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中的民族因素对中国有哪些借鉴
何俊芳《族体、语言与政策关于苏联、俄罗斯
民族问题的探讨》序言
马 戎
中国作为一个国土辽阔、族群众多、历史悠久的古文明大国，自鸦片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下被动地走上从传统的帝国体制向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转型之路。清朝治下的中原地区与边疆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在内外各种矛盾交织作用下经历了无数冲击，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大陆才得以重新建立统一的行政体制并迈入经济现代化进程。20世纪50年代直至70年代，在政治斗争和土改红利的基础上，阶级情谊和对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共同追求超越了传统的族源、语言和宗教藩篱，中国各族精英人士与基层民众之间一度建立起情感相通的阶级认同，祖国山河一片红，各族人民热情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终结后，随着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错误的公开批判和伤痕文学的流传，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工作。而在民族和宗教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以及一系列以少数民族群体为对象的优惠政策的实施，在中国社会中重新构建了民族认同，并导致人们开始从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待身边发生的各种经济矛盾、治安问题、司法公正和社会冲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沿海地区与西部边疆地区的发展建设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而21世纪初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的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又使这些差距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加上外部因素的影响，中国近年来的民族关系出现了许多令人不安的迹象，这使中央政府把西部边疆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也使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中国的民族问题。
社会科学的专题研究可以选用两个切入点。一个是纵向研究，即努力追溯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总结族群互动交往的历史轨迹和变化规律。今天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割断历史，我们不可能深刻理解今天。另一个是比较研究，即把中国的民族关系现状和特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在彼此间共性与特征的分析与讨论中更加认清中国民族问题的特点。如果把其他国家民族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与中国民族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进行比较，就可以把纵向与横向的两个研究视角结合起来。
在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时，如果我们需要确定几个在重要方面可供比较的参考系，那么，在世界各国当中，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我国西北方向的俄国（包括沙皇俄国、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尽管美国、印度的境内也生活着在体质、族源、语言、宗教和传统文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许多群体，但是俄国与中国具有更多的共同特征：一是19世纪后期两国的境内族群格局和皇权体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并面临西欧新兴资本主义列强不同程度的冲击；二是20世纪初两国都深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并先后建立了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三是两国在20世纪末都面临境内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政治分裂运动的出现。俄国与中国在这几个方面具有的共性远远超过了与美国、印度等其他世界大国具有的共性。
由于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步恢复。因此，中国学者的苏联研究，特别是对俄国各历史时期民族关系演变的研究非常薄弱。留学苏联俄罗斯的人数远远少于留学美国的人数，能够流利阅读俄文档案和文献的学者人数远远少于能够阅读英文出版物的学者人数，在中国出版的介绍和研究苏联俄罗斯的学术著作也远远少于介绍和研究美国的著作。但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今天仍然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也是中国最重要的邻邦和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在我国学术界存在苏联俄罗斯研究十分薄弱的这种比例失调的状态值得关注，也需要尽快加以扭转。
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成立的，曾经一度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接受苏联共产党的指导和帮助，所以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的政治纲领也遵循了斯大林民族理论和联邦制的基本思路。1949年后，中国参照苏联的做法进行了民族识别，为每个国民确定了民族身份，为各少数民族设立了自治地方，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以少数民族成员为对象的群体优惠政策。除了没有成立联邦制国家而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外，我们必须承认，苏联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对新中国民族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具有深刻的影响。
1991年，苏联以加盟共和国为单元分裂为15个主权国家，而且受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在自治共和国这一层面也出现了民族分裂主义，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车臣自治共和国。一个国家的政权更换可能采取几种方式：一是社会革命，即原有的政权被暴力推翻，由领导武装革命的政治集团组建新政权，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即属于这一种；二是军事政变，由军队推翻现政权并且组建新政府，20世纪发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权更替采取的是这种形式；三是在民主制国家进行的选举，由在投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组建新政府。这三种社会变动经由和平或暴力手段实现了领导集团的变更，但是都不会导致国家分裂。在近代历史上，一些大国解体和分裂为几个国家往往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的解体。而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国内，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并没有强大外部势力的直接干预，而是苏联内部几个加盟共和国提出了自决独立的要求，特别是构成苏联主体的俄罗斯联邦议会通过了主权宣言，直接冲击了国家的统一。正是内部的民族主义分裂活动导致了作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分裂为15个国家，使全世界甚至绝大多数苏联国民都目瞪口呆。
苏联解体后，各国学者包括俄罗斯学者都在思考：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最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既然苏联是以各民族的加盟共和国为单元解体，在解体前一些加盟共和国（如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运动一度高涨，那么民族问题很显然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可以导致上述三种情况的政权更换，唯有国内不同族群的民族主义才会导致国家以民族行政区为单元出现分裂。正因为如此，苏联解体后，各国对于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苏联的民族理论和相关制度、政策的构建方面。
近些年来，西方学者对当年苏联政府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政策、联盟制、民族建构等陆续发表了一些反思性的文章和专著。这些评价与分析有助于丰富我们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理解。如康奎斯特主编的论文集《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康奎斯特，1993）提供了苏联社会中族群分层的数据和理解苏联民族关系的思路。密执安大学的萨尼教授出版了《历史的报复：民族主义、革命和苏联的崩溃》一书，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剖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对苏联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进行了系统分析。萨尼教授指出，苏维埃俄国成为把民族原则作为联邦结构的基础的第一个现代国家，对民族原则的这些让步将会导致族群性的强化而不是消亡。这种预期对于那些（人口）较大的民族而言已经得到了证明：苏联并没有成为民族熔炉，而是成为新民族的孵化器（Suny, 1993： 87-89）。我曾写过一篇很长的书评来介绍这本著作（马戎，2010）。其他学者也指出，区隔化制度（segmental institutions），尤其是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族群联邦主义，为政治家从原有的多民族国家中创造出新的民族国家提供了组织方式、动机和机会（Roeder, 2004： 21）。
一位旅居苏联多年的印度学者巴赫拉在讨论、对比印度和苏联在民族构建中的不同做法时指出，凡是在历史上没有形成族群间的共同文化和凡是近代没有发展出以共同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的多民族的民族国家（multinational nation-states），就都有可能解体。印度在独立后全力构建全国性的印度民族文化，而苏联则没有真正发展出来苏维埃民族主义（Soviet nationalism），而且相反，在这一时期各个族群却在发展各自微观层面的民族主义（micro-nationalism）和各自的群体认同，以及寻求建立各自独立民族国家的潜在愿望。他认为这就是苏联最终解体的深层次原因（Behera，1995：18）。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和学者也不可避免地痛定思痛，面对车臣和其他自治共和国持续的分裂运动，努力亡羊补牢。俄罗斯不仅调整了话语体系，重新定义了国家民族和族裔民族，而且在1993年正式废除了国民身份证上的民族身份一栏。俄罗斯联邦在基础民族理论和制度、政策上做出的重大调整及其社会效果，应当引起我国学者的重视和跟进研究。正是因为中国1949年后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自苏联，因此，努力通过各种语言文献和信息渠道对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践效果进行总结与反思，对于思考我国当前的民族关系问题和发展趋势具有十分特殊的借鉴意义。
尽管我十分关注俄国民族问题研究，但是由于受到自己语言能力的限制，我主要借鉴的是西方出版的英文论文和专著，这个信息来源肯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美国学者包括移居美国的俄罗斯学者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美国意识形态和思维表达方式的影响，尽管他们观察敏锐，提出的一些观点十分深刻，但是这些观点是否真正符合苏联俄罗斯的社会实际，对此我们仍然需要俄罗斯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佐证。近年来俄国学者季什科夫的一些著作被译成中文（季什科夫，2008，2009），为国内学者的知识领域填补了这一空白。但是这样的著作数量仍嫌太少，而且阅读译文和阅读原文毕竟不是一回事。所以，我特别希望国内以俄文为外语工具的学者们能够多介绍一些他们对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研究。近几年，国内学者也陆续发表了一些分析苏联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吴楚克，2002；张建华，2002；陈黎阳，2006；赵常庆等，2007；杨育才，2009；左凤荣、刘显忠，2015）。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我受益颇多，同时也感到这些研究成果中较少涉及苏联与中国民族问题的比较研究，而且讨论议题的层次也有待深化。
我自2012年开始组织《21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的出版工作，迄今已经出版了十几部。美国和苏联俄罗斯是我关注的可与中国民族问题进行对比的两个重要参考系。我的学生王凡妹的博士论文主题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对黑人等少数族裔实施的肯定性行动优惠政策的历史演变与社会效果，这篇博士论文在修订、补充后以《肯定性行动美国族群政策的沿革与社会影响》作为书名收入了这套丛书。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在联系国内学者，希望能够编辑出版一本以苏联俄罗斯民族政策研究为主题的专著或论文集，以此呈现与我国民族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的这个最重要参照系的民族政策演变过程。
何俊芳老师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获得民族学博士学位，也正是在她留学期间，发生了苏联的解体，她对解体前后苏联社会的变化是有切身体会的。她毕业后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这些年经常访问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大学和民族研究学者们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和合作关系。她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有关苏联时期和俄罗斯民族问题的论文，应当说是国内研究俄罗斯民族问题的颇有成果的学者之一。当我和何老师联系后，她很痛快就答应给我们的丛书提供一本论文集，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
这本论文集收入的31篇论文可以大致归类为4个方面的主题。第一部分是对俄国学术界在民族（文中使用族体一词）基础理论方面的述评，其中既包括了沙俄时期著名学者史禄国的研究，也包括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对族体问题的探讨和反思。第二部分集中讨论俄语中的民族概念，以及西方族群概念的引进对俄罗斯话语体系的影响。第三部分的几篇论文集中于苏联俄罗斯的语言使用与人口变迁。在学校语言教学方面涉及的族群中既包括了乌克兰这样人口众多的大群体，也包括了像卡尔梅克这样的少数族群。这部分中另有4篇论文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苏联俄罗斯的少数族群人口变迁。文集的第四部分是对苏联俄罗斯有关民族方面政策法规的分析与讨论。由于何老师自己的专长是语言社会学，所以她特别关注苏联俄罗斯的语言立法和语言政策。尽管从各篇论文的题目来看似乎内容都比较具体，彼此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但是我感到每篇论文的论述都紧扣一个具体的题目，都有作者自己收集的第一手研究素材，所以具有特定的价值。而且这些论文都反映出何俊芳老师在俄文文献中的努力耕耘，无论是基础文献和数据的收集还是理论梳理都显示出作者的学术功底和特定的研究视角。我相信对关心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研究的学者们来说，这本文集将会是一本必读书。
苏联解体后已经又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是这一事件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民族主义浪潮并没有完全退去。联盟解体导致2600万俄罗斯人成为其他国家的少数族群，其他民族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跨境人口的现象，联盟时期建立起来的经济分工体系使得分裂后的各共和国不得不重新组建各自的工业体系，领土之争发生在多个国家之间。可以说这是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影响深远的历史悲剧，是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对于苏联体制和苏联解体的原因，西方学者的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超过我国学者。对于作为苏联近邻的中国来说，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必须系统和深刻地认识、理解这个北方的重要邻国：沙俄曾经通过各种手段永久侵占了我国北方的大片领土，俄国的十月革命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苏联积极地支持了中国并在20世纪50年代援助了中国的工业化建设，随后中苏关系的恶化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外交格局，苏联解体前后两国逐步恢复了交往，在21世纪两国又共同面对美国的强势打压而重新靠拢。但是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我们对于彼此的了解都实在太少。我热切地希望目前这个局面在下一代中能够逐步改观，所以在我编辑的非正式《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中曾组织了苏联民族问题专辑共11辑，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何俊芳老师的这本论文集以及国内出版的其他研究苏联俄罗斯的成果也是朝着这个方向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中国的年轻一代不仅需要了解美国和日本，也需要了解俄罗斯和印度，中华民族必须在与周边重要邻国的良性互动中才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
参考文献
陈黎阳，2006，《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族主义》，重庆：重庆出版社。
马戎，2010，《对苏联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读萨尼（Ronald Suny）教授的〈历史的报复〉》，《领导者》（香港）8月刊（总第35期）。
瓦列里季什科夫，2008，《民族政治学论集》，高永久、韩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
瓦列里季什科夫，2009，《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 炽热的头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吴楚克，2002，《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杨育才，2009，《帝国民族的碎片俄罗斯人问题与地区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建华，2002，《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考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赵常庆等，2007，《苏联民族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左凤荣、刘显忠，2015，《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R.康奎斯特主编，1993，《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Robert Conquest, ed. 1986, The Last EmpireNationality and the Soviet Futur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刘靖北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Behera，Subhakanta, 1995,Nation-State：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New Delhi： Sanchar Publishing House.
Roeder, Philip G. 2004, The Triumph of Nation-States： Lessons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Yugoslavia, and Czechoslovakia, in Michael McFaul and Kathryn Stoner-Weiss eds.,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Comparative Lessons of Trans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1-57.
Suny, Ronald Grigor, 1993，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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