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吕克·马利翁（Jean-Luc Marion，1944—）在巴黎第四大学接替了列维纳斯的教席，在芝加哥大学继承了利科的职位，同时还成为巴黎天主教区大主教吕斯迪格红衣主教（Cardinal Lustiger）的神学顾问。马利翁的哲学研究在三个论域之中展开。哲学史研究是他的起点，通过对奥古斯丁、阿奎那、安瑟伦、笛卡儿的研究，他获得了一种古典的神学视野，以此烛照尼采、海德格尔之后现代哲学的变革。现象学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通过返本归源而重新发现胡塞尔，将现象学还原彻底化从而推进了现象学的神学转向。神学构成了他的哲学志业，他的抱负是以神学问题为根据把关于显现的现象学改造为关于所予的现象学，同时把阿奎那-笛卡儿一脉古典存在论哲学携入后形而上学语境中，重构在康德那里遭到重创、在现代哲学发展中遭到废黜的“天启神学”（theology of revelation）。
从沃尔夫到当今的新托马斯主义，理性形而上学所起的作用是为神学鸣锣开道。但是，自尼采、海德格尔以降，一脉颠覆的哲学传统却确立了统治地位，那就是倾覆了形而上学的论域。比如说，在海德格尔那里，要接近“最高神圣者上帝”，就势必要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扬弃形而上学，终结形而上学，关闭形而上学，克服形而上学，如此之类的说辞，或许只能证明形而上学本身已经气息衰微，行将没落而已。马利翁特别看重海德格尔的一个断言——“终结形而上学的时间比形而上学本身所延续的历史更加漫长”。[5]这个断言所隐含的意见是：终结不是废黜，而是转化，没落不是思想的灭绝，而是思想的再生。从柏拉图到尼采，形而上学的历史是一个不断积累而达到圆满（culmination）的过程，在其终结的场所聚集了哲学的全部极端可能性。马利翁以桥牌设喻，说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上，从一个赢家到另一个赢家，形而上学打完了自己手中所有的牌而完成了最后的定约，然后还必须重新洗牌，游戏继续开始。[6]马利翁一言以蔽之，所谓“形而上学的终结只是一种可能性”，虽然人们一再宣称必须超越它的基本视域，但他的基本问题依然是敞开的。马利翁的思路就在形而上学敞开的问题域中延伸：如果以现象学为视野来解读形而上学的历史，那么，在形而上学终结之后究竟还留下了什么没有思考的问题呢？如果像海德格尔所断言的那样，虚无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命运，那么，马利翁就有权认为虚无主义的本质恰恰就在于没有严肃地对待“无”的问题。[7]恰恰是这个“无”，一举搅乱了现象学的纯净，将不透明的不在场者安放在哲学思维的中心。要彻底地克服形而上学，则意味着沿着现象学的思路，返回到比在场缺席、存在虚无更古老的更超越的本原——“给予”（donation，giveness）。这个“给予”，便是存在-神学-逻辑的框架下没有被思考的东西，它作为一种本源的世界里一种本源的现象要求获得启示。这种启示不是沉默阴森的“存在”（il y a），也不是隐迹无名的“兹予”（es gibt），而是那种以不存在而实现其无所不在的“给予”（donation）。马利翁从海德格尔的“兹予”之中发挥出一种纯粹的“所予”，以此来彻底地完全地占有在场、显现、本质和存在。他认为，这个“所予”就是形而上学中晦蔽不明的东西，而没有经过哲学思想的触摸。通过“兹予”，即通过“所予”，没有经过思考的东西根据一种更加本质的规定而归属于存在。这样，在形而上学衰落和被克服之后，一条宽阔的道路敞开了：“形而上学的终结”归根到底通向了所予的境域。[8]
贯彻这条通过终结形而上学而通往所予现象学的道路，马利翁在80年代之后集中研究了“所予”。在尼采、海德格尔之后，虚无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成为哲学的强音，“所予的神话”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美国新实用主义者看来，一切所谓“确定的知识”，“不可改变的知识”，“直接知识”，或者说透明的现象属性，构成了“所予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giveness），都是必须被放弃的“镜子式哲学”。[9]马利翁竟然逆整个哲学潮流而上，强行对形而上学颠覆再行颠覆，从传统存在论获取充实现象学的资源，通过重建已经化为废墟的“所予的神话”，将存在意义问题提升到神圣意义维度，将现象学推到天启神学的高度。在《还原与所予》（Réduction et donation）中，他展开了一次全景式的现象学研究，以现象学精神来改造传统存在论，又以存在论为依据来鉴照现代哲学历史。这种研究最明确的问题意识在于：在已经没落衰微的形而上学和已经显山露水的神学之间，现象学究竟处于何种地位？
1984年，马利翁为《现象学与形而上学》（Phénoménologie et métaphysique）一书撰写序言，为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明确指出“现象学是形而上学功德圆满的时代最优先的哲学继承者”。[10]他写道：“不言而喻，形而上学已经终结，不论是随着黑格尔一起功德圆满，还是随着尼采一道步入黄昏，哲学都只能在现象学之下追求自己真实的身份。”[11]这一断言事关哲学的现代命运，总是一再在马利翁的论著之中闪现，传递着一种挑战和预言的信息。他所挑战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所预言的是神学复兴的可能。在《还原和所予》之中，他把自己所处的思想氛围明确地定义为“后形而上学”，而现象学则是后形而上学的一种历史可能性。说现象学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历史可能性，则必须追溯到黑格尔。而按照马利翁的看法，黑格尔之后的现象学就是反形而上学变革的场所：“现象学没有引进形而上学，而是从形而上学之中寻找出口”。[12]
1994年，马利翁在《批评探索》上发表《现象学与形而上学：神学家的一份大纲》（Metaphysics and Phenomenology：A Relief for Theologians）。现象学，形而上学，神学，三个论域在这篇论文之中汇合为一道思想潜流，涌动于其中的就是对从未接受过思想洗礼的“所予”的沈思。值得注意的是，论文的副标题是不可翻译的——A Relief for Theologians，它起码具有三种含义：一是给神学家的慰藉，二是神学家的解放，三是神学的提升。从文章所表达的观点来看，马利翁特别注重的是“解放”这层含义：将现象学从形而上学的禁锢之中解放出来，将神学家从存在-神学-逻辑学的束缚之中提升出来，在“上帝死亡”的阴影之中延伸神学的沈思，而沈思的对象不是本质、不是存在、不是显现，而是“所予”。在“上帝死亡”之后，还必须沈思上帝的问题，这一种“理所当然的侍奉”（罗马书，12：1），也是形而上学终结之后“思想的使命”。[15]根本不可能从形而上学开始言说上帝问题，但是上帝问题却不可避免地与形而上学的命运唇齿相依。随着形而上学之终结一起死亡的上帝，就必定不是神学家的上帝，而是“哲学家和博学者的上帝”。沿着哲学历史角色的转换，马利翁首先探索哲学的形而上学形式及其通过思考上帝而达到的境界，然后探索哲学的现象学形式及其接近上帝的可能性，最后揭示了现象学之中的神圣维度以及现象学通向天启神学的可能性。
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那，再到海德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形式从存在、本质、自因出发建构上帝，其所能达到的境界是“形而上学的终结”，从而穷尽了上帝存在的一切可能性。“上帝”在形而上学之中成为“偶像”，而被“自因”、“充足理由”、“现实存在”等等所淹没，被免除了神圣的超越性。形而上学形式的哲学不可回避的命运，就是“上帝的死亡”，而“上帝的死亡”在本质上源自形而上学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超越存在-神学-逻辑就成为超越“存在的上帝”这个名称的条件。恰恰在这个超越形而上学形式的哲学这个历史性环节上，现象学形式的哲学诞生了。现象学还原方法的精髓在于“自始至终严格地排除一切不能以现象学方式实现的假设”，[16]以求达到“纯粹直观的给予”，以此作为一切知识的合法源泉。这一合法的知识源泉不是纯净透明的现象，而是通过直观获得的最本源的血肉存在。“话语的血肉呈现给精神的血肉——即现象呈现给直观，现象学管这种遭遇叫‘所予’：直观给予现象，现象通过直观自我给予。”[17]马利翁以这一现象学“最高原则”为引导，实现了形而上学到现象学的转换，同时将神学从存在论的囹圄之中提升出来。这一转换是双重的：“关于作为被奠基结果的存在（a being as grounded effect）的一般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lis）由作为给予的存在（the being-as-given ）的现象学所予取而代之，而这又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关于奠基活动（the grounding）的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由被赋予作为给予的存在的现象学‘合法源泉’取而代之。”[18]
彻底完成这种历史的转换，就导致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现象学的方法不是“建构”，而是“所予”。将现象学方法贯彻到底，就意味着从“所予”去理解“世界”、“人类精神”以及“上帝”。首先，从意向性发生的第一时刻，世界就是自我给予的，从而在意识之光烛照之处，世界问题最后从客观化的境域之中消逝了，而进入了作为给予的存在的境域——整个世界就是“被给予的存在”。其次，作为人类有有限的精神，笛卡儿的自我划地自狱，伦理便消逝于理论之中，消逝在自我的注视之中；感谢列维纳斯将“伦理学”提升为“第一哲学”，则可能实现人类有限精神的一次大转移：从自我中心转向已经永远敞开、给予、以及匮乏的他者的面相，转向他者的被给予的存在。最后，“上帝”必须从形而上学设定的“自因”、“本质”、“现实”之中超越出来，成为“超存在”的典范的“所予”（being-as-given par excellence）。上帝作为典范的被给予的存在，便构成了现象学的神圣之维。现象学的神圣之维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三个方面都和所予紧密相关：第一，“典范的给予”，意思是说现象学的“上帝”无所保留地给予，没有限制地给予，没有约束地给予，而这和形而上学的“上帝”有限地给予完全不一样。第二，“典范的所予”还带来了另外一个重要后果，那就是上帝绝对在场的方式以一种眩晕的显著性饱和了一切境域，上帝因此就不仅是典范的给予，而且是“饱和现象”。“这么一种无限制（无境域）的在场，恰恰与无所保留地给予相匹配，根本就不可能自我呈现为一个必然有限的对象。”第三，典范的所予还可能转化为遗弃的所予，意思是说，作为一种现象，典范的所予可能并不呈现，可能处在不可见的状态之中。将无限给予、绝对在场和必然遗弃三个方面结合起来，马利翁提出“上帝”是一种启示类型的饱和现象，从而以两个命题结束了形而上学、现象学和神学的讨论：第一，现象学自身可能仅仅是把作为典范的给予的存在的饱和现象当作一种可能性，第二，现象学可以描述和建构作为给予的存在，甚至描述和建构典范的作为给予的存在，但它可能永远不能接近这种外观表像上认同的所予。这两个命题表示，现象学为神学开辟了道路，但二者却永远经纬分明，其中的差别是启示作为可能性和启示作为历史性的差别。[19]
[4] Dominique Janicaud（and others），Phenomenology and the “Theological Turn”：The French Debate，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0，pp.16-103。
[5] Martin Heidegger, ‘Overcoming metaphysics’, in The End of
Philosophy, trans., Joan Stambaugh,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3, p. 85.
[6] Jean-Luc Marion，The “end of
metaphysics” as a
possibility，in Religion
after Metaphysics，ed., Mark A. Wrath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67.
[7] Jean-Luc Marion，The “end of
metaphysics” as a
possibility，in Religion
after Metaphysics，ed., Mark A. Wrath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73.
[8] Jean-Luc Marion，The “end of
metaphysics” as a
possibility，in Religion
after Metaphysics，ed., Mark A. Wrath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82.
[10] Jean-Luc Marion and Guy
Planty-Bonjour （eds.），Phénoménologie et métaphysique ,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4，p. 7.
[11] Jean-Luc Marion and Guy
Planty-Bonjour （eds.），Phénoménologie et métaphysique ,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4，p. 7.
[12] Jean-Luc Marion and Guy
Planty-Bonjour （eds.），Phénoménologie et métaphysique ,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4，p. 10-11.
[13] Jean-Luc Marion and Guy
Planty-Bonjour （eds.），Phénoménologie et métaphysique ,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4，p. 11.
[14] Jean-Luc Marion and Guy Planty-Bonjour （eds.），Phénoménologie et métaphysique ,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4，p. 10.
[15] Jean-Luc Marion，“Metaphysics and Phenomenology：A Relief for Theologians”，trans. Thomas A. Carlson，in Critical Inquiry 20（Summer 1994），pp. 572-591。
[16] Edmund Husserl，Logisch Untersuchungen，Tubingen：Max Niemeyer，1968，Vol. II, p.
19.
[17] Jean-Luc Marion，“Metaphysics and Phenomenology：A Relief for Theologians”，trans. Thomas A. Carlson，in Critical Inquiry 20（Summer 1994），pp. 572-591.
[18] Jean-Luc Marion，“Metaphysics and Phenomenology：A Relief for Theologians”，trans. Thomas A. Carlson，in Critical Inquiry 20（Summer 1994），pp. 572-591。
[19] Jean-Luc Marion，“Metaphysics and Phenomenology：A Relief for Theologians”，trans. Thomas A. Carlson，in Critical Inquiry 20（Summer 1994），pp. 572-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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