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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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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陈孔立研究台湾史事的专题论文集，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关于台湾研究的史观与方法问题，对台湾史的分期与框架、台湾历史与两岸关系、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等两岸关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匡正了某些错误认识，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第二部分针对台湾早期及清代初期的一些史实，如“夷州”与“夷洲”、对郑成功的历史评价等问题，提出了不同于学术界一般认识的看法。第三部分主要针对台湾方面有人蓄意制造“历史失忆”的行为，根据具体历史事实，对台湾的历史作出了深刻的解读，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台湾与祖国大陆不可分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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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1930年2月出生。长期从事台湾历史、台湾政治、两岸关系的研究。现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曾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著作有《台湾研究十年》（主编，1990）、《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1990）、《台湾历史纲要》（主编，1996）、《台湾历史与两岸关系》（1999）、《观察台湾》（2003）、《台湾学导论》（2004）、《两岸僵局下的思考》（2006）、《走向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2010）、《走近两岸》（2011）等。《和平统一的十大好处》一文，2001年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第八届“五个一工程”。2009年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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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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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部分
台湾史研究的史观问题
关于“台湾岛史”和“台湾史观”
台湾史的分期和框架
台湾学者对台湾历史的研究
台湾历史与两岸关系
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的历史探讨
中国传统文化与台湾社会变迁
《认识台湾（历史篇）》平议
《认识台湾》教科书引起的争议
评所谓“台湾汉人”与“大陆汉人”
评台北“福尔摩沙特展”
第二部分
夷洲非“夷州”辨
元置澎湖巡检司考
澎湖不属同安考
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郑成功收复台湾战争的分析
台湾历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研究
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述评
李自成?多尔衮?郑成功
郑成功评价的方法论问题
朝鲜与郑成功父子
郑氏官兵降清事件述论
为郑经平冤
康熙二十二年：台湾的历史地位
施琅史事的若干考辨
第三部分
台湾历史的“失忆”
前仆后继五十年
雾社 周年祭
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
台湾英烈永垂青史
血浓于水
《台湾历史纲要》的学术特色
附 录
陈孔立台湾历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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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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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与郑成功
一、施琅叛郑降清的时间及原因
关于施琅叛郑降清的时间，史籍上有以下不同的记载。《清史稿》施琅传云，顺治三年，施琅从郑芝龙降清，《八旗通志》名臣列传未提及降清年份，而指出：“顺治四年（琅）同总兵官梁立随广东提督李成栋、监军戚元弼等剿顺德县海寇，多所斩获。”这样，施琅降清当在顺治四年以前，而《海上见闻录》、《从征实录》、《闽海纪要》等书均记在顺治八年条下。
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四年十月初三日有“总兵施琅”授剿顺德县海寇事，这说明此时施琅确已降清。[1]但是，顺治六年（永历三年，一六四九年）以后又有如下记载：六年十月左先锋施琅随郑成功作战于云霄、揭阳等地，七年五月琅招诏安万礼来附，[2]八年八月郑成功用施琅之计，袭取厦门。[3]由此可见，施琅在投清以后又曾归附郑成功。因此，施琅降清先后有两次，一次在顺治三年，一次在顺治八年。
施琅叛郑降清的原因各书记载也不一样。《清史稿》等书说，郑成功起兵海上，“招琅不从。成功执琅，并系其家属”，杀琅父及弟等；《续修台湾县志》则说：“成功忌其能，因衅执之”；而《海上见闻录》等书都说是施琅的一个部下犯罪逃匿在郑成功军中，被施琅所杀，因而引起郑施反目。这个部下有的写作“从将曾德’（《台湾外纪》），有的作“亲兵曾德”（《海上见闻录》），有的则只写“一卒”（《榕村语录续集》）或“标弁”（《八旗通志》）。
看来上述几点都不是主要原因，“曾德事件”只是一个导因，施琅的叛降应当说是郑施矛盾发展的结果。因为在此以前，发生过以下事情。一、施琅反对郑军掳掠。那时郑军缺粮，“议剽掠广东，琅正言阻之，拂其（指成功）意”，[4]成功“督大师掠永宁、崇武二城，所获颇多而回。施琅怨声颇露”；[5]二、施琅劝阻郑成功南下勤王，于是郑成功令施琅随定国公郑鸿逵回厦门，而将施琅的镇兵交给苏茂代管。施琅在守卫厦门之役时虽然立功受奖，但郑成功回师后并不让施琅复任，而要他再行募兵，另组前锋镇；要他“移师后埔扎营操练，施琅不从”，竟然提出要削发为僧。[6]这说明郑施矛盾已相当尖锐，加上“曾德事件”，施琅的父亲、兄弟被捕，本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因此决定叛郑降清。
李光地在评论这个事件时，把主要责任归于施琅，他说：“郑国姓用施琅如手足，其致衅也，亦由施琅。”[7]朱希祖则认为主要是因为郑成功“滥用权威”，诛杀族叔郑芝莞，“忘大德而不赦小过，此施琅、黄梧辈所以宁反面事仇也”。[8]其实，在顺治年间，清郑双方将士官吏投来叛去的情况是常见的，这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矛盾只是统治阶级中不同政治集团的矛盾。那时郑成功才二三十岁，“用法严峻，果于诛杀”，促使一些将士投降清军。施琅的叛郑降清反映了郑军内部的这些弱点。
二、施琅与郑氏的恩怨
本来郑成功和施琅的关系相当密切，他们二人“相得甚，军储卒伍及机密大事悉与谋”，[9]施琅“事成功，年最少，知兵善战，自楼橹、旗帜、阵伍之法，皆琅启之”，[10]郑成功视施琅如手足，施琅也说和郑成功“有鱼水之欢”。[11]
另一方面，施郑之间的私仇是很深的。除了郑成功杀施琅之父大宣、弟显以外，康熙十九年郑经又因施琅的子侄施齐（世泽）、施亥（明良）谋叛，而杀了两家73口。[12]正因为有这样的旧恨新仇，所以李光地在保举施琅时指出：“他全家被海上杀，是世仇，其心可保也。”[13]施琅也一再请求出征台湾，表示“臣鳃鳃必灭此朝食”。[14]
可是施琅到达台湾以后，却再三表示自己“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15]施琅还主动告祭郑成功，提及“琅起卒伍，于赐姓有鱼水之欢，中间微嫌，酿成大戾。琅于赐姓，剪为仇敌，情犹臣主。芦中穷土，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此而已”。[16]所以有人认为施琅“不念旧仇”，而给予表彰。[17]其实不然。施琅之所以不杀郑氏家人，是有自己的意图的。他对李光地说过：“吾欲报怨，彼知必不能全首领，即不能守，亦必自尽，郑贼虽不成气候，将来史传上也要存几张纪传，至此定书某某死之，倒使他家有忠臣孝子之名，不如使他家全皆为奴囚妾妇于千秋，其报之也不大于诛杀乎。”[18]施琅不是不念旧仇，而是采取另一种手法来报仇。不过他毕竟还能从大局出发，没有在台湾大肆屠杀，这对于稳定台湾民心，对于国家的统一还是有好处的。
施琅与康熙
一、康熙对施琅的评价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为清朝取得台湾、统一全国立了大功，康熙亲自为他写了“御制褒章”，并且写了这样一首诗：“岛屿全军入，沧溟一战收。降帆来蜃市，露布彻龙楼。上将能宣力，奇功本伐谋，伏波名共美，南纪尽安流。”把施琅比做伏波将军马援，把收取台湾归功于他。康熙又在“封侯制诰”中赞扬施琅“矢心报国，大展壮猷，筹画周详，布置允当，建兹伟伐，宜沛殊恩”。施琅去世以后，康熙还表彰他“才略夙优，忠诚丕著”
、
“忠勇性成，韬钤夙裕”、“果毅有谋，沉雄善断”，把收取台湾看做是为清朝“扫数十年不庭之巨寇，扩数千里未辟之遐封”。[19]以上是康熙对施琅的评价，但只是一种评价，并非全部。
康熙还曾经对施琅作过另一种评价。康熙二十三年内阁学士石柱（或作席柱）被派往广东、福建处理开放沿海边界问题，回京以后，康熙向他询问福建陆路提督万正色、水师提督施琅的情况。石柱说：“水师提督人才颇优，善于用兵，但既成功，行事微觉好胜。”这时，康熙竟然当着石柱等人的面，对施琅作了这样的评价：“粗鲁武夫，未尝学问，度量偏浅，恃功骄纵，此理势之必然也。”[20]
以上两种评价截然不同。“粗鲁武夫，未尝学问”和“有谋善断”“筹画周密”“才略夙优”等等是相互矛盾的。但这二者都是康熙亲自提出的，究竟应以何者为准呢？我认为这都是康熙对施琅的评价，它反映了康熙对施琅既给予重用又不无戒心的实际情况。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康熙对施琅的态度上得到证实。
二、康熙对施琅的态度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皇帝召见施琅时对他说：“尔前为内大臣十有三年，当时因尔系闽人，尚有轻尔者。惟朕深知尔，待尔甚厚。其后三逆反叛，虐我赤子，旋经次第平定。惟有海寇游魂潜据台湾，尚为闽害，欲除此寇，非尔不可。爰断自朕衷，特加擢用。尔果能竭力尽心，不负任使，奋不顾身，举六十年难靖之寇，殄灭无余，此诚尔之功也。迩来或有言尔恃功骄傲者，朕亦闻之。今尔来京，又有言当留尔勿遣者。朕思寇乱之际尚用尔勿疑，况今天下已太平反疑尔勿遣耶!”[21]从这一段话看来，似乎朝廷内部一直有人对施琅怀有戒心，而康熙则向来信任施琅，对他是“用尔勿疑”的，事实并非如此。
施琅在任内大臣期间（康熙七年至二十年），并没有得到重用，所谓“朕深知尔，待尔甚厚”，只是一般的笼络羁縻。那时康熙曾经先后任命王之鼎、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而没有考虑起用施琅。后来李光地向康熙推荐施琅时，康熙还问道：“施琅果有什么本事？”[22]“汝能保其无他乎？”[23]可见那时对施琅还不信任。
康熙重用施琅是在重新授予他福建水师提督职务之后。那时康熙不仅亲自接见施琅，赐食赐马，加予宫保衔，而且在进取台湾的过程中，给他以大力支持，提供方便的条件。例如，施琅请求将侍卫吴奇爵调去随征台湾，兵部议不准行。康熙说：“吴奇爵在京不过一侍卫，有何用处，若发去福建或亦有益。”[24]满足了施琅的要求。又如，施琅要求授予陈子威等人官职，吏部不准。康熙却指出：“目前进取台湾，正在用人之际，福建总督、提督、巡抚凡有所请，俱着允行”。[25]这种做法可以说是破例的。更突出的是施琅多次请求独自进取台湾，不让总督、巡抚插手，康熙竟然批准了这种请求，这种做法也是少见的。此外，康熙还命令派往广东、福建办理展界事宜的大臣，凡事要同施琅会商，因为“施琅于沿海岛屿情形无不悉知”。[26]最后，在台湾弃留问题的争论中，康熙也支持了施琅。以上情况表明，在这个时期，康熙对施琅是十分信任的。
但是，康熙对施琅并不是有求必应、一味迁就的。例如，有一次，施琅保荐被参官员出任新职，有的官员指出：“施琅虽有大功，不宜干预此事。”[27]另一次，在议论应否设置福建总督时，大学士明珠指出：“今当福建多事之日，提督施琅又屡干预地方事务，因施琅系有大功之人，故彼处巡抚每事曲从，如此恐将来事有未便。”[28]对于以上看法，康熙都认为是正确的。他还通过内阁学士石柱等人，了解施琅的实际表现，作出“粗鲁武夫”之类的评价。
总之，施琅“矢忠报国”、忠心耿耿地为清王朝效劳，进取台湾立了大功，正因为施琅能够为康熙所用，所以康熙给他专征的权力，并且封侯受赏。但是，康熙又从清朝统治的长治久安着想，不允许施琅干预地方事务，不允许施琅触动既定的成法。康熙对施琅的态度不是出自一时的好恶，而是以巩固清朝统治这个最高原则为依据的。
——《施琅史事的若干考辨》
我很奇怪，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经过半个世纪的台湾，为什么有些人对日本的侵略、奴役已经淡忘？有人辩解说：“本省人虽做日本的三等国民有五十年，受到严重的差别待遇与轻视，
但大致尚能安居守业，对日本人也许怀恨不深”，而在大陆，受到日本的欺凌侮辱，无所不用其极，“侵占土地，屠杀人民，破坏主权，侮辱国格，个人则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其创深痛巨，超过亡国及做殖民地不知多少倍”。这显然是对台湾历史缺乏了解的表现。台湾沦为殖民地，台湾人民所受的痛苦怎么会不及大陆人民呢？不说别的，只要看一看雾社就可以了。这里我引用《雾社深仇》的两段文字：“日本法西斯终于暴露出豺狼的嘴脸—他们竟然灭绝人性地使用毒气，十几架日本飞机接连地施放毒气。毒雾弥漫，白烟四起，在森林里，人们被毒气呛得喘不过气来，只得拼命地跑进山洞、岩窟。可是，山洞只能避开敌人的炸弹和炮火，却挡不住毒气的侵袭。老人和小孩在毒气的窒息下纷纷倒毙。母亲们抱着死去的孩子痛哭，不久，她们自己也被毒死了。有些人冒着毒雾从岩窟里冲出来，
可是敌人早已封锁了通道，逃出来的人都被枪弹打死在山口。这是惨无人道的屠杀，雾社人民遭受到空前的浩劫，几百名群众被日本法西斯毒杀、枪杀在山林、岩窟之中”，“参加雾社起义的各个村庄都被放火烧毁，六百七十多个泰雅族同胞遭到屠杀，幸存的五百多人被驱赶到西抱社等地。五个月后，
日本侵略者又制造一次血腥的屠杀事件，就是所谓‘第二次雾社事件’。二百多名手无寸铁的群众被杀害了，剩下的二百多人被赶到川中岛上。日本侵略者想用这种手段，把胆敢造反的‘雾社番’消灭干净”。
我也奇怪，为什么有些历史书对当年抗日的事件或是轻描淡写，或是只字不提了呢？我手头有一本刚刚出版的书，其中“台湾五百年大事记”一栏，不知是作者的疏忽还是有意的安排，那里面对日本侵占台湾时台湾人民反割让的武装斗争，几乎不曾涉及。值得台湾人民骄傲的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简大狮、柯铁、林少猫等抗日英雄，在他们心目中似乎已经不值得一提，雾社的英雄们当然也不在话下了。我发现有些主张“台独”的人，他们对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态度还不如他们的前辈史明，史明在自己的书中还尖锐地揭露和抨击了日本的侵略和统治，表彰了抗日的义军。
我更奇怪，现在台湾有些人对当年日本的统治却“颇有好感”，连为他们辩护的人也觉得他们“给人以亲日的印象”。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那是一种“媚日情结”，这是什么原因呢？
辩解者认为从他们“在日人统治下长大，及在日本受教育的背景而言，并不足为奇”。最近还有人鼓吹日本统治台湾的“功绩”：“日本政府有效统治达半个世纪之久，对台湾的影响至为深远，生活水准远高于骚乱的中国，这些因素皆有助于形成台湾人的‘国家单位真实感’，总之，日本政府企图把台湾人变成日本人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成功地使台湾人变得不象中国人。”我想，殖民者在任何殖民地总要培养一批效忠于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肯定对殖民者有好感。像王育德那样，在殖民地时代，当过“十足的日本人”，“体会到优越感”，
所以他鼓吹在日本统治下，“台湾人就这样被强迫投入近代化社会，不管愿意与否，享受近代化的恩惠”。
他的这种感情确实是“不足为奇”的，这些人和在日本统治下誓不低头的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赖和等等当然没有共同的感情。日据时代一般知识分子，从小受的是日本教育，懂日文、日语，而不懂中文和普通话，他们对当年怀有特殊的感情，也是可以的，但是这种感情不至于导致至今还保留着“皇民意识”，以“不像中国人”而自豪，以致令人“
有异样的感觉”。
至于广大被奴役、被歧视的“二等公民”或“三等国民”及其后代，包括雾社的子孙在内，他们大概忘不了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很难培养出对殖民者的好感。
我最奇怪的是，有些人不怪日本对台湾的侵占，只怪腐败的清朝当局割让台湾，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对清朝的不满转嫁到今天的大陆，似乎台湾同胞沦为“亚细亚孤儿”的账要记在今天的大陆和中国政府的身上。于是有人说：“中国历来对台湾的态度不是什么关心照顾，中国一向将台湾看作蛮夷岛”，“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这造成台湾住民极大不满，怒责中国竟拿他们来做牺牲”。又有人说：“被祖国出卖的台湾人，有什么资格自称中国人呢？”
有人还庆幸台湾当年能够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认为这样才使台湾建设成为近代化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与贫穷落后的中国迥然不同的社会，甚至认为，现在台湾的发展不如日本，因此，“台湾脱离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是祸是福颇值深思”，进而有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未能归并到日本而感到惋惜，有人主张台湾应当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州。我想，这些人是不敢站在抗日纪念碑前的，他们的“脱华论”
和“反华情结”，也是绝大多数台湾同胞无法理解的。
今年是日本侵占台湾100周年，1930年，当日本殖民者庆祝他们“平定”台湾35周年时，发生了“雾社事件”，至今整整65周年了。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我想，时代在进步，我们不能只讲民族大义，还要讲两岸的共同利益，但是又不能不讲民族大义和全民族的长远利益。
当然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更不会把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转嫁在日本人民身上。但是，历史的教训仍然值得记取。所以在纪念雾社起义65周年的时候，我还要引用一段文字，
表达对前人的哀思：“白雾笼罩着群山，那山上的青松是历史的见证；浊水溪环绕着山脚，那溪水诉说着雾社人民的灾难。这深仇大恨，泰雅族人民永远记在心里。为了维护民族尊严而英勇牺牲的头人莫那?鲁道以及许许多多的泰雅族的优秀儿女，永远受到人们的怀念。”
——《雾社65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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