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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剖析历代政治得失经济根柢 把握五千年来中国经济史脉
高屋建瓴、小中见大、鉴古喻今、充满人文理想
融政治、社会、经济于一体的中国经济专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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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54至1955年期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扼要地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
叶龙曾师从钱穆多年，详尽笔录及整理了先师两门课程的内容，对一些内容做出了补释，形成流畅易读的文章，在香港《信报》经评版陆续刊出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最后集结出版形成本书。本书不仅填补了钱穆先生缺乏经济专门史著作的遗憾，更令读者能够通过阅读中国经济史加深对钱穆先生其他著作的理解，以体悟钱穆先生强调要在文化传统一体性中做研究的教诲。
贯穿全书的主要经济问题包括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业发展、货币制度改革、社会阶层现象、税制及徭役等。细读两千年的经济史，我们可以发现，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希望此书能够帮助读者解读目前推行政策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同时起到镜鉴作用，将有益的经验应用于今日商业社会，避免失败的教训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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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口述者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
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6年移居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中国经济史》等。
整理者简介
叶龙，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能仁哲学研究所及中国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长。
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及新亚研究所毕业，曾师从钱穆多年。后获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荣誉文学士、教育文凭，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著有《桐城派文学史》《桐城派文学艺术欣赏》《中国古典诗文论集》《王安石诗研究》《孟子思想及其文学研究》及《中国、日本近代史要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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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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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二
序三
自序
新版自序
绪 论
第一章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初探
第二章 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度（公元前770前221年）
第三章 封建时期的工商业（公元前770前221年）
第四章 秦代经济（公元前221前207年）
第五章 西汉时期经济（公元前206公元9年）
第六章 新朝时期经济（公元923年）
第七章 东汉时期经济（公元24220年）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公元 220589 年）
第九章 隋代经济（公元 581618 年）
第十章 唐代经济（唐：公元 618907 年； 五代十国：公元 907979年）
第十一章 宋元时期经济（宋：公元 9601279 年；
元：公元 12711368 年）
第十二章 明清时期经济（明：公元 13681644 年；
清：公元 16441912 年）
第十三章 中国货币、漕运及水利问题杂谈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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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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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向来学历史之人，比较不重视社会与经济。西方人讲社会学亦不过
200 年而已。
所谓唯物史观，即经济史观。西方人认为由经济形态来决定社会形态，
再由社会形态决定一切历史，遂有社会的分期。唯物史观、经济史观的分期 则称政治跟随社会，社会跟随经济。于是说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资本主义 社会是工商业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则仍是工商业社会。这可说只是部分对，
但东方历史决不能如此讲。
西方讲历史的分期相当紊乱。只能分上古、中古、近古等来讲。中国讲
历史有系统，可按朝代来讲，与西方分期迥然不同。因人类历史演进并不能 照马克思所讲的。人类历史演进有无共同轨道大值商榷。中国人的历史演进 显然与欧美各国的历史演进不同。对各民族历史演进，当用归纳法讲，再来
察看是否有共同轨道。
今日世界之问题，由于不能用政治、宗教等来解决，因此西方人已渐注
意到东方的历史。由于土耳其、埃及等国的历史不完全，唯有中国的历史可 用来研究人类历史如何演进，此所以欧美在今日已注意到文化问题。
从前西方人认为不信基督教的民族为不开化的、不文明的、野蛮的，因
此视中国为半开化的。但今日西方业已改变此种错误观点。未来欲对世界学 术有大贡献的，最好莫如研究中国历史。
今日世界人类已觉醒，各国各民族各有一套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不佩服
他人的。
讲人类历史共同演进的方法，就得用历史，用科学的归纳法。
最古的中国社会非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应称为氏族社会，氏族社会的经济以农业开始，世界文化的开始莫不如此。
历史可分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经济史属专史，如欲学习中国经济
史，最好先能了解经济与历史之知识。
历史注重以史学之观点方法，作材料之鉴别考订。如研究井田制，先
应鉴别是否古代有此制，是否可信。第二步，即要作出史学解释，并加以评 判。井田制如何产生；影响如何；何以不能继续于今日；井田制在当时之时 代意义为何，此即是史学。
经济史须具备两条件： 一、鉴别的方法；
二、解释其意义及评判其价值。
学历史前应先了解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科学是根据历史材料。中国
经济史长达 2000 年，历史演进之记载极详，西洋史则仅数百年而已。
过去中国学者研究历史之缺点为：
一、史学与经学不兼通。
二、用西洋历史模式结论套入中国历史中。如西洋有罗马奴隶社会，
但中国没有。又中国之皇位为世袭，传其子孙；罗马则不然。英国则可传女 儿。故中西历史大相径庭，中国之历史实应让西方人作参考。
研究农业经济可分三项目：
1. 生产的经济：就经济价值而言，如种稻、种玉蜀黍（即玉米）等；如
各地同类粮食之价格不同。
2. 农村的经济：中国农村经济活动场合中之地位与西洋农村地位不
同。中国各地之农村经济活动亦各不相同。如上海四周之农村经济 活动与湖南省的农村经济活动不同。又如广东番禺一县城自秦迄
今，已历逾 2000 年，从未变动，但就农业经济生产物的价格来讲， 则番禺迭有变动。苏州自春秋迄今亦未变更。城市附近，必有农 村，二者之间有密切经济关系，应同时讨论。今日中国之城市既非西洋之城市，亦非古封建之堡垒，与西方封建
社会模式有所不同。故中国之农村与城市之关系亦与西洋不同。
3. 农民的经济：讲及农民实际的生活，西方农民是奴隶；中国则为佃农与自耕农。论农民之地位，中西亦不同；至于生产物价格，则中
西略同。
中国文化是大陆文化，而非海洋文化；是村落的，而非都市的（希腊、埃
及之文化其重点在都市）；埃及、巴比伦是平原文化，中国则为高地（陵谷）文 化，亦非河流文化。
一、黍与稷为中国最早农作物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埃及、巴比伦、印度与中国①，此四大文明发源地均始自农业。埃及有尼罗河；巴比伦有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河；印度有恒河；中国有黄河，因农业发展靠水利灌溉。但中国与其他三国情况不同。
中国农业发展并非单靠一条黄河。埃及、巴比伦、印度三国均处于热带或亚热带，但中国则气候不同。再就面积言，埃及、巴比伦小；印度较大，但单纯；中国则幅员广大，气候土壤等亦南北不同。
中国古代北方之农作物并非种稻麦开始。向来所谓五谷者，即黍稷稻麦粱。再加上豆，则称六谷；合黍、稷、稻、麦、粱、大小豆、麻与菇，则称为九谷。但中国最早之农作物为黍与稷。
吾人当根据历史研究中国最早之农作物。黍与稷为中国北方最早之农作物，《诗经》中即已提到。甲骨文中提及黍字最多，商代占卜收成好坏，甲骨文中多有求黍及求黍年等字句。但未见有求麦、求稻。因黍比较粗生粗养，容易种，为商代人之农业主要作物。稻麦为贵品种而难生长，故商代求丰年只求黍，《诗经》中提及黍、稷两字很多，可资证明。
古代农业发明者有后稷与神农，后即上帝之意，后与神均为形容词。神农姓姜，后稷姓姬，此二人均在中国西部，何以不称后稻、后麦，而称后稷，盖中国最早之农作物为稷也。
甲骨文为盘庚后之文物，为可靠史料。但后稷之史料借传说而来，乃由推想而得，但并不一定不可靠。
黍稷有共同之性格，即均为高地农作物。郑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今日北京以种麦为主，种麦处即种稻处；南方以种稻为主，种稻处即种麦处。而稻麦需要水分多，故种于下田；黍稷需要水分少，故适宜种于高田。此亦证明中国当时有高地农作物，亦有低地的。
二、古人重黍稷轻稻粱
中国五谷之一曰稷①，后稷氏者，后为尊敬之意。以上提及不称后稻、后麦，可见当时最重要的农作物是稷。今山西省有稷山；历山亦在山西。
稷为高地旱性植物。中国古代农业偏于高地旱性作物，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于丘陵，起于高地，而非起于平原。故称大陆文化，并非海洋文化。
所谓五谷，即黍、稷、稻、麦、粱；普通说农作物为黍稷稻粱。清程瑶田作《九谷考》，曰：稷者，今之高粱。此处所称之粱，即今之小米；黍即北方之黄米。
中国古代农作物由高地开始，是先种（多种）高粱、黄米（即黍稷），而非先种稻麦。《诗经》云：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其意乃黍稷在先也。
《诗经七月》中，周公述说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及农村农民之生活状况甚详。此诗虽无说明先种植何种作物，不过可自其下种之日期看出，高粱是在古历正月下种。稷则可称五谷之长。此诗中说明春天为蚕桑之时（插秧期）；夏天盛产瓜茄蔬菜；对于稻，只提了一句说：十月获稻，为此春酒。此是旱稻，且仅是种少量作酿酒用。酒在古时仅供老人饮用。此诗述说农事极详，却不提及种稻之法。
《诗经》、《礼记》、《管子》所记载的，均可证明春秋以前，中国人民主要在山陂陵阪地区种植黍稷等旱地作物。另一证明，古代敬神是取黍稷，因古代人民尊重高粱、黄米，含有重视黍稷过于稻粱之意。
古代有两种盛载祭物之盛器。一曰簋①，为当时第一等盛器；一曰簠②，为第二等盛器，但当时祭神以簋盛放黍稷，以示尊敬；稻粱却放于第二等盛器簠中。
古代祭神，水为最尊贵，酒次之。亦从而可见中国古代农作物是黍稷始。
三、高地农作物反映陵阪文化
晋人束晳《补亡诗》云：黍华陵巅，麦秀丘中。陵即山地，丘陵也。说明黍开花于山上。四方高中央低者为丘，长江流域的山上有田，可种稻，但在陕西的山上则种麦。此说明了中国农作物有高地与低地两种。而古代多为高山上之农作物，是旱地作物。
《淮南子》记载：尧之治天下也，其导万民也，泽皋织网，陵阪耕田。泽是水泽岸边。陵者，大皋，山无石者，土地高者曰阜。阪或作岅或坂，《诗小雅正月》：瞻彼阪田。阪田为崎岖硗埆之处。此处说明在平原之湖泊地区捉鱼，在山陂之处耕田，可称陵阪文化。淮南子为今安徽省人，知古代人民在低地捉鱼，在高地种田，可知他懂历史。
中国古代农作物非用河水灌溉，云旱性之高地作物。如神农氏又名烈山氏，烈山两字之意义即将山坡上之草木用火烧毁用作肥料，然后下种。可见耕种之地在山上，是山耕，并非用水利灌溉。
中国古代山耕之又一证明：史载舜耕历山（历通厉），亦是山耕。
《礼记》中载有旱稻，即《内则篇》所记陆稻。
《管子》书中记有陵稻。陵稻即栽种于山陂高地之稻③。
《吴越春秋》云：尧遭洪水，尧聘弃④使教民山居，随地造区。此处所谓山居，是命人民住山上种田。古代高地上种的当是黍稷，而非低地的稻麦作物。
《易经》说：上古穴居而野处。
《礼记礼运篇》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窟者穴地。营者指一个个散布于高地之窟窿。今日的太行山区仍可见在半山地带有此类穴居。此类穴居并非在平地挖洞，乃在干燥的山地上挖洞。
公刘之诗云：陶复陶穴。陶即挖空，在山上挖穴而居，亦即居于山地。
山居与山耕同时。中国此时期之文化，可称为黍稷文化，亦可称陵阪文化。推想中，中国古代农业，决无水利工程。在古代典籍中可找到证据，证明古代先民耕种与居住均在高地。
《孟子》中记载：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营窟者，环形之山洞也，今日河南省仍有可见。人居住在山洞内，可证明耕地亦在山上。
四、由黍稷到粟麦到稻
中国的文化发源地，最初并不在黄河两旁，而是在其支流渭水、浦水、汾水与洛水一带，但这已是后期。因中国最古之文化并非在水边，亦非在平原，而是在高原上。
故并无西方人所谓在摇篮中孕育出来的文化；亦非如埃及、巴比伦一般温室中培育出来的花。中国文化乃是在山地上经过日晒雨淋，培育出来的并非花，而是松柏。即使是花，也是梅菊之类。
春秋以后，一般仍然以高粱为主要粮食。
《论语》说：饭疏食。疏，即麤，粗也，意即吃高粱之粗饭。此点亦有考证。《礼记玉藻篇》云：稷食。意以高粱为主食。
《左传》曰：粱则无矣，麤则有之。粱指小米，麤指高粱。
孔子食夫稻，衣夫锦，说明孔子当时以稻米为主食，生活已很讲究。
《战国策》云：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于是东周人有改种麦者，因为缺水之故。此乃时代环境造成栽种作物之不同，故农业经济状况亦因之而异。
中国古代农作物之分期：
1.第一时期为黍稷时期，此乃指西周以前；
2.自春秋至战国：主要之农作物已渐由黍稷而为粟麦，可称为粟麦时期；
3.最后，则为稻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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