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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实现中国梦，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任重而道远，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继续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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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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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华卿，法学博士，长期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为多家报纸、期刊特约撰稿人，在《人民日报》等媒体发表文章数百篇，著有学术专著近1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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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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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伟大的中国
1．优越的地理环境
2．强大的民族精神
3．灿烂的思想文化
4．先进的技术创新
5．统一的民族国家
6．悠久的友谊之路
二、落日的余辉
1. 历史如何守望
2. 中国不亡
3. 现代化的迷途
4.百年反思与追问
三、伟大的历史转折
1、开天辟地的大事
2．美好的蓝图
3、走什么样的路
四、“最新最美的图画”
1.“上篇与下篇”
2.“走苏联的路”
3.弊端初显
五、破除苏联模式的努力
1.再也不能言听计从
2.走自己的路
3.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4.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六、新道路的开辟
1.冲破思想的牢笼
2. 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
3. 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4.“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5.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七、伟大的创举
1.走向市场之路
2.十四大的郑重决定
3.“两个毫不动摇”
4.共同富裕
5.宏观调控
八、科学发展之路
1.“先污染后治理”老路的终结
2.科学发展思路的形成
3.区域牵引全局发展
4.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5.速度效益统筹兼顾
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中国式现代化”
2.更加全面的小康
3.从“建设”到“建成”的一字之差
4.全面小康社会离我们有多远
十、和平发展之路
1.两大趋势不可逆挡
2.直面“西强我弱”
4.抢抓战略机遇
5.建设和谐世界
十一、展望未来之路
1.转型转轨的加速
2.新型城镇化引人注目
3.能源资源和环境不堪重负
4.收入分配天秤的倾斜
5.经济安全不容小视
6.社会矛盾的积累与释放
7.怎样在深水区里涉险滩
十二、“中国梦”的引领者
1.责任与重托
2. 有信念才会有力量
3.清新政风扑面来
4.“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5.实干兴邦空谈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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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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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伟大的中国
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灿烂文明，博大精深，以其辉煌的成就屹立于人类文明之林，她对世界的影响既深且广。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虽不是最早的，却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五千年来，中华文明既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我国各族人民世世代代艰苦奋斗的结晶，也是凝聚我国各个民族团结奋进的无形力量。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浸润其中。这是一份十分宝贵的历史遗产。中华文明伟大辉煌、历久弥新，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血脉和动力之源。
1、优越地理发祥伟大文明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空间场所，作为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必要前提，地理环境必然影响并制约社会的发展。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绚丽多彩，特定的地理环境不仅导致了中国文化的产生，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演变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制约作用，决定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独特风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还包括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又证明，除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还有许多文化遗存散布在全国各地。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华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文明。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是多种文明因素的整合。纵览我国广阔多样的疆域地理环境，我们才能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多样性。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东南濒海，其他诸方皆为高山、大漠所隔，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它位于北纬30°52′——
53°31′，东经73°40′——135°05′间，南北跨越热、温、亚寒三带，气候复杂，东西延绵5000余公里，呈递形分布。陆地面积960万km2，居世界第三位，海陆疆界达40000km，陆界22000km，海域大陆岸线
18000km， 岛屿岸线 14000km。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陆地面积的67％，盆地和平原约占陆地面积的33％。我国地形多种多样。在辽阔的大地上，有雄伟的高原、起伏的山岭、广阔的平原、低缓的丘陵，还有四周群山环抱、中间低平的大小盆地。陆地上的5种基本地形类型，中国均有分布，这为中国工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条件。在我国的国土中，有面积广大的山区。通常人们把山地、丘陵和比较崎岖的高原称为山区。中国山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23，这是中国地形的又一显著特征。山区面积广大，给交通运输和农业发展带来一定困难，但山区可提供林产、矿产、水能和旅游资源，为改变山区面貌、发展山区经济提供了资源保证。总体看来，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地势是地表高低起伏的总趋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大致呈阶梯状分布。
概况地说，中国的地理环境具有如此三个显著的特征：广袤性——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广阔的疆域为中国历史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封闭性——中国东南是广阔无垠的太平洋，西北是浩瀚无涯的草原和沙漠，在现代交通兴起以前，这样的地理位置使中国形成了相对的封闭和独立；差异性——中国疆域的辽阔，使中国既具热带到寒带的纬度差异，又具森林到荒漠的经度差异，还具海平面以下100多米到海拔8000多米的垂直差异。全国可分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青藏高寒区三个自然区。其中东部季风区由于南北纬度差别较大，以秦岭－淮河为界，又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因此全国可分为北方地区、南方地区、西北地区、青藏地区四大部分。
在近代以前的世界历史中，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印度的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北非的尼罗河流域，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都是这样的中心区。大河在这些地方都扮演了如同地中海一样的角色。水成为结合一切的因素。在古代，这些以大河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平原地区，利用河运和陆上交通之便，进行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交换，应该说比起海运来更为安全和便捷。但是，任何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海、河及其陆路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了交通之便，使人们能籍此向外拓展，另一方面也给外族入侵者敞开了方便之门，使其能同样借此展开掠夺土地和人口的战争。所以，从另一角度看，地中海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所，是频繁引发不同种族之间、国家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战争的发源地和集结点。
2、民族精神凝聚强大力量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独有的、衍续不断的重要伦理概念、道德理论、思想观念和文化理念，她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沉积的结晶。数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传统美德孕育和幻化成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作为一种有着广泛影响和强大凝聚力的精神力量，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有利于促进全民族共同理想和科学信仰的形成，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贯彻和落实，有利于焕发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培养具有民族精神的现代人格，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宛如长河，从远古时期的发源，到古代社会的发展，再到近代社会的浴火重生，不断丰富和升华，始终滋养着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者、弘扬者和培育者，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培育出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等。这些精神，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意气风发、一往无前、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使中华民族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扬光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民族精神都是一种强大力量，召唤着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和衷共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对自己祖国最深厚、最纯洁、最高尚、最神圣的情感。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伟大民族。爱国主义贯穿于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渗透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一切领域，体现在中华民族精神的方方面面。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体现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同促进历史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同维护国家独立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致力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斗争，把黑暗的旧中国改造成为光明的新中国。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献身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使中国走向了繁荣富强，爱国就是要爱社会主义的中国。维护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爱国主义还必然表现在维护祖国统一上。任何旨在制造国家分裂、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都将遭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坚决反对。
中华传统美德博大精深，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是一个由多方面因素组合起来的价值系统。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团结统一。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具有忠实于民族整体利益、维护国家统一的价值取向，具有各个民族和睦相处、友好相待、共赴国难、共渡难关的优良传统。在遥远的古代，我国各族人民就建立了广泛联系，两千多年前就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统一的国家。历史上，虽有分合离乱，但统一的时期远远多于分裂的时期，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历史上涌现的无数抗敌报国的民族英雄为世代所颂扬，卖国求荣为世代所不齿。团结统一的意识，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各安其所，我尔不侵”，“不贪其功，不贪其利”，数千年来逐渐成为各民族的共识。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文化昌达、经济繁荣，却不因此而蔑视兄弟民族、穷兵默武、欺侮弱小，反而专注于文化的传播和道德的感染，将宽厚仁爱看得无比重要。只要能有助于和睦相处，愿意付出任何努力和代价。其他兄弟民族的优秀代表也能够以和为贵，关心汉民族的政治经济发展，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巩固、团结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他们看来，只有和睦相处，才能既有利于本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历史证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地衰而复振、转危为安，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完全是同各民族和睦相处、患难与共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各民族之间建立和不断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唇齿相依、荣辱与共，为巩固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爱好和平。中华民族历来以爱好和平著称于世。我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和合思想，形成了“和为贵”、“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等崇尚和平的理念，培育了热爱和平、宽厚包容、不尚暴力的民族性格。今天，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勤劳勇敢。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勤劳勇敢的伟大民族，在谋求生存和发展中形成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不畏艰险、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勤劳勇敢是兴国立世之本，是兴家立业之宝。“天道酬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仁者必有勇”、“见义勇为”等，是我们民族一直信奉的古训。从古至今，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是《周易》里讲的话。《周易?上经》论述乾卦时有“象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像天道一样永恒的运行不休，所以君子应当效法乾道，自己坚强起来，不断地求进步，永远不停止不休息的去努力。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志士不可以不具备强劲的力量和坚韧的意志。因为他所肩负的责任重大，他所要趋达的目标遥远。以实行仁爱道德于天下为自己的己任，这一责任难道不重大吗?永远为这一理想而奋斗，至死方休，这一路程难道不遥远吗？我国自古以来就有
“大禹治水”、“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不屈不挠精神，有“天命不足畏、天道不足惧、祖宗不足法”的变革求新精神。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靠的就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史。永不满足已有的成就，永不停歇地向着更加美好的目标奋勇攀登，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断前进。
3、灿烂文化孕育思想根基
中国古代思想博大精深，并善于吸收包容其他文明的思想精华，中国古代历次盛世辉煌都是在充分融合各种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开创的。对古代思想文化进行研究、分解，吸收并改造其精华，使民族美德和古代理论思维的真理粒子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200年这一千年中，人类在世界上的几个不同地区几乎同时地涌现和发展出了对自身的人性精神进行不同方面反思的学问，它们即是由古希伯来先知首创的神学、由古希腊哲人首创的哲学和由古代中国在这一时期则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西方学者称这一时期为“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不断迸发火花的时代。
汉代史学家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将诸子百家分为儒、墨、道、法、阴阳、名六大类。后来《汉书?艺文志》又增加了纵横、杂、农、小说，是为诸子十家。其中去小说家，谓之九流。
儒本为上古时期术士之称，又演变为有知识材艺者之通称。因孔子较早开创私人讲学，传授文化知识，时人遂称其学派为儒家。孔子（约公元前551—前479）之前，学在官府，普通人很少有资格讲学，更别提像孔子这样的大规模聚徒讲学了。孔子的学生号称有三千人，孔子的教材就是“六艺”，即《易》、《尚书》、《诗经》、《仪礼》、《乐》、《春秋》。在中国历史上，孔子的地位被抬得很高，其实严格说来，他不过就是一位教育家。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就是“礼”和“仁”。古时所谓的礼包涵极广，除现在礼字所有的意思之外，还兼指一切风俗习惯、政治社会制度。孔子很重视“礼”，认为人要“立于礼”（《论语?泰伯》）。治国应该“齐之以礼”。孔子所谓仁，就是爱人，或者说是推己及人，是一种十分高尚的境界。《论语?颜渊》云：“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雍也》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也矣。”仁与礼也有相通之处，《论语?颜渊》云：“克己复礼为仁。”“中庸”思想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基础，并且贯穿于孔子的实践全过程。所谓中，即中正、中和；庸，即用也，常也。因此，中庸就是“用中为常道”，即“允执其中”。
到战国时，儒家己演化出若干分支，最主要的是孟子、荀子两大宗派。孟子（约公元前371—前289）名柯，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他以继承孔子之业为职志，是儒家思想发展的中坚人物。孟子在政治上的主张就是实行王道，即施行仁政。他认为“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以力假仁者霸，……以力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他的思想包含有朴素的民本理念，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主张仁政，因为他认为人性皆善，人的善性是与生俱来的。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
荀子（约公元前298—前238）主要思想属于儒家，又广泛吸收了诸子百家，所以荀子的思想非常丰富。可以说，宇宙论、人性论、知识论、政治学等各个方面，荀子都有很大的建树。他认识到自然界具有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在人性论方面，荀子提出了“性恶”论，认为人性就是“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他主张“法后王”，“百王之道，后王是也”。“礼”的思想是荀子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荀子强调，“礼”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和治国的根本，即“人道之极”，同时也是至高无上、永恒存在的最高原则，“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饰，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君主集权和统一是荀子理想社会的重要标志。他认为君主治国重在礼义教化，应当“平政爱民”，但法治、刑罚也是治国的必要手段。荀子在后世虽然受到一些正统儒家学者非议，但他礼法并重、德主刑辅的政治思想，实际上成为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君主专制王朝的治国基本原则。
墨家是继儒家之后较早出现的学派，与儒家并称为战国时之显学，在先秦时期势力、影响都很大。其创始人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名翟，是春秋末战国初鲁国人，他的思想较多地反映了社会下层人民的利益。墨家思想的核心是“兼相爱，交相利”，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从“兼爱”的立场出发，提出了“非攻”的主张，反对以强凌弱的战争。墨家还主张“尚同”，认为天下大乱的原因是没有共同的“义”，“今此何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则是上下相贼也。何故以然？则义不同也”。
“节葬”、“节用”、“非乐”，强调节俭，反对浪费也是墨家的重要主张。墨家的世界观强调尊天、尊鬼，迷信色彩较重。墨子的信徒人数很多，他们内部有严密的组织，带有宗教和苦行的色彩。在战国社会上影响相当大。但作为墨子、墨家社会政治思想核心的“兼爱”学说，具有虽崇高而不切实际的弱点。随着墨家部分观点在后世渐被儒家所吸收，它作为一个学派也就基本趋于衰落了。
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子与《老子》的成书一直是学术界争讼不绝的疑难问题。司马迁为老子作传时对此就已含混不清。仅就《老子》一书内容而论，“道”是老子哲学的基本概念，是其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和思想核心。何谓“道”？老子并没有明确定义，反而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若加以分析概括，我们可以说“道”就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是万物所以生之总原理。《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道”最基本的特点是自然，所谓“道法自然”是也。朴素辩证法思想是老子哲学的又一重要内容，他认为世界是充满矛盾的，提出了一系列的矛盾概念和范畴，如大小、长短、生死、难易、始终等等。《老子》中反映的政治主张就是“小国寡民”和无为而治。《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反对儒、墨“仁政”、“尚贤”的政治理论，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使民无知无欲。《老子》说：“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一书中有比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揭示了客观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对立关系及其互相转化的现象，但义把矛盾对立面的转化关系过分夸大，认为事物发展仅仅是简单的循环，从而走向相对主义。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名周，战国中期宋国人。庄子同样认为“道”是宇宙本原，并且更强调“道”的主观性和不可知性。其相对主义思想也更加强烈，无是非，齐死生，忘物我，几乎抹杀了一切对立事物的界限。由此他反对社会进步，否定文化知一识，痛恨仁义礼乐，主张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做到愚昧
全真和心灵的消极自由。其思想中最突出的就是相对主义、自然主义。《庄子?齐物论》指出，万物有其内在统一性，并无绝对的差别，世间也没有衡量是非的固定标准。他劝戒人们从名利、生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庄子?则阳》说：“荣辱立，然后睹所病；货财聚，然后睹所争。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争，穷困人之身，使无休时。欲无至此得乎？”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对后世中国社会影响很大，特别是其消极、软弱、倡导“无为”的思想倾向，往往成为后人寻求精神寄托的工具。
战国时期，适应社会需要，法家成为政治上影响最大的学派。法家在战国时期又被称为“法术之士”，其最初的发源地主要是较早进行政治改革的三晋地区。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三:卫国人公孙鞍商鞍、郑国人申不害，赵国人慎到。三人的思想各有侧重，商鞍重“法”，申不害重“术”，而慎到重“势”。申不害曾被韩昭侯任命为相，主待改革，一度使韩国国治兵强。他强调的“术”主要是指君主统治的权术，包括任用、监督、考察臣下的一套办法，但这些办法并不公开，而是“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慎到曾在齐国翟下学宫讲学，他强调的“势”是指君主的权威，认为“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拙贤”。申、慎二人思想的共同特点是与道家有一定的渊源，都主张君主“无为而治”，但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为”，而是指君主不露声色，以权术和威势督责臣下，表面无为而实则独裁。这是中国古代较早出现的君主专制理论。
与申不害、慎到相比，商鞍的思想更偏重于表述专制官僚制的行政原则，主要也就是“法”。申、慎二人都论述过“法”的问题，但“法”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仍居于从属地位，’首先是“尊君卑臣”，然后才有“令行禁止”。商鞍则对“法”进行了充分的正面讨论，他的观点又得到后人的继承和发挥，形成了法家中的商鞍学派。商鞍学派的思想资料，主要保存在托名商鞍所著、但成书于商鞍身后的《商君书》当中。通过商较变法，这些思想在秦国基本上都得到了长期推行，深人人心，因此尤为值得注意。
战国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国的公子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他出身于韩国贵族，早年曾受学于荀子，因口吃不善游说，埋头著述。秦王政读了他的文章大为赞赏，误以为是古人所作，恨不与之同时，了解真实情况后遂发兵攻韩，迫使韩非入秦。韩非的同学李斯先已在秦任官，他害怕秦王政重用韩非，影响自己的地位，于是在秦王政面前进谗言，致使韩非下狱。韩非在狱中被迫自杀。韩非虽死，但他的法治思想和君主专制思想却得到了秦王政的赏识，被充分贯彻于秦朝统一前后的政治实践当中，井对此后2000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发生了久远的影响。在政治上韩非提倡“法”、“术”、“势”并用。他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指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从哲学角度看，韩非思想中的辩证法内容比较引人注目。今天常用的“矛盾”一词，就是由韩非发明的。这些辩证法因素在一定程度仁受到了老子的影响，但与老子较多地强调对立面转化关系不同，韩非更重视对立面的冲突、斗争因素。所以他不像老子那样主张柔弱胜刚强，而是贵刚不贵柔，提倡积极进取。在论述具体间题如政治时，他又往往走得更远，将对立面的冲突、斗争绝对化，提出的策略带有很强的偏激、冷酷色彩，缺乏回旋余地和灵活性。这些策略在秦王朝大都得到了实践，结果却成为秦王朝速亡的重要原因。然而，韩非的思想毕竟为新出现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王朝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其中亦颇不乏实用的内容。因此，在秦亡以后两千年中，后代王朝的统治政策大多是“阳儒阴法”、“儒表法里”，关键仅在于不公开声明而已。
名家是探讨“名”、“实”关系的一个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孙龙。二人的学说大多亡佚，只留下吉光片羽。惠施是宋国人，与庄子为好友，经常互相辩论。他有万物“毕同毕异”说，主张“合同异”，比较强调事物之间相同的方面。公孙龙是赵国人。他有“坚白石论”和“白马非马”说，主张“别同异，离坚白”，认识到了个别和一般、个性和共性的矛盾。比较而言，惠施较多地强调事物相同、相互联系的一面，而公孙龙则更注重事物相异的一面，主要在概念的内沥、外延仁做文章，夸大共性与个性的矛盾。名家讨论问题时常流于诡辩。但他们的讨论却促进了古人认识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深化，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阴阳家是探讨阴阳五行关系的一个重要学派，以邹衍为代表，认为宇宙万物皆由金、木、土、水、火五种元素构成，这五种元素又与历史上的朝代相对应，相生相克，终始循环不已，称为“五德”。他们用五行说解释人事和历史，对中国后世影响很大。
除上述六大学派外，战国社会上还有其他一些有影响的学派。其中主要有讨论合纵、连横策略的纵横家，提倡重农政策和探究农业技术的农家，综合各派学说的杂家，以及研究军事理论的兵家，等等。在战国时期“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的历史背景下，各家学派“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这种学术繁荣的局面不仅是空前的，在后世历史中也属罕见。战国‘“诸子百家”的学说，都代表了当时人智慧的结品，总结了上古以来在文化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因而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诸子之学包罗宏富、范围极广，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后世政治学、认识论、教育学、逻辑学、伦理学等思想学说的主要来源。秦汉以后，由于经济、社会条件的转变，以及秦代的焚书坑儒和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子之学逐渐式微。汉代的儒生们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阴阳家的五德终始学说和封禅理论，鼓吹的“天人感应说”，迷信和宗教色彩较之先秦有了很大增加，很多地方明显带有方术的色彩。
大约在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兴盛起来。佛教的传入大大刺激了中国原有的有神论思想的发展，对道教的建立和发展影响巨大。佛教在隋唐以后为中国文化所吸收，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其中以天台、华严、禅宗最为典型。这三个宗派所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心性和理事问题。他们都讲到“佛性”与“本心”的问题，特别是禅宗更是大讲“心性”，这实际上是从一个侧面发展了中国原有的“心性”学说。至于理事关系问题，华严宗讲“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于魏晋玄学也有承继关系。在中国，华严宗和禅宗对后代哲学思想影响最大，这是因为他们是中国化的宗教的缘故。
宋元时期，思想文化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程朱理学。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糅合了佛、道唯心主义思想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在理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起了重要作用，而朱熹则集理学之大成。朱熹的学说内容广泛，体系完备，在理学方面，以“天理论”、“心性说”和“格物致知”最为著名。由北宋兴起的理学，发展到元朝已成为官方学说。从元朝起，朱熹的《四书集注》及朱子学的经学注释，成为科举考试的唯一依据。这种理学官学化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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