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 - [美] 迈克尔?桑德尔著；曾纪茂译 - Meg Book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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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

書城自編碼： 2849740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哲學
作者： [美] 迈克尔?桑德尔著；曾纪茂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508657677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08-08

頁數/字數： 544页
書度/開本：大32开釘裝：精装

售價：HK$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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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美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公正》作者桑德尔对其公共哲学理念的完整阐述，当代共和主义政治理论的代表之作，给出了重新思考民主、自由问题的方法。

內容簡介：

《民主的不满》是一部关于自由的意义的重要著作，它追溯了本世纪后半叶美国民主的再造过程，针对公共哲学的概念提出了一种哲学的论证和一种历史的论证。其哲学主张认为，程序自由主义一一一种声称政府应该对关于良善生活的各种竞争性见解保持中立的政治理论一一是不充分的：其历史的观点则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程序自由主义在不断地为美国的政治话语创造词汇，它已经排挤了共和主义对公民身份和自由的理解，并开始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公共哲学大行其道。在桑德尔看来，程序自由主义已经逐步取代了公民共和主义，并给美国的民主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只有通过恢复共和主义传统，致力于共同体认同和自治所需要的公民美德，才能消除美国民主的不满。
本书属于见识美国丛书，该丛书是旨在向大众全面、深入介绍美国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的系列图书，还包括《美国总统的诞生，1960》《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五月花：美国的始初》《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塑造美国的法律：15个国会法案及其深远影响》《危机将至：内战前的美国，18481861》等。

《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因《公正》公开课而大受欢迎，激起了大众对于政治哲学的广泛热情。本书是桑德尔对其公共哲学理念的完整阐述，是其学术观点的大总结。
《民主的不满》不是一本只写给学者看的书。桑德尔也从来不是一位只生活在高等学府中的书斋型学者。他不断向大家提出问题，倡导一种新的公共哲学。这本书适合每一个生活在当下，对自由和民主的意义有兴趣的人阅读。桑德尔用你在生活中随时可能遇到的例子和抽丝剥茧的分析，向你解释很多被默认为普遍真理的流行观念，其基础并没有那么牢固，也并不具有天然的正确性。
宗教自由是良心的自由还是选择的自由？离婚的自由带来的是真正的平等吗？全球连锁超市和街角小店哪一种更好？《民主的不满》里有种种我们的时代正在发生的、人们最关切的问题，在这里，桑德尔没有给出答案，而是给出了重新思考问题的方法。
《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是“共和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文献之一，对程序自由主义提出有力挑战。通过辨析美国历史上关于宪法理解与政治经济生活的争议，发掘出绵延不绝的共和主义传统。
《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对美国政治发展中的关键节点和争议问题进行了清晰的回顾，特别针对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隐私权进行了讨论，用独特视角讲述了一段全新的美国宪政史，纠正了很多我们认为是美国传统的观念。
《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的出版获得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过各大媒体的广泛赞誉。政治哲学圈关注之外，还获得了经济学家（如弗里德曼），历史学家（如方纳）的重视和赞誉。

關於作者：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著名政治理论家，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
　现为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讲授当代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史。
　他在哈佛大学讲授的《公正》课程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该课程被制作成哈佛公开课后在网络广为流传，成为风靡全球的哲学公开课。
　其主要著作包括《公正 : 该如何做是好》《反对完美 : 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自由主义及其批评者》《公共哲学》《正义读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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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曾纪茂，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制度，著有《公共政策导论》《发展的创伤》等书。

译者的话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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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程序共和国的宪法
第一章
当代自由主义的公共哲学
第二章
权利与中立国家
第三章
宗教自由与言论自由
第四章
隐私权与家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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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公民身份的政治经济学
第五章
早期共和国的经济与德行
第六章
自由劳动vs.工资劳动
第七章
共同体、自治与进步主义改革
第八章
自由主义与凯恩斯革命
第九章
程序共和国的胜利与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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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寻找一种公共哲学

內容試閱：

译者的话

在中国学术思想界，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大名与在美国同样响亮。桑德尔的成名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2nd ed，1998），国内已有连篇累牍的介绍和讨论；《民主的不满》则是桑德尔沉潜多年后的又一部力作。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专注于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哲学进行艰深的学理剖析；与该书不同，在《民主的不满》中，桑德尔特意从美国的公共话语中，选取美国司法实践中的宪政观念与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观念来分析自由主义的不足。当代美国人本以为这些观念是美国历史传统的延续，也是超越时空的普遍真理。桑德尔深入辨析这些观念如何在美国历史中慢慢呈现的，美国历代先贤前辈在这些问题上又经历过怎样的思考与争议；这些探讨让美国人发现，当代人习以为常的那些核心观念，在美国的思想传统中竟然可能是岐出的新路，这些观念与美国人自以为傲的历史传统的差异竟然如此悬殊。同样，这些观念是否真具有超越时空的合理性，也变得可疑起来。桑德尔精心辨析美国历史上关于宪法理解与政治经济生活的争议，从中发掘出绵延不绝的共和主义传统，为重新思考宪政与政治经济生活等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
下面，我们分别就这两个方面引介一下桑德尔的洞见。

对自由主义宪政观的反思
美国宪法是现代世界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宪法审查（Constitutional Review）则是美国宪政实践对现代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在当代谈论宪政，首先是探讨对美国宪政的理解，其次是以对美国宪政的理解为标准来设想政治。二战之后美国人充分自信地认为自己掌握了对何谓宪政的最得当的理解，而学习了这些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时间也以为找到了走向政治文明的最佳指南。然而，桑德尔追溯美国先贤对宪政的理解，结果却让人惊讶地发现：美国宪法蕴含的原则该如何理解，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明白。当前美国司法界以及美国主流政治法律话语对宪政的解释，最核心的宗旨是：悬置道德判断，保护公民权利。但美国宪法司法解释的变迁过程，很清楚地表明：宪法的本意并非如此，对宪法的此种解释是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慢慢形成的，直到二战之后才在公共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
追溯历史并不能说明何种理解更为得当；即使承认桑德尔的分析很在理，当前对宪政的理解确实是晚近才形成的，这也不妨碍一些人相信当前自由主义对宪政的解释最为合理。桑德尔进一步批评了自由主义的宪政观，他指出，在人们以为是最为合理的宪政观指导下，在许多情况下却会出现与宪法本意大相违背的结果。这种自我悖谬的关系不能不让人费心劳神：问题出在哪儿呢？
我们试着把桑德尔分析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隐私权这几个领域的宪政理解问题简略介绍一下。
1、宗教信仰自由。当前自由主义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解认为，宗教信仰是个人选择的事情，政府应该对此保持中立。桑德尔认为，美国的宗教信仰自由传统并非如此：宗教信仰自由本意是保护宗教践行的自由，而不是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桑德尔分析了若干宗涉及宗教信仰实践的案件后发现，以自由主义的理念为根据，法院的判决逐渐含有对宗教信仰不利的倾向。中立性要求不偏袒任何特定的宗教与道德信念；但在一些案例中，由于中立性拒绝宗教为某些实践提供的理由，而只接受世俗的理由，结果中立性反而成为歧视特定宗教的理由。例如，法院支持员工每周休息一天的权利，但犹太教徒按照教规在安息日休息的要求却遭到法院的拒绝。法院认为这是宗教的理由，不予接受，法院只接受世俗的理由。这样的结果反而导致宗教信徒无法正常履行宗教实践。
同样道理，本来对宗教自由的限制应该有更充分的理由，自由主义却把宗教信仰视为自愿选择的问题，这样就无法把基于宗教信仰的要求与个人的偏好进行区分。这一混淆导致最高法院限制了它应该保护的宗教实践，也允许了它可能应该限制的实践（原书p. 71）。
2、言论自由。美国最高法院到一战以后才开始关注言论自由，此前保护言论自由属于各州的管辖范围。最初各州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在保护言论自由时，都要对言论的内在价值进行判断，社会价值更高的言论自然优于价值较低的言论。但自由主义的解释在二战后逐步占了上风，自由主义认为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应悬置价值判断。以斯科基镇纳粹分子游行案与印第安那波利斯市反色情作品案为例（见原书pp. 85-90），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主张面临两大难局：第一，以中立性为理由来保护纳粹分子，实质上未能尊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虽然单个的个人没有受到指名道姓的伤害，但对这些群体的诋毁，却让归属这些群体的个人的尊严受到损害，因为这些人的社会尊严在很大程度上与所归属的群体密切相关；第二，有自由主义者声称，这些言论只是倡导，还没有构成社会实践。自由主义的这个说法没有认识到，言论本身也能产生伤害。
这样，与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上的情况类似，自由主义的主张会导致原本应该予以保护的言论自由缺乏足够的根据来保护，却会保护原本应该予以限制的言论。
3、隐私权。受自由主义影响，当今主流的看法是把隐私权看成是不受政府或他人限制从事某些行为的权利；而美国传统的看法则认为，隐私权是保留某些个人事务免受公众查看的权利。自由主义的隐私权主张保护个人做出某些重要决定的独立性，然而，美国传统的隐私权保护个人避免把个人事务暴露给公众（原书p. 93）。
为什么要保护某些事务避免遭受外部的干涉？依照当代自由主义的论证，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选择；而在传统观念中，往往需要说明需要保护的事物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并以此作为保护的依据。按照自由主义的自愿论理解，一些原本在传统观念下不是侵犯隐私权的行为，现在会被视为侵犯隐私权。例如，传统观念认为禁止在药店出售避孕药品并未侵犯人的隐私权，而自由主义的隐私权观念则认为这是对人隐私权的侵犯。自由主义的隐私权观念同样面临两大难题：第一，对于有争议的实践，如果没有得到实质性道德判断的支持，仅仅依靠对自主选择权利的保护，可能难以有效地维持社会合作；第二，如果没有实质性道德判断的支持，也就是说，没有对这些实践在道德上的争议给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回应，这些有争议的实践恰恰可能被当作是低劣的、无价值的东西，仅仅需要被容忍。这表明，自由主义在隐私权问题上悬置道德判断，难以为隐私权提供稳固的基础。

经济安排的公民后果与组织化时代的民主困境
自由主义观念不仅主导了二战之后美国的司法实践，而且也支配了当代美国政治中思考和论证经济问题的方式。在当代美国政治中，多数经济争论围绕着两项考虑展开：繁荣与公平。无论人们可能偏爱什么样的税收政策、预算提案和管制方案，他们通常都以这将有助于经济增长或改善收入分配为理来辩解。他们声称，自己的政策会扩大经济大饼的规模，或者更公平地分配这块大饼，或者两者都能做到。然而，追溯美国的历史传统却会发现，在美国历史的多数时期，政治家都认真地考虑了另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经济安排最适合于自治（原书p. 124），经济政策不仅仅要追求繁荣与公平，也必须考虑经济政策的公民后果。
桑德尔花费了大量篇幅来追溯美国开国先贤对经济政策公民后果的争议。美国开国先贤追求农业共和国理想、反对美国发展制造业、反对城市生活，今天看来特别不合时宜。但在这些讨论背后隐含的关注，即什么样的经济政策会塑造什么样的公民，却在美国历史很长时期一直以其他不同的问题得到回应。结合这些问题来考虑，我们或许会发现，这些已经长久在人们视野之外的问题，值得我们费心考虑。
桑德尔在这一部分里探讨了一个让人感到震惊的问题，那就是为工资而劳动的人是否是自由的，换句话说，为挣工资而劳动是否是自由劳动？今天我们完全不会这样去问问题，人们如今关注的是最低工资应该设置为多少，与工作机会的多寡之间应该如何权衡，等等。自由劳动概念现在看起来多少有点陌生。桑德尔详细梳理了美国历史上关于自由劳动的争议，这些争议展现了共和主义传统对自由劳动原则的理解与我们当今的理解有多大的差异。这让人惊异的看到，我们今天多少让自由主义的话语笼罩了，这个时代确实已经把自由主义对自由劳动的看法当作不言自明的原则了。在共和主义看来，自由劳动是在更可能培养让公民适合于自治的那些品质的情形下工作（原书p. 169）。依共和主义看来，只有在能够参与自治的情况下公民才是自由的，而这反过来又要求公民具有某些习性、气质与品格。例如，经济独立对于公民来说必不可少。像靠雇主付工资维持生活而其它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很可能缺少道德上的独立性与政治上的独立性来自我认定是自由公民。美国劳工运动有过很长的时期按照共和主义的理想努力抵制工资劳动制度，希望建立合作制度，培养工人的独立自主品质，让工人摆脱依附的结构性困境；但劳工运动最终向工资劳动制度妥协，放弃了共和主义的理想，而走向了工联主义。这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共和主义的理想越来越困难。
从传统社会群体中解脱出来的个人，原本以为就此找到了个人自由竞争的广阔天地，但到19世纪末，欧美社会就发现面对的是日益组织化的时代。面对这样一个组织化的时代，如何保持民主，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共和主义传统苦心孤诣应对的问题。
在现代世界，人的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在与巨大的非人格企业、组织打交道，而不是与其他个人打交道。这是人类关系的一个新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个人在社会事务的方向中发现自己无足轻重，机械力量与庞大的非人格组织在决定着社会事务的进程。现代经济力量把个人从传统共同体纽带中解放出来，并且由此鼓励了对自我的自愿论理解，但同时也解除了个人与地方政治单元的力量。这个时期，从传统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斗争看起来是为了争取个人自由：在激烈的斗争中，各种联合组织和制度一股脑地遭到谴责并被视为自由的敌人，除非它们是个人同意或自愿选择的结果（原书p. 204）。统治人们生活的权力结构，超出个人选择可及的范围，新的社会经济机构规模大、强度高，是这些大型组织在掌控社会生活的基本过程。
列宁把欧美社会在19世纪末的发展描述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并断定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希法亭、卢森堡等人也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抛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分类不说，我们可以发现列宁他们非常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重大变化。就美国而言，当时的思想界、政治界也痛苦地感觉到，这种变化与崇拜独立自主的个人这一美国精神背道而驰，他们殚精竭虑，探索解决办法。主要的想法有两种：一种是坚决反对托拉斯、卡特尔这种大型企业，认为这种大型企业主要依靠垄断来获利，排挤了独立自主的小企业主的生存空间，必须瓦解大型组织，确保个人小企业的自由竞争；另一种则认为企业组织的大型化发展是时代所趋，势所必至，要应对商业组织大型化对民众生活的威胁，必须有同样强大的政治机构来抗衡。
桑德尔认为，这两种思路实际上都体现了共和主义的宗旨：第一种偏向小业主的思路代表的是传统的共和主义思路，而试图以强大的全国性政治力量来抗衡全国性经济组织的思路则是这一时代特有的，与共和主义传统上怀疑强大的集权政府有很大差异。但令人惋惜的是，美国最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以强大的国家权力来保障消费者的福利。

以上只是译者从自认为最直观的几个主题来展示本书可以带给读者的振奋，即使就这几个主题，桑德尔的详细分疏当然更为细致入微，启人心智；还有其他许多议题，桑德尔简洁有力的分析都让人感受到思想的冲击。这本书可能并不足以让人相信传统共和主义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更为可取；但是，比较传统共和主义考虑这些问题的方式与当今自由主义的差异，无疑会激发当代人的思考。我们确实可以反省，是否能把自由主义话语的盛行轻易当作时代的进步。传统共和主义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也许更接近常识；而时代的变化，尤其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共同体的共识价值向社会的多元价值转变，让共和主义的原则更难实行，但自由主义的办法看来倒更像是不得已的妥协办法。在诸多此类问题上，我们依然要回到基本价值上来，尽管我们要保持一定距离。

本书的翻译得到许多认识与不认识的朋友的帮助和鼓励。最早章永乐（海裔）先生对发布在网络上的译文章节给予了慷慨鼓励；本书的校对者刘训练博士精心校阅，检查出不少差错，改正了许多生硬晦涩的译文，又为诸多语句段落润色，为本书成型付出大量心血，让我敬重；浙江大学的应奇教授也对本书一些概念的翻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另外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朋友在出版前阅读过译稿，给我诸多教益，在此一并谢过。本书诸多概念与句子的翻译，费心斟酌，可能还是不够贴切。译者才疏学浅，阅读本书的专家学者必能发现不少纰漏，我真切期待能够得到各位同仁指教，特此先行谢过！联系邮件：zengjmao@163.com。
曾纪茂
2008年元宵夜于凤凰楼
2015年3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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