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5年算起,我国高校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已经开展了20多年,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将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方略,既指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也对文化素质教育做出了宏观的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为更好地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由此,在新时代拓展和深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应强化其实践导向。一方面将文化素质教育融入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实践,转化为他们的生存活动和生命体验,提高他们的文化品位;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大学生主动投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和文化建设,在服务社会和报效祖国的过程中展示人生价值,在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提升思想境界。我们应当从这样的高度明确新时代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功能定位和目标体系,探讨更加科学的价值取向和实施途径,促进当代大学生更加全面健康地发展。
一、明确文化素质教育的功能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通过大学扩招和合校,不仅让更多的适龄青年能够走进大学,也让大学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的强劲动力与必要空间,让大学有可能回归大学本性,塑造大学精神,取得了革命性的跨越式发展。但是来自多方面的对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不太满意,少表明我们教育者包括教育管理者的初衷与社会各界对我们的要求与期盼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在当前大学对于教育的担忧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便是大学生文化素养甚至基本素养的缺失。这当然并不只是大学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教育体系宏观定位和内部协调分工的问题。有人甚至这样描述过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从整个高中、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教育错位问题:幼儿园急着教小学的课,小学急着教初中的课,初中急着教高中的课,高中急着教大学的课,而到了大学却发现还有一些基本的教育缺失,于是不得不去补在幼儿园就应当教的东西,要教大学生们做人行事、接人待物,教他们以基本的礼貌用语和行为规范,要对大学生进行基础性的人性、人格、人品培养。这就是人的基本素养与基本品格教育。文化素质教育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要求努力提高校园文化建设水平,引导高校凝练和培育大学精神;鼓励师生员工特别是青年学生参与基层文化建设和群众文化活动。从本文讨论的话题来看,就是要对文化素质教育做一个恰当的功能定位。这里有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文化素质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定位。文化素质教育应纳入全面素质教育的视野来加以考察。全面素质教育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文化素质教育只是全面素质教育体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1994 年起,时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杨叔子院士和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倡导文化素质教育。当时有很明确的针对性,就是由于高考文理分科所带来的理工科学生的知识结构局限和培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由此以来,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经历了从三注注重素质教育,注视创新能力培养,注意个性发展和三个提高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大学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与格调到三个结合文化素质教育与提高教师素养相结合,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与科学教育相结合的过程。当前,文化素质教育面对诸多挑战,需要我们的积极谋划与创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和重要内容,既指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也对文化素质教育做出了宏观的战略定位。我们应当在这样的双重意义和二维高度上来思考文化素质教育。
第二个层面,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在高校课程体系中的定位。课程是教育教学的基本形式。文化素质教育只有纳入规范化的课程教育体系才有可靠的载体,才能得到具体的实现。多年来,我国高校普遍开设了文化素质教育课,有的学校还推出了一批精品课程,对拓展大学生的学术视野和知识体系、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现在看来,要把文化素质课真正开好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一是拓展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覆盖面,将更多的学科内容开设为素质教育的课程;二是扩展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内涵,使之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三是提升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质量,使之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魅力;四是增加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数量,使更多的大学生能够有机会选修该类课程,受到文化的熏陶与洗礼;五是把文化素质的精神与价值灌注到各种专业课程之中,使之都能提升文化品格,发挥文化素质教育的功能,等等。
第三个层面,文化素质教育在大学生成人成才中的地位。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过程,在人的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实践性文化素质教育在大学生全面素质培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根本的功能在于帮助大学生更早更好地走进社会和参与社会实践,促进大学生在实践中增强其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提升其文化品格,促进其全面发展。
二、构建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体系
我国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自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素质教育何去何从则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体系。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党中央提出两个核心问题办什么样的大学和怎样办好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育好人。按照这样的思路,这里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搞什么样的文化素质教育,怎样更好地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或者我们也可以把问题转化为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目标何在,如何实现它的核心目标,这就是在多元价值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履行立德树人的神圣使命。由此,构建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体系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尽快从涉及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些概念争论中超脱出来。近年来,围绕文化素质教育的概念界定和内涵存在着一些争论,需要我们加以正视。从教育部的官方文件来看,使用的是文化素质教育概念,并将其看作素质教育的内在组成部分。我国绝大部分高校也都是使用的这个概念,在文化素质教育的旗帜下开展相应的活动。近年来也有学校把类似的活动叫作通识教育,与国外所说的General Education相比照;有的则叫作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来源于国外一些高校的Liberal Education或Liberal Arts Education;国外还有高校将其称为全人教育,即英文的WholePerson Education。有的高校既讲文化素质教育,又讲通识教育,也用博雅教育,想把多方面的内容都容纳进去。也有的学者不赞成诸多提法并存,认为它们是与文化素质教育有区别甚至对立的,主张用文化素质教育来加以统一或统摄。笔者认为,这种争论,一方面反映了素质教育尤其文化素质教育可能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多样形态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力图从不同的侧面来开展活动,强化其不同的侧面。从总体来看,这些概念方面的讨论如果能够形成共识,对于澄清问题无疑是有好处的,但如果一时无法达成共识也不要紧,因为关键和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名目,而在于实质,在于我们的总体教育理念和实施方略。不管以什么名目来展开,只要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塑造,有利于大学生的自由全面健康发展,有利于培养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就应当允许和鼓励。
第二,文化素质指导委员会和相关单位应当拓展自己的工作边界。就拓展文化素质教育的工作边界而言,过去我们关心得比较多的是人文知识的拓展,希望能够开设更多的选修课,后来发展到了大学生综合能力培养,设计了多种形式的活动,现在又提升到了高端素养的培育和养成,这就需要更加丰富多样的载体和手段。就文化素质教育深化和发展的方向而言,则需要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创新的思路、更加开拓的精神,着眼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我们主张强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导向,这里的实践包含大学生本身的学习生活实践和中国社会的生产与发展实践。我们一方面应当努力将文化素质教育融入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实践,转化为他们的生存活动和生命体验,增强大学生校园生命活动的实践特性和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应当积极引导大学生主动投身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在服务社会和报效人民的过程中展示人生价值、提升思想境界。这就给文化素质教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更大的活动与发展空间。如果我国各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和相关机构都能把工作边界再拓展一点,工作思路再细致一点,活动内容再丰富一点,那么我们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就会在整体上有更大的拓展,拓展的目标就是促进大学生的全面的高素质的培养。
第三,关注文化素质教育的三种内涵或者三个层面。文化素质教育包含着三个基本的层面:一是知识层面;二是能力层面;三是境界层面。我们过去对前两个层面更为关注,也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在知识层面,我们强调人文与科学并重,要求理工科学生加强人文知识和修养,人文社科的学生要加强科学精神教育,实际上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既有科学素养又有人文素养。现实情况是学理工科的学生不一定都有很好的科学素养,而学人文的也不一定必然有很好的人文素养,我们需要一种整体性的教育。在能力层面,我们强调感性与理性能力、动脑与动手能力、批判与建构能力、服务与创新能力等的统一。今天我们更看重的是第三个层面:境界层面。当代大学生缺失的是思想境界,而境界提升实际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冯友兰先生认为人生有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人的境界提升是一个从自然到功利到道德到天地的过程。马克思的墓志铭上写的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向哪个方向去改变?自然是向理想的方向,而理想则在人的心中,这个理想的生成需要在人的全部生命体验中去感悟。
从当前大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一方面要强调提升境界,另一方面要敢于和善于去面对消沉、面对堕落、面对沉沦。过去我们的文化素质教育往往关注人性和人心的高端方面,这是应当继承、保持和发扬的。而同样应当引起关注的,恰恰还有低端的东西。如果人生没有一个高的境界,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大学生活是没有目标的,甚至会出现消沉与堕落。所以,我们不仅要问一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还应该问一下钢铁是怎样锈蚀的?从人性的基础性假说来看,西方文化是原罪说和性恶论,中国文化是性善说。不管是性善性恶,在现实社会中,不管由善变恶,还是由恶变善,关键在于自我意识和自我规范,才有可能在行动中获得自由。
大学生们追求自由,但对自由也有很多的误解。例如,不少人把自由简单地理解为随心所欲。其实真正的自由不仅仅是随心所欲,首先是在认识和超越限定。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爵士把自由分为两种:一种叫作积极自由,即自由地做想做的事情Freedom to do what you want to do;另一种叫作消极自由,即超越限定的自由Freedom from the limitation。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限定中,只有把握和消除了限定,才有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实现积极自由。每一个大学生都生活在受到各种限定的环境中,从他们进大学那一天起,就要遵守校规,要去学习,要去上课,要做作业,要做实验,完成论文等。这些限定已经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了,他们如何去实现自由,达到真正的自由?如果对于自由理解得不正确,他们所追求的自由就可能变成没有前提的随心所欲,成为一种放纵,成为一种无政府主义。
三、探讨文化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
文化素质教育目标的达成需要有科学有效的路径支撑。多年来,我国高校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很多好的做法,应当继续保持和发扬。但新时代文化素质教育面对全新的大学生群体,有更高的要求,要使其更加行之有效,还需要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情况做具体分析,尤其是从实践导向的高度回答一些有关教育途径的基础性问题。这里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