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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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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但在实践中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性过强、社会成本较高等风险对个人、家庭、社会形成多层面的负面影响。本书通过对农民工流动过程中犯罪、子女辍学等社会成本的分析，提出和探讨了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与有序促进适度回流两个方向的发展路径，希望由此控制甚至终结农民工流动的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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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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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斌，男，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长期从事人口社会学、发展社会学领域的经验研究，具体包括农民工子女、农民工社会分化、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国城镇化路径等议题。在《社会学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人口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获得第十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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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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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文献综述
第三节 研究方法
第四节 样本概况
上 篇 终结的依据
第二章 过度打工农民工外出与回流现状结构分析
第一节 农民流出与回流的现状
第二节 提前外出：农民工外出年龄的过度低龄化
第三节 当回不回：有义务教育阶段子女的外出农民工
第四节 过度打工的理论思考
第三章 农民工流动方式与子女社会分化
基于对中国人口流动制度设计的检验与反思
第一节 问题及其理论资源
第二节 农民工子女社会分化的验证思路
第三节 农民工子女社会分化方向
第四节 分化的逻辑社会化过程变量的分析
第四章 留守经历与农二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第一节 农民工流动代价留守儿童的后遗症
第二节 留守经历的负面影响
第三节 留守经历对农二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路径
第五章 农民工再生性犯罪的社会逻辑
第一节 农民工犯罪问题的现状与理论回顾
第二节 农民工再生性犯罪的研究思路
第三节 法院的审判理念
第四节 监狱群体的交叉感染
第五节 社区矫正的制度排斥
中 篇 因回流而终结
第六章 谁在回流农民工回流的逻辑与结构
第一节 回流动机
第二节 回流主体特征
第三节 总体回流规模的推算
第四节 形成性指标与回流的发生比率Logistic回归分析
第五节 农民工回流率与新农村建设的结构性分析
第七章 回流与新农村家庭建设
第一节 回流农民工的家庭结构
第二节 横向家庭关系
第三节 纵向家庭关系
第四节 家庭观念主动回流生活型的写照
第八章 回流与农业生产
第一节 回流类型与经济要素概况
第二节 回流与小农经济
第三节 主动回流发展型农民工与规模农业种植
第四节 定向打工青年农民工非农化创业的可能与方向
第九章 回流与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第一节 回流农民工的素质与文明
第二节 村庄风尚与公共秩序
第三节 早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回流
第四节 农民工回流与离婚的增加
下 篇 因城镇化而终结
第十章 农民工流动的家庭化趋势研究
第一节 研究数据与统计技术
第二节 实证分析农民工子女的随迁率与样本分布
第三节 农民工子女随迁的影响因素
第四节 农民工子女随迁的总结与讨论
第十一章 寄宿与走读：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就地转移
第一节 城镇公办学校
第二节 城镇私立学校
第三节 农村私立学校
第四节 农村公办学校
第五节 农村义务教育的本地转移趋势
第十二章 就地还是异地：农民工购房城镇化的选择
第一节 数据、理论假设与统计技术
第二节 购房城镇化意愿分布
第三节 异地城镇化模型
第四节 就地城镇化模型
第五节 两种购房城镇化的综述
第十三章 农民工市民化与身份认同
第一节 移民身份认同农民工市民化的心理标志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家庭随迁类型
第三节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数据分析
第四节 总结与讨论
第十四章 农民工的终结
第一节 农民工过早打工的逻辑之反思
第二节 关于农二代的社会分化方向之反思
第三节 农民工再生性犯罪的总结与思考
第四节 关于农民工打工政策的讨论
第五节 城镇化与回流终结农民工体制的两个方向
参考文献
附录一 农民工调查问卷
附录二 村主任或村民小组长调查问卷
附录三 犯罪的农村青少年成长过程调查问卷
附录四 农村青少年成长过程调查问卷（高三毕业生和大学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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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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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经验驱动与三农研究的方法论
农民工的相关研究在中国乃至国外的社会科学家当中都已经相当多，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我们发现一个悖论：农民工的研究非常繁荣，但农民工相关的问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增加，比如，农民工流动与家庭婚姻领域相关的离婚率、留守儿童等衍生性问题，还有农民工流动导致媒体普遍关注的农二代犯罪高发、多发问题，诸如此类的社会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当然，这与客观的社会发展趋势、社会形势的复杂性有直接的因果关联，但学术界的研究是否提出和分析、预测了这些相关的问题呢？学术的相关研究成果是否已经深刻地解释了这些问题的产生逻辑与社会机制呢？可能答案并不是肯定的。答案不肯定的原因首先是与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有关。
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经验研究都要讲究方法，但目前学界对方法的重视往往集中在技术层面，对方法论的认知和讨论明显不足。对于不同研究方式和技术之间的比较与关联，在不少研究者的理解中是存在误解的，遗憾的是误解者本人认为不是误解，而是分歧，并且用这种分歧有意或无意地贬低不同方法的研究者。比如不少定性研究者批判定量的人有数据无思想 假数真算等。但反过来定性研究并不容乐观，当下的田野研究中几乎每篇论文都有一个新奇的理论框架，给人 个案满地跑，框架满天飞 的感觉，正如赵鼎新所形容的每天都有众多有时堪称怪异的研究项目和设想粉墨登场，在如此纷繁芜杂的学术混战中出奇制胜的诀窍是不断地推陈出新，推翻常规老论调，开创学术新边疆（赵鼎新，2006：3）。这一点在当今社会学的重镇可能表现得并不比中国更好，今日美国一般的社会学、政治学系，对学生们要求的是首先建立所谓理论或模式，然后才做经验研究，这种认识方法的结果之一是模式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十分庸俗（黄宗智，2013）。这表明社会学看似繁荣，其实与规范学科的差距还相当大的社会事实。笔者禁不住思考：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经验研究中的方法到底是有什么科班要求，其科学要素能否向社会学同人羡慕的经济学等更为成熟的学科看齐？
科学研究都是从问题意识开始，即意识到有问题才能着手研究工作。但问题意识往往始于对社会现象的困惑不解，这时模糊的问题意识就产生了，但此时的问题还只是一个大小、领域性的现象 表现。所以，问题意识的清晰化是一个从现象看出问题的过程，前者是混沌印象状态，后者是清晰的可叙状态。所谓可叙，是指通过文献的查阅、理性思考，借助已有研究的学术脉络，逐渐能够梳理出现象的一些特征、关键性因素或变量，并且试图从一定的视角加以解释。
问题意识形成的标志在于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出问题。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往往是从界定社会现象即研究对象开始的，社会学家的第一步工作应该是从界定他所研究的事物，以使自己和他人知道他在研究什么。这是一切论证和检验最不可缺少的首要条件（涂尔干，1995：50）。这一条件是否达到是可以检验的：可以通过一定的视角与方法，对所要研究的社会事实能够用具体的社会变量及其关系进行阐述、理解、说明，即形成命题性社会事实。如赵鼎新在研究国家的形成问题时，就把国家的形成这一抽象、模糊的社会现象具体化为七个命题（如中国虽历经更替，但相似的帝国政体得以延续；中国有世界几大文明中最为显著的强国家传统）；冯仕政在对南街村现象的研究中，则把模糊、抽象的南街村之谜这一问题具体为三个命题：南街村的经济增长效率如何，南街村的政治合法性是如何形成的，南街村的意识形态怎样发挥作用。
这种把抽象、模糊的领域或现象具体化为问题或命题（problem）的过程表明：任何一个社会现象，其问题包含的因素肯定是纵横交错的，但某一次或一项具体的研究只能抓住一条主线。如果是按照向度来分类，研究问题可分为结构性问题（横向为主线）与过程性问题（纵向为主线）。前者一般要采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后者一般要采用定性的田野调查方法。也许正是因为结构与过程两个向度的分野不清，导致很多人对定量与定性的关系持一种对立、互斥的看法。基于这种误解，有的人把方法批评变换成情感指责，甚至是人身攻击，这已经完全丧失科学的立场了。
从结构论的观点看，这里的社会事实应当确认为：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或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作社会事实。（涂尔干，1995：34）
根据涂尔干的说法，社会现象的结晶程度有高有低，结晶化程度高的社会现象就成为固定型的社会事实，比如国家法律、科层制组织形态等；结晶化程度低的社会现象就是未固定型的社会事实，如风俗文化、习惯伦理。但两种社会事实都具有超越个人表现的普遍性（普遍存在于社会各处）、独立于个人存在的外在性（固有存在）、对具体个人行动的制约性（给予个人以约束）的共同特征。
从建构论的观点看，社会事实应当是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到他人的行为，并且指向其过程的这种行动。以他人指向为出发点，韦伯强调指向的时空可以是过去（如复仇）、现在（如防卫）、将来（如预防），但如果指向事物性对象（如冥想、打雨伞）就不属于社会行动，无意的行为后果（如交通事故）也不是社会行动（韦伯，2005：3、3031）。由此，韦伯的社会行动概念与涂尔干的界定是相通的，即他人指向的意义理解应当满足普遍性（例如交通事故的证据应该让所有人都理解为意外，而不能换一些人就可以理解成有意为之，那样就是社会行动谋杀了）、外在性（行动发出之前的意念不算社会行动，行动一旦发出，便是一个社会存在，不是行动者可以消灭的，所以社会行动都有证据）、制约性（行动者都会考虑自己的行动发出对他人造成的影响）三要素。
因此，无论采用何种研究方式或技术，对社会事实的界定首先要考虑方法论层面的要求，无论是田野调查还是量化的调查问卷，在界定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层面都应该考虑研究问题的普遍性、外在性、制约性等社会性。社会性要求超越主观预断，所以，涂尔干提出研究者观察社会事实首先必须始终如一地摆脱一切预断（涂尔干，1995：51）。
研究能否摆脱预断的标志就是把研究者所要研究的领域、个案、疑问等阐述成具体的问题或中立性命题，而不是用个人的臆断来提出所谓的理论框架然后再去框定、选择甚至有意修剪事实材料。比如关于中国农村治理问题，有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论框架，刻意回避那些与主观预定不一致的材料（歌颂新农村的只看政绩、批判新农村建设的只看斗争），选择那些虽不普遍但符合研究者意图的事实。当然，如果研究者没有受过科班的专业学术训练，这种用理论去框现实的过程也可能是由于其研究能力造成的，但不管框架主义者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其造成的结果都是导致实践的本来面目被遮掩，只发现想发现，或者是应该发现准备发现的现象，并且会称之为田野调查、实践经验，但其实这种框架主义往往会违反事实与经验，甚至让人们无法了解真实的经验常态。如征地拆迁问题中，自焚的以命抗争现象虽然频见报端，但这仍然不是拆迁的常态，政府采用拆迁之外的力量进行变相强制建构的被自愿才是大多数拆迁进程的常态。而由于大多数研究者只关注新闻价值或受舆论导向的影响，有批评暴力强拆的意图之后才去研究拆迁问题，这种有意或无意甚至是情绪化的预断必然导致研究者对常态的视而不见。
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亟待超越盆景意识和框架裁剪主义。以田野与实证为基础的定性研究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1990年代之前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很多成就。目前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日新月异，此种田野研究的方法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主流仍然是以访谈为主，即通过观察与访谈获取资料，然后以定性的资料安排与分析来撰写研究论文。此类研究者在成功的人类学家当中大有人在，但在当前青年学者中，除了极少数的成功者之外，大多数遵循实地调查为基础的田野研究者常常处于两种困境：要么是在田野调查中看了白看，没有发现问题，当然也更写不出研究论文；要么是拿着自己读书时获得的理论框架像用剪刀裁剪盆景一样去裁剪经验材料。前一种困境是不进入状态，处于门外汉的境地；后一种状态就是框剪主义或叫盆景主义。处于前一种困境的青年学者或研究生会非常苦恼，往往由于毕业论文或工作科研任务的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入后一种困境中，结果就造成盆景主义的泛滥。
个案满地跑，框架满天飞是目前盆景主义泛滥的写照。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定性研究之所以受到追捧，似乎是由于定性研究介入比较容易，没有任何科学基础的人也可以直接参与田野调查，然后说自己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比如，农村研究者大多是从定性研究或者说是从田野调查开始的，遇到农村问题，似乎每个人都懂，都可以进行研究，好像没有任何研究条件的限制与约束。相比较而言，量化研究就需要先学会抽样、统计等专业技术，让大量的社会学或相关专业的人觉得太难了。其实不然，如果说量化研究以统计技术为必要条件，但具备这一必要条件的入门者往往可以进行中规中矩的规范化研究；而定性研究者则可能陷入前述的两种困境，不进入状态的门外汉和看了白看可归结为失败，不会有什么大的社会危害，但后者盆景主义方法论的盛行，其危害就不得不进行分析了。
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之所以会陷入盆景主义，原因众多，但最主要的因素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过于庞大、复杂，即人类命运的道路，确实会使一个概览其某一片断的人不能不惊讶无比（韦伯，2006：13）；另一方面是研究者的方法素养问题，比如有多少人在介入人类学研究之前，真正系统地学习了科班的人类学方法？前者是一个客观事实，它说明定性研究并不比定量研究容易，甚至更难。后者就是主观的态度问题了，所以韦伯奉劝那些惊讶者：最好将他那些个人的微不足道的意见隐藏不露，就像一个人在目睹汪洋大海或崇山峻岭时所做的那样。除非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有天赋将自己的意见用艺术或预言的形式表现出来。（韦伯，2006：13）这里的表现即使在个人主义者那里只是材料的组合而非建构：我们所做的只是对我们能够理解的个人行为类型进行界分，也就是提出并发展对它们类分简而言之，就是把我们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加以使用的材料做一有序的安排。（哈耶克，2003：102）笔者这里无法过多地涉及人类学培养过程和技术，但就方法论素养的应用来讲，定性研究最重要的是理解而非选择性建构。理解的含义是说，社会科学的研究不是对材料、经验冠以一般化的概念或框架，甚至是理论体系，而是要努力地去理解它们。
当然，辩证地来看，社会科学研究并不能完全回避理论概念的重要性与参照功能：从人们的思维方式来讲，现实是复杂的、多维的，也是纵横交错的，而概念可以让人们化约复杂、多维、交错的实践经验，这正如韦伯所提出的理想类型。有了理想类型的概念之化约，人们才能更好地描述、理解实践经验，也才能进行人与人之间的良好沟通，文化理解与理论传递也才成为可能。从哲学层面讲，人类思维活动本身就是对经验现实的抽象，抽象自然离不开概念。所以，我们要反对的倒不是一般性的以概念来理解性思考问题（也仅仅限于用来理解性思考），而是要反对随意提出描述性和分析性的概念来作为分析的工具。
好的学术研究是从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研究者的理论出发。违反这一点即从研究者提出的理论出发往往会导致框架裁剪主义的盆景成果，这好比是裁剪盆景的人首先有了一个盆景意识或想象，把树木、花草裁剪成盆景，而树木或花草的本来面目是未知的。
框架裁剪主义的盆景手法是形成三农研究纷繁芜杂面貌的根本原因。尤其是盆景的主刀者，陷入框剪主义而不自知，把研究异类于树木的本来面貌标称为研究创新，但其实是裁剪、歪曲了事实。基于此，盆景主义应当首先在方法认识上得到纠正：理解不是用框架或概念去框剪经验事实，也不是给予经验材料一般化的标题（标签），而是用逻辑去理解经验。理论只是引导方向，理解产生知识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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