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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和规模的扩大,特别是经济发展阶段和内生条件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深化改革深水期、前期政策消化期四期叠加的新常态。本书稿是上海财经大学产业经济与发展学院策划主编的《产经文库》丛书之一,本书收录了干春晖教授及其团队成员近年来在国内高水平刊物发表的产业经济领域论文,研究内容涉及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转型、策略性行为与政府规制以及制度环境与产业发展等三大领域,采用了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和范式解释中国的产业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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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收录了干春晖教授及其团队成员近年来在国内高水平刊物发表的产业经济领域论文,研究内容涉及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转型、策略性行为与政府规制以及制度环境与产业发展等三大领域,采用了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和范式解释中国的产业经济问题。具体来说,产业结构与经济转型篇关注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产业结构的关联效应、产业结构的演进动因;策略性行为与政府规制篇关注不对称信息市场的产品定价、企业合谋行为以及公用事业管制;制度环境与产业发展集中讨论了要素资源配置与产业绩效、政府治理与产业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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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干春晖,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曾任上海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系主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等职,曾获上海市十大青年经济人物称号,曾于1998-1999年在美国雷鸟国际管理研究生院(THUNDERBIRD)作访问学者,曾应邀到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法国蒙皮里埃大学、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加拿大女王大学访问。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转型升级研究》和《十二五期间加快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升级》和《十一五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的自主创新战略研究》两项,其他各类项目30多项;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学术月刊》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论文《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产业发展报告》(2006-2016)系列年度报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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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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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1
序言1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8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和制度效应基于一个随机前沿模型的研究29
中国产业结构的关联特征分析基于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技术的实证研究45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演变及其产业分解66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演进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对中国19782007年结构红利假设的检验84
制造驱动还是服务驱动?基于中国产业关联效应的实证研究102
产业结构演进的需求动因分析基于非竞争投入产出模型研究124
制度环境、政治网络与创业: 来自转型国家的证据143
规制分权化、组织合谋与制度效率基于中国电力行业的实证研究163
中国构建动态比较优势的战略研究173
中国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实证研究基于马尔科夫链的方法192
银行部门的市场化、信贷配置与工业重构213
地方官员任期、企业资源获取与产能过剩240
适宜技术、制度与产业绩效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检验260
关于金融集聚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理论研究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系统和消息冲击的视角278
中国工业生产绩效: 19982007年基于细分行业的推广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分析300
简政放权、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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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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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根据著名经济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对耶稣诞生以来2000多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的估测,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中国GDP总量已经高于当时的西欧,居全球首位。然而,当时的中国大而不强,之后,在世界的经济地位开始迅速滑落。要理解这一现象,仅关注经济总量会模糊问题的本质,还应关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农业经济时代,经济总量往往与人口和国土面积有关,总量往往会掩盖了经济结构内部的问题。清嘉庆年间的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经济结构以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在国际贸易中有竞争力的产品主要是茶叶、丝绸、瓷器等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而当时西欧在国际贸易中有竞争力的产品不再是农产品,而是用化石燃料作为动力驱动机器生产的工业制成品。更为关键的是西欧各国开始拥有强大的火炮、滑膛枪和舰艇制造能力,拥有了要求其他国家打开国门,与之进行自由贸易的武装力量。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等历史事件加快了中国经济地位的滑落,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一系列的努力也未能阻止中国经济下滑的总体趋势。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五年计划、大跃进等都体现了中国在短期内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但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上升并不显著。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才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措施促进经济发展,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才得以迅速提升,直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跨越式的高速增长,经济年均增速达97%,增长速度不仅快于主要发达国家,即使与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也十分突出。但近年来,中国经济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阶段逐渐结束,正在进入一个经济增速在6%7%之间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虽然这在全球范围内仍是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与此前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相比,中国经济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二
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会从高速进入中高速的新常态?为什么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型、产业要升级?这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地位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出了新要求。现在的全球贸易形式已发生很大变化,大部分是产品内贸易,而不完全是最终产品的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虽然中国是贸易大国,贸易总量非常大,但实际上,中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和为全球商品创造的价值部分并不是很大。总体来看,大部分的中国制造仍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从事低附加值、低技术的加工组装工作。改革开放初,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优势参与全球分工,当时国际贸易的格局是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进口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十亿条牛仔裤换一架波音飞机。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变,从海关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数据中可以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在中国的机电产品、成套设备的出口比重有所上升,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如服装、玩具出口的比例则有所下降。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沿海地区部分传统制造企业倒闭,部分企业向中西部和东南亚转移,部分企业开始做品牌,提高自身附加值,原来的生产加工模式正在改变。在贸易结构中,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业为特征的加工贸易占比迅速下降,一般贸易的比重上升。不可否认,中国通过对外开放获得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数亿农村劳动力进入沿海地区的工厂,提高了收入水平,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应满足于低端的加工工厂角色,甚至被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低端环节,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的升级是其必然的战略选择。
第二,要素价格的上升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倒逼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影响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最主要是劳动力、能源、原材料、土地和物流等要素的成本。近年来,中国工资水平的增长速度比较快,已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由于工资具有刚性,绝对工资水平下降非常困难。如果没有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必然会导致产业的竞争力下降,尤其是缺乏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从能源和原材料的角度看,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量很大,其价格变动对中国制造的成本影响非常大,近年来,以铁矿石和原油为代表的能源和原材料的国际市场价格激烈动荡,使中国利润微薄的制造企业经营遭受很大的影响,这种以低成本作为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亟须转变;从土地价格角度看,商业服务用地和住宅用地的价格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连年快速上涨,极大推高了生活成本和商务成本;从环境污染角度看,据国家环保总局估测,中国2012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是GDP的23%左右,而以前的最高值曾超过3%,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走不下去了;从物流成本角度看,中国物流成本相当高。作为大国影响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物流成本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制作业发展的梗阻。据估测,中国当前物流成本与GDP的比值高达16%,远高于美国近10个百分点。高成本不仅推高了产品的价格,降低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严重挤压了企业在研发、销售等方面的投入,影响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联动发展。过去十几年,中国制造在全球的竞争力,主要源于成本优势。随着大部分要素成本上升,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不可逆转地上升,中国低端的制造业必然会在全球失去竞争力。如果要维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动力,必须进行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第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226美元,而到2015年达到了799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经济增长效果卓著。尽管如此,学术界对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存在争议。许多学者认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甚至有人认为可能性超过50%,但另一些学者考察了世界上100多个从低收入迈入高收入的经济体,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中国若按照6%7%速度再增长10年,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经济总量基数较低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现在已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经济总量很大,两位数的经济高速增长难以为继,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会放缓,但仍然属于比较高速的增长。因此,新常态下中国仍具有较高的潜在增长率,依然处在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是,中国必须不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战略,不断破除束缚经济增长潜力发挥的各种制度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构建新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才有可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中国的快速崛起给其他国家带来了与中国政治经济关系的适应和调整问题,当然,中国本身也需要及时调整与其他国家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只用了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就从世界上较贫困的国家崛起成为人均GDP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的国家,许多国家并不适应,可能还来不及重新确定自己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地位,并制定相应的战略,再由此调整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例如,美国意识到中国迅速崛起的现实和可能超越美国的长期趋势,便开始倾向于使用遏制中国的战略,除了在地缘政治和军事方面对中国采用更多遏制措施之外,在经济、贸易、投资等领域,也有开始从合作走向竞争与遏制的取向。同时,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与美国除了在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之外,还在价值观、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明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与差异,因此,同样需要探索如何有效消除或建设性管控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实现合作,从而避免陷入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伯罗奔尼撒战争那样的冲突,即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最终构建起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和平崛起。
三
面对经济发展的新挑战,需要根据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独特优势制定新的战略,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新动能,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的升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一,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转型升级的基本战略。未来成功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道路只要通过分析我们过去三十多年的成功之路就可以得到,那就是改革开放。中国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动力来自改革开放,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引进外资、允许劳动力在地区和产业间流动、加入WTO、通过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和加强等改革开放的措施,以改革开放激发经济增长潜力,成果显著。但是,近年来,这一轮改革所带来的改革红利正在递减,要解决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问题,需要进行新一轮的更全面、更深入的改革。同时,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也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初期,可以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比较清晰,通过行政力量指定产业发展的技术路线、做出产业发展的具体规划并加以实施可能比较有效,但现在的中国经济发展更多地需要创新驱动,这时政府的职能就需要及时调整,把保护知识产权、为创新主体提供有效激励和稳定的预期、为创新提供金融支持等作为主要的任务;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推动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以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降低基础产业和服务业领域的进入壁垒,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激活市场,提高投资效率。也就是说,推动改革开放的20版,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基本战略。
第二,充分发挥中国的大国综合优势,实现产业升级。从人口、国土面积、经济总量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上很大的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采用了类似东亚的出口导向模式,靠出口拉动国内经济,使企业走向世界。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人均GDP和收入水平很低,国内市场尚未启动,沿用东亚模式有其合理之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人均GDP开始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国内市场不断发展壮大,这从中国游客在全球惊人的购买力可以反映出来。与小型经济体不同,中国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还可利用自身大市场的独特优势,通过满足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驱动经济持续增长,这是东亚其他小经济体无法做到的,亚洲四小龙也无法仅靠本土小市场拉动经济高速发展。中国要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占领全球技术的制高点,实现赶超,一定要充分发挥大国的综合优势。以高铁产业为例,发展高铁等高技术产业前期需投入大量研发费用,研发活动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性,巨额的研发费用可以通过大市场进行分摊,这使得高昂的先进技术研发在技术和经济上成为可行。大市场也有利于使用市场换技术战略来获得海外的先进技术,拥有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可能愿意通过向中国转让先进的高铁技术来获得分享中国市场的机会,中国企业则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占领全球技术制高点。利用国内大市场的优势,那些研发费用大、技术难度大、需要有国家工业实力作支撑的产业,有可能实现技术升级从而占领全球产业技术的制高点,从而实现产业升级。
此外,对于技术变革特别快的行业,中国的国内大市场也有助于中国企业实施弯道超车的非对称战略。一些行业,如移动互联网行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性,并且中国的产业发展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要小一些,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有机会弯道超车,培育全球领先的大企业。国内成功的互联网企业背靠市场大、消费者多的中国市场,其产品和服务在巨大的国内市场中推广和获取收益。在与最终消费者密切相关的产业中,中国的大国市场具有极大的优势。按这样的逻辑,中国就可以凭借大市场优势大力发展其他与消费者相关的产业。当然,目前中国的这些行业仍存在很多管制和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
除了市场规模大,中国的另一个特征是地区间的异质性。中国的人口和资源不是均匀分布的,中国地图按照腾冲瑷珲县黑河的胡焕庸线分为两块,在这条线的两侧不仅人口及其他各种资源分布不均衡,经济发展水平也有明显的差异和梯度。中国内部的差异性有利于中国产业的升级和梯度转移。东南侧的许多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城市,如上海,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放慢,这些地区不适合传统的制造业,但可以转移至胡焕庸线的西北侧,和当地的要素禀赋相结合,继续驱动中国经济发展。产业在国内梯度转移后,东南侧地区腾出资源进行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第三,积极构建新的动态比较优势,为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注入新动力。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哪些产业具有全球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从数据来看,中国的劳动力增长速度近年来在下降,每年劳动力增长率不到05%,但是劳均资本及其增长率在增加,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增长很快,R&D研发经费占GDP比重逐年提升。人力资本总数虽然基本不变,但是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受教育人口比例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也在逐年上升。
从出口商品的结构来看,过去二十多年资源密集型产品占出口商品的比重不断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而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从20世纪80年代的不到20%逐步上升至2013年的超过50%。这反映了中国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全球竞争中逐渐丧失优势,而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则逐步形成竞争优势,现在中国对外出口中成套设备、机电产品所占的正在提高,如果这种增长势头继续保持,将会为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
从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是不断变化的,经济的增长需要注重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首先,必须培育有效市场,促进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破除各种要素壁垒和产业限制,培育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培养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其次,是针对不同比较优势产业,实施差异化产业政策。对于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要进行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帮助企业解决外部性和协调问题,降低先行者的风险,减少交易成本。对于领先型的产业,应鼓励其开发适合国内市场的新产品、新技术,政府则利用采购、税收、标准等政策给予支持。对于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实行退出型产业政策,政府帮助企业转移生产环节,帮助产业工人转移到其他产业。
第四,积极从全球价值链的被治理者转变为治理者。国际贸易已由产业内分工发展到产品内分工。例如20世纪末一个典型美国服装品牌的全球价值链一般可能是意大利设计印度采购面料韩国采购辅料中国台湾采购配件中国大陆生产加工中国香港检验包装出口美国销售,中国大陆的加工企业仅能获得微薄的加工收益,美国公司是这条价值链的实际建立者、控制者和治理者,能获得价值链所创造的绝大部分收益。中国企业现在需要向价值链的两端延伸,做价值链的治理者和控制者。尤其是在原有的生产加工基地失去成本优势时,将生产基地向中西部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后,中国需要从全球价值链的被治理者转变为治理者,而不是被锁定于某一个低端环节。
四
近年来,我们对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问题作了一些思考,主持了一些研究项目,包括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如《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升级》和《十一五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的自主创新战略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如《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研究》和《十二五期间加快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并撰写了一批研究报告,部分子课题还被我的博士生作为毕业论文选题,近年来,他们以此为主题完成了十多篇较有价值的博士论文,其中《国际外包承接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一文还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称号;另一些想法和研究工作则体现在数十篇工作论文之中,这些工作论文陆续发表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学术月刊》等刊物上,有些内容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和肯定,例如《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一文中提出来的研究方法和相应结论被比较广泛引用,这篇文章还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一等奖。本书是一本论文集,收录了已经发表的一些文章,现集结成册,重新出版,以便于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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