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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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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就宋元时期江南城镇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进行系统考察和分析，重点是结合此期社会环境的变化，从经济活动、社会状况、管理体制、文化生活等不同侧面，深入探讨江南城镇的发展形态与内在变革，揭示其时代特征和历史趋向，总结城镇与区域社会的内在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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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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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是古代江南城镇发展史上重要的发展和转型期。一方面，承接晚唐以来的发展趋势，江南州县城市走向全面兴盛，逐渐确立起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随着各级城市普遍突破原有政治性质所构成的限制，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显著增强，其活动形态和结构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实现了从各级统治中心向综合性文明实体的飞跃。另一方面，不同形式的商业市镇在乡村地区广泛兴起，并呈现出向新型经济都市形态演变的发展趋势，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州县城市一统天下的都市文明格局，推动了从城市体系向城镇体系的重大转变。在此基础上，区域城市化也表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向，即由原来以城市为中心的内聚型城市化转向城乡结合的互动型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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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国灿，1966年生，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博士。现为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历史研究所所长、人文学院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第1层次人才，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城市史、江南区域史、海洋历史与文化等领域研究，先后主持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出版《宋代江南城市研究》、《南宋城镇史》、《中国古代江南城市化研究》、《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浙江城镇通史》等专著近20部，在《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刊发论文百余篇。研究成果获浙江省人民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20余项。
姚建根，1978年生，浙江海宁人。历史学博士。曾先后就读于浙江师范大学生、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现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江南区域史、中国古代城镇史、中国古代社会史、海洋历史与文化研究，先后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研究项目，出版《宋朝制置使制度研究》等专著，在各类学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研究成果获浙江省人民政府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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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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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论．．．．．．．．．．．．001
绪 言．．．．．．．．．．．．001
一、宋元时期江南城镇发展的特点．．．．．．．．．．．．001
二、学术史的回顾．．．．．．．．．．．．005
三、几点说明．．．．．．．．．．．．014
第一章 宋代江南城镇的兴盛与转型．．．．．．．．．．．．016
第一节 社会环境的变化．．．．．．．．．．．．016
一、统治政策的调整．．．．．．．．．．．．016
二、区域经济的高涨．．．．．．．．．．．．020
三、人口的持续增长．．．．．．．．．．．．029
第二节 城市的发展与繁荣．．．．．．．．．．．．031
一、北宋时期的发展．．．．．．．．．．．．032
二、南宋时期的繁荣．．．．．．．．．．．．039
第三节 市镇的广泛兴起与发展．．．．．．．．．．．．047
一、北宋时期的初兴．．．．．．．．．．．．047
二、南宋时期的发展．．．．．．．．．．．．057
第四节 城镇形态演变与类型分化．．．．．．．．．．．．067
一、城镇形态的转变．．．．．．．．．．．．067
二、城市类型及其特点．．．．．．．．．．．．070
三、市镇类型及其特点．．．．．．．．．．．．073
四、城镇等级体系的形成．．．．．．．．．．．．080
第二章 元代江南城镇的发展与调整．．．．．．．．．．．．084
第一节 元朝的统治和区域社会的波动．．．．．．．．．．．．084
一、元朝在江南的统治及其特点．．．．．．．．．．．．084
二、区域社会的曲折波动．．．．．．．．．．．．089
第二节 城市的发展与局限．．．．．．．．．．．．094
一、杭州城的相对兴盛．．．．．．．．．．．．094
二、其他城市的发展及其局限．．．．．．．．．．．．101
第三节 市镇的调整与发展．．．．．．．．．．．．107
一、原有市镇的调整．．．．．．．．．．．．107
二、新市镇的兴起．．．．．．．．．．．．112
第三章 城镇经济与市场形态．．．．．．．．．．．．117
第一节 商贸的分化．．．．．．．．．．．．117
一、商业结构与体系．．．．．．．．．．．．117
二、服务业的兴盛．．．．．．．．．．．．125
三、外贸业的空前活跃．．．．．．．．．．．．131
第二节 其他产业的发展．．．．．．．．．．．．140
一、手工业．．．．．．．．．．．．140
二、文化娱乐业和旅游业．．．．．．．．．．．．148
第三节 市场形态．．．．．．．．．．．．153
一、城市市场体系．．．．．．．．．．．．153
二、市镇与农村市场．．．．．．．．．．．．157
第四章 城镇人口与社会结构．．．．．．．．．．．．166
第一节 人口规模．．．．．．．．．．．．166
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166
二、中小城市的人口规模．．．．．．．．．．．．172
三、市镇的人口规模．．．．．．．．．．．．175
第二节 社会结构．．．．．．．．．．．．177
一、城市居民结构．．．．．．．．．．．．178
二、市镇居民结构．．．．．．．．．．．．182
三、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186
第五章 城镇建设与管理．．．．．．．．．．．．195
第一节 街区布局与基础建设．．．．．．．．．．．．195
一、空间形态和街区结构．．．．．．．．．．．．195
二、城墙修筑和街衢整治．．．．．．．．．．．．201
第二节 市政管理．．．．．．．．．．．．208
一、行政管理体制．．．．．．．．．．．．208
二、户籍制度与赋役征发．．．．．．．．．．．．215
三、治安管理．．．．．．．．．．．．221
四、防火救火．．．．．．．．．．．．225
五、公共卫生．．．．．．．．．．．．229
第三节 社会救助．．．．．．．．．．．．233
一、官方救助体制．．．．．．．．．．．．233
二、民间救助活动．．．．．．．．．．．．247
第六章 城镇文化与生活．．．．．．．．．．．．251
第一节 教育体系．．．．．．．．．．．．251
一、官学教育．．．．．．．．．．．．252
二、私学和书院．．．．．．．．．．．．257
第二节 都市文化．．．．．．．．．．．．261
一、市民文艺．．．．．．．．．．．．261
二、书籍刊印与收藏．．．．．．．．．．．．270
三、宗教和民间信仰．．．．．．．．．．．．273
第三节 社会生活与习俗．．．．．．．．．．．．280
一、居民收入与消费．．．．．．．．．．．．280
二、社会风尚．．．．．．．．．．．．284
三、婚姻、生育和丧葬．．．．．．．．．．．．293
四、岁时习俗．．．．．．．．．．．．299
余论 城镇发展与江南社会变革．．．．．．．．．．．．304
参考文献．．．．．．．．．．．．308
后记．．．．．．．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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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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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城镇既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又反过来对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城镇史的研究不仅在于弄清城镇自身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也要借此透视社会的演进轨迹与特点。江南素为我国城镇发达区域，在中国城镇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全面考察江南城镇发展的历史进程，系统梳理其历史轨迹，深入分析其形态演变，多层揭示其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区域特色，探讨其社会影响，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一研究江南城镇史，首先要弄清江南的具体所指。从历史上看，江南由最初的自然区域指称，到后来的多重文化符号，其标识的地理空间和人文意蕴是因时而异、不断变化的。在先秦时期，江南首先是作为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出现的。《左传》宣公十二年（前５９７）载，楚军围郑，郑伯肉袒牵牛请降，谓楚君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这里郑伯所说的江南，是指楚国南部地区。当时楚国控制的区域，兼跨长江中游南北，江以南即泛称江南。清代学者高士奇考证说：自荆州以南，皆楚所谓江南也。①到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势力的东扩，江南所指的地域范围也不断扩大，进而用来泛称今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区域。这一笼统的地域概念，在秦汉时期为人们所沿用。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有不少这方面的例证。如《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卷二《夏本纪》：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卷六《秦始皇本纪》：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在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进而将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先秦楚越之地列为有着自身特征的经济和文化区域：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篒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班固承司马迁之说而直接将楚越之地称为江南。《汉书地理志》云：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蠃蛤，食物常足。故篒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汉末以降，北方持续大乱，南方地区相对较为安定，由此引发大规模的北人南徙浪潮。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大量人口的涌入，加上六朝历代政权的积极开发，经济和文化获得长足的发展。于是，人们更多地用江南来指称这一区域，并与江东、江左等称呼一起混用。如《三国志》卷一三《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载，汉魏之际，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同书卷一《武帝纪》载： 孙策受袁术使渡江，数年间遂有江东。《晋书》卷六五《王导传》载： 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江东、江左之类的称呼的出现，实与长江下游河道走向的变化有关。由于长江在今江西九江至江苏南京段呈西南东北流向，长江下游地区位于此段河道的东边，故称江东；从中原角度看，长江下游又位于该段河道的左边，故称江左。进入唐代，江南开始成为一定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单元。唐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各地的监察，于贞观元年（６２７）将全国划分为十个区域，称为道，其中就有江南道。虽然道属于监察区，但已具有行政区域的某些特征。不过，唐初的江南道地域广阔，包括了西起今贵州东北部、东至大海的广大区域，其范围类似《史记》、《汉书》所说的江南地区。到盛唐时期，考虑到江南道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差异，遂于开元二十一年（７３３）将其一分为三，分为江南东道、西道和黔中道其中，江南东道包括今浙江、福建全部和江苏南部以及安徽南部的部分地区，江南西道包括今江西、湖南全部和湖北南部以及安徽南部的部分地区。中唐时期，又将江南东道划分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区。宋朝在唐代道制的基础上推行路制，使之正式成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宋太宗至道三年（９９７），在全国划定十五路，其中位于长江下游的有江南东路和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包括今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和江苏南京地区，江南西路包括今江西大部，两浙路包括今浙江、上海和江苏镇江及以南地区。宋室南渡后，又分两浙路为两浙东路和西路，两者以钱塘江为界。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动，这一时期人们所说的江南，在地域范围上显得模糊和多样化，有时指江南东路和西路，有时指两浙地区，有时泛指江南和两浙诸路，统称江浙。如生活于两宋之际的庄绰在谈到南宋初北人南迁的情况时说：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①南宋中期人虞俦谈到两淮地区的粮食生产情况时说：大率淮田百亩，不及江浙十亩。②其中所说的江浙，皆泛指江南和两浙诸路。元朝在地方设置行省，其中江浙行省所辖包括今浙江、上海全部，安徽南部和江苏南部，以及江西部分地区，一度还包括福建大部。明朝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在元代江浙行省辖域分置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和南直隶等。清朝改各地布政使司为省，以浙江等处陈友定布政使司为浙江省，南直隶初改为江南省，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又在江南省的基础上分设江苏省和安徽省。但这一时期，江南的地域概念与行政区划越来越趋于分离。事实上，到明清时期，人们所说的江南，其范围大者，主要是基于自然地理方位，泛指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的广大区域。如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所著《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将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等省均归入江南范围。其范围小者，主要是从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与区域特征的角度，限指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八府一州，即南京（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府和由苏州府分置的太仓州。近代以降，更是缩小到环太湖地区的镇江、常州、苏州、上海、嘉兴、湖州。由于江南所指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语境下有着很大的不同，故当代学者对江南地域空间的诠释也是多种多样。大致说来，目前学术界在探讨有关问题时所说的江南，有三个地域空间层次：一是所谓的大江南，泛指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时甚至包括长江上游部分地区①；二是所谓的中江南，主要指长江下游地区②；三是所谓的小江南，主要指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及周边地区③。基于中外学界的认识，考虑到城市和社会发展的地域特性，本通史所说的江南，以小江南为核心区域，以中江南为补充，在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讨论中，根据实际情况而有所调整。整体而言，宋元以前，因城镇发展的地域特征相对不够明显，故讨论时涉及的地域范围较大；明清以降，长三角及周边地区不仅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而且城镇区域体系相当完整和成熟，故讨论时一般集中于核心区域。二研究江南城镇史，还要弄清什么是城镇。对于城镇，古今中外有着不同的解释。在西方各国，城镇往往是指在大中城市周边和乡村地区兴起的各种工业中心、商业和服务业中心、文化教育中心，以及自成一体的综合性居民生活区，实际上是小型城市或城区的代名词。如美国于１９６８年通过《新城镇开发法》后，第一批建成的６３个新城镇，人口规模大多在２万人左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意大利全国有８０００多个城镇，平均每个城镇约７０００人。在我国，城镇一直是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其具体所指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环境下并不相同。古代所谓的城镇，一般是对城和镇的统称。其中，城最初是指具有一定政治、军事和宗教职能的人口聚居地。《墨子七患》云：城者，所以自守也。《说文解字》云：城，以盛民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的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多样，经济和文化日趋活跃，逐渐向城市形态转变。镇最初是以基层军事据点的形式出现的。镇戍置将起于后魏，唐高祖尝为金门镇将是也。进入宋代，镇逐渐嬗变为乡村商业居民集聚地。近代以来，城镇更多地与行政体系结合于一体，成为不同等级的行政单元。清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凡县治所在地为城，县以下人口满５万人的乡为镇。１９２８年７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将设市城市从一般地方行政序列中独立出来，实行单独的行政编制。１９５５年１１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将城镇划分为城市和集镇两种形式，前者指中央直辖市和省辖市的市区，以及常住人口在２万人以上的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所在地和工商业区域；后者指县级人民委员会所在地和其他常住人口在２０００人以上且居民５０％以上为非农业人口的区域。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的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全国各地陆续开展地市合并、撤县设市、并乡建镇的调整工作，市成为省、地、县三级行政单位，其管辖范围包括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镇成为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元，包括镇区和辖区内的农村。２００６年，国家统计局根据国务院的有关决定，制订和颁布了《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将城镇界定为城区和镇区两部分。其中，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中划定的区域，包括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居民委员会地域，城市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连接到的其他居民委员会地域和村民委员会地域；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镇和其他区域中划定的区域，包括镇所辖的居民委员会地域，镇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连接到的村民委员会地域，常住人口在３０００人以上的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农场、林场等特殊区域。那么，到底该如何对城镇进行适当界定呢？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城镇作为与乡村相对应的社会概念，是对人口构成、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乡村有所区别的各种社会实体的统称。在具体形式上，城镇是多种多样的，并没有统一的固定模式。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城镇主要有城市和市镇两种基本形式。其中，城市一般具有较完整的社会结构和活动特征，市镇则属于城乡之间的过渡形态，兼具城乡社会的部分特征。本通史所说的城镇，就是指由城市和市镇构成的社会体系。这里有三点需要说明：其一，我国传统城市大多是以各级行政中心和统治据点为依托发展起来的，尽管部分政治中心地主要是发展规模和水平相对有限的县城严格地说并不具备完整的城市形态，特别是在古代前期，这种现象更为常见，但考虑到传统城市的特性，人们习惯上还是将这些政治中心地归入城市体系之中。因此，本通史所说的城市，包括县级及以上的政治中心地。其二，传统市镇作为农村工商业聚集地，在活动形式上又有市与镇的区分。大体说来，这种区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规模上的差异，如清康熙《嘉定县志》卷一所说：贸易之所曰市，市之至大者曰镇；二是工商业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如民国《嘉定县续志》卷一所说：市与镇之别，前者无标准，大抵沿用早时之习惯、名称，以商况较盛者为镇，次者为市；三是社会职能上的差异，如清康熙《青浦县志》卷二所说：市者事也，民各事其事；镇者，民之望也；四是管理体制上的差异，如清光绪《震泽县志》卷四所说：凡民人所屯聚者谓之村，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防遏者谓之镇。但另一方面，市与镇的区分是相对的。事实上，早在市镇开始兴起的两宋时期，市（当时一般称草市）和镇就不是绝对固定的，草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上升为镇，镇如果工商业走向衰落则会降为市。同时，部分草市虽没有升置为镇，但其规模和影响却并不逊色于镇，有的超过了那些所谓的大镇、巨镇。如南宋后期，临安府浙江市的年商税额高达８万多贯①，其商品交易和流通规模甚至超过了同期一般的府州城市。宋宁宗嘉定十年（１２１７），平江府练祁市直接升格为嘉定县城。到明清时期，市与镇的区别进一步趋于模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常常将两者视为一体。正如明弘治《湖州府志》卷四所指出的：商贾聚集之处，今皆称为市镇。其三，近代以降，随着城镇设置的进一步行政化，我国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既有所区别又互相联系的城镇体系：一种是基于社会发展而形成的以非农业人口为主体、以工商业经济为主导的城市和市镇（集镇）；另一种是基于行政管理需要而划定的城区和镇区。就前者而言，由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镇与乡村的界线日趋模糊，越来越多的乡村被纳入城镇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活动体系之中；就后者而言，虽然城乡之间在行政区划上仍有着明确的界线，但城镇的多层次扩张以及在社会发展中主导地位的逐渐确立，促使城区和镇区的管理范围呈不断扩大之势。各种建制市和建制镇的设置，表明城区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工商业区和居民区，而是包括日趋城市化的广大农村；镇区也不再只是镇级行政辖域内孤立的街区，而是与周边农村形成了多层次的密切联系。因此，本通史在探讨近现代江南城镇发展时，对上述两种城镇体系都应予足够的关注，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城市的国家之一。从先秦时期城市的源起和形成，到宋代市镇的广泛兴起和发展，再到近代以降的曲折波动和艰难转型，中国城镇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从中表现出鲜明的阶段特性。大致说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城镇的发展演变可分为秦代以前、汉唐时期、宋元时期、明至清前期、晚清至民国时期五个阶段。秦代以前：城市的源起和产生。我国城市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具有一定政治、军事和宗教职能的原始城池和城堡。《汉书郊祀志》云：黄帝为五城十二楼。《博物志》云：处士东里槐责禹乱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廓盖自禹始也。这些记载虽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其中也包含了一定的历史事实。２０世纪以来，有关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实证。如在黄河中下游发现的诸多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有不少是原始古城的遗存。其中，山东临淄境内的教场铺古城规模宏大，总面积达４０万平方米；章丘境内的城子崖古城，其城墙南北长约４５０米，东西长约３９０米，总面积超过１７万平方米；河南淮阳境内的平粮台古城由土墙围圈，呈正方形，总面积４．３万多平方米①。在长江流域，发现于湖北天门的石家河古城属于屈家岭文化遗存，其规模更为宏大，仅部分整理出来的遗址面积就达１００万平方米②。在此基础上，进入三代，出现了更具城市雏形的都城和城邑。河南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夏朝都城，空间结构复杂，建筑规模宏大；在河南安阳发现的商朝都城遗址殷墟，面积有３平方公里，已有较为明确的功能区域布局；西周初修筑的洛阳王城周围有１５里，其整体结构和格局已接近后世都城。至于城邑，主要是由一般居民区发展形成的。清代学者金锷在《求古录礼说邑考》中说：邑为民居所聚，民居有多少，故邑有大小。这些城邑虽规模上不能与都城相比，空间结构与布局也不如都城完整，但却是后来诸多中小城市兴起的基础。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王天下局面的崩溃，诸侯纷争，社会动荡。各诸侯国统治者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纷纷扩大旧城和建筑新城，城邑的数量急剧增加。有学者考证，春秋时期，仅现在尚有史可考的大小城邑就有６００多个，分布于３５个诸侯国，估计实际总数应在１０００个以上③。与此同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贸易的日趋活跃，许多城邑的社会内涵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逐渐向城市形态演进。如齐国的陶商业十分活跃，史称：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④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更为繁华。《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记载，临淄居民一度达到１０万户，每日市租千金。《战国策齐策》描述：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者。临淄之途，车彀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当然，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只是起步阶段，其所谓的繁荣是相对而言的。事实上，此时期的城市不仅空间分布极不平衡，而且社会影响也十分有限。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另一方面也与各诸侯国之间的彼此割据和混战密切相关。连绵不断的战争既造成了社会的长期动荡和市场的区域割，也导致许多新兴城市毁于一旦。汉唐时期：郡县城市体系的确立与发展。秦灭六国后，在全国范围推行郡县制，先后设置了４０余郡和近千个县。从此，郡县政治中心成为古代城市的主要载体和基本形式。西汉初，汉高祖刘邦下令天下县邑城，规定县之与邑，皆令筑城①，由此进一步确立起由都城、郡城、县城所构成的全国性城市等级体系，正式结束了商周以来以血缘政治为主体、王朝依靠宗法制度间接控制各地区的社会格局，形成了以地缘政治为主体、中央集权政府依靠一元化的郡县城市网络直接统治全国的社会新格局。许多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持续增加，商业日显活跃。如西汉都城长安商贾云集，市场众多，贸易繁荣。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②。东汉都城洛阳较长安并不逊色，城内有大市（又称金市）、南市、马市等多个大型市场③。邯郸、蓟、临淄、定陶、睢阳、江陵、寿春、陈、彭城、吴、番禺、宛、成都、广陵等城市的商业也十分活跃，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赞叹：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寿春，亦一都会也； 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饶，其民多贾。汉末以降，全国陷入长期分裂割据状态。特别是北方地区，干戈不息，战乱频仍，许多城市在兵燹之余成为废墟。《后汉书仲长统传》描述：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与此同时，南方地区由于社会相对较为稳定，吸引了大批北方人南迁，加上孙吴、东晋、南朝诸政权比较重视社会开发，经济获得长足进步，城市发展也颇为显著。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期全国新增的２００多个郡县城，大部分分布于南方地区④。尤其是长江下游的江东地区，既是北方移民的集聚区域，又是六朝的统治腹地，社会开发高潮迭起，城市数量大幅度增加。在今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孙吴后期已有各级郡县城４７个，西晋初增至５８个，南朝刘宋中期又增至６５个①。特别是作为六朝都城的建康，更是发展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据《太平寰宇记》卷九《江南东道二癉州》引《金陵记》载，到南朝萧梁时，建康在籍人口一度多达２８万余户。若以户均５人计，其居民已超过百万人。城内商贾云集，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②；市场林立，有大市、北市、南市等多处综合性大型市场和牛马市、谷市、蚬市、纱市、盐市等各种专业市场，皆边淮列肆，裨贩焉。③进入隋唐五代，城市发展又掀起一个高潮在北方，以长安、洛阳为代表，各级城市空前兴盛。盛唐时，西京长安中外商人云集，工商业极为发达，城区东市和西市店肆林立，行业繁多。其中东市居两坊之地，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东都洛阳为天下水陆交通要冲，其南市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④。南方城市也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杭州在隋时重新筑城，规模宏大。大运河开通后，迅速崛起，至唐中后期已成为著名的商贸大都市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⑤；户十万，税钱五十万⑥。迨至五代，作为吴越都城，杭州城的规模更是扩大到周回７０里，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钱塘富庶，盛于东南⑦。扬州在隋时与杭州、淮安（今属江苏）、苏州并称东南四大都市，唐时更为兴盛，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列置邸肆⑧。广州是重要的海外贸易口岸城市，与蛮杂处，地征薄，多牟利于市⑨。苏州在隋开皇九年（５８９年）重修城郭，周回扩大到３７里；入唐后，逐渐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商贸都市。白居易赞叹：浙右列城，吴郡为大，地广人庶；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为最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①值得指出的是，从晚唐时期起，城市发展逐渐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趋向：一方面，工商行业增多，经济结构日益复杂。除传统的手工业和商业之外，在不少城市，诸如邸店、柜坊、飞钱、车坊、质库、寄铺、运输等工商辅助行业和餐饮、娱乐、衣铺等生活服务行业也相当活跃。另一方面，政府对城市活动实行严格控制的传统坊市分离制开始走向瓦解。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市场活动开始突破原本规定的市区域，逐渐向城市各街衢坊巷扩散。这预示着传统城市正在进入一个重要的调整和转型期。此外，汉唐时期，草市和镇也开始出现。所谓草市，是指农村地区自发形成的较为稳定的集市，因有别于受政府控制的城中之市，故以草名之。从有关文献的记载来看，草市在汉代就已存在，进入唐五代渐显活跃。史称，唐玄宗开元年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谅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②。镇的出现晚于草市，且主要充当军事据点的角色。北魏太武帝拓跋焘（４２３４５２年在位）时，在长城沿线设立武川、抚冥、怀朔、怀荒、柔玄、御夷六镇，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柔然的入侵，是为镇戍制度的开始。到唐代，镇戍体制更趋系统和完备。有学者统计，唐代全国共有镇、戍５８７个，其中上镇２０个，中镇９０个，下镇１３５个，上戍１１个，中戍８６个，下戍２４５个③。从唐代中后期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部分军镇逐渐发生一些变化，主要表现为工商业的兴起和经济色彩的增强，从而为随后北宋时期的嬗变奠定了基础。宋元时期：城市形态的调整和市镇的广泛兴起，以及在此基础上城镇体系的形成。承袭晚唐以来的演变趋势，入宋以后，城市发展呈现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其突出表现是：第一，城市发展的地域空间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早期郡县城市的发展重心主要集中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虽然魏晋以后南方城市发展显著，但在总体水平上仍与北方有一定的差距。到北宋时期，形成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城市平衡发展的格局。按照有的学者的看法，此时期形成了四个相对独立的地域城市群体，即以汴京开封为中心的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城市群，以杭州、苏州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城市群，以成都、梓州、利州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城市群和以永兴军、太原、秦州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城市群①。到南宋时期，随着政治重心的南移和南方社会经济的全面高涨，南北方之间城市发展的平衡格局被打破，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城市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北方地区。从此，全国城市发展的重心转向南方。第二，城市经济空前兴盛。早期郡县城市在性质上主要属于不同层次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工商业处于附属形态。进入宋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商品流通的空前活跃，城市商业全面繁荣，手工业十分发达，各种服务业蓬勃发展，市场活跃，产业体系趋于完整，由此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功能不断增强，许多城市成为本地区乃至跨地区的商业和市场中心。于是，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②。城市工商税收尤其是商税越来越成为政府赋税收入的重要来源。宋神宗熙宁十年（１０７７），全国各地城镇商税场务有２０００多处，年税额高达８５０多万贯。其中，税额在万贯以上的城市有１５０多个③。南宋时，城市商税又有大幅度的增长。第三，城市形态的转变。早期郡县城市在管理上实行单一的坊市制，每个城市被划分为政治区、居民区和商业区三部分，居民生活和市场活动都受到严格的控制。高高的城墙将城市封闭起来，城乡界线十分明确。入宋以后，坊市全面解体，工商业活动扩散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市场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不复存在。同时，城市活动越出城墙，向郊区扩张，出现了城郊都市化现象。城市的社会生活丰富多彩，文化和教育兴盛，娱乐业活跃，不少城市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娱乐区。市民阶层发展壮大，各种市民组织大量涌现。城市的管理也发生巨大变化，由原来的坊市分离制转变为厢坊两级制和相应的治安管理，许多城市进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物资调运与储备、防火救灾、抚恤赈济、街衢整治、环境卫生、居民生活设施建设等体系。在此基础上，城市发展形态日趋多样化，形成了综合性城市、工商型城市、港口型城市、政治型城市等多种类型。与此同时，市镇全面兴起，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宋王朝建立后，有鉴于唐末五代将领势大、拥兵割据的历史教训，大力收回地方兵权，众多军事性质的镇戍被罢撤，只有部分居民较多、有一定工商业基础的镇得以保留。另一方面，宋朝政府又通过县城降置，农村集市升格，部分税务、坊场、驿站改置等途径，设置了许多非军事性的镇。由此，镇的名称被保留下来，而其性质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军事戍守单元蜕变为农村新兴工商业中心地。时人高承说：地要不成州而当津会者，则为军，以县兼军使；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或以官监之。①据《元丰九域志》载，到宋神宗元丰（１０７８１０８５）初年，开封等四京及诸路共有成建制的镇１８７１个。草市虽在唐五代时逐渐增多，但宋代以前，绝大部分草市仍只是邻近几个村落之间互通有无的交易点，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入宋以后，各种草市大量兴起，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并与镇市结合，构成了密集的市镇网络体系。据有关学者的不完全统计，有宋一代，至今尚能见于史载的市镇有３６００多个②，而实际数量显然还要多。宋室南渡后，市镇的发展呈现类型多样化和形态都市化的趋向，并在元代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整和完善。市镇的广泛兴起和发展，不仅使城市活动由州县政治中心深入广大农村腹地，促进了城乡市场的结合，引发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系列变革，而且开始了都市文明由州县城市体系向城乡结合的城镇体系的转变。明至清前期：传统城市的成熟和市镇的兴盛。从明代中后期起，州县城市又有进一步发展，其突出表现，一是工商业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加。到明中后叶，全国以工商业发达而著称的大中城市有５０多个，进入清代又增至１００个以上；二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社会关系的变化。早在宋元时期，随着城市形态的演变和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城市工商领域的雇佣关系就已显得较为活跃。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对元代前期杭州城的手工业作坊有过一番描述，称当时杭州城内有１２种主要的手工行业，每个行业都有成千个铺子，每个铺子雇用十个、十五个或二十五个工人工作，少数大的铺子能容纳四十个工人，他们由各自的老板支配，通过劳作获取工钱。①进入明清时期，在部分城市，这种雇佣关系获得进一步发展。如在苏州城，纺织、造纸、冶铁等行业劳动雇佣关系十分活跃，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工数量众多。以丝织业为例，城内大小作坊有数千家，每家雇佣工匠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提到，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苏州全城仅染工就有上千人。不过，总体而言，此时期城市的发展只是宋元时代形成的城市地域格局和个体形态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而且由于封建专制统治的日趋僵化，对城市的控制和压榨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加上居民贫富分化的加剧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引发了多种形式的市民抗税斗争和雇工反雇主斗争，使城市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大的阻碍。事实上，在经过长期的发展之后，到清代，传统城市的固有局限全面显露，已没有进一步跃升的空间，面临着又一个新的重大转折。与此同时，分布于广大农村的市镇由于以乡村经济为依托，所受的政治控制相对较为宽松，依然保持相当的活力，呈现出空前的兴盛。按照美国学者罗兹曼在《清代中国和德川时代日本的城市网》一书中的统计，到清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前后，全国各地居民不满２０００人的小市镇有２．８万个。根据另一位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统计，到清末光绪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城镇３．９万余个，其中除了约１５００个县城及县级以上的城市外，其他３．７万多个都是非行政中心的市镇。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市镇，人口繁多，工商业发达，商品经济活跃，专业分工系统和完整，实际上已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经济都市。如苏州府的盛泽、震泽、罗店和松江府的朱泾、法华等镇，鼎盛时居民都超过了万户；嘉兴府的丝业大镇濮院，行商麋集，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金②；松江府的棉业大镇朱泾，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③但市镇的发展同样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由于市镇商品经济是以小农生产和个体经营为基础的，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和飞跃的空间。一方面，个体家庭财力有限，生产规模小，适应能力低，极易受到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市场波动的影响，持续再生产能力低；另一方面，个体化经营限制了生产技术的革新和进步，使商品生产尤其不具有生产效率优势。事实上，小农家庭的商品生产往往是与传统农业生产结合在一起的，并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产业独立性。换言之，小农商品生产并没有与自然经济完全分离，更谈不上取代自然经济而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从本质上讲，不过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延伸和补充。通过有限的商品化生产和一定的市场活动，小农家庭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围内重新实现了自给自足。晚清至民国时期：城镇的曲折发展和近代转型。晚清以降，中国城镇发展逐渐走上曲折的近代化道路。就城市而言，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通商口岸相继崛起，率先实现由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的转型。尤其是上海，由原来的地区性城市一跃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近代贸易、工业和金融业中心及著名的综合性国际大都市。到１９３６年，其居民超过３００万人，对外贸易规模占了全国外贸总额的５０％以上。同时，近代工业的兴起，推动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工业城市的形成。如青岛、福州、九江、无锡、南通、宁波、温州等城市以近代加工工业为特色；长沙、安庆、济南、石家庄、宝鸡等城市纺织业发达；唐山、井陉、焦作、萍乡、抚顺、本溪、大冶、鞍山、阜新、淄博、枣庄等是典型的工矿业城市；杭州、苏州等则是轻工业城市。此外，近代交通的引进和发展，也促进了众多新型交通枢纽城市的兴起和部分传统城市的转型。如长江沿岸的南通、镇江、扬州、南京、芜湖、安庆、九江、黄石、鄂州、武汉、沙市、宜昌、万县、涪陵、重庆、泸州、宜宾等城市，成为不同规模的近代内河轮船航运中心；郑州、石家庄、蚌埠、株洲、徐州、南昌、衡阳、柳州、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成为铁路运输中心；宝鸡、双石铺、天水、广元、腾冲等城市，成为区域性公路交通中心；广州、大连、秦皇岛、青岛、宁波等港口城市，则以近代海洋航运为依托，对外贸易活跃。不过，城市的近代转型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一是地域上的不平衡性。传统城市的近代转型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广大内地的大部分城市实际上没有发生明显的变革，不少城市甚至走向衰落。二是产业结构上的畸形性。城市经济普遍呈现商业强、工业弱的特点，迟迟没有完成由商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变。据不完全统计，商业资本在城市工商业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汉口到１９２９年为７２．６％，南京和上海到１９３３年分别为６２．４％和６６．８％，北京到１９３５年更高达９３．４％①。三是转型的有限性。除了上海等少数城市，大部分城市的近代转型并未真正完成，而是呈现出传统与近代形态并存的二元结构。四是转型的被动性。近代城市的转型是在外力作用下展开的，许多城市带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如上海、天津等城市的租界和旧城区形成强烈反差，哈尔滨、青岛、广州、大连等更可以说是典型的殖民地城市。与城市一样，传统市镇的近代转型也是曲折而有限。在１９世纪中后期，随着商埠的开辟，外来工业品输入和对外产品输出呈快速增长之势，导致各地市镇的原有市场体系开始松动并走向解体，市镇经济陷入动荡之中。如苏州盛泽镇以出产丝绸著称，１９世纪末，该镇四乡２５里范围内有织机约８０００台，年产丝绸９０万匹。镇上绸商在上海建立分庄，称为申庄，专事与洋行交易②。上海县法华镇由棉织业转向桑蚕丝业，兴蚕桑之利，以济棉布之穷，鲜茧出售，动以数万计③。太仓州的棉业大镇黄渡在外来洋布的冲击下走向衰落，到清末，镇上已是布机之声阗然无闻④。进入２０世纪前期，随着近代工商业进一步向内地扩散，市镇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形态变革进一步展开。在部分市镇，近代的机器工业、金融业和服务业逐渐兴起，开始由传统乡村商贸中心向近代工商业城镇转变。如上海宝山县江湾镇先后有缫丝厂、染织厂、棉织厂等，民国初期较具规模的棉纺织工厂就有７家，有织机近７００台⑤。江苏吴江县震泽镇有多家机器缫丝厂，其中的震丰缫丝厂一度有丝车４６０台，雇佣工人１３００人⑥。然而，市镇的近代转型远没有完成。即便是在近代化进程相对领先的东部沿海地区，大多数市镇在逐渐形成近代工商业城镇部分特征的同时，各种传统因素仍大量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仍起着主导作用。事实上，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起，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动荡，农村经济的日趋萧条，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各地市镇普遍呈现出走向衰落之势，近代转型的进程也随之趋于停滞。四在中国城镇发展史上，江南地区无疑有特殊的地位。这不仅因为江南是我国最早产生城市的地区之一，更重要的是，江南的城镇发展水平长期走在全国各地前列，在呈现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同时，又有着鲜明的地域个性。江南城镇的发展过程，很大程度上展示了中国城镇演变的历史轨迹，体现了不同时期我国城镇发展的基本特点。江南地区城市的源起，也可以追溯到距今５０００４０００年的良渚文化时期。按照部分学者的观点，在良渚文化中晚期，应已形成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信仰和习俗，共同的经济基础，可能已进入部落王国时代，是原始的国家或形成中国家①。有学者进一步断定：良渚文化时的礼制和大型礼仪性建筑及城市都已产生。②尽管将良渚文化时代的中心聚落视为城市似模糊了原始古城与城市之间的内在差异，但良渚古城从某种意义上折射出古代城市文明的曙光。正是基于这种深厚的历史基础，春秋中期以降，随着吴、越两国的崛起，江南地区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开发热潮，经济和文化获得显著发展，以吴国都城姑苏和越国都城山阴为代表的城市由此产生。姑苏包括小城、大城和外郭三重，其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居民繁多，商业活跃，市场发达。为了加强市场管理，吴国政府还设置了专门负责市场活动管理的市吏。山阴分小城和大城两重，小城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③。两个城市均颇具规模。秦汉时期，虽然江南地区的社会开发一度相对低落，城市发展较为滞缓，但在大一统的体制下，仍初步确立起区域性的郡县城市体系，部分城市还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活跃。如在先秦姑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吴，被时人视为一大都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赞叹的口吻说：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六朝至唐五代，伴随持续大规模的地域社会开发，江南城市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一方面，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南朝刘宋时，仅环太湖及周边地区就分布着３０多个郡县城市；到五代十国时，在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地区，共设有１７个州，８９个县，由此全面确立起州县城市的区域分布格局；另一方面，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反映出区域城市体系的不断成长和完善。如果说，六朝时期以都城建康为中心的区域城市体系主要仍依靠政治向心力的组合，那么，唐五代以杭州和苏州为南北中心的地域城市体系，则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城市发展的内在自主性。正是在六朝以来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入宋以后，江南社会实现全面飞跃，不仅跻身全国城镇发达区域行列，而且引领了城镇形态演变的潮流。州县城市普遍突破了原有政治、军事性质所构成的限制，经济和社会功能显著增强。尤其是以杭州、苏州、建康为代表的城市，市场发达，商品流通活跃，形成了多类型、多层次的城市市场体系，市场活动不再只是满足城市自身的需要，更多地承担起地区内部和跨地区商品流通的职能；产业形式趋于多样化，经济结构日益完整，除了传统工商业外，服务业、文化业、娱乐业、旅游业、城郊经济作物种植业等也相当活跃，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市文化发达，市民文艺活跃，推动整个社会文化走向大众化、世俗化。这种发展形态的调整，标志着州县城市在继续充当不同等级政治中心的同时，开始向不同层次的、开放性的经济中心和社会中心转变。市镇在江南各地的兴起和发展同样十分引人注目。据不完全统计，到南宋中期，两浙１５个州（府、军）的市镇数量已在６５０处以上①。这众多的市镇虽最初都是以农村商业中心或贸易点的形式出现的，但其广泛兴起和发展的意义却并不只限于商业领域。密集的市镇网络，在推动农村市场快速发育和成长的同时，也引发农村教育、文化娱乐、宗教、生活方式、社会风气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明清时期，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城市依然保持着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但其发展的外来阻力和固有局限也越来越突出，由此引发不同规模和形式的市民反抗斗争。如明代后期，杭州市民先后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苛役和反宦官斗争；台州、绍兴、宁波市民与当地驻军联合开展反贪官斗争；嘉兴等城市发生了饥民抢粮风潮。与此同时，市镇的发展空前活跃，在全国的领先地位进一步凸显。更值得关注的，是市镇形态的跃升和多层次的扩张。就前者而言，主要表现为城市特征的日趋完备，空间规模的不断扩大，居民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市民社会组织的大量出现，街区和镇郊格局的普遍形成，产业结构的系统化和专业化特征的发展，这些都是市镇向经济都市跃升的反映。就后者而言，主要表现为空间上的扩张，类似城郊的市镇郊区的形成和扩大，使越来越多的周边乡村成为市镇的组成部分；经济上的扩张，以市镇为核心，包括周边乡村的商品经济圈的形成和扩展；社会活动上的扩张，市镇活动向周边乡村扩散，使许多乡村在文化、生活和社会风气等方面与市镇趋于一致。进入近现代，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近代因素的冲击，江南地区首当其冲。上海的快速崛起和发展既改变了江南城市既有的区域格局，导致城市发展区域重心的全面东移，更开创了一条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大都市飞跃的道路。同时，以上海为代表的江南沿海通商城市又是此时期中国城市在西方势力推动下被动地向近现代转变的典型，表现出鲜明的殖民色彩。同样，江南市镇的近代转型也是在外部因素的冲击下被动发生的，因而普遍呈现出经济上的半截子近代化和社会形态上的二元结构特征。江南地区浓缩了中国城镇发展的多种形态，反映了不同类型城镇发展的历史道路和特点。中国城镇的发展历来是统一性与多样化并存。一方面，长期的统一局面和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使我国各地的城镇在一些基本特征上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又使得城镇发展具有多种形态。江南地区的城市在经历了秦汉时期的缓慢起步后，从六朝时期起，便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到南宋时期，进一步展示了传统城市的多种发展类型。其中，杭州和绍兴是综合型大中城市的典型代表，它们既是重要的政治中心，又有着发达的工商业和都市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都十分突出。杭州（临安）作为都城，自然是南宋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全国最为繁华的工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建康是长江下游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城内驻有众多政府机构和大批军队，其工商业和市场商品流通也极为活跃。绍兴是浙东地区政治中心，城市经济十分活跃，城内外分布着不同形式的市场１０多处。苏州（平江）、镇江、湖州、嘉兴等是较为典型的工商业城市，由于工商业发达，经济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过了政治影响。庆元、温州等是著名的沿海港口城市，特别是庆元，成为南宋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风帆海舶，夷商越贾，利原?化，纷至睞来①；有司资回税之利，居民有贸易之饶②。严州、处州等则呈现传统政治城市的基本形态，它们的工商业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并没有真正成为所在地区的商业和市场活动中心。近代以降，江南城市仍延续了这种多样化的发展格局。如上海、宁波等反映了通商口岸城市的演变形态，苏州反映了江南内地传统城市的演变形态，绍兴、湖州等反映了沿海传统城市的演变形态，南京则反映了近现代都城的演变形态。发展形态的多样化在江南市镇中同样得到充分体现。从全国范围来看，传统市镇类型的分化始于南宋时期，主要表现为市镇经济逐渐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向和特色。就江南地区而言，具有代表性的有六种基本类型：一是环城市镇，主要分布于大中城市的郊区尤其是繁华都市的周边地带，如杭州城郊的江涨桥镇和浙江市、龙山市等，其特是经济结构相对完整，商业、服务业和手工业都比较发达，市场兴旺，商品交易活跃；二是农业市镇，主要分布于粮食生产或经济作物种植业、林业、渔业等农副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如嘉兴府华亭县的魏塘镇、平江府常熟县的直塘市和吴县的横金市、建康府溧水县的孔镇、温州永嘉县的白沙镇、庆元府奉化县的鲒镇等，它们以所在地区农副产业为基础，承担着相关产品外销和流通的职能；三是手工业市镇，主要是随着农村手工业发展及其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而兴起的，如嘉兴府的濮院市、湖州的南浔镇、常州宜兴县的丁蜀镇等，一般以一种或几种手工行业为特色，具有生产专业化的特点；四是商品转运市镇，主要分布于各地水陆交通沿线，如平江府的木渎镇、平望镇，常州的洛社镇、奔牛镇，镇江府的吕城镇，兼跨嘉兴、湖州的乌青镇，湖州的四安镇，绍兴府的西兴镇、渔浦镇、钱清镇、曹娥镇等，它们充当着各地货物转运和商品流通中心的角色；五是港口市镇，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区，如嘉兴府有澉浦镇、青龙镇、上海镇，台湾的章安镇等，它们是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而兴起的，海外贸易成为市镇经济的基础；六是消费型市镇，主要是由于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和消费性商业的发展而兴起的，如平江府常熟县的许浦镇和福山镇等，其消费性商业和服务业尤为活跃。到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总体上可分为手工业型、农林副业型、商品集散型、综合型等四大类，每一类市镇，基于经济专业化分工的类型分化更为精细和成熟。如在手工业市镇中，有丝织业市镇、棉织业市镇、盐业市镇、窑业市镇、冶铸造业市镇、文具制造业市镇、玩具制造业市镇、造船和刻书业市镇、铜锡器业和漆器业市镇、榨油业市镇、竹器编织业市镇等。在丝织业市镇中，又分为丝业市镇、织业市镇、染业市镇等。从不同类型城镇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无论是综合性的大都市还是一般中小城市，沿海港口城市还是内陆城市，政治型城市还是经济都市，繁华市镇还是小型集镇，几乎都可以在浙江地区找到典型的发展个案。如杭州从秦汉时期的小型县城，到隋唐时期的地区中心城市，再到宋以后的繁华大都市，完整展现了一个综合性大都市的成长、发展过程；上海由南宋时期兴起的海隅小镇，到元明时期的普通县城和清前期的地方中心城市，再到清末至民国的现代大都市，完整体现了传统城镇的产生、发展和近代转型与飞跃的基本历程；宁波由两汉时的海边小邑，到唐中后期的港口城市，再到宋以后的著名外贸口岸，完整展现了一个港口城市的形成、发展过程；南京的几度兴衰，完整体现了由传统到近代一个都城的曲折历程；湖州的南浔镇，由南宋前期的农村集市，到明清时期著名的丝业大镇，再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日趋衰落，反映了一个古镇的历史演进过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五中外学界有关江南城镇史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前期。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对不同时期江南城镇发展演变的讨论更是日趋活跃，成果迭出。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长时段研究。如〔日〕岸俊南编《中国江南的都城遗址》（京都同朋舍，１９８５年），陈国灿《中国古代江南城市化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浙江城镇发展史》（杭州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吴锡标、陈国灿《古代江南城镇发展与社会演变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２００５年），陈国灿、奚建华《浙江古代城镇史》（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龙登高《江南市场史》（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等。二是断代研究。具体涉及先秦、汉唐、宋元、明清、近代以降等几个时段。先秦时期，如曲英杰《长江古城址》（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张驰《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３年），方杰主编《越国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等。汉唐时期，如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９２年），卢海鸣《六朝都城》（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２年），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等。宋元时期，如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南宋城镇史》（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梁庚尧《南宋的市镇》（《汉学研究》第３卷第２期，１９８５年１２月），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等。明清时期，如〔美〕林达约翰逊主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刘天振《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商业出版与文化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３年），〔日〕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空间と社会形成の历史学》（日本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９９年），〔日〕森正夫《江南市镇研究历史学与地理学的结合》（日本名古屋大学出版会，１９９２年），安涛《中心与边缘：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社会转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冯贤亮《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１３６８１９１２）》（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１５５０１８５０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等。近代以降，如茅家琦等《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１８４０１９４９）》（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李学功《南浔现象晚清民国江南市镇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１８６０１９１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８２年），朱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等。三是个案研究。这方面，针对南京、杭州、苏州、上海等江南地区代表性重要城市的讨论较为活跃。有关南京的研究，有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通史》（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吕华清主编《南京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８９年），蒋赞初《南京史话》（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茅家琦主编《南京经济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１９９６年），郭黎安《六朝建康》（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２００２年），薛政超《五代金陵史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朱翧《金陵古迹图考》（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美〕牟复礼《明初南京城的变迁（１３５０１４００）》（台湾《明史研究专刊》第７辑，１９８４年），杨国庆《明代南京城墙》（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王云骏《民国南京城市社会管理》（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等。有关杭州的研究，有周峰主编《南北朝前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隋唐名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南宋京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元明清名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吴振华主编《杭州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全汉癉《南宋杭州的消费与外地商品之输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７本第１分，１９３６年），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西泠印社，１９８６年），何王芳《民国时期杭州城市社会生活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６年）等。有关苏州的研究，有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罗仑主编《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等。有关上海的研究，有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丁日初《上海近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１８４０１９４９）》（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１８４３１９１３）》（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等。总的看来，中外学界围绕江南城镇史的研究，呈现出五个特点：一是以宋代以降为主，宋代以前研究较为薄弱；二是市镇研究较为深入，城市研究相对不够系统；三是城市个案研究活跃，区域研究相对单薄；四是现象描述性研究较多，理论分析相对较少；五是重视历史学的考察与分析，多学科的综合分析有所忽视。正是基于学界研究的现状，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征求意见，我们决定合作撰写一部较为系统的《江南城镇通史》。考虑到江南城镇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和阶段特征，在统一思路的基础上，分为先秦秦汉、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代、清前期、晚清和民国７卷，由各卷承担者分别撰写，主编负责统一修改、调整和定稿。撰写工作历经数年的时间，现已基本完成。其间，曾多次举行小型研讨会，就撰写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彼此交流，共同讨论，并积极征求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以求能呈献一部高质量的通史。但囿于研究基础和水平，书中难免仍会存在不少缺憾和不足。若有未能臻于读者要求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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