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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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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明万历三十年至清康熙六十一年（1602—1722）常州一府五县（武进、无锡、宜兴、江阴、靖江）士人群落与地域戏曲生态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对方志、家谱、诗文、笔记等文献资料的细致解读以及对戏曲文物的查考，分析士风以及戏曲生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全面、系统地梳理士风主导下的明末清初常州戏曲生态的风貌特征，探究士人风习、文学成就、文化群落现象与戏曲创作、传播接受、流派生成的互动；考察江南区域中常州与苏州、南京等地不同士风影响下戏曲表现的差异，考量戏曲生态形成的多重文化机制；分析不同士群心态嬗变对戏曲流变的影响，追寻士风与戏曲流变的互动关联机制，归纳戏曲艺术生存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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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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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春彦，1979年生，女，江苏兴化人。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英国伯明翰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戏剧学研究，近年来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1项，省部级课题3项，市厅级课题4项，横向课题2项；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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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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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风·士风·戏曲 001
上编 综论
第一章 明末清初常州社会文化、士风与戏曲 003
第一节 历史积淀与常州士文化 005
第二节 文化风貌与常州戏曲的源流及发展 011
第三节 明末清初常州社会形态、戏曲与士子的文化抉择 022
第四节 明末清初常州文化范式与戏曲 030
第二章 明末清初常州文士群落与戏曲生成 038
第一节 文化家族与曲家身份 044
第二节 宴集酬唱与曲家行迹 054
第三节 歌伎艺人与曲家意趣 069
第四节 主题建构与曲家心态 074
第三章 明末清初常州士林风尚与戏曲传播 081
第一节 主流与非主流:明末清初常州演剧传播 081
第二节 文人化趋向与明末清初常州剧本传播 096
第三节 江南名士风流与明末清初常州戏曲传播 105
第四节 士文化背景下的明末清初常州戏曲接受 113
第四章 士风差异与戏曲流变：明末清初常州戏曲生态比较研究 131
第一节 吴文化与明末清初常州士风品格及戏曲生态 131
第二节 文质相倚:分化的士风和戏曲 136
第三节 “自守”与“兼容”:明末常州与南京戏曲生态之比较 142
第四节 文化下移与戏曲生态:明末清初常州与苏州之比较 154
下编 个体论
第五章才子情思的张扬：吴炳、万树、顾彩的传奇创作 171
第一节 从思想到戏剧:情的揄扬，才的推崇 172
第二节 才情的艺术书写:构思精巧，别出机杼 182
第三节 文学与剧场的冲突融合:音律谐美，文采明丽 190
第六章 文士情怀的寄托：《杂剧三集》曲家创作 197
第一节 逞才与写心:强化的主体意识 198
第二节 逃禅:故作旷达中的难言心态 205
第三节 名士题材与文士戏曲 209
第七章 遗民情结的隐性表达：以陈于鼎为例 217
第一节 游走于气节与世俗之间:陈于鼎遗民身份考辨 217
第二节 沉浮中的戏剧人生:陈于鼎与其戏曲创作生成 223
第三节 遗民心态与《啸斋曲五种》 231
第八章 幕僚情义的戏曲书写：以嵇永仁为例 239
第一节 身份构成与文化气质:嵇永仁的别样人生 239
第二节 幕僚文士的市井情怀:《扬州梦》 245
第三节 从幕僚到义士:歌哭笑骂之《续离骚》 255
余论 明末清初士风嬗变中的戏曲生态 262
附录 中国古代常州戏曲家列表 275
参考文献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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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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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子群体与中国文化最直接、最外显的关联便是文学与艺术，文士群体参与并推动了文艺的发生、发展与繁荣。可以说，士风为各种文学与艺术体式的生成、发展、繁荣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而文艺的发生与繁荣亦引领着士风的走向。常州，作为江南重要区域，文教兴盛、人文荟萃，是明清时期重要的文化场，其士子阶层形成了鲜明而典型的士风、学风与文风。明末清初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世风流变、鼎革兴废带来的巨大冲击，直接影响了士子的生存状态，进而体现在文学艺术的书写之上。本书以地域戏曲生态为研究切入点，致力于探究明清之际独特的世风之下，常州这一区域士人群落的风貌习尚，考量其与戏曲生成发展的关联，探究士风、学风、文风与戏曲生态的“互证”作用，窥视士人风范及书写风貌对戏曲生态的影响，亦以戏曲流变论证文士风习之演变。
一
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士”的传统源远流长。从先秦居于天子、诸侯、大夫之后的贵族阶层，到魏晋风流名士及其背后垄断诸多资源的世家大族，到隋唐以降束缚于科举制度之下的士人群体，再到明清浮沉于“扮演‘精神导师’与‘官僚后备队’双重角色”的士大夫们①，士在绵延的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传承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士阶层以不同的形态存在于时空之中，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士”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一，便是促进了文学艺术体式的生成、发展与繁荣，并将其笼罩于士子群落的风貌习尚之下。
士子的精神风尚在特定阶段中体现出群体性，所涉及的方面亦很广泛。关于士风的定义，不同学者有着不一样的陈述。余英时认为:“所谓士风，牵涉到两个不可截然划分的方面:一是知识分子(当时称之为‘士’或‘士大夫’)的思想，一是他们的行为。”①所论囊括知识分子之内在神采与外在表现。刘晓东指出:“‘士风’作为一种群体性的精神风尚，不惟源于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之影响，还源于‘士’群体自身于现实社会生活中所处生存状态之濡染。”②这一表述，强化了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风貌。但不管表述如何，其基本指向就是“‘士风’的概念是指一个时代的士人(知识分子)的普遍行事方式、思想观念与价值判断”③。正如赵园所论:“通常据以论‘士风’者，确如胡适所说，往往是某个士群体的习尚风貌。”④据此，本文所论“士风”所指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风貌与行事风范。
在中国传统社会阶层中，“士”居四民之首。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群体，他们不仅被视为国家栋梁，亦被认定为民之表率。“士”之行迹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文明，展现了不同时代风云变幻中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责任、人生价值与时事浮沉的诸多思考和体悟。“士人的行为方式除受制于既有模式，也受制于一时期士群体的存在方式、生存状态，士的生活的组织方式(如党社、讲学及更日常化的交往方式等)，受制于‘时代思潮’(如理学)⑤。”无论士或士群体拥有何等丰富的个体意识或独特的兴趣指向，他们所显现的行为与风范无一例外地会浸染在时代风潮之中，与其存在的经济状况、文化制度、学术氛围等密切相关。这一方面再次印证了士子群体之“士风”存在的必然性与准确性，同时也揭示了“世风”与“士风”相互依存之关系。“世风”，指社会风气，受包括经济体制、政治制度、文化模式、考选制度、民俗民风、学术风潮等诸多方面的影响，直接决定了士子生存方式与生活状态，进而影响着士风的走向。有学者早已觉察到这一点，指出:“士风作为士人精神风貌、审美趣味、人格特征和行为观念的综合体现，作为社会心态的特定折射，由于受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阶段性变化的影响，因而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文化环境及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⑥在特定的社会文化风潮辐射之下的士风必然受到“世风”之影响，同时，特定时代下生成的“士风”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风”的发展与演变。此二者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厘清这一点之后，方可更清楚地深入探究“士风”的生成与流变， 及其与文学文化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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