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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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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力图统摄黄宗羲“连珠合璧”之学术的各个面向，对黄宗羲政教思想进行正面阐释，说明黄宗羲思想所反映的明清之际儒学政教秩序之转型，绝非是对儒学传统的颠覆，而更是一种在时代问题驱动下对传统的重思与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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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清初三大家中，黄宗羲给世人留下了一张复杂的面孔，他既是明代理学的继承者，也是帝制儒学的尖锐批判者；他的思想在近代又与西方的“民主”观念产生呼应，由此成为理解中国文明转型的关键人物。
本书从黄宗羲完整的学术世界出发，统摄其心性之学与外王之学两个维度，揭示他如何在道德与政治秩序之间建立内在贯通。在心性层面，黄宗羲强调实践与自得，发扬心学自主精神，并将其转化为士人政治主体性的精神根基；在制度构想上，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公其非是于学校”等原理，以学校、治法、相权等一系列具体经世规划，勾勒出突破“家天下”逻辑、以士人主体为核心的“后帝制”新型政制结构。通过对这些思想的系统阐释与历史延展的考察，本书展示了黄宗羲如何回应“秩序重建”的时代命题，并揭示其思想并非是对儒学传统的颠覆，而更是一种在时代问题驱动下对传统的重思与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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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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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家宁，1986年生，浙江金华人。2005—2014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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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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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梁涛
绪 章 “黄宗羲问题”
由来与典范
一 早期启蒙说
二 极限与挫折
三 中国作为方法
反思与解答
一 定位
二 视角
三 论域
题解与线索
一 儒学
二 转型
三 结构
第 1 章 连珠合璧：“秩序重建”的整体规模
第一节 明亡反思
第二节 学术渊源
一 家传师教
二 宋学渊源
第三节 著述考察
一 从《留书》、《易学象数论》到《明夷待访录》
二 《孟子师说》与《明儒学案》
第四节 晚节辨证
一 “晚节”问题
二 时代观感：以《脚气诗》为中心
三 晚年心境：文化与政制之间
四 思想意蕴：政制认同与圣王观念
第 2 章 内外之际：心学的政教意义
第一节 《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政教意义总说
一 道德与事功
二 工夫与本体
三 实践与自得
第二节 心、气、理之间：政教视野下的黄宗羲哲学建构
一 理与气：定理与活理
二 心与理：实情与创生
三 心与气：主体与公共
四 政教视野下的哲学建构
第三节 《孟子师说》与黄宗羲的孟子诠释
一 《孟子师说》与《明夷待访录》
二 君臣之义与天意民心
三 经世担当与王霸之辨
四 工夫实践与政教之源
五 诠释特色与思想发展
第四节 孝弟、师道、良知：泰州批判的政教转型意义
一 《泰州学案》与泰州学派
二 师道与时位
三 孝弟与经世
四 德性与功利
第3章 天下为主：“后帝制时代”的政制构造
第一节 君权与士权：近世政治的背景与问题
第二节 君权重构与君臣关系
一 从“得君”到“限君”
二 君权限制：精神与制度
三 君相关系：伦理与政制
第三节 法度精神与宪制意识
一 法度精神：“三代之法”与“后世之法”
二 宪制意识：“先王之法”与“一代之制”
三 “六经为法”的宪制意涵
四 “治法-治人”之辨
第四节 学校论与士人政治
一 养士与精英再造
二 公议与政治权威
三 郡县学与基层组织
第 4 章 经纬天地：《明夷待访录》的经世规划
第一节 央地关系与共同体建构
一 “复方镇”与“都金陵”
二 地方自治与公私之辨
第二节 “多途并举”与取士改革
第三节 吏职改革与行政治理
一 复差役
二 用士人
第四节 “钱钞并举”与货币改革
第 5 章 古今之间：黄宗羲思想的近代诠释
第一节 应时返本：李滋然、宋育仁的《明夷待访录》批评
一 返本抉源：《〈明夷待访录〉纠谬》与经典诠释之争
二 应时之变：《宋评〈明夷待访录〉》与宋育仁的儒家政治诠释
三 何谓“传统”？
第二节 儒法传统与现代政治：章太炎与《明夷待访录》
一 尊黄：“欲善学校，必取《明夷待访录》”
二 转向：政体、民族主义与治法论
三 非黄：“治人-治法”之争的现代命意
四 “尊黄”“非黄”之间的政教转型
第三节 政学与治法：钱穆的黄宗羲诠释
一 宋学精神与近代流变
二 儒风与经纶
三 道统与学治
四 治法与治人
结 语
附录 儒学与民主关系的再思考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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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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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的现代转型与“黄宗羲问题”
*节选自本书绪章
黄宗羲晚年自题画像，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从锥刺阉党的东林遗孤到指点江山的复社少年，从毁家纾难的抗清志士到继往开来的儒林巨擘，梨洲老人传奇的一生跨越了整个风云变幻的17世纪，留给世人一个饱满的形象。在身后的学术史上，黄宗羲同样留给后人一个立体的背影。从明代理学统绪的总结者，到清代浙东史学的开山之师，再到近代启蒙的历史先驱，黄宗羲的角色形象跨度之大，丝毫不亚于其生平之三变。
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黄宗羲在他的生前身后都留下了一张复杂的面孔。这无疑增加了理解、进入其思想世界的难度。现代学术对于黄宗羲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其两重身份：一是“分别宗旨，如灯取影”，对明代理学进行深入总结的传统继承者；一是高呼“天下为主，君为客”，对近代变革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启蒙者。自现代学术建立以来，以上二者构成了国内外黄宗羲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分属于哲学、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哲学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理气论、心性论、认识论等问题，以及如何从儒学学术形态的更替转换中理解黄宗羲哲学的定位和意义。至于政治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是黄宗羲研究的焦点和争议所在。“民本”还是“民主”，构成了聚讼纷纭的中心。清末以来，近代民主思想业已成为讨论、理解黄宗羲政治思想时无法绕开的背景与参照。“民本-民主”之争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对思想文本的解读评价，而更是传统与现代、儒学与西学所交织的古今中西之辨的深层次折射。
在此意义上，20世纪学界的黄宗羲研究可以概括为“民主-启蒙”、“民本-批判”以及“新民本-过渡”三大范式。“民主-启蒙范式”试图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发现近代性的内在根源，以侯外庐、萧萐父为代表，反映了转型时代中国学人从自身传统中寻找近代性原生因子的迫切渴望。与之相反，“民本-批判范式”认为传统儒学与近代西方民主理论存在本质差异，强调黄宗羲与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性质区分。如果说“民主-启蒙范式”意在从传统中发掘近代性因素，那么“民本说”则从严格的近代性尺度出发对儒学传统做批判性审视，故可称为“批判范式”。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二者虽然观点截然对立，但皆以西方近代启蒙主义为准绳，在价值取向和理论模式上亦高度一致。
20世纪的黄宗羲法政思想研究可以说是“民主-启蒙范式”与“民本-批判范式”相争鸣的历史。21世纪以来，随着“民本思想”逐渐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对黄宗羲思想的评价又演化出“民本极限说”与“新民本说”两种观点。前者以张师伟为代表，延续并强化了“民本-批判范式”的思路与立场，认定黄宗羲法政思想只是传统专制主义的延续与补强，与近代民主思想没有实质性的相通可比之处。后者以吴光、李存山、秦晖等学者为代表，主张其不是传统民本思想的极限，而是近代民主的开端。黄宗羲政治思想渊源于儒家传统中的“民本论”，但在政治模式、法制模式、经济模式、教育模式等方面，均已超越了君主专制制度下传统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旧民本范式，而开始走向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的新范式。“新民本说”试图超越传统与近代、儒学与西学、民本与民主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可称为“新民本-过渡范式”。在动态、延续的视角下理解传统，是该范式最显著的特质。中国近代不是西方近代的翻版，而是西方影响下传统的延续，所以黄宗羲思想研究的关键，不在于民主或民本、传统或近代的归类定性，而在于发现中国思想传统内在变化的脉搏。由此展现的超越外在视角与新旧二元对立思维，从传统的内在发展视角切入的研究进路，构成了21世纪以来最值得注意的研究动向。
从生平三变到身后的思想争议，不难发现黄宗羲研究的魅力与难点所在。黄宗羲研究之所以能长期吸引学界关注，深层原因在于其论域与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思想史人物、学派个案研究，而与儒学所代表的中国乃至东亚文明的近代转型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的系列问题域，如“传统与启蒙”“民本与民主”“心性与实学”等，可称为“黄宗羲问题”，构成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黄宗羲问题”叩响了对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开新”与“探本”的双重追问。一方面，从黄宗羲及其所代表的晚明清初思想中，可以引出中国乃至东亚世界的内生现代性、儒学与现代、现代化与西方化等诸多议题；另一方面，作为儒学传统的继承与担当者，黄宗羲又提供了一个理解、审视儒学精神的样本。转型时代在革故鼎新的同时，也最能刺激人们去发现变易背后的不易。
传统影响并塑造着中国近代变革的路径与特质，时代的变革又刺激、深化了对于传统的理解。“黄宗羲问题”源自儒家文明的近代转型焦虑，核心焦点在于对儒学传统活力的审视，进而指向一种体现中国乃至东亚文明特质的现代性的可能路径。现代学界的黄宗羲研究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围绕“黄宗羲问题”而展开的历史，其中隐含了一条从外在理论移植到尝试发掘中国历史内在逻辑的演进线索。从侯外庐揭橥“早期启蒙”的理论尝试，到岛田虔次、沟口雄三对中国前近代思维之“挫折”与“展开”的争论探索，在这一过程中，儒学传统逐渐透显出自身的生命与活力。
……【中略】
“黄宗羲问题”源自东亚儒家文明现代转型进程中的主体性焦虑，其核心在于对儒学传统自身活力的审视与发掘。综观上述三大研究典范，侯外庐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观而对明清之际思想做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理解，岛田虔次聚焦明代心学，试图从中发现其近代精神的潜力与极限，沟口雄三从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中尝试发掘中国自身的近代原理。其间呈现的发展轨迹，正在于从基于外部经验的理论嵌套，逐步转向对中国历史与思想发展内在逻辑的探寻，进而探索一种基于自身文明特质的多元混合现代性的可能。本书的基本思路即是沿此由外而内的轨迹，从内在的整体视野中理解黄宗羲的历史意义。
一 定位
黄宗羲的思想定位，一直是研究中争论的焦点。现代转型构成了“黄宗羲问题”的核心，也是疏通其思想定位的关键所在。从世界历史的坐标看，16世纪到20世纪构成了中国文明现代转型的完整视野，其中包含了两个历史阶段和问题层次，首先是明清之际华夏文明自身的“内在转型”，其次是晚清西力东渐之后的“现代转型”。
“内在转型”源自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问题。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以两宋为界，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此前是郡县制大一统帝制国家以及与之相应的统治思想观念（从董仲舒到朱子）的建立与完善。赵宋承其绪而造其极，无论制度架构还是思想文化，都日臻完备成熟之境。然而物极必反，宋代以后的历史发展逐渐孕育出新的矛盾与问题。如何在高度成熟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的稳定结构下为地方发展保留必要的持续性能力，如何在一个社会观念与伦理秩序日趋齐整的环境中为个体价值确认与思想个性创造保留必要的多元活力空间，构成了制度、思想反思与转型的中心问题。上述二者实际上具有共同的指向，即如何在维系华夏共同体秩序的同时避免其封闭自锢，保持开放、发展的生机与活力，由此构成“内在转型”的核心所在。自宋代至于明清之际，思想学术史上的各种重要论题与现象，比如道德事功之辨、法度观念批判、心学运动兴起、家天下反思等，正是其具体呈现。这一“内在转型”的思想进程，在宋、元、明、清的历史更迭中屈折展开，直至晚清，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势冲击，“内在转型”汇入了“现代转型”的世界历史洪流。“现代转型”的格局当然超出了传统“内在转型”的视野，新的时刻提出了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药方，但二者之间无疑存在时间上的延续和逻辑上的递进。在共和与君主、民主与立宪、民族与国家、个体与权利、个性与伦理等“现代转型”的核心论题背后，不难发现其与“内在转型”诸论题之间明暗交织的联系，后者既构成了接引前者的基础，也塑造了思考前者的方式。
在“两重转型”的视角下，可以对黄宗羲的思想史意义做更准确的定位。“黄宗羲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古今转型线索之下的两个维度，他既是“内在转型”的集成者，也是“现代转型”的启发者，从而构成古今转型的枢纽。中国历史的发展绝非封闭，但作为一个超大规模体量的文明体，又必然有其运行变化的内在逻辑，形成自身的问题脉络和思想话语。从“内在转型”到“现代转型”，意味着问题和思想系统的转化升级。黄宗羲的真正价值，在于作为转型的枢纽而成为贯通古今的问题汇聚点，因此也构成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点。这种枢纽性身份既是研究的魅力所系，也是其困难所在。黄宗羲研究的最大困结在于外在典范与自身文明性格的扞格，疏通的关键或许在于由“外”向“内”的视角转换，亦即对中国历史思想内在演进逻辑的深度探索。就此而言，“黄宗羲问题”的真正关节，其实在于对中国思想传统自身活力的挖掘审视。从“早期启蒙说”新旧二元对立的方法论，到岛田虔次对心学近代思维因子的探寻，再到沟口雄三对“儒理学”的发现，在上述典范演进的过程中，儒学传统逐渐从一种等待接受外在典范裁决的被动、既定之物，转变为一种自身蕴含变化的活的对象，而黄宗羲正是探究儒学自身活力变化的一个典型。
二 视角
本书题为《时臻乎革：黄宗羲与儒学政教秩序转型》。“时臻乎革”出自《易学象数论》所引元末明初胡翰的“十二运”之说：
仲子曰：“时未臻乎革，仲尼不能有为。仲尼没，今二千年犹未臻乎革也。”革在十二运之终，十二运告终，始复其常。
“十二运”说为身处“明夷”之世的黄宗羲点燃了交入“大壮”、由乱转治的希望，它既直接刺激了《明夷待访录》的写作，也揭示了作者的创作抱负。
本书以儒学政教秩序的转型为中心来理解黄宗羲学术思想的整体意义。对于“儒学”，这里主要取其作为一种政教秩序形态之意义而言，所谓“政教秩序”，本书则将其定义为旨在合理安排人间秩序而由秩序精神、制度结构所构成的统一体，对应“内圣外王连续统一体”的儒学整体规划。
……传统的学术史描述往往注重凸显黄宗羲“旁推交通”的博雅面向而多忽视其“连珠合璧”的根本关怀。清初人将黄宗羲与孙奇逢、李颙并称“海内三大鸿儒”，是从理学道统中确认其地位。随着清代学风从理学向朴学转移，其学术中“考据实学”的面向被不断凸显。时至晚清，黄宗羲思想中的经世面向又被挖掘强调。而自现代学术建立以来的百余年间，黄宗羲研究同样存在一种“双重抽离”的问题。一方面，是将《明夷待访录》从其整体学术结构中抽出，使其法政思想与哲学思考脱节，导致“一人分饰两角”；另一方面，是将黄宗羲（尤其是其法政思想）从传统学术脉络中抽离，而以现代思想观念为准绳进行诠释与再编。造成上述“双重抽离”的原因，既缘于现代学术分科的规制，也在于古今之变的价值焦虑下研究者自身的问题意识。“双重抽离”本质上反映了文明古今转型问题的复杂性。为了证明传统中存在现代性价值，我们就不能不对传统进行拆分、拣选，剥离出其中那些合乎某种外在典范的“现代”因素。如此，在将文本抽离其思想系统与历史语境的同时，也不能不去拆解传统思想自身的意义世界。
“双重抽离”问题，根本上缘于现代转型问题的复杂性。前述“两重转型”的分疏，或许有助于这一问题的疏解。在“两重转型”的视野下，黄宗羲既是“内在转型”意义上宋明儒学传统的反思与集成者，同时也是“现代转型”意义上近代思想变革的启发者。“双重转型”蕴含了一种根植于华夏文教传统的混合现代性意义。在此整体视域下，“内在转型”与“现代转型”构成一种延续、连贯、递进的关系。黄宗羲的学术思想乃是以一种整体形态呈现于“内在转型”的过程中，进而启发了“现代转型”的进程。基于此，本书以儒学政教秩序的转型重建为中心，从横、纵两方面串联黄宗羲的学术思想世界。一方面，从横向上探究其“旁推交通”的学术形态背后“连珠合璧”的统摄性、根本性问题关怀；另一方面，在纵向上将其放置在历史脉络、时代语境与后世影响的整体线索之中理解诠释，发掘思想演化作用的内在轨迹。如果说前者对应“内在转型”的文明整体性，那么后者则意在指明“两重转型”的接力与延续性。
三 论域
从政教秩序转型重建的整体视角以及“两重转型”的历史维度，可以进一步打开“黄宗羲问题”的论域。当然，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域，采用何种视角展开讨论，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古典视域下心性、经史、政教原本一体相连，洎现代世界兴起，学科领域意识凸显，研究问题趋向专门，于是心性、政教问题始析入细化的学科分类，转化为哲学观、政治观、伦理观等专门的论域。哲学、政治、伦理问题，固然原本是心性、政教一体视角下儒学整体规划的题中之意，然而切入视角的不同，实际上反映了古今思维方式的差异。基于现代思维，可以把哲学理解为形而上的思辨智慧，把政治理解为统治权力的获得与行使，而与道德、伦理拉开距离，但在儒学传统语境中，心性问题无法脱离道德意识来理解，政治问题与伦理教化也无法做一种截然的分割。倘若径以现代学科的思维框架进入，难免削足适履之嫌。当然，“政教转型”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无论现代思维还是古典思维，在切入问题时都有其合理性，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区别只在于视角的不同。
如前所述，放宽历史的视界，可以将儒学政教秩序的转型放置在明清之际中国文明的“内在转型”以及晚清民初进一步融入世界历史的“现代转型”的双重视域中理解。在“双重转型”的视角下，明清之际的“内在转型”更适合用古典的一体视角进行论述，尽管其中蕴含了分化的趋向；清末民初的“现代转型”则更适合采取分别的视角进行分析，尽管其并未告别整全的理想。本书虽然对“双重转型”都有涉及，但强焦点在于晚明清初的“内在转型”，因此在论域结构上主要采取心性、政教二分的传统结构，而将哲学、政治、伦理问题融于其中。当然，为了方便论说，我们可以先从哲学、政治、伦理这三个维度来理解政教秩序转型的论域。
黄宗羲哲学建构构成了秩序变革论的形而上学基础，其中心问题是吸收心学、气学而对天理观念予以重构。一方面，他强调气相较于理的第一序意义，理气一体，以理为气流行的秩序节律，从而使朱子学传统中虚悬的“理”向现实开放，变僵滞的“定理”为动态的“活理”。另一方面，他强调人心对于天地万物的意义赋予，在认识论层面凸显主体在秩序变革过程中的积极创造意识。上述哲学建构正构成一种“变革形而上学”，为政教秩序的更革转型奠定基础。
政治思想是政教秩序变革的显性核心，最能体现“时臻乎革”的历史意义。如果说汉代董仲舒的理论创造意在使脱胎于封建宗法天下的原始儒学转化为一套适应帝制时代的政教秩序，那么明清之际黄宗羲重塑儒学的根本目标则是在两千年专制天下之弊业已充分暴露之际对其做深度的批判拆解，同时对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帝制儒学进行清理，进而构造一种“天下为主”、面向“后帝制时代”的新型儒学政教形态，《明夷待访录》正寄寓了上述理想。本书对黄宗羲政治观的探讨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剖析《明夷待访录》的政治原理、秩序精神、政制结构与经世举措，二是梳理分析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历史回响与近代转化，分别对应“内在转型”与“现代转型”两个维度。“大壮”之运虽未在黄宗羲的有生之年降临，然而其所描绘的理想却为两百年后现代政治观念在中国的扎根埋下了伏笔。今人固不能以一种后见之明断言“内在转型”必然导向“现代转型”，但不可否认的是，前者在思想和实践上都为后者奠定了基础。近代中国政治变革进程中的一系列关键性议题，如君主与共和、立宪与民主、民族与国家等，几乎都可以在明清之际找到思想源头。正是这种相关性，使得黄宗羲始终伫立在清末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在这一过程中，近代西方政治观念融合本土资源而汇入了现代中国的思想之流，反映出中国现代思想与政治意识的内生性与延续性。
如果说黄宗羲哲学观的主旨在于证成变革的必然性与必要性，针对了朱子学的问题，那么其伦理观的中心则聚焦于转型时代的价值维系，指向阳明学的流弊。阳明学的兴起因应了主体精神觉醒的时代潮流，同时也隐含了主体精神脱离道德价值的危机，鼎革之际的动荡更加剧了这一问题。作为黄宗羲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明夷待访录》集中体现了秩序变革的时代呼唤，《明儒学案》则寄寓了在变革时代维系价值的政教用心。对阳明学主体精神的修正吸收和对阳明后学的反思批评，构成了《明儒学案》的编纂主线。转型时代社会存在的急剧变化往往伴随价值脱序的危机，晚明清初如此，晚清民初亦然。近代转型过程中，《明夷待访录》成为刺激变革的思想利器，《明儒学案》则化身涵育民德的传统资源。典型如梁启超依托《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编纂《德育鉴》《节本明儒学案》二书，将传统理学的自我修养转化为成就个体人格、养成现代国民的精神源泉。
“内在转型”基于时代问题而对文明传统的诠释再造，是经史的辨证，常变的统一。以往黄宗羲研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作为“后见之明”的现代观念的先入影响，导致往往关注时代之变而忽视文明之常。本书强调从儒学传统自身以及华夏文明内在发展脉络出发来理解黄宗羲，将思考的焦点从传统思想的所谓“极限”与“归结点”，转向其“可能性”与“出发点”。借用丸山真男的话说：“所谓注重观察思想创造过程中的多重价值，就是注目其思想在发端时，或还未充分发展的初期阶段所包含的各种要素，注目其要素中还未充分显示的丰富的可能性。”经过上述转化，或可摆脱“后见之明”的遮蔽，发现传统内在的丰富性，激活其潜力与可能性。亦如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所言：“当一项传统处于一种新的境况时，人们便可以感受到原先隐藏着的新的可能性。传统并不是自己改变的。它内含着接受变化的潜力；并促发人们去改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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