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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奔向城市:寻找增长的动力

書城自編碼: 2857059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經濟经济通俗读物
作者: 聂日明
國際書號(ISBN): 9787508663708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07-08


書度/開本: 16开

售價:HK$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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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百家文丛之四,用思考记录我们的时代
评论家聂日明对中国城市化进程近五年观察实录,披露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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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得益于加入全球化,在相对开放的发展环境下,中国的数亿农民因此卷入城市化的大潮。
这促成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农村向城市转移了数亿人口。
以城市化为主要图景的经济社会转型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本书从城市化、社保、中国增长的动力、宏观调控、房地产市场、地方债务风险、财税体制改革等七个维度对过去几年的热点问题的现状、原因及可能的出路做了叙述。
關於作者:
聂日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先后获浙江大学学士、复旦大学MBA。
主要关注中国经济中的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城市化与社保,兼及晚清和近代史。
目錄
序言Ⅶ
奔向大城市1
城市是长出来的3
新城林立6
城市抢人大战9
土地指标,多给大城市点12
美丽乡村的陷阱15
流动人口趋势之变18
月薪过万的工人21
警惕失业24
踩踏、新市民与城市治理27
小城市,大城市31
户籍,不是国籍34
公共服务,谁的负担40
社保换教育43
教育经费,钱随人走46
让开发商办小学49
社保有麻烦53
社保是一种税55
延退救不了社保59
微刺激?减社保62
谁给农民养老65
请慢调涨养老金68
养老危局71
机关事业的窟窿74
用统筹消樊篱79
医保的筹资84
取消失业保险87
奇迹的秘密91
中国奇迹之谜93
解释的迷雾96
入世的遗产100
改革的故事105
中国下一站113
新的中国故事116
失衡,谁的错119
人口红利,抑或负债122
PPP是浮云125
美国创新,中国制造128
断层线,无处不在133
美国复苏,中国衰退138
中国日本化143
宏调的逻辑147
厘定决策权力149
尊重市场152
市场化去产能155
适度容忍衰退158
四万亿,七万亿163
供给侧发力重在体制改革168
走出去,新问题171
亚投行,机遇挑战并行175
房市生与死179
房市调控十年简史181
限购令的教训189
空置率与结构失衡192
评估救市政策196
房价预测术的破产201
房产税,怎么征203
保障房,为了谁206
中国的两房210
京沪永远涨214
求解地方债217
中国式城市化219
中国没有底特律226
政府债券与财政纪律228
AMC不是上帝231
我的债务,你的问题234
债务置换的道德困境237
谁推高了社会融资成本240
利率市场化怎么走246
财税法治化251
织里抗税的遗产253
谨防掠夺之手257
谁的《预算法》260
政府怎么花钱266
预算国家渐行渐近274
财政减收,拉弗曲线277
政府间事权法治化280
从专项到一般282
无细节,不法定285
扩编预算工委290
燃油税不能任性292
税改与黄宗羲定律297
后记300
编后记302
內容試閱
城市是长出来的

党的十八大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之初就强调,新型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核心。2015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城镇化工作会议,从人、地、钱等六个方面下达了新型城镇化的任务(以下简称六项任务)。作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的会中会,城镇化工作会议规格之高前所未有,会议决定也是新一届领导班子对新型城镇化的纲领性指导意见,将影响未来十数年的城镇化发展。
从发展潜力来看,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刚超过50%,城市化的人口达7亿人。如果按照70%的城镇化水平和现有的城镇化模式,以及每年1%的城镇化增速,中国至少还有近二十年的发展空间。中国目前正面临着经济长期增长乏力、进入增长瓶颈的局面,恰当的城镇化方案正是跳出这一约束的利器,因此此次会议也是公众期待已久的。
所谓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规模扩大,经济上呈现生产要素、产业活动向城市集聚的过程。城镇化带来的不仅仅是巨额的投资,还有广阔的消费需求:在一个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消费需求的增量与升级形成的市场是相当可观的。考虑到现有城镇化率中的农转非人口受离土不离乡(到城市里工作,但不能在城市落户安家)的限制,相当部分人只在城市工作,父母、妻子都在老家,劳动收入往往投放回农村。因此,仅仅是让目前在城里工作的人就地完成人的城镇化,新增的消费需求就非常可观。这也就是新型城镇化六项任务中的第一项,即强调人的城镇化,以此来区别之前的地的城镇化。
除此之外,会议还提出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等任务,可见,六项任务所指向的城镇化的目标总体上是让人期待的。城镇化的目标好定,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综观会议精神,新型城镇化的实现方式就是有规划、有管理、有前提地推进。
在城市规模方面,会议要求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核心目标就是鼓励中小城市的扩张,限制、控制大型及特大城市的扩张。事实上,城镇化与城市化在英语中是同一个单词:urbanization,只在中文中有区别:城镇化强调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规模要有大有小,不追求过多的大城市;而城市化强调集聚效应,有强调越大越好的意思。新型城镇化这一命名的本身就暗含控大放小的意思。
会议在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方面,强调现行的建设用地数量管制、耕地红线;在城镇化的总体布局上明确两横三纵的战略,科学设置开发强度,把城市的开发边界划定;要求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避免走弯路,要求制定实施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加强重大政策统筹协调等。
虽说这些实现手段的初衷都是好的,但具体落实情况却很值得怀疑。例如控制大城市一直以来都是城市化的政策导向,但现实总是屡屡突破规划限制。北京于2003年制定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规划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为1800万人,而2012年年末,这一数字已经超过2000万。指导上海市发展和建设的法定性文件《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年2020年)》中,规划到2020年上海常住人口达到1600万人,在2015年年末,这一数据已超过2400万。
如果把市民看作城市的身体,那么交通、学校这些软硬件可以看作城市的衣服,两者需要匹配,城市才算和谐。一方面,北上广深的规划滞后和不切实际,使得公共服务非常缺乏,可谓衣不蔽体;而另一方面,一些地区城市化过于超前,衣宽人瘦甚至到了鬼城的地步,以鄂尔多斯为例,即使新增200万市民,人均新购住房30平方米,也不过才能消化近三年累计开工房地产的一半。
如果我们真的把人的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心,那么我们必须正视人的主体性。城镇化说到底是由人的聚集而形成的,城市应该是从一地一区中生长出来的,而不是政府事先划一块地把人赶进来的。而政府的作用就是为生长出来的城市量体裁衣,提供公共服务。所以城镇化的重点应该是市场在先,政府在后。这种城市化的实现路径不仅仅体现在城市规模上,也体现在其他诸多方面。像城市的决定,不应该由政府主观去决定,而应该看这个城市里的主人市民想要这个城市成为什么样子,政府再来看,为实现这种定位可以做些什么。新市民被这种定位吸引加入城市,更可以避免城市不同族群、不同群体间的冲突。



新城林立

2014年4月,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拟建55个新城新区,其中的一个城市就要建13个城区。同时新城热正逐渐从省会向地级市、县级市下移,90%的地级市正在规划新城新区,部分城市新城总面积已达建成区面积的78倍,县域及开发区内新城建设也在升温,空城睡城死城现象频现
平地造新城是中国近几十年城市化中的典型现象。深圳原来只是广东省的一个小渔村,因为改革开放,发展成为今天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之一。改革开放十余年后,考虑到上海发展的滞后,开发浦东成为上海发展的新方向。时至今日,浦东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占上海的三成,而后,浦东模式成为全国各地省会城市争相效仿的榜样。
为什么要造新城、设新区?随着人口的流入,城市必然面临建筑面积的扩张,但无论是通过旧城改造,还是面积扩张都有不同的路径。旧城改造需要将市中心的原住民拆迁,以货币补贴或者另址迁建将其迁往郊区,而面积扩张则需征收农民土地进行城市化建设,吸引移民完成城市化。近几十年,政府在这两方面均有所侧重。
比较来看,市中心的旧城,虽然土地更值钱,但原有格局已成,改造的难度大。更棘手的问题是城市居民保护产权意识强,拆迁的难度比征收农民土地的难度更大,政府从中的低征高卖所获得的利润也不如征收农地多。而建新城不仅成本低、收益高,城市规划的自由度也更大。对比浦东与浦西,新城的道路更宽,建筑物规划更整齐,更容易设计和建造形象宏伟、体量巨大的建筑物。
设想总是美好的,但总要面对现实。建新城的难点在哪里?城镇化指的是人的城镇化,在统计上,城镇化率也以常住人口的非农比率作为指标。一个地方要实现城镇化就必须要有人。虽然京沪等一线城市一直限制外地人口的流入,但实际常住人口远远少于规划人口。中国现在有14亿人,超过一半成为城市常住人口,以70%的城市化率计算,城市人口也不过10亿,未来可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不到3亿。而全国新城新区的规划人口已经超过30亿,这些新城新区到哪里去找这么多人填充?
人至关重要,但规划中的预期人口不能落实,城市的建设就无从谈起。因为城市建设需要投资,而投资商则要看到发展前景。在市中心,生活与商业氛围已经成熟,只要可以成功拆迁,土地总是不愁卖出去的,建出来的住宅、商场总是不缺人气。只要拆迁成本合理,开发商具备一定资质,总可以融到资金。但新城却不行,没有人气,城市就没有发展,新城的未来是繁荣的浦东,还是萧条的鄂尔多斯?两者的投资回报判若云泥。
事实已经证明新城新区的不可靠。即使在浙江省这样经济发达、房地产价格偏高的省份,其超过一半的县级行政区的常住人口都处于净流出状态。地产商恒大集团一直致力于三四线城市的地产开发,但2013年不得不重返一二线城市拿地,而万科以一二线城市为立足点,向下延伸的发展战略也同样受阻,因为三四线及以下的城市缺乏足够的人口流入,供给已然过剩。这就进一步恶化了这些新城新区的发展前景。
人口流动追逐的是就业机会、发展前景,而不是高楼大厦,现有筑巢引凤(先有楼,后有人)的思路却完全背离了这一规律。城市的领导者们只看到开发浦东带来的城市面积扩张、人口流入,却没看到浦东的先天区位优势、后天招商引资带来的就业机会。建大楼而没有引进就业机会,这是导致出现鬼城、空城的根本原因。
所有这一切,又与限制大城市扩张、推动中小城市发展不谋而合,大量的建设用地、银行信贷、企业债券发行等指标被投放到中小城市、中西部城市,这是地方政府热衷设新区造新城的政策背景。要改变这一点,就要解除束缚大中型城市扩张的枷锁,让人口可以流向市场需要的地方。地方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人走向哪里,路就通向哪里;人在哪里工作,房子和写字楼、商场就盖在哪里。而平地起新城,那是最具产业发展前景和劳动力最希望流入的城市才需要考虑的。其他城市只要经营好目前的城区,不要让人口出现净流出,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了。
城市是长出来的

党的十八大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之初就强调,新型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核心。2015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城镇化工作会议,从人、地、钱等六个方面下达了新型城镇化的任务(以下简称六项任务)。作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的会中会,城镇化工作会议规格之高前所未有,会议决定也是新一届领导班子对新型城镇化的纲领性指导意见,将影响未来十数年的城镇化发展。
从发展潜力来看,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刚超过50%,城市化的人口达7亿人。如果按照70%的城镇化水平和现有的城镇化模式,以及每年1%的城镇化增速,中国至少还有近二十年的发展空间。中国目前正面临着经济长期增长乏力、进入增长瓶颈的局面,恰当的城镇化方案正是跳出这一约束的利器,因此此次会议也是公众期待已久的。
所谓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规模扩大,经济上呈现生产要素、产业活动向城市集聚的过程。城镇化带来的不仅仅是巨额的投资,还有广阔的消费需求:在一个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消费需求的增量与升级形成的市场是相当可观的。考虑到现有城镇化率中的农转非人口受离土不离乡(到城市里工作,但不能在城市落户安家)的限制,相当部分人只在城市工作,父母、妻子都在老家,劳动收入往往投放回农村。因此,仅仅是让目前在城里工作的人就地完成人的城镇化,新增的消费需求就非常可观。这也就是新型城镇化六项任务中的第一项,即强调人的城镇化,以此来区别之前的地的城镇化。
除此之外,会议还提出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等任务,可见,六项任务所指向的城镇化的目标总体上是让人期待的。城镇化的目标好定,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综观会议精神,新型城镇化的实现方式就是有规划、有管理、有前提地推进。
在城市规模方面,会议要求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核心目标就是鼓励中小城市的扩张,限制、控制大型及特大城市的扩张。事实上,城镇化与城市化在英语中是同一个单词:urbanization,只在中文中有区别:城镇化强调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规模要有大有小,不追求过多的大城市;而城市化强调集聚效应,有强调越大越好的意思。新型城镇化这一命名的本身就暗含控大放小的意思。
会议在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方面,强调现行的建设用地数量管制、耕地红线;在城镇化的总体布局上明确两横三纵的战略,科学设置开发强度,把城市的开发边界划定;要求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避免走弯路,要求制定实施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加强重大政策统筹协调等。
虽说这些实现手段的初衷都是好的,但具体落实情况却很值得怀疑。例如控制大城市一直以来都是城市化的政策导向,但现实总是屡屡突破规划限制。北京于2003年制定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规划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为1800万人,而2012年年末,这一数字已经超过2000万。指导上海市发展和建设的法定性文件《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年2020年)》中,规划到2020年上海常住人口达到1600万人,在2015年年末,这一数据已超过2400万。
如果把市民看作城市的身体,那么交通、学校这些软硬件可以看作城市的衣服,两者需要匹配,城市才算和谐。一方面,北上广深的规划滞后和不切实际,使得公共服务非常缺乏,可谓衣不蔽体;而另一方面,一些地区城市化过于超前,衣宽人瘦甚至到了鬼城的地步,以鄂尔多斯为例,即使新增200万市民,人均新购住房30平方米,也不过才能消化近三年累计开工房地产的一半。
如果我们真的把人的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心,那么我们必须正视人的主体性。城镇化说到底是由人的聚集而形成的,城市应该是从一地一区中生长出来的,而不是政府事先划一块地把人赶进来的。而政府的作用就是为生长出来的城市量体裁衣,提供公共服务。所以城镇化的重点应该是市场在先,政府在后。这种城市化的实现路径不仅仅体现在城市规模上,也体现在其他诸多方面。像城市的决定,不应该由政府主观去决定,而应该看这个城市里的主人市民想要这个城市成为什么样子,政府再来看,为实现这种定位可以做些什么。新市民被这种定位吸引加入城市,更可以避免城市不同族群、不同群体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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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造新城、设新区?随着人口的流入,城市必然面临建筑面积的扩张,但无论是通过旧城改造,还是面积扩张都有不同的路径。旧城改造需要将市中心的原住民拆迁,以货币补贴或者另址迁建将其迁往郊区,而面积扩张则需征收农民土地进行城市化建设,吸引移民完成城市化。近几十年,政府在这两方面均有所侧重。
比较来看,市中心的旧城,虽然土地更值钱,但原有格局已成,改造的难度大。更棘手的问题是城市居民保护产权意识强,拆迁的难度比征收农民土地的难度更大,政府从中的低征高卖所获得的利润也不如征收农地多。而建新城不仅成本低、收益高,城市规划的自由度也更大。对比浦东与浦西,新城的道路更宽,建筑物规划更整齐,更容易设计和建造形象宏伟、体量巨大的建筑物。
设想总是美好的,但总要面对现实。建新城的难点在哪里?城镇化指的是人的城镇化,在统计上,城镇化率也以常住人口的非农比率作为指标。一个地方要实现城镇化就必须要有人。虽然京沪等一线城市一直限制外地人口的流入,但实际常住人口远远少于规划人口。中国现在有14亿人,超过一半成为城市常住人口,以70%的城市化率计算,城市人口也不过10亿,未来可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不到3亿。而全国新城新区的规划人口已经超过30亿,这些新城新区到哪里去找这么多人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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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已经证明新城新区的不可靠。即使在浙江省这样经济发达、房地产价格偏高的省份,其超过一半的县级行政区的常住人口都处于净流出状态。地产商恒大集团一直致力于三四线城市的地产开发,但2013年不得不重返一二线城市拿地,而万科以一二线城市为立足点,向下延伸的发展战略也同样受阻,因为三四线及以下的城市缺乏足够的人口流入,供给已然过剩。这就进一步恶化了这些新城新区的发展前景。
人口流动追逐的是就业机会、发展前景,而不是高楼大厦,现有筑巢引凤(先有楼,后有人)的思路却完全背离了这一规律。城市的领导者们只看到开发浦东带来的城市面积扩张、人口流入,却没看到浦东的先天区位优势、后天招商引资带来的就业机会。建大楼而没有引进就业机会,这是导致出现鬼城、空城的根本原因。
所有这一切,又与限制大城市扩张、推动中小城市发展不谋而合,大量的建设用地、银行信贷、企业债券发行等指标被投放到中小城市、中西部城市,这是地方政府热衷设新区造新城的政策背景。要改变这一点,就要解除束缚大中型城市扩张的枷锁,让人口可以流向市场需要的地方。地方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人走向哪里,路就通向哪里;人在哪里工作,房子和写字楼、商场就盖在哪里。而平地起新城,那是最具产业发展前景和劳动力最希望流入的城市才需要考虑的。其他城市只要经营好目前的城区,不要让人口出现净流出,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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