治抱负？简而言之，我想知道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艰难条件是如何改变城市男女工人的生活的，工人是如何改变新兴城市景观的，以及他们在革命运动的兴起和成功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还想探讨地区差异的问题，因为当时除了上海，人们对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历史知之甚少。
但到1979年，天津1949年前的世界早已远去。它已被以国有工厂为主导的地方经济取代，其中一些工厂成立于1949年之前，但如今都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经营。早期工人阶级中规模较小且更不稳定的部分，如三条石的小作坊里的铁匠、在城市里拉货的运输工人，正在萎缩或不复存在。记得1949年前岁月的工人已步入中老年，尽管我有幸找到并采访了其中一些人，但很多人已无法再受访。
此外，在我于1979年至1981年期间进行研究时，天津所讲述的故事本身也处于变化之中。三条石历史博物馆曾用于展示小铁匠铺中学徒所遭受的残酷苦难，但当时已对公众关闭，尽管仍有工作人员留守，我还是能够查阅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一些小作坊的记录簿，但似乎没人能确定，旧的剥削和苦难故事是否已经被完整记录下来。三条石主要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还是可能是一个繁荣的小规模生产的中心而应该作为天津经济生活充满活力的标志受到颂扬？答案并不明确。不少人对我要调查工人阶级的历史表示好奇。我花了大量时间试图解释欧美学术界“自下而上”书写历史的尝试，以及我对阶级的探索旨在追踪阶级和阶级意识出现和转变的不均衡且不可预测的方式。
然而，尽管革命前的天津社会早已远去，但在1979年，它的物质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发生太大变化。我仍然可以骑着自行车穿越天津各个“租界区”那“百衲被”般的地形，那里的电车轨道互不衔接，电压也各不相同（前日本租界为110伏特，其他地方为220伏特）。尽管三条石铁工业区里那些老旧的作坊已被改作他用，但其狭窄的街道在老城中国区的一角纵横交错，依然保存完好。因此，我当时的一个项目就是学习每一条小巷，以了解这个20世纪初的条约口岸的社会地理如何被保留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个十年。
如今，我从1979年至1981年认识的天津已经不复存在，它被改革时代的一波又一波变革淹没。建筑环境已翻天覆地：摩天大楼矗立在市中心，历史街区被翻新成餐厅和旅游景点，工人阶级社区被拆除，居民被安置到多层公寓楼中，国有工厂也被重组和改造。即使我足够勇敢，骑着自行车在拥挤的街道上穿行，我也将不知道该往哪里转弯。和其他蓬勃发展的中国城市一样，天津是一个由城市移民、金融活动、巨大财富、众多差异、环境挑战和万花筒般的文化生活构成的复杂景观。它无疑值得许多当代学者研究，但它已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城市。
然而，天津工业化早期出现的许多问题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城市移民网络仍然依赖人们彼此进行互助和求职援助，城市移民与农村地区的持续联系仍然是其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工作场所仍然是密集、复杂且有时充满冲突的社会关系的场所。关于中国应该是什么、应该变成什么的公开讨论仍然充斥着报纸和其他媒体。人们仍然在全球力量、国家建设项目和被激烈辩论的当地问题深刻影响的环境中过着日常生活。在这些方面，20世纪初中国工人的生活和斗争预示着当代的景象。我希望在《天津工人》一书中，读者能够窥见一个已经消失但在当今时代留下印记的世界。
节选自贺萧《天津工人：1900—194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
工作时间：车间里的斗争
和世界所有处于工业化早期的工厂一样，天津纱厂对工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机械化生产的操作规则要求他们按固定的班次工作，跟上机器的节奏，工作的环境是温度和工作速度要适应棉纱线的需要而不是人的需要。
不过，车间不仅是“中性和不可避免的科技变化”的场所，也是斗争场所。工厂主、工头和工人，三套秩序规范竞争控制权。工厂主制定工作时间的各项规定：工作日的长度、生产的组织、薪酬制度、行为规则。他们像一个世纪前的英国同行一样，用临时搭配在一起的胡萝卜加大棒式的方法执行工业纪律：一方面实行计件工资和奖励出勤好的工人；另一方面是罚款、搜查、殴打、性虐待和开除。
不过，尽管工厂主们制定了规则，但是他们并不总能予以执行。他们企图操控薪酬制度，却常常被天津经济混乱的大环境挫败。他们在车间的代理人工头负责维持工作纪律，不过工头们的野蛮方式导致了与合理的工业秩序背道而驰的局面。而工人们有时是得到工头的背后支持，有时甚至是在他们明显合作的情况下，学会了缩短工作时间并通过“泡蘑菇”来让自己过得更不错。
工作日
“早晨五点钟，就得起来，比如在冬季吧……厂中放出的汽笛声，呜呜地响起，”1935年，一位天津纱厂工人给当地一家报纸投稿写道，“候在门外边，缩着头颈的工人，都一群地进厂，有的揉着惺忪的眼睛，有的打着哈欠与咳呛……这其中有七八龄的儿童，有快近花甲的老人，有纤弱的妇女，有健壮的汉子。”为了按要求在上班时间开始前一个小时到达工厂，这名工人必须在天亮前起床并步行10里路。
由于工人没有表，那些住在工厂附近可以听到汽笛的工人就靠工厂的哨声将他们唤醒：“他们鸣三遍汽笛。第一遍是5点，第二遍5点30，第三遍5点45……第一遍汽笛我母亲就会叫醒我；第二遍我就出门了。”
工人们没有钱乘车，往返步行上班非常耗费时间。1937年日本人占领天津后，情况就更加复杂。每个工人都必须带着通行证并在军事关卡出示。来自郊区农村的工人必须带着“良民证”，上面注明他们的居住地区、职业、年龄和性别。没有这些证件他们就有可能被怀疑是控制着农村地区的八路军派的坐探。
即使随着战争结束，路途已不再那么危险，工人们也常常会迟到，一方面是由于路远，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工业时间的要求有抵触。1947年11月，棉纺四厂发布了一份通告警告员工，他们如果迟到10分钟将被扣除十分之一的工资，并不再被允许进厂。这个规定显然无法执行，因为三周后又出台了一个修订的“冬天版”，改为对住在附近迟到半小时以上的工人罚款，而不是不让进厂。住在海河对岸的工人可以晚到一个半小时而不会被拒绝入厂。
一旦进了厂，只要勤勤恳恳，工人们就将面临一天10到12小时不停的运转：
厂里像机器海似的，皮带、轮子，轮子、皮带……皮带在湿漉漉的喷水管喷的水雾里——特别是在布厂和细纱的部分，人们像在轻雾里似的活动。她们把身子陷在轮子和皮带的海里，有的走来走去，有的一动不动，注视着机器上的棉絮；或十指不停地在接线头。人和机器连为一体；机器动，人也随着动。人不敢在机器动的时候停停那发酸的胳膊和手指，不敢停一停那疲惫的双足。
等到工人完成工作，在出口排着队接受检查（有没有偷东西），然后走回家，他或她除了睡觉已经没有力气做任何事。即使那些住在工厂的房子里，只需走几步道上班的单身工人也不例外。1937年，一位记者在参观完一家工厂宿舍之后写道：“虽然厂方给他们预备了秋千、乒乓球等游戏，他们在休息的时候已然不再想到娱乐……他们吃了饭，然后睡眠。”
一段时间结束，通常是一周，工厂的白班和夜班轮换。这取决于某个厂的时间安排，一班工人有可能有36小时休息时间，而不是通常的12小时。除了这些休息时间，工厂每周7天都在生产运行，每个人都会轮到夜班。“最难受的是轮到夜班，使一般好睡的人，感觉到异常难挨，身体愈困乏，瞌睡愈紧迫，”一位纱厂工人在1935年写道，“偷睡吧，倘若断了纱头，被管理员查见，轻则耐骂，重则耐罚……当深夜中的时候，自二点到五点，真不容易熬。”由于工人常年上班黑白颠倒，所以他们总是感到很累。童工的情况尤其如此，他们发现在白天很难睡觉。
在国民党统治的两个时期（1928—1937年和1945—1949年），节日要比日本人占领时期多，因为这些节日包括民国成立纪念日、国庆日、孙中山诞辰和逝世纪念日，以及纪念1911年辛亥革命的各个其他节日。与三条石的工厂不同，纱厂不仅这些节日要放假，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也要放假。从1945年到1949年，国营工厂星期日也要放假。
不过，工人们实际上将他们所有醒着的时间都花在与工作有关的活动上：往返工厂，在上班时间完成重复而又苛刻的工作任务，下班时间轮换做家务活以适应工作倒班的安排。对工作日的要求与工人们努力顺从这些要求，主导着工人阶级生活的组织。
空间、炎热、灰尘与速度
纱厂尽管比三条石的工厂大，但是也常常同样拥挤和不舒适。1929年，对裕元纱厂摇纱车间的视察发现它“位于楼上，楼梯即少，电梯2具，则为专司运纱，木梯凡四，其二为螺旋式，凡四五转，其二为坡式，斜度甚大，上下均不便捷。若偶遇火灾，则数百人奔集一处，必至发生事故”。有些车间的机器空间很窄，成年人在那里工作很不舒适：“在华新纱厂的细纱车间，本间工人接头者，占全体四分之二点五，在此种工人中，童工约及半数，其年龄达三十以上者，寥寥无几。盖细纱之锭子高仅3尺，而机间之空隙又甚狭窄，大人必须俯身方能接头，故殊不如童工之灵便故也。”这个车间比纺纱部的其他车间都要吵，但与织布厂比要安静，那里的电动梭子的噪声达到震耳欲聋的程度。
为了防止棉纱断裂，纺纱车间必须保持温暖潮湿。这让工人们冬天感到暖和，1947年一份对6家国营纱厂的调查发现，1月份的温度在华氏50到77度（10至25摄氏度）。这也让他们在夏天很难受，因为7月和8月车间的温度高达华氏80到90度（26.67至32.22摄氏度）。另一个让人感到不适的原因是潮湿，车间里夏天的湿度很少低于50%，常常高达80%。里面没有任何通风设备。“天热的时候，”张春风回忆道，“平均每天要抬出去十多个工人……他们将他们抬到门口，呼吸一些空气。然后，他们又回去工作。”
不同的车间情况各异，清花车间的工人可能受到飘浮在空气中的棉絮的侵害，摇纱车间会因为过度潮湿而令人感到难受。棉条在纺成棉纱之后和摇纱之前要被弄湿以增加抗拉强度，使其更容易被摇卷。1929年检查人员评论说，在进行这样操作的车间，工人们不得不“无论冬夏，工作于水湿地上，夏日虽湿气过盛，而一时尚不至为患；惟至冬时入厂则水湿浸淫；出厂则寒气袭骨，一冷一湿故足部无不冻溃，工作艰难此一苦也。工人大率工作至17岁左右辄以工资不足衣食之用（每日至多不过30筐），率皆离此他谋，且以年至17岁以上，腰背不能如十三四岁时伏行耐劳，时有腰痛现象”。
闷热、潮湿和粉尘使工人们每天下班的时候都很脏。“所有工人都穿着同一身衣服工作和生活，”一位20世纪20年代生活在天津的外国人记得，“所以你总能区分出棉纺厂的工人，因为他们身上总是沾满了棉绒。他们穿着夏天的衣服和冬天的衣服，而且整个夏天或冬天都穿着它们，不管他们是否工作。”大部分纱厂都为工人建有澡堂。在一个典型的工厂，男工人使用的澡堂有一个公共浴池，每天换两次水。检查人员描绘同一家工厂（裕元）的女工浴室“室内阴暗，臭气扑鼻”，地上满是厚厚的污垢，撰文者好奇“不知浴者将鞋袜解脱后，将如何下足”。女工很少去浴室洗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班工人被允许有很短的吃饭时间。住在单身宿舍的工人常常几十人结成一伙，租用一间宿舍厨房，雇一名厨师。他们早饭和晚饭通常吃馒头、热粥、咸菜、豆芽和白菜。中午他们吃一些更丰富的饭菜：米饭、炸酱面或包子。在换班的那些天，他们要吃肉食。另一伙工人从当地的餐馆订餐送到工厂，吃的伙食也差不多。这两类工人几乎将每月工资（1929年7元或7.5元）的一半花在食品上。
住在家里的工人带着油条和大饼上班，上班中间的饭由家人送到厂里。1929年的调查发现，他们每月的食物开支只有3.5—7元，并且也吃大米和白面。第四类工人从街上的小贩那里买份饭，小贩们有时也进到厂里卖小吃。夜班的工人在上班路上买吃的，因为他们不被允许在半小时的吃饭时间里离开车间。
在吃饭时间，厨房和餐馆会将食物直接送到厂里的食堂，里面有长桌和长凳。有家人的工人则到厂门口去拿家里送来的食物。在大部分厂里，“食堂之外，更设有公共厨灶及锅炉，供工人蒸饭食、饮水、洗濯之用”。有些工人在食堂吃饭，有些在机器旁吃。特别是那些计件付薪的工人，离开机器就意味着损失了钱。政府和私人报告经常会提到，工人出于经济的考虑在机器旁吃饭，将棉尘和食物一起吃了下去。
在日本占领的中后期，纱厂工人的食物供给变得非常糟糕。大米和白面留给军队，普通百姓禁止食用。通常的食物是玉米面、红薯、大豆、高粱面和豆饼。夜班工人张文清记得：
吃饭没有固定时间。我们带一点豆饼，将它放在一个缝在衣兜里的小口袋里。豆饼用水泡一下，撒上一点盐，再放回衣兜里，当我们干活的时候就吃它。吃完之后，没有热水，我们就喝凉水。上夜班时，到处是放屁的人，很臭，因为我们吃的食物不能好好地消化。
工作生活的几个方面——空间、闷热、尘埃和用餐时间是可以衡量的，而工人们必须完成定额工作量或者跟上机器节奏的压力是无法衡量的。被迫与不知疲倦的机器保持步调一致是现代经济行业工人阶级独有的经历。1929年检查人员观察到，那些计件领薪的工人很少停下来休息。女工的健康状况似乎很不好，腿背疼痛的问题很普遍。儿童的工作定额与成人相同。
工人的劳动条件和食物的单调让他们容易患上各种疾病。咳嗽和眼过劳是两种工人要求治疗的最常见的病症，这很可能是粉尘和操作精密机器的严格要求所导致或加重的。其他疾病虽然不是工作条件直接造成的，却也反映了基本生活条件的不足。童工们常常出现膝内翻，这是营养不良造成的结果。年长工人容易患关节炎。对宿舍的检查常常发现，房间太小和拥挤，通风不够，容易导致疾病传播。1946年年末，一场霍乱流行导致许多纱厂工人丧生，促使国营纱厂在第二年进行预防性注射。
长时间与电力驱动高速运转的机器一起工作导致危险不断。1923年到1928年，裕元纱厂共发生了46起工人重大伤亡事故。1928—1929年，裕元纱厂和华新纱厂的医疗所诊治的病人，超过四分之一是由工业事故造成的，并需要做手术。职业风险因车间不同而不同。在清花车间，快速旋转的叶片是主要危险；在织布厂，从织布机上飞出去的梭子足以杀死一名附近的工人。后面这种风险可以通过在织布机之间和机器皮带周围安装防护铁丝网来防止，不过天津的纱厂都没有使用这样的安全装置。
纱厂为工人提供基本的医疗设施。早在1929年，天津的每家纱厂都有一个诊所，“但多简陋，仅辟小屋一二间，备药品少许”。这种做法在日本人占领期间被延续下来。然而，工人们担心去治疗会被诊断出严重疾病，那样一来他们会被送回家，或（更糟糕的是）被开除。
薪酬
操纵薪酬制度是厂方用来促使工人加快劳动速度和提高生产率的一种方法。20世纪20年代末，计时与计件工资制度都已在天津工厂使用。清花、钢丝、打包、机匠、铁匠、木匠、原动力、浆纱、整理和苦力按天支付工资。粗纱、细纱、摇纱、打小包、经纱、纬纱、整经、抽纱和织布按计时加计件的方式支付薪酬，“不但每日之工资率已经确定，且每日应作之工作量，亦有规定标准，逾此标准，则除应得当日之工资外，复加以计件法而应得之工资”。在所有计时工作中，除了一种，其余都只在男工中实行；在所有计件工作中，除了两种，其余在男女工人中都有实行。因此，女工实际上都是计件支付工资，男工的工资则是计件或计时均有。
除了底薪，工人还可能有奖金。连续工作两周的工人通常可以得到相当于一天或两天工资的奖金。这种做法反映了厂方努力通过降低缺勤率来确保稳定的劳动力。工头也可自行决定给工作表现好和守纪律的工人颁发奖金。在传统节假日，厂方以现金或实物方式发放奖金是标准做法，假日奖金的多少所导致的分歧常常引发劳资纠纷。
不过，如果工资制度反映了工业时间带来的强制性，那么在政治不稳定时期，它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脆弱。在纱厂短暂的历史中，有几个阶段，通货膨胀迫使经济上陷入困境的纱厂回到以物易物时代。在日本人占领的后期，还有就是从大约1946年到1949年，纱厂的部分工资常常以实物支付。尽管不清楚工资中现金和实物的比例，但是工人们常常抱怨日本人占领期间，作为工资发放的粮食是质量最差的玉米面、甘薯、高粱或大豆，并且经常发霉，或者掺杂了土、石子或玻璃碴。工人们有时还得不到他们应得的全部工资，一位曾做过童工的人记得：
有一次我排着队。风刮得很大。当你一排到前面，他们就催促你快去领你的粮食。我把粮食拿回家。我很高兴，因为粮食很轻，我以为我已经强壮得可以拿东西了。当我到门口时，我父亲在迎接我。到家后，我母亲给我倒了碗茶，并让我坐到炕上。我们称了一下我拿回来的粮食，发现是28斤大豆。他们本应该给你40斤。他们倒走了一些，给了我28斤。而且，三分之一是土。
在日本占领快要结束时，通胀逐渐成为一个问题。“支付工资的粮食口袋不断缩小，”张文清回忆，“工资没有增加，而粮食口袋缩小了。”
但是，日本人占领后期的通胀，跟折磨着国民党政权的通胀相比简直就不值一提了。由于大部分棉纺工人在政府所有的纱厂工作，他们比其他行业的工人阶级更直接受到政府有意抵消通胀的政策的影响，而这些政策常常无法起到保护作用。日本人投降后，工人的工资马上改由现金支付，有时用布或玉米面作补充。随着通胀的加剧，以实物发放工资的做法变得更加复杂。1947年，棉纺四厂每天都分发布匹作为工资；此外，还给工人们发放面粉券，他们可以用它买到价格比较低的面粉，再将这部分从工资里扣除。
不过，尽管工厂采取了这些措施，而且试图使工资跟上频繁变动的生活支出指数，然而通胀使得无论支付多少工资都远远不够。1947年11月，中纺四厂的一个通知解释，由于缺少纸币，此后工资只能用10000元的纸币发放。那些工资不到10000元的工人只能将两次应发的工资合成一次发。该厂这一时期出售面粉的定价为半袋79 7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位中国研究者通过计算得出，1948年9月，一个在政府纱厂工作的工人平均月工资可以购买347斤玉米面；等到了10月，同样这名工人却只能买到50斤玉米面。对主要生活用品的投机使问题更加恶化。工人工资调整的幅度是根据官方的价格确定的，而黑市商品的价格要远比这高得多。
在国民党统治快要结束时，工人们必须想办法应对“价格一天涨几次”的情况：
假设你每两周领一次工资，你的工资值100斤玉米面。如果你早上发了工资，你最好在中午，当你的家人给你送午饭时，把钱给他们让他们赶快去粮店买粮。那时你或许可以买到80斤。如果你等到下午，你的工资就不值那么多了。
“到最后，”第三位工人说，“半月的工资只够买一棵白菜了。”
工厂主以实物支付工资，企图以此来应对通胀，这或许也为工人们提供了一种福利。这种家长式的做法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例如，在18世纪的英国，厂方常常在歉收的年份批量购买粮食，以成本价或低于成本的价格卖给工人。不过，天津工厂主的做法有点相形见绌了，当整个经济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时候，他们试图用工资制度来控制劳工的做法显然是无济于事的。
节选自贺萧《天津工人：1900—194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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