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经济实力是构成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性要素，是综合国力中重要的变量之一。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正处于新一轮调整变革期，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自多哈回合后谈判停滞不前，以区域经济合作为基础创建的多边贸易投资规则呈现出超越现有WTO规则的新趋势。在亚太地区，区域贸易协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动力。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亚太地区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对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提出挑战。美国是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运用经济手段成为其调整对外战略和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途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初由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4个亚太地区国家发起建立。2009年奥巴马就任总统伊始，宣布美国正式加入TPP谈判，欲以此为蓝本构建一个具有“高质量和约束力”的亚太经济机制。随着美国加入并主导谈判，TPP进入迅速发展壮大期，先后吸引了秘鲁、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越南、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7个国家参与谈判。TPP追求“广覆盖”“宽领域”“高标准”等代表西方自由贸易理念和经济利益诉求的贸易投资新规则，该协定内容不仅包括商品贸易、服务贸易等传统FTA条款，而且包括知识产权、劳工、环境、国有企业、政府采购等传统FTA尚未涉及或较少涉及的条款。对美国而言，参与并主导TPP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在经济层面，TPP是美国全面介入亚太地区经济整合、维护全球领导地位的保护伞。在战略层面，TPP是美国顺利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全球经贸规则巩固霸主地位的支撑点。在美国的大力推进下，TPP的影响力呈阶梯状上升，将成为亚太地区覆盖领域广、自由化程度的自由贸易协定，部分规则甚至可能逐步上升为国际通行规则。美国力推TPP给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压力和挑战，也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实施国内深化改革的外部动力。TPP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支点，从奥巴马政府积极加入并主导，到特朗普宣布正式退出，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笔者认为，美国对TPP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由人进行的，决策层的认知至关重要。决策层在其既有的政治理念基础上，如何根据决策时自身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变化，通过对关键因素的认识和判断，终做出政策选择，是本书研究的主体。美国对TPP的认知决定了TPP是否作为亚太经济战略手段继续存在。从奥巴马到特朗普，两届政府对TPP的认知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研究认知的逻辑可以从微观上认清美国对TPP认知变化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对美政策。但现在研究较少从美国的视角出发对美国TPP政策变化的原因和影响分析，从认知视角分析美国对TPP政策变化的研究重视不够。迄今为止，国内对美国对TPP认知的发展演变过程缺乏系统的研究，更较少对这一过程背后的逻辑进行深入思考。广义上来说，“认知”属于非物质层面的观念范畴概念。观念是对外政策分析框架中的一个独立变量。 王辉：《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对华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美国国内政治观念、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都深深扎根于美国精英的精神世界中。观念并不能直接决定国家的政策与行为，但观念能影响对国际环境的认知，调整对外政策方向。从狭义来说，TPP在美国由盛而衰，认知的过程基于客观事实而又难以超越非理性的范畴，因此分析影响美国对TPP认知变化的因素就显得极为重要。那么，美国对TPP的认知是如何形成的？认知变化受哪些因素影响？认知变化的逻辑是什么？本书将围绕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对TPP的认知及政策选择展开，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影响美国对TPP认知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这些认知形成与变化的基本逻辑是什么；认知变化将使政策做出怎样的调整；中国应如何应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动态研究不仅是国内外学者重点关注的领域，也是处理好国际政治关系的基础和前提。美国TPP政策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经历了颠覆性的变化，对认知因素的研究是掌握美国对TPP政策变化的关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通过对TPP的案例分析，可以认识当前中美关系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将中国定位为主要竞争对手。其次，通过对TPP分析，有利于我们认清当前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特点，即逆全球化现象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后，有利于中国把握中美关系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根据形势变化妥善制定应对措施，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二、研究现状与文献回顾综合来看，国内外关于TPP的主要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美国加入TPP的动因研究关于美国加入TPP谈判的动因，国内外学者所持观点较为一致。在WTO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的背景下，TPP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布局的重要手段，旨在亚太地区建立新一代高质量、高标准和约束力的自由贸易协定，重塑全球贸易规则，拉动成员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陆建人认为，美国加入TPP有四个原因：一是塑造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新样板”；二是将TPP树立为美国区域贸易协定的新模式；三是抗衡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四是将TPP作为通往FTAAP的桥梁。 陆建人：“美国加入TPP的动因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1年第1期，第47—49页。李向阳认为，美国加入并力推TPP的主要动机可归纳为：，分享亚洲高速增长的收益；第二，为奥巴马政府出口翻番战略创造条件；第三，重构资源版图与信用体系；第四，防止把美国排除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之外。 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重大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第18、19页。曲凤杰认为，美国加入TPP的战略意图主要为：，直接参与并主导亚太地区贸易合作机制；第二，积极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第三，制衡中国在东亚地区逐步增强的影响力。 曲凤杰、朱梦曳、牛桐：“美国加入TPP的动因、挑战和影响：从美国视角分析”，《国际贸易》2012年第9期，第31，32页。万璐认为，美国积极推进TPP动因有三点：一是实现FTAAP战略的重要途径；二是经济复兴的动力；三是分享亚洲市场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与机会。 万璐、程宝栋、李俊：《美国TPP战略的经济效应及我国亚太地区FTA策略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20—22页。卢秀清将美国加入TPP的动因归纳为：一是欲借亚太繁荣的经济挽救美国经济；二是欲对国际贸易格局重新洗牌，维护美国霸权；三是拆散APEC，削弱中国影响力；四是实现市场扩张，分享东亚经济繁荣成果；五是遏制中国经济崛起。 卢秀清：“美国加入TPP的动因分析及中国的策略选择”，《理论月刊》2013年第11期，第137页。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乔舒亚·梅尔泽（ PMeltzer）认为，TPP为亚太地区建立贸易和投资规则，深化美国与亚洲的经济一体化。 PMeltzer，“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for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brookingsedu/testimonies/the-significance-of-the-trans-pacific-partnership-for-the-united-states/(上网时间：2017年12月20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杰弗瑞·肖特（Jeffrey JSchott）认为，TPP将保障美国的战略和安全地位，在经济上与中国争夺话语权，增强成员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共识，推行美国价值观。 Jeffrey JSchott， CFred Bergsten，” Submission to the USTR in Support of a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Paper submit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o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https://piiecom/commentary/speeches-papers/submission-ustr-support-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上网时间：2017年12月20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加利·克莱德·霍夫鲍尔（Gary Clyde Hufbauer）认为，TPP体现了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TPP会成为其第二任期内政治遗产的核心。 Gary Clyde Hufbauer， Gathleen Cimino- Isaacs，“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Op-ed published by the PBS NewsHour， https://piiecom/commentary/op-eds/what-you-need-know-about-trans-pacific-partnership（上网时间：2017年12月21日）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威廉·克里斯特（William Krist）认为，TPP对美国的商业政策和外交政策十分重要，有助于塑造未来国际贸易治理规则。 William Krist，“Why We Need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nd How to Get It Right”，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15/05/why-we-need-the-trans-pacific-partnership-and-how-to-get-it-right/（上网时间：2017年12月22日）美国里彭社会研究员菲尔·英格里希（Phil English）认为，TPP是美国外交政策从根本上实现“亚太再平衡”的重要元素，有利于美国经济重要领域获益。 Phil English，“TPP: An Opportunity for American Leadership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Ripon Form， 2012根据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美国加入TPP是为了维持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助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推广美式价值观。（二）TPP的亚太地区经济效应研究国内外学者对TPP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作用持不同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TPP与APEC的功能有交织重叠的部分，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发挥所有功能，将抑制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刘晨阳认为TPP的发展壮大将给APEC带来新的挑战：首先，TPP将削弱APEC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的引领地位。其次，TPP将在APEC成员中引发强大竞争性自由化效应。 刘晨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发展及其影响的政治经济分析”，《亚太经济》2010年第5期，第13页。杨励和张钰莹认为，美国主导下的TPP必然冲击现有的东亚一体化体系和发展模式。 杨励、张钰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发展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对策分析”，《经济研究导刊》2015年第2期，第128页。李景和咎春燕认为，随着TPP的扩大和发展，会使亚太地区的贸易规模和规则重新建立起来，并且促使贸易向背离中国的方向发展，这对于RCEP和APEC都有很大的警示作用，完全具有期待的功能和趋势。李景、咎春燕：“TPP变数”，凤凰财经，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01029/2793074shtml。(上网时间：2017年12月30日)另一种观点是，TPP为区域经济合作提出更高标准，将激励亚太区域合作机制向前发展。邹明榕认为，FTAAP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但是TPP的出现为区域合作增添了新的因素，激励了亚太区域合作继续向前迈步。 邹明榕：“TPP激励亚太区域合作机制向前发展”，转引自唐国强编著：《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陆建人认为，TPP加速了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并提高了其起点，影响是正面的。 陆建人：“TPP对中国亚太区域合作战略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转引自唐国强编著：《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150页。戴仁荣认为，TPP规则很有可能会成为未来亚太地区国家区域合作的新模板，中国应积极主动采取相应对策。换个角度而言，这未尝不是中国调整“走出去”战略和促进国内改革的一次契机。 戴仁荣：“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中国‘走出去’战略”，《中国流通经济》2014年第4期，第99页。关秀丽认为，TPP对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产生了阻碍和促进的双重影响。TPP的强大压力刺激了中国和东盟推进东亚一体化的决心。 关秀丽：“TPP对亚太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及中国战略策略应对”，转引自吴涧生、曲凤杰等著：《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趋势影响及战略对策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页。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乔舒亚·梅尔泽认为，加入TPP后，成员国每年的收入增长估计超过1100亿美元。但TPP可能会给亚洲部分地区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中国，因为TPP的实施成功，其每年的收入预计将减少约350亿美元。 PMeltzer，“From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o a Free Trade Agreement of the Asia-Pacific?”，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uture-development/2015/05/05/from-the-trans-pacific-partnership-to-a-free-trade-agreement-of-the-asia-pacific/（上网时间：2017年12月29日）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艾伦·奥克斯利（Alan Oxley）认为，从简单的层面来看，TPP是占世界贸易量40%的亚太经济体之间制定自由贸易协定的保护伞。从更高的层面来看，TPP正在为占世界贸易量60%的所有APEC成员方在未来制定自由贸易协定奠定基石。 Alan Oxley，“The TPP: Opening the Door to a Bigger APEC Free Trade Agreement”， http://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the-tpp-opening-the-door-to-a-bigger-apec-free-trade-agreement/(上网时间：2017年12月28日)（三）TPP的发展困境研究国内外对美国退出TPP的原因分析主要集中在TPP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因素及特朗普的理论逻辑等方面。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美国退出TPP将严重影响TPP的发展和预期目标的达成。关于美国退出TPP的原因，张田园认为，TPP过于强调国际政治动机，对美国自身经济利益关注不够，不利于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倡导的制造业回归，也不利于提高就业率。 张田园：“美国退出TPP对亚太经济合作与一体化的影响”，《国际研究参考》2017年第6期，第10页。蒋镇远、宾建成认为，TPP与特朗普经济理论逻辑冲突，美国不同种族、社会阶级在利益分配上存在的尖锐矛盾是根本原因。 蒋镇远、宾建成：“美国退出TPP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特区经济》2017年第3期，第8页。邢瑞利认为，特朗普的退出举动并非孤立现象，与美国历史上一贯的单边主义倾向和“美国例外论”传统密切相关，但也体现出抨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反对美国过度战略扩张、排斥多边贸易协定以及推卸全球治理责任等有别于二战后美国历届总统的发展变化。深层次源于美国对既有国际制度认知的重大转变，根本上是为了迎合美国内选举政治和民意变化的需要，还与其本人的外交理念和执政风格密不可分。 邢瑞利：“特朗普政府的退出主义外交探析”，《和平与发展》2019年第4期，第18、19页。赵梦雪、詹花秀认为，TPP虽然有助于构建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世界贸易规则，但无法给美国带来即时利益。TPP的高门槛将阻碍美国设想中的主导全球贸易格局的目标。 赵梦雪、詹花秀：“美国退出TPP对经济全球化可能产生的影响”，《湖南行政学院学报（双月刊）》2017年第2期，第72页。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乔希·比文斯（Josh Bivens）认为，TPP的保护措施是为了维护美国企业的利益，而不利于美国中产阶级。 Josh Bivens，“No， the TPP Won’t Be Good for the Middle Class”， http://wwwepiorg/blog/no-the-tpp-wont-be-good-for-the-middle-class/（上网时间：2017年12月25日）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认为，TPP将牺牲美国经济，削弱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和保卫美国及盟国的能力。 Peter Navarro，“TPP Accord to Be Decided by Trumps Administration”， http://wwwtherakyatpostcom/world/2016/11/10/tpp-accord-to-be-decided-by-trumps-administration/（上网时间：2017年12月26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彼得·佩特里（Peter Petri）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员迈克尔·普卢默（Michael Plummer）认为，短期来看，TPP对就业率的影响并不明显；但长期来看，随着TPP协议的落实和制造业的转移，产业工人将面临失业风险。 Peter Petri， Michael Plummer，“Economics of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Distributional impact”， https://piiecom/commentary/op-eds/economics-trans-pacific-partnership-distributional-impact（上网时间：2017年12月25日）除美国因素外，TPP的阻碍因素还源于各成员国内部分歧。吴涧生认为不利于TPP推进的因素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参与谈判成员国数量与谈判难度成正比；二是部分敏感问题将对谈判进程构成制约；三是各成员国国内利益集团可能对谈判进程形成阻力。 吴涧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趋势、影响及战略对策研究”，转引自吴涧生、曲凤杰等著：《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趋势影响及战略对策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2页。薛荣久和杨凤鸣认为TPP谈判的主要障碍有：一是谈判方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对外开放水平差距很大。二是TPP的规则和谈判方之间错综复杂的FTA中的规则之间的协调方式没有达成一致；三是美国对TPP的厚望遭到一些成员的抵制。 薛荣久、杨凤鸣：“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特点、困境与结局”，《国际贸易》2013年第5期，第51，52页。在美国退出TPP的影响方面，撒莉、吕新元认为，美国退出TPP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包括：一是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抬头，易引发大国之间贸易战；二是既有的全球价值链受影响，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受到冲击；三是放弃亚太地区贸易规则制定权，增加中国对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权的机会。 撒莉、吕新元：“美国退出TPP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策略”，《中国物价》2017年第9期，第12页。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米雷娅·索利斯（Mireya Solis）认为，TPP谈判的失败将为美国的领导作用、战略地区关键伙伴关系的深化、新兴经济体市场改革的促进以及美国未来的贸易议程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Mireya Solis，“ The Geopolitical Importance of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t Stake， a Liberal Economic Order”，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5/03/13/the-geopolitical-importance-of-the-trans-pacific-partnership-at-stake-a-liberal-economic-order/（上网时间：2017年12月26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杰弗瑞·肖特认为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新协议下，美国不仅放弃了这些收益，还将损失20亿美元的收入，美国企业将在TPP市场处于不利地位。 Jeffrey JSchott，“TPP Redux：Why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Biggest Loser”， PIIE， January 23， 2018， https://piiecom/blogs/trade-investment-policy-watch/tpp-redux-why-united-states-biggest-loser（上网时间：2017年12月26日）（四）特朗普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特朗普政府退出TPP后，对外经济政策转向“美国优先”的单边政策。宋国友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国际经济政策重点体现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推行弱势美元、施压国际多边经济组织以及滥用经济制裁措施等。这严重破坏了自由市场的分工和资源配置原则，导致国家间经济竞争陷入安全化陷阱，动摇了冷战后形成的全球经济多边治理机制。 宋国友、张渝国：“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回顾及其制度影响”，《当代世界》2020年第12期，第38页。王玉主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致力于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经济单边主义，既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国际收益分配格局的不满和对中美相对实力对比变化趋势的深层忧虑，也展现了其摆脱国内政治经济困境和推行国家安全战略的途径；既是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安全化”的一种表现，也是特朗普政府探索应对中国崛起的尝试。 王玉主、蒋芳菲：“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4期，第110页。李杨认为，美国政府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理念和特征，这同美国当前政党政治的需要和变化密切相关。两党之间为争夺对政府或国会的控制权的博弈贯穿于公共政策的整个决策过程，贸易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更是双方争相使用的重要工具。 李杨、孙俊成：“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基于政党政治的研究视角”，《美国研究》2019年第3期，第43页。 罗振兴认为，特朗普执政以来，对华贸易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向，转向了以权力为基础的双边博弈体系。其运用“安全化”过程，将的经济主张转化为国家安全问题，并在政府内部达成程度的共识，意味着中美经贸摩擦将呈现出常态化、复杂化和长期化的特点，短期内很难实现其公平、对等和平衡的双边贸易关系。 罗振兴：“特朗普政府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重构——基于经济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视角的考察”，《美国研究》2019年第5期，第76页。翟东升认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真实动机并非解决贸易赤字问题而是应对财政赤字困局。特朗普推动实施的大规模减税方案扩大了美国联邦财政的赤字规模，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任后实施的鹰派加息政策，导致联邦政府利息支出大幅上升，进一步恶化了特朗普政府财政状况。特朗普不得不以贸易赤字为借口，向主要贸易伙伴提高进口关税，以此复活此前已经被否定的“边境调节税”。 翟东升：“以贸易赤字之名解财政赤字之困——解析特朗普贸易战动机”，《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5期，第34页。（五）CPTPP相关研究CPTPP继承了TPP的主体内容，2018年由11个成员国签署正式生效。CPTPP与TPP相比发生了变化，孙秀娟认为，在协议内容上，CPTPP基本沿用了TPP中原本的协定结构与承诺，保留其中95%的部分，暂停条款有十一项都是知识产权方面的部分。CPTPP的市场份额有所降低，对全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力也开始下降。 孙秀娟、吴一鸣：“CPTPP的规则、影响及中国对策：基于和TPP对比的分析”，《法治与社会》2020年第7期，第1页。目前CPTPP与RCEP是亚太地区受瞩目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国内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渐渐成为热点。余淼杰和蒋海威认为，RCEP条款内容更注重于货物贸易相关的活动，而CPTPP更侧重于服务贸易相关的规则。两者的主要差异表现在贸易规则适用性、关税水平、市场准入、涵盖领域、服务行业开放五个方面。 余淼杰、蒋海威：“从RCEP到CPTPP：差异、挑战及对策”，《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2期，第129页。目前CPTPP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方面，张宇认为，大国缺位所带来的主导力量欠缺和内部产业链闭环能力的不足，以及经贸活动惯性导致的区域割裂等是目前CPTPP面临的主要挑战。 张宇：“CPTPP的成效、前景与中国的对策”，《国际贸易》2020年第5期，第52页。张司晨认为，新冠疫情的蔓延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挑战，助长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多边贸易协定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受到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同时美国为未来亚太区域经贸合作增添了不确定性。 张司晨：“新形势下CPTPP的影响、前景以及中国的选择”，《东北亚经济研究》2021年第4期，第79页。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加入CPTPP可能性进行了分析，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加里·胡夫鲍尔（Gary Clyde Hufbauer）曾指出，中国参与美国涉及的TPP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TPP的要求与中国现行的做法相抵触，中国将不得不接受前所未有的国内改革，以符合有关国有企业、数据流和本地化限制、劳工义务和补贴的标准。 Gary Clyde Hufbauer， Jeffrey JShott and Zhiyao (Lucy) Lu，“China and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In or out?”，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china-and-trans-pacific-partnership-or-out（上网时间：2019年12月10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彼得·佩特里和迈克尔·普卢默将国有企业、知识产权、投资规则、电子商务、劳工权利以及市场准入判定作为中国加入的主要难点。 Peter APetri and Michael GPlummer“China Should Join the New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Peterson Insi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 19-1https://piiecom/publicaitons/policybriefs/china-should-join-new-trans-pacific-partnership（上网时间2020年1月11日）苏庆义对CPTPP规则的接受难度进行了细致分类，将以货物的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为代表的四项条款归为接受难度较大系列，而电子商务（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和劳工（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被划为不能接受系列。 苏庆义：“中国是否应该加入CPTPP？”，《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4期，第120页。常静分析指出，环保、劳工、知识产权等条款中国暂时不能完全达到要求，但与中国改革方向是一致的，不会成为中国加入的障碍。常静：“中国加入CPTPP的可行性及策略路径”，《对外经贸实务》2021年第3期，第29页。刘洪钟认为，由于在国有企业、劳工权益、信息与数据的跨境自由流动等方面差异太大，短期内尚难找到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处理办法。从日本政府对中国加入CPTPP可能性的表态就可看出，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此外，美国也会极力阻挠中国在其之前加入CPTPP。 刘洪钟：“拜登政府执政后中美围绕RCEP与TPP/CPTPP的互动前景”，《国际展望》2021年第2期，第22页。三、基本概念的界定本书重点分析美国对TPP的认知及政策选择，结合这一行文思路，笔者对以下几个基本概念做出界定，以强调在本书中的适用范围。（一）“认知”的概念认知是来自心理学的概念，是指通过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心理活动来获取知识的过程，即个体思维进行信息处理的心理过程。 Alan Bullock and Oliver Stallybrass， The Harper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 New York: McGraw， 1977， p109认知概念对于理解人们如何处理信息和认识他们周围的世界具有中心作用。认知主体的信念和态度常常被用来描述认知体系的这些组成部分。信念是人们在一个对象和它的属性之间所创造出来的联系。认知过程包括从知觉、记忆、注意和问题解决到信息处理、语言、思维和想象等所有事物。认知系统帮助人们把环境组织成可以理解和可以认识的单位，经过信息过滤人们不必来评估所有信息。 Martha LCottamet，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10， p9认知过程不仅取决于认知对象， 也受到认知主体主观因素的影响， 如信念、价值观、知识经验以及知觉对象对实践的意义认识等。国际政治心理学被广泛应用于对外政策分析之中，其中以认知学派为代表。作为国际政治心理学重要分支的认知理论，核心观点在于国家政策受到决策者个人认知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对外政策是外部操作环境在决策者内心所反映的心理环境的差异导致的。认知因素构成个体或组织判断和决策的基础，尤其是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由于不同的个性和情感，认知往往具有差异性，从而形成不同的判断和决策。罗伯特·杰维斯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始终坚持将认知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通过对微观层次的行为体（特别是决策者）的心理分析，更深入了解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的实质，找到国家间冲突的实质及解决方法。1968年，杰维斯在《世界政治》上发表了《关于错误知觉的假设》一文，引起国际政治学界对微观层次研究的极大兴趣。作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杰维斯在1976年出版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将知觉作为理解外交决策和国家行为的重要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杰维斯强调，了解知觉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决策者对客体的目的和意图的认知，但是由于决策者自身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决策的制定总是处于不确定的复杂条件下，决策者对环境和他人的判断常常是一个选择性知觉、错误知觉和知觉扭曲不断发生的过程，这就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1页。政策偏好的差异与决策者对环境不同认知（知觉）有关，人对刺激因素的反应基于本人对刺激因素的知觉，而不是基于客观真实的刺激本身。 ［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因此，如果不考察决策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对其他人的认识，就无法解释重大决定和政策是怎样形成的。国家行为终究是通过人的个体行为表现出来的，国家领导人与政策精英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具体实践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个体尤其是领袖或重要领导人建构了一国的国家行为。杰维斯提出两个研究变量，分别是决策者的知觉（自变量）与国家之间的冲突行为（因变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国家决策者之间的错误知觉很可能会加剧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会导致国家之间的战争。杰维斯提出国际政治研究的认知视角之后，许多学者对此表示赞同，并进一步论述了认知研究视角的理论正当性。“认知—个体的信仰和推理过程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构成了所有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以及形成了权力和利益如何理解的基础。” Michael DYoung and Mark Schafer，“Is There Method in Our Madness? Ways of Assessing 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42， No1， 1998， p64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权力和利益等概念，它们在本质上都是认知过程中形成的。 尹继武：“认知心理学在估计关系研究中的应用：进步及其问题”，《外交评论》2006年第4期，第102页。 杰维斯的理论成果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认知到个体知觉的根源将有助于减少国际关系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错误计算与误解，有助于学者和决策者对其他国家的意图进行更为精准的分析，从而能制定或提供比仅仅依靠国家利益分析框架对国际关系的分析更有效的政策。确定行为体的认知一般常用两种方法。一种是“指标分析”， 即先对认知对象经过各种各样指标的归纳，经过判断后得出结论。这些指标是认知主体对认知对象进行认识的参考基础。这种方法通过搜集研究对象所发表过的言论及行为进行分析，得出认知对象制定或执行某一项外交政策的意图与动机。另一种方式是“意象”分析，是指研究对象本身已经长期被研究者所观察，因此不需要仰赖其他特质来判断其属性后再进行好恶评价。当一种包含各种特质的事物一再出现，则之后就不需要经过对特质的分化整合，即刻便可从认知记忆库调动对此事物的认知。（二）认知主体认知主体是指认知活动的承担者，是认知过程中的首要因素，对认知的形成及其诸要素的结合方式起着决定作用。在认知过程中，它有自主性和能动性，担负着使认知客体向“观念”转化的任务。认知主体具有复杂的社会构成形式，是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认知主体作为一个执行认知功能的系统，是知识、情感与意识相统一的有机整体，人的各种意识要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认知活动，并对认知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影响。主体的现实的认知结构直接担负认识功能，它是在主体先行活动的基础上建立的，一旦建立就成为相对固定的框架或模式，构成人从事认知活动的一种前提张力和准备状态。人的认知活动总是表现为把原有的认知模式延伸并运用于将要认知的客体。在人的意识中，还有各种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它们在认知活动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往往对人的认知能力的发挥和运用起到导向、选择和调节等作用。认知主体可以划分为个体主体、群体主体、社会主体等形式。其中社会主体是认知主体的形式。具体到本书而言，美国领导人、政府机构、学者、利益集团、媒体及民众等均可作为认知主体。本书研究的是美国对TPP的认知与政策选择，主权国家在国际上的行为和观点，主要通过决策者表现出来，“决策者的权威性活动，无论其内容和目标是什么，都代表着国家行为。国家行为实际上是那些以国家名义行事的人的行为”。 Richard CSnyder，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p85决策者根据他们关于现实的意象进行决策，而这种意象是由决策者的认知过程，或者说是由决策者如何认知具体的决策形势来决定的。 James EDougherty，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omprehensive Survey， Addison Wesley Longman， 2001，p593因此本书将总统及其顾问、相关部门及主要官员组成的“美国政府”作为本书的认知主体。而其他部门和人员，如国会、利益集团、舆论界和普通民众，他们虽然对总统的外交决策有牵制和影响，但无法取代美国总统及政府在外交领域的核心地位。而且，政府的认知引导和规范着美国社会其他层面的认知方向，对外交政策会产生直接影响。（三）认知转变围绕“认知如何发生转变”，杰维斯在其分析中认为知觉很难发生改变，只有态度维持的八种机制不足以化解矛盾信息的时候，人们才被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改变态度；并且在决策过程中渐进性变化占据主导地位，核心认知发生了变化，深远的认知变化就会随之而来。 ［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310页。但这一论述并未明确影响认知转变的核心因素。自由主义认为“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会影响国家间的认知，但也是属于渐进性的变化模式。建构主义理论在分析进程理论时认为：“社会进程模式，尤其是在身份和利益的进化问题中，文化选择才是主导逻辑”，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7页。建构主义强调文化结构的转变，并提出“互动”概念，但并没有明确影响国家文化选择过程中的核心因素，即有哪些关键因素导致一国的外交决策的认知背景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李少丹：“国际政治中的认知转变——以美国对中国的‘认知转变’为例”，《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3期，第92页。因此，认知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集中在“认知”如何发生转变和影响认知转变的因素两个方面，即哪些因素在改变或修正决策者或决策团队认知的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四、研究方法就本书的研究议题而言，美国对TPP的认知及政策选择涉及认知主体特殊性的背景和偏好，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理论对此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在探索认知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时，国际政治心理学通常使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追踪和研究决策者认知变化的详细过程。例如决策者的信仰是什么，它是如何影响决策者接受和分析来自外界的信息的，这种信息处理方式和结果导致决策者是如何判断形势的，决策者根据这种对形势的判断在决策过程中考虑了几种可能的选择，后为何选择了终的政策等。另一种方法则是通过对决策者的个性的研究，建立起决策者个性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这种方法不研究决策过程，只需找出决策者的个性特征，以及研究的具体结果与行为。如果它们基本一致，就说明决策者个性下的认知对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如国际政治心理学学者沃克利对基辛格的研究。种方法通过对决策过程的详细研究能够揭示出信仰、认知过程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这种方法需要更多、更详细且难以获得的材料，并且认知过程是个主观判断的过程，难免出现认知偏差，研究起来容易以偏概全。第二种方法相对可行，但是它只能回答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个性与决策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更不能解释外交政策决策者的个性与外交决策结果之间不一致的现象。 王辉：《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对华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本书中选取的美国对TPP的认知问题相对集中，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认知具有较大差异性，因此笔者取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尽可能地将决策者的认知置于群体背景中加以考虑，从微观层面分析美国对TPP的政策实质。笔者遵循现实政治中经验分析的基本路径，利用国际政治常用的分析工具和政治学中的认知理论，对美国对TPP的认知进行分析。美国对TPP的政策方面，总统模式和行政模式往往是主要决策模式，政治模式尤其是其中的国会又在关键时刻起到决定作用。具体而言，本书以时间为主轴，分析TPP演变历程中美国两届政府的认知，从奥巴马政府为什么选择TPP，到特朗普政府为什么放弃TPP，对比其中哪些认知因素在起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哪些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在认知与政策选择的互动关系分析中，先有认知而后有政策选择，但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又反作用于认知的变化。在分析整个认知变化和政策选择过程中，本书也遵循了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为国家的政策行为研究提供了事实依据，是传统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根据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进行归纳、分析、比较、概括，掌握内在发展规律。比较分析法包括纵向研究和横向比较研究。本书采取这一研究方法对不同时期的认知变化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比较分析。就纵向比较而言，根据TPP的发展阶段，以美国的加入和退出为关键节点进行比较。就横向比较而言，本书对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认知变化的因素进行比较，寻找其中的逻辑规律。此外，本书通过收集和总结关于TPP的学术专著、学术编著、期刊论文、研究报告和报纸文章等，整合统计出关于TPP的相关数据、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五、内容框架除去导论和结论，本书分为五章，研究思路大体如下：章，TPP的演变及美国对TPP认知的影响因素。TPP的演变过程的核心因素是美国的加入并主导，而影响美国对TPP认知的因素决定了美国TPP政策的转变。本章主要目的是通过对TPP演变的概述，梳理TPP的发展脉络，分析影响美国对TPP认知的因素进而全面理解美国在TPP发展过程的转变。节：TPP的演变。本节着重对TPP的演变进行梳理，TPP的缘起是在WTO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区域撬动多边成为新趋势的背景下提出的。TPP因美国的加入和主导迅速壮大，所以美国的谈判动向是划分TPP发展阶段的重要节点。TPP经过22轮谈判取得阶段性成果，在多数领域达成共识。第二节：影响美国对TPP认知的因素。本节重点对影响美国对TPP认知的因素进行分析。影响美国对TPP认知的因素比较复杂，与美国的政治理念、安全战略、国家利益、国内政治等因素息息相关。第二章，奥巴马政府对TPP的认知及政策调整。本章主要目的是从影响奥巴马政府对TPP认知的因素着手，分析美国推进TPP的战略意图。节：影响奥巴马政府对TPP认知的因素。本节从四个认知因素方面分析了美国加入TPP的原因：一是奥巴马政府实用自由主义的外交理念；二是TPP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支点；三是遏制竞争对手崛起；四是美国具备推进TPP的有利条件，因此美国选择加入并主导TPP。第二节：美国主导TPP的特点。本节对TPP特点的分析从成员国的自我界定及与现有FTA的比较中得出，其中TPP的“广覆盖”“宽领域”“高标准”较为突出。第三节：对TPP的评估。TPP在战略上遏制竞争对手，在制度上维护经济霸权，在贸易上排挤竞争对手。TPP既具有作为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性质，又贴上了美国“私有化”权力工具的标签。第三章，特朗普政府对TPP的认知及政策调整。本章主要目的是分析哪些认知因素影响了特朗普政府退出TPP的决定，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特朗普的对外经济政策调整。节：影响特朗普政府对TPP认知的因素。本节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特朗普政府认知因素的变化：一是特朗普政府的外交理念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二是坚持“美国优先”，反对自由贸易和多边合作；三是国内政治中维护基础选民的出发点。特朗普政府主要基于以上认知因素做出退出TPP的决定。第二节：特朗普政府退出TPP后的对外经济政策。特朗普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弱化多边贸易规则，试图以美国意愿控制国际经济体制；以贸易保护政策为核心，重点惩治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强力手段力推制造业回流；以打击对手为目标采取各种经济制裁政策，这些政策与奥巴马政府相比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第三节：美国退出TPP的评估。对美国的影响，一方面将削弱其软实力，另一方面以双边代替多边，短期内对美国经济利好。对亚太地区的影响，一方面TPP其他成员国将遭受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可能转向。第四章，美国对TPP认知的逻辑。本章主要目的是分析随着总统的换届，美国对TPP认知变化中的变与不变，为分析预测未来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变化提供参考。节：美国对TPP认知变化中的不变因素，分别是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目标；以国家经济利益为对外经贸政策出发点；遏制战略竞争对手。第二节：美国对TPP认知变化中的自变量，分别是亚太战略理念从规则到实力的转变；对外经济理念从肯定全球化到逆全球化的转变；对外贸易理念从自由贸易到贸易保护主义的转变。第三节：美国对TPP认知变化的特点。美国对TPP的认知受到政党政治、利益集团、公众舆论、领导人个人风格等多方面影响，存在认知差异，特点表现为多元认知的政治较量；贸易政策目标和手段存在矛盾；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和个人风格影响力不断放大。第五章，美国重返TPP的可能性及政策选择。本章主要目的是分析美国重返TPP的可能性，为中国如何应对献计献策。节：CPTPP的新发展。本节重点分析CPTPP的发展现状和发展前景。第二节：美国重返TPP的可能性。本节以影响美国重返TPP的主要因素着手分析，美国在特朗普任内并未重返TPP，短期内重返TPP的可能性较小。美国退出TPP后，CPTPP虽然经济体量减小，但在亚太地区仍对中国存在竞争性。拜登政府执政后，中美两国短期内在CPTPP难以形成实质性合作，美国也将为中国加入CPTPP设置重重障碍。此外，美国退出TPP后，中美经贸竞争新特点主要表现为中美贸易摩擦激化、打压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国会和政治精英在经济上遏制中国看法一致、经贸合作在中美关系中地位下降。从上述对美国退出TPP后中美经贸竞争新特点来看，中美在经贸领域的博弈将长期化，中国对此应保持清醒认识。中国应以“高标准”深化改革；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正确认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六、创新与不足本书的主要创新之处体现在两点：一是对TPP研究视角的选择。奥巴马政府高调加入TPP之后，国内外对TPP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TPP本身的经济视角和战略视角的分析，而从认知视角分析的凤毛麟角。理解美国对TPP的认知及政策选择，仅从单纯价值观和国际权力分配的视角是不够的，需要考察认知因素是怎么影响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从认知视角进行切入，可以由内而外的把握美国加入并主导TPP直至退出TPP选择其他路径的缘由，能更清晰的认知美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将采取何种手段维护霸权目标，也有利于中国做出政策调整。二是对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认知的变化进行了比较分析。虽然两届政府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不同，但影响其认知的因素仍有趋同之处，那么政策调整变化是由哪些因素起主导作用而决定的，对比中又可以发现认知变化中的特点及政策影响。美国对TPP的认知是有逻辑的行为，尽管存在偏差的可能，但仍是当时利益矛盾的体现。因此，美国对TPP的认知既是一个纵向的发展过程，又是一个横向的对比过程，其间认知的特点是研究的重点和意义之所在。美国对TPP的认知及政策选择研究是个动态的过程，其发展变化存在较多不稳定性因素，也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首先，认知这个概念是投身于现实的观念建构，反映了认知主体认识世界的方式，但认知的转变仍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本书选取的影响因素不可能完全概括整个认知过程，加之参考资料的局限性，影响了对复杂互动过程的精准分析。其次，特朗普政府退出TPP之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也在不断调整过程之中，因此本书的论述存在不完整和不充分的情况。后，由于TPP属于经济领域，涉及较多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本书虽然选取的不是纯经济视角，但由于笔者学识有限，对经济领域知识储备不足，难免研究不够深入，需要进一步改进。
章TPP的演变及美国对TPP认知的影响因素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治理结构处于新一轮调整变革期，以区域经济合作为基础创建的多边贸易投资规则呈现出超越现有WTO规则的新趋势。在亚太地区，区域贸易协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动力。美国是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对外经济手段成为维护海外经济利益和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途径。TPP初由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4个亚太地区国家发起建立，随着奥巴马政府宣布美国正式加入而实现了从P4到P12的飞跃。2017年特朗普执政伊始即宣布美国退出TPP，TPP的发展陷入僵局。美国对TPP的认知是由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决定，既影响了TPP的发展轨迹，也反映出美国未来的着力点。本章将从TPP的缘起及影响美国对TPP认知的因素着手进行分析。 节TPP的演变TPP是跨区域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在奥巴马政府的积极推动下，TPP历经22轮谈判，实现了P4到P12的转变，成为亚太地区探索FTAAP路径的先行者。美国对TPP认知变化决定了TPP的演变，也为亚太地区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提出新的机遇和挑战。一、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历程及发展困境世界贸易组织自成立以来，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大助力，是当代重要的世界经济组织之一。但近年来WTO的多哈回合谈判屡陷困境，同时面临区域贸易协定不断高涨的强力冲击，其发展前景并不明朗。（一）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历程1995年1月1日，WTO自正式成立以来，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基础和组织基础、众多贸易协定的管理者和各成员贸易立法的监督者，以及就贸易进行谈判和解决争端的场所，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促进了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设想早在1944年7月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被提出。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设想在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时，成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使之成为控制与协调战后世界经济的“货币—金融—贸易”三位一体的机构。1947年，联合国贸易及就业会议签署的《哈瓦那宪章》同意建立世界贸易组织，但由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国会认为这一宪章与国内立法有悖，世界贸易组织“胎死腹中”。同年，美国发起拟定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简称GATT），并于1947年10月在日内瓦签订，1948年1月生效。《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分为序言和四大部分，共计38条，另附若干附件。主要内容有：一是适用惠国待遇，缔约国之间对于进出口货物及有关的关税、规费、征收方法、规章制度、销售和运输等方面，一律适用无条件惠国待遇原则。但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安排都作为惠国待遇的例外。二是关税减让，缔约国之间通过谈判，在互惠基础上互减关税，并对减让结果进行约束，以保障缔约国的出口商品适用稳定的税率。三是取消进口数量限制，总协定规定原则上应取消进口数量限制。但由于国际收支出现困难的，属于例外。四是保护和紧急措施，对因意外情况或因某一产品输入数量剧增，对该国相同产品或与它直接竞争GATT的宗旨是通过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以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的生产及流通。由于未能达到规定的生效条件，作为多边国际协定的GATT从未正式生效，而是一直通过《临时使用议定书》的形式产生临时适用的效力。GATT也是WTO的前身，在之后的50年内成为全世界的多边贸易长期协定，在一定范围内延续着国际贸易组织的贸易多边主义精神，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美国主导战后多边贸易机制的目标。GATT从1947年至1994年共举行了八轮多边贸易谈判，其中较为著名的包括“肯尼迪回合”“狄龙回合”“东京回合”等。这些谈判使缔约国平均关税大幅下降，协商解决了上百起贸易纠纷，世界贸易增长迅速。GATT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大量接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70年代中期，东欧国家也开始“入关”，这些都对促进全球贸易发展和世界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索刚雷：“世贸组织的发展历程”，《工人日报》1999年11月16日。1990年，欧共体和加拿大分别正式提出成立世界贸易组织的议案。1993年12月，第八轮谈判即“乌拉圭回合”取得重大进展，签署文件规定将建立世界贸易组织以取代关贸总协定的临时机构，对几千种产品的关税进行削减，并把全球贸易规则扩大到农产品和服务业。1994年4月，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市举行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级会议上正式决定成立世界贸易组织。表1—1GATT八次多边贸易谈判
场次时间地点主要内容次1947年瑞士日内瓦使占国家进口值54%的商品平均降低关税35%第二次1949年法国安纳西使占应征税进口值56%的商品平均降低关税35%第三次1950年英国托基使占进口值117%的商品平均降低关税26%第四次1956年瑞士日内瓦使占进口值16%的商品降低关税15%第五次1960年瑞士日内瓦“狄龙回合”，使占进口值20%的商品平均降低关税20%第六次1964年瑞士日内瓦“肯尼迪回合”，平均降低关税35%第七次1973年瑞士日内瓦“东京回合”，谈判重心从关税转移到非关税壁垒上第八次1986年乌拉圭埃斯特角城“乌拉圭回合”，首次将劳务贸易列入多边贸易谈判范围资料来源：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官网资料整理。WTO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总部设在日内瓦莱蒙湖畔。该组织的基本原则和宗旨是通过实施非歧视、关税减让以及透明公平的贸易政策，来达到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WTO由部长级会议、总理事会、部长会议下设的专门委员和秘书处等机构组成。WTO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组织，它在调节成员争端方面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与GATT相比，WTO管辖的范围除传统的和乌拉圭回合确定的商品货物贸易外，还包括长期游离于GATT外的知识产权、投资措施和非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领域。WTO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并称为当今世界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WTO的首要目标是开展平稳、自由、公平的贸易，是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代表。WTO的基本原则包括互惠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原则、促进公平竞争原则、经济发展原则、非歧视性原则等。WTO的协定是由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通过谈判达成并签署，由各成员立法机构批准并执行。这些协定包含了国际贸易通行的法律规则，一方面保证各成员的重要贸易权利，另一方面对各成员政府起到约束作用，使它们的贸易政策保持在各方议定且符合各方利益的限度之内。1995年7月，WTO总理事会会议决定接纳中国为该组织的观察员，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 （二）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困境及挑战WTO成立以来，在削减和取消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解决国际贸易中的歧视性待遇问题，促进世界经贸发展等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截至2014年6月，WTO共有160个成员，成员之间的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98%以上，因而素有“经济联合国”之称。The WTO， 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thewto_ehtm（上网时间：2017年10月2日）然而，由于WTO的议事规则遵循一致同意原则，即改革和调整需要得到所有成员的一致同意。在这种原则下，WTO更容易陷入严重的“集体行动的困境”之中。在经贸谈判方面，2001年11月，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并发表了《多哈部长宣言》，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多哈发展议程”。该轮谈判确定了八个主要谈判领域，分别是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知识产权、规则、争端解决、贸易与环境，以及贸易和发展问题，旨在促进成员削减贸易壁垒，并通过更公平的贸易环境来促进全球特别是较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多哈回合谈判初计划在2005年1月前全面结束谈判，但在2003年9月墨西哥坎昆举行的第五次WTO部长级会议上，各方在投资保护、市场竞争政策、政府体制透明化及农业补贴等谈判议题上分歧太大而迟迟未能完成，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WTO总理事会2006年7月22日批准其正式终止。多哈回合谈判虽然是多边谈判，但真正的谈判主角是美国、欧盟以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0国协调组”。从时间进程来看，多哈回合谈判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重要阶段：一是2001年正式启动到2003年9月陷入僵局。二是2004年日内瓦小型部长会议上达成的框架性协议到2005年12月的香港部长会议，是多哈回合谈判的核心阶段。经多方努力，WTO各成员2004年8月1日就多哈回合谈判达成框架协议，为削减农业补贴和取消关税、降低工业品关税、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确立了基本原则，并同意将结束谈判的时间推迟到2006年底。2005年12月，在中国香港举行的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在令人关注的农产品贸易争议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但在事关多哈回合成败的削减农业补贴、降低非农产品关税和开放服务业等关键问题上仍未取得突破。三是2006年至2013年，多哈回合谈判从低迷走向有所突破。2008年7月，WTO在日内瓦召开了小型部长会议，但由于美国的拒绝，协议终并未达成一致，多哈回合进入长时间的低迷期。2013年12月，WTO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落下帷幕，多哈发展议程才有所突破。会议发表了《巴厘部长宣言》，通过了“巴厘一揽子协定”，涵盖了旨在实现便捷化的简化海关及口岸通商程序、允许发展中国家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具有更多选择权、协助不发达国家发展贸易等方面，这是多哈会谈启动12年以来的首份全球多边贸易协定。尽管“巴厘一揽子协定”将WTO进程继续推进，但离多哈回合谈判解决目标仍十分遥远。2015年12月，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WTO第十次部长级会议，会议通过了《内罗毕部长宣言》等9项部长决定，承诺推动多哈议题。WTO成员首次承诺全面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并就出口融资支持、棉花、国际粮食等方面达成新的多边纪律。会议达成近18年来WTO首个关税减让协议，涉及13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尽管如此，这次会议仍未能修复南北国家在如何打破多哈僵局这一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多哈回合的止步不前为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提供了舞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集团分歧严重，成员无法通过多哈回合多边谈判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WTO也难以阻止成员选择区域性及双边谈判，使多哈回合深陷泥潭，为全球贸易政策碎片化提供了滋生土壤。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进展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发展速度快、潜力、合作为活跃的地区，也是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引擎。亚太地区合作正在由市场驱动的地区经济一体化，逐渐转变为政策与战略主导的，以各种机制为载体的地区一体化。这个转变是由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以及区域主要国家的地区合作战略调整等因素促成的。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主要是两个地区的合作，一是亚太地区，以APEC为主要机制；二是东亚地区，机制相对复杂。东亚合作以东盟的经济合作为起步，大力推动10 3合作，以其为主要渠道建立东亚自贸区和东亚共同体。（一）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进程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APEC）是亚太地区层级、领域广、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1989年11月，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西兰、加拿大以及当时的东盟六国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APEC首届部长级会议，标志着APEC正式成立。APEC自成立以来，历经初步发展、快速发展和调整发展的阶段，组织架构日趋完善， 取得丰硕的成果，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都做出重要贡献。1APEC发展阶段APEC现有21个成员，分别是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墨西哥、马来西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俄罗斯、新加坡、中国台北、泰国、美国和越南。APEC的宗旨是支持亚太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繁荣，捍卫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鼓励经济技术合作，促进建设良好和可持续的商业环境。APEC采取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合作方式，所做决定须各成员一致同意。会议成果文件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各成员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有责任尽力予以实施。自成立以来，APEC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阶段是1989年至1992年，是APEC的初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APEC建立了它作为一个区域经济组织的基本架构。1989年的首届APEC部长会议声明中，明确表示APEC并不寻求建设一个贸易集团。1990年的第二届部长会议声明中，强调了APEC的首要工作是推动“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以及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1991年召开的汉城会议通过了《汉城宣言》，它作为APEC的基本章程，首次对该论坛的宗旨、原则、活动范围、加入标准等做出规定。同年，APEC吸纳了中国、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加入，成员扩充至15个。1992年泰国曼谷会议进一步确定在新加坡设立秘书处作为APEC常设机构，并成立基金支持该会议的各项活动，使APEC在组织机构上进一步完善，也标志着APEC开始由论坛向机构化、组织化方向迈进。第二阶段是1993年至1997年，是APEC的快速发展阶段。APEC在这5年间，解决了区域合作所面临的不同问题，成为APEC进程中的“五步曲”。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顺利结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WTO的成立以及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加速，APEC变得日益乐观和激进，强调实现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问题。1993年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首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次提到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问题。1994年在印度尼西亚茂物召开的APEC第六届部长会议和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出“发达成员在2010年，发展中成员在2020年分别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茂物目标”。“茂物目标”为APEC注入实质性合作内容和内在推动力，其贡献在于确定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作为APEC的长远目标，同时制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时间表。1995年在日本大阪召开的APEC第七届部长会议和第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确定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性质、原则、步骤和内容方面做出重要决定。“执行茂物宣言的大阪行动议程”是此次会议的核心成果，将APEC的活动由远景规划阶段推向实际行动阶段。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被确定为推进APEC进程的两大支柱。1996年APEC宣布通过并开始执行“APEC马尼拉行动计划”，涵盖实现“茂物目标”的初步步骤，并提出集体行动计划和单边行动计划，APEC开始正式步入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长期目标的阶段。第三阶段是1998年至2000年，是APEC的调整发展阶段。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导致APEC贸易自由化进程严重受挫，APEC多数成员遭受冲击，经济陷入衰退，开始对贸易投资自由化采取慎重态度。1997年和1998年的APEC会议的重要议题集中在经济和金融安全领域。在APEC内部，由于各成员分歧较大且难以调和，始于1997年的部门提前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亚太地区的现实情况，难以按原有设想加以推进，部门提前自由化以失败告终。虽然APEC的经济技术合作依旧保持发展势头，但APEC的发达成员态度消极，要想取得实质性进展困难重重。1998年和1999年，APEC进入一个巩固、徘徊和再摸索的调整阶段，APEC成员达到21个后，再未接纳新成员加入。2000年非正式领导人会议重申了应坚持在茂物确定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并加强人力、机构、基础设施和市场等方面的能力建设活动。第四阶段是2001年至2007年，是APEC的稳定发展阶段。这一阶段APEC的“茂物目标”小幅度推进，非经济议题包括社会发展、公共卫生、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和反腐败等多领域关注度上升。以2001年在中国上海举行的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达成的《上海共识》为起点，APEC全面推进各成员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多项合作。2002年至2005年，各成员完成次同行审议（各成员自愿邀请各成员的专家实地考察与评估本国/地区推进“茂物目标”的进展和成就）。 司文、陈璐：“APEC发展历程、前景与挑战”，《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11期，第24页。2005年承诺通过《釜山线路图》，尽力弥合区域鸿沟、缩小差距。2006年通过《河内行动计划》，呼吁成员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稳步实施《河内行动计划》，以实现“茂物目标”。与此同时，由于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APEC议题中的非经济议题热度逐渐上升。2001年第九次会议上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反恐声明》，将反恐议题纳入APEC议程。2002年后，随着“非典”疫情、禽流感疫情、印度洋海啸等事件发生，会议议程中的非经济议题范围也逐渐扩大。第五阶段是2008年至今，“茂物目标”降温，APEC进入新的发展改革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给经济全球化带来消极影响。2009年新加坡会议上，重点讨论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以及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APEC未来发展等问题，重申APEC的共同目标没有改变，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新战略。2010年“茂物目标”展开阶段评估，评估对象包括既定的5个发达成员和自愿参与的8个发展中成员，评估并未明确判断是否达到“茂物目标”，对继续推动“茂物目标”后劲不足。2014年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成为重点议题。会议宣布成立“丝路基金”以支持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了《APEC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为构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指引新方向、注入新活力。2APEC是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目标的重要途径自1993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始，至今已经举办27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经济议题的两大支柱分别是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APEC的长远目标，经济技术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因此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APEC的核心使命。尽管APEC是论坛性质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成员数量较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但在亚太地区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中起到积极作用。在实现自由化目标的具体步骤上，APEC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开始通过单边行动计划和集体行动计划两种途径，落实各成员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承诺。APEC一直致力于通过降低关税来推动各成员之间的贸易往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发展。在关税减让领域，1996年至2009年间，13个参评成员的关税水平显著下降，5个发达成员的简单平均关税平均降幅达3872%；8个发展中成员除新加坡和香港为零关税外，其余6个成员的简单平均关税平均降幅为3633%，加权平均关税平均降幅为4694%。 宫占奎主编：《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2013》，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56页。非关税壁垒削减也取得实质性进展。1997年之后，各成员开始有计划地对非关税壁垒措施进行削减，一部分没有减少非关税措施的成员也在透明度方面有所改进。服务业自由化方面，服务业市场开放是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重要内容，APEC单边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大部分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通过消除市场准入限制、改善商业便利以及提供国民待遇和惠国待遇，努力建立一个自由的、市场导向的、透明和开放的服务贸易体制。虽然一些特定服务部门的贸易自由化成效不大，但总体而言，大多数服务业自由化有较大的改观。在投资自由化方面，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文莱等在内的一部分成员在投资领域已经相当开放，其余成员也在不断提高自由化程度。非歧视待遇问题上，大多数成员都提供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只是在程度上稍有区别。在市场准入问题上，美国早已超越“非约束性投资原则”的推定，敏感行业中，成员已经使用股权限制。虽然部分成员在特定部门在投资资金比例要求、技术转让要求等方面仍存在对外资的管制措施，但APEC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二）东盟模式的发展进程东亚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经济合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提速。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取得较大进展，东亚范围内建立起数量较多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东盟10 X多边合作机制。1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称东盟），成员包括10个国家，分别是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东盟是东南亚地区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安全一体化合作组织。1992年，东盟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力争通过推进贸易自由化提高合作水平和加强经济一体化建设，增强东盟整体实力。2000年，东盟领导人同意将东盟国家视为一个经济体并在国际上采取整体行动，提高东盟的竞争力和实现地区一体化。2003年，第9届东盟首脑会议发表的《东盟第二协约宣言》宣布，将于2020年建成以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同体。2010年，第17届首脑会议通过《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13年，第22届首脑会议明确了确保2015年建成东盟共同体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和步骤。在对外关系上，东盟积极开展多方位外交，有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欧盟10个对话伙伴。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但东亚合作离不开区域内经济实力的中国、日本和韩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东盟国家逐渐认识到启动新的合作层次、构筑全方位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并决定开展“外向型”经济合作。1994年，东盟倡导成立东盟地区论坛，就亚太地区政治和安全问题交换意见。1994年，东盟倡议召开亚欧会议，促进东亚和欧盟的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东盟10 X多边合作机制源于1997年东盟与中日韩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而举行的“10 3”会议，2005年因澳新印加入演变成“10 6”的东亚峰会，进而在2011年因美俄的加入变成“10 8”。2011年，东盟提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倡议，旨在构建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区自贸安排。2东盟与中日韩（10 3）合作，源于1990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设想1995年，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东盟峰会提议举行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晤。1997年，首次东盟与中日韩（当时是“9 3”，1999年柬埔寨加入东盟后成为“10 3”）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会议主要议题包括21世纪东亚的发展前景、亚欧合作、亚洲金融危机、深化地区经济联系，以及在国际经济问题上进行协调与合作，正式启动东盟与中日韩合作进程。1999年第三次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议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确定了东亚合作的方向和重点领域。2000年第四次会议上提出进一步扩大合作的问题，并对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进行探讨。2004年在老挝万象举行的第八次“10 3”领导人会议，决定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2005年举行第九次“10 3”峰会和首次东亚峰会发表《吉隆坡宣言》，正式将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并且确定 “10 3”领导人会议以“东亚自由贸易区”为目标，东亚峰会以“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目标，分别推进东亚共同体的进程。此后，“10 3”合作框架的执行机制日益明朗化，包括领导人会议、部长级会议和高官会议三个层次。“10 3”机制的长期目标也确定下来，即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合作范畴包括经济、安全和社会文化等领域，标志着“10 3”机制走向制度化轨道。近年来，“10 3”合作机制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逐渐向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不断扩展，已经形成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良好局面，大量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入谈判、建立和生效阶段，区内贸易、投资、金融合作水平大幅提高。以“10 3”机制为主导，“10 1”“10 6”、金融合作机制以及其他各双边合作机制和制度建设也得到较快发展。3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简称EAS）是“10 3”合作的扩展东亚峰会的构想可以追溯到1990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破裂，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在内的“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这是东亚领导人次正式提出东亚地区合作的概念。2000年，马哈蒂尔在第四次“10 3”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东亚峰会的构想，得到新加坡时任总理吴作栋支持。2001年，参加“10 3”会议的东亚13国26位专家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报告。同年，“10 3”领导人会议通过东亚展望小组报告，建议推动“10 3”领导人一年一度的会议向东亚峰会过渡。2002年第六次“10 3”领导人会议通过《东亚研究小组终报告》，“推动10 3领导人会议向东亚峰会演变”是报告提出的九项中长期措施之一。在东盟的推动下，首届东亚峰会于2005年12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东亚峰会由此启动。与会领导人提出17项具体领域合作倡议，签署了《关于东亚峰会的吉隆坡宣言》，明确指出将东亚峰会建立成为一个论坛，就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广泛的战略、政治和经济问题进行对话，目的是促进东亚的和平、稳定和经济繁荣。2007年，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东亚峰会上签署了《东亚能源安全宿务宣言》，提出东亚地区能源合作的具体目标和措施。2020年，第15届东亚峰会在中国北京举办，通过了《东亚峰会领导人关于合作促进地区经济稳定增长的声明》等成果，强调各方应坚持多边主义，缓解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冲击，支持促进贸易跨境流通、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的举措，确保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推进经济复苏进程。东亚峰会现有18个参与国，其中东盟10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初始成员，俄罗斯和美国于2010年10月第五届东亚峰会加入，由“10 6”扩大到“10 8”。东亚峰会成员的总人口大约37亿，超过世界全部人口的55%；GDP总额大约30万亿美元，超过全球GDP的一半；国土面积6600万平方千米，接近世界陆地面积的一半，简单来说，一个东亚峰会就是半个世界。 杨泽瑞：“亚太地区合作的新进展和中国面临的新挑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页。战略对话论坛的性质定位和东盟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是东亚峰会的两大重要特征。东亚峰会作为东亚地区一个新的合作形式，致力于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东盟在其中将发挥主导作用，实现东亚共同体目标。它不仅成为推动东亚合作的大平台，也将成为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合作的大桥梁。4《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是目前亚太地区重要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之一它覆盖的区域人口是欧盟的5倍以上，拥有全球近50%的制造业产出，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的重要目的地和来源地，也是全球投资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制造业的动力源之一。 张天桂：“RCEP：特点、问题与前景”，《国际展望》2021年第2期，第121页。从2011年RCEP缘起到2020年11月的正式签署，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过程。2011年至2015年是RCEP的起步推进期。RCEP缘起于2011年2月在缅甸内比都举行的第18次东盟经济部长会议，该会议通过了组建RCEP的草案。2011年11月，第19次东盟领导人会议正式批准组建RCEP的草案。201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6国领导人，共同发布《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联合声明》，正式启动这一覆盖16个国家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这标志着东亚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迈出关键性一步。2013年5月9日，RCEP轮谈判在文莱正式开启。该轮谈判成立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3个工作组，并就货物、服务和投资等议题展开磋商。按初设想，RCEP谈判本应在2015年底结束。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谈判议题分歧较大等因素，前期谈判进展较为缓慢。截至2015年底，RCEP虽然举行了10轮谈判和3次部长级会议，但直至第10轮谈判才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核心领域展开实质性磋商。2016年至2018年是RCEP的加速推进期。这期间，RCEP举行了2次领导人会议和14轮谈判。2016年2月，TPP正式签署，促使RCEP成员国加速推进其谈判进程，10天之后便在文莱开启了第11轮谈判，2016年举行了6轮谈判。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TPP。随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利用双边谈判争取美国利益化，并使用多种政治经济手段向谈判对手施压。为应对美国的经济制裁，RCEP成员国进一步加快推进其谈判进程。2017年11月，首次RCEP领导人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2018年11月，第二次RCEP领导人会议在新加坡召开，各国领导人肯定当年RCEP谈判取得的实质进展，就争取于2019年结束谈判达成一致。2019至2020年是RCEP的冲刺推进期。这期间，RCEP再次举行了2次领导人会议和7轮谈判。2019年8月，RCEP部长级会议首次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在市场准入和规则谈判方面均取得重要进展：超过2/3的双边市场准入谈判顺利结束；新完成金融服务、电信服务、专业服务3项内容。2019年11月，第三次RCEP领导人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与会领导人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RCEP15个成员国结束全部20个章节的文本谈判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并致力于2020年签署协定。2020年11月，东盟10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RCEP是一个全面、现代、高质量、互惠互利的自贸协定，是目前全球体量的自贸区，区域内经贸规则的“整合器”。宏观层面，RCEP自贸区整合了缔约国之间已经存在的5个“10 1”自贸协定，将显著提高区域内的贸易投资水平，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微观层面，RCEP协定的内容条款比较契合发展中成员国的实际情况，对一些关键领域进行了较为灵活和创新的安排，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转移升级。三、TPP的缘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边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如雨后春笋般急剧增加。据统计，从关税总协定成立到1990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全球的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合计不足100个，但这一数字到2013年时已经增至600个，去除一些失效的，现阶段在全球范围内仍有效的FTA有379个。 ［日］浦田秀次郎：《世界と日本にとつてのTPP》，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13年版，145页。这种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新地区主义”现象的产生，是与全球范围的贸易自由化谈判陷入僵局息息相关。2001年美国提出“竞争性自由化”政策，旗帜鲜明地宣称美国应在全球、地区及双边三个层次推进FTA谈判，以刺激他国为避免贸易损失转而积极寻求与美国或其他国家签署新的FTA，意图借此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RobertBZoellick，“Free Trade and Hemispheric hope”， Remark before the Council of the Americas， Washington DC， May 15， 2001在此背景下，各种FTA和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简称RTA）成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佼佼者，蕴含的基本逻辑是WTO因成员过多，而且各成员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均衡导致谈判一波三折。相比之下，FTA和RTA的范围较小，而且主要成员更容易发挥主导性，谈判的难度随之大为降低，因此在全球范围内短期难以达成的协议内容可以通过FTA和RTA在小范围率先实现。随着FTA和RTA的不断发展，在取得成果的同时全球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中的难题也正在阶段性地解决和突破。此外，FTA和RTA中不同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原则，又使全球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容易出现“意大利面碗效应”。具体来说，现在的FTA和RTA都以“封闭性”为特征，即在成员和非成员之间提供具有歧视性的优惠待遇，协议规定的惠国待遇只适用于成员，而非成员无法享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惠国待遇实际已经偏离了WTO的原则。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构想的重点之一即是在亚太地区建立由其主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简称FTAAP）。1989年11月，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首届部长级会议，标志着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APEC）的成立。贸易自由化是APEC 发展的主要方向。 ［日］山泽逸平：《亚洲太平洋经济论：21世纪APEC行动计划建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1994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茂物召开的APEC第六届部长会议和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出“发达成员在2010年，发展中成员在2020年分别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这一著名的茂物目标，APEC成员国领导人共同做出实施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arly Voluntary Sectoral Liberalization，简称EVSL）的决定。TPP兴起前，美国大力推动APEC，以实现在亚太地区的贸易主导权。而自APEC成立至今，虽然在推动FTAAP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但因其本身即为一个松散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各成员国对于集体制定的目标可根据自身情况做出调整，无法保证预期效果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FTAAP的发展。APEC的制度性缺陷即非约束性、一致性原则，限制了APEC的谈判功能，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茂物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几成泡影。“坚持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减少区域性贸易壁垒”是亚太地区国家追求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目标，也是APEC确立的宗旨。EVSL失败后，APEC的部分成员积极开始探讨小范围的自由化（APEC-X），试图以此为途径推动“茂物目标”的实现和更广泛的亚太地区自由贸易。2002年10月，新西兰、智利、新加坡等三国领导人首先在墨西哥APEC峰会上就缔结FTA举行了谈判。2005年7月18日，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领导人签订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SEP）。2005年8月2日，文莱作为创始成员国签署协议，该协议创始国变为四个，该协议也称为“P4协议”。同日，有约束力的TPP《环境合作协定》和《劳工合作备忘录》签署。追根溯源，TPP早曾是美国提出的一个倡议。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和EVSL计划的失败，APEC的成员积极转向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主导APEC，是想撬开整个亚太区域市场。在此背景下，时任美国贸易代表的巴尔舍夫斯基在1998年11月APEC峰会期间，非正式地倡议成立“太平洋五国自由贸易区协定”(Pacific 5 FTA agreement，简称P5)，旨在加速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它由美国、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智利等国组成，美国计划将其打造成APEC的核心集团。TPP的4个创始国均属于小型开放经济体，彼此不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它们之间达成FTA由以下因素决定。首先，该协定的政治性质决定了谈判的达成。协定将4个创始国与亚太地区这一概念紧密联系，实现了跨太平洋的地理属性。其次，协定反映了4个创始国对自由贸易理念的推崇，也是对APEC框架贸易自由化进展缓慢的强烈反应。再次，协定强调了开放性，未来欢迎更多国家加入TPP，以实现本地区的贸易增长和福利提高。TPP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国的扩展。后，TPP的目标是试图建立一个高标准的FTA，超过目前存在的多边、区域和双边FTA，是某些新领域的探索和尝试。随着1999年WTO西雅图谈判失败，全球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浪潮，促使克林顿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维护美国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利益上去。小布什上台，又因为“9·11”事件的发生，美国政府将重点转向反恐，无暇他顾，后仅由新西兰、新加坡和智利三国继续推动这一贸易自由化进程。 樊勇、沈陈：“TPP与新一轮全球贸易规则制定”，《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5期，第4页。2002年10月，新西兰、新加坡和智利三国首先在墨西哥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启动了“太平洋三国更紧密经济伙伴协定”（简称P3）谈判。2005年4月，文莱参加谈判，并于同年7月签署协定。P4协定于2006年5月28日正式生效，这是四国就货物、贸易、知识产权贸易和投资等相关领域给予互惠的经济合作协定。它们希望通过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来强化四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其目标是各成员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无一例外地取消所有商品的进口关税，实现真正的贸易自由化。按照P4协定，在条约生效时，智利8953%的商品免除关税，文莱92%，新西兰是965%，新加坡则达到100%。而关于各国终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时间，新西兰和文莱是2015年，智利是2017年，届时四国中除文莱取消992%的商品关税之外，其余三国都实现全面取消关税。其文件主要包含协议正文（20章）、4个附件（关税减让表、特定原产地原则、服务减让表和投资保留）、2个补充协议（《环境合作协定》《劳工合作备忘录》）和其他附属文件等。
表1—2TPP协定主要文本目录一览
条目内容条目内容前言第十二章服务贸易章初规定第十三章临时入境第二章定义第十四章透明度第三章货物贸易第十五章争端解决第四章原产地规则第十六章战略伙伴关系第五章海关程序第十七章管理与制度条款第六章贸易救济第十八章一般条款第七章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第十九章一般例外第八章技术性贸易壁垒第二十章终条款第九章竞争政策补充协议环境合作协定第十章知识产权补充协议劳工合作备忘录第十一章政府采购其他新西兰和智利政府采购的附函；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执行安排、战略合作执行安排；交换文莱加入TPSEP的附函；交换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附函资料来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要文献集》，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2013年版，第2页。中国学者樊勇明认为，P4协定为TPP奠定了“高标准”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正文文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全面的自由贸易安排，所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贸易救济、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服务贸易、临时入境、透明度、争端解决机制、战略伙伴关系、管理与制度条款、总则、一般例外等。其次，从P4附件也可以看出这是个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如在市场准入方面，P4要求成员国在10年内分阶段完成全部贸易货物的零关税，并列出各国的关税减让表；在服务贸易领域采取负面清单的高开放水平。这种零关税的目标也是当前TPP谈判的焦点。后，P4还签署了两份补充协议《环境合作协定》《劳工合作备忘录》，这些内容后来都演变成TPP的环境条款和劳工条款。 樊勇明：“关于选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要文献集》的若干说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要文献集》，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2013年版，第2页。除了“高标准”外，P4协定还具有跨度大、网络化、开放性及时代性等四个特点。 陆建人：“美国加入TPP的动因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1年第1期，第43—44页。P4成员是市场开放程度较高、外贸发达的国家，并通过FTA网络与外部市场的广泛联系。其中以新加坡和智利为突出，两国是全球范围内缔结FTA多的国家，形成以本国为轴心，横跨范围广阔的FTA网络。与其他封闭的FTA不同，P4协定专门设立了开放条款，明确欢迎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的加入。P4协定是APEC一小部分成员开始在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道路上的尝试，采取21减X（“21-X”）的办法，让愿意先走一步的成员通过自愿谈判组成APEC区域内的小自由贸易区，以推动茂物目标的实现。 蔡亮：《日本TPP战略研究》，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页。这与美国的主张实际上比较接近，然而P4 的经济规模偏小，2009年四国人口总计为2465万，GDP总和仅占世界的08%，贸易额所占比重也只有22%，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并不显眼。 “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urveys: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09/10/weodata/indexaspx（上网时间：2017年9月30日）中国学者盛斌认为，P4协定的签署反映了“意愿相投”的开放经济体对自由贸易理念的信奉和践行，也是它们对APEC框架下贸易自由化缓慢的一种强烈反应。而它能否有持久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的扩展。 盛斌：“美国视角下的亚太区域一体化新战略与中国的对策选择——透视‘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发展”，《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71页。在TPP起步的同时，美国试图以FTAAP为契机重新推动APEC。2006年，美国总统小布什在越南峰会上提出APEC需要以FTAAP作为目标，但是并未得到大多数成员国的积极回应。2008年9月22日，美国宣布将要全面参加TPP谈判，但是由于需要国会授权，加之国内正忙于总统选举，美国直到2009年才迈出实质性一步。2009年11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亚洲之行中正式宣布美国将参与TPP谈判，强调将以此促进美国的就业和经济繁荣，为设定21世纪贸易协定标准做出重要贡献，要建立一个高标准、体现创新思想、涵盖多领域和范围的亚太地区一体化合作协定。2010年3月，TPP举行轮扩大成员后的谈判，美国、澳大利亚、越南、秘鲁4个申请国加入TPP谈判。同年，马来西亚加入谈判。TPP谈判实现了由P4向P8的转变，并呈现亚太地区参与国家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四、TPP的谈判历程围绕TPP谈判，经历了美国对东亚地区合作形式、框架的认识和对策的变化过程。自美国加入并主导TPP之后，TPP得到迅速发展。因此，美国的谈判动向是划分TPP发展阶段的重要节点。2011年奥巴马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宣布要将TPP建成“21世纪的高水平贸易协议”，为国际贸易制定下一代的规则，这是划分奥巴马政府主导TPP谈判的重要时间节点，以此来划分TPP的发展阶段。（一）TPP的发展壮大阶段（2010—2011年）随着美国加入并主导TPP谈判，TPP成员国数量和规模发展进入快车道，短时间内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TPP谈判内容分为两大类：一是如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等需12个成员国共同商议决定的领域；二是如某类商品进口关税减免等双边磋商领域。2010年3月15日，TPP首轮谈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美国、智利、秘鲁、越南、新加坡、新西兰、文莱和澳大利亚8个成员国参加谈判。此次谈判涉及关税、自由贸易壁垒、电子商务、服务和知识产权等议题。会议达成建立面向21世纪高标准、全面自由贸易协议的共识，并承诺以开放姿态欢迎任何APEC成员和非成员参与。2010年6月，TPP第二轮谈判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参与谈判的各个成员国对自由贸易协定和TPP之间的矛盾进行了讨论，提出相关的市场准入制度和步骤、可行的监管机制，特别是给予中小企业公平的竞争平台、相关的优惠政策和一系列的技术出口等。这次谈判同时还明确了新成员加入的规则，就是参与国需要与TPP每个成员国讨论相关的贸易规则等。2010年10月，TPP第三轮谈判在文莱举行。马来西亚加入TPP谈判，成为第九个成员国。谈判期间，会议分为24个协议小组逐个进行讨论，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环境等领域取得一定进展。2010年12月，TPP第四轮谈判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谈判小组对于削减关税、非关税壁垒、市场准入以及知识产权、通关手续、商务活动、劳务、贸易的技术壁垒、政府采购、竞争政策、投资、卫生植物检疫措施、原产地规则、服务贸易、环境、电子商务等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讨论和谈判。2011年2月，TPP第五轮谈判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此次谈判重点讨论了如何免除农业领域的关税。撤销农业关税将有效扩大各成员国农产品的输出，促进农产品自由贸易，美国在此领域具有优势地位。2011年4月，TPP第六轮谈判在新加坡举行。谈判主要内容有产品、服务、投资和政府采购等方面，同时讨论了怎样使TPP成为一个具有灵活多样性的贸易组织，使得新加入的成员能够更好适应组织的发展和规则。2011年6月，TPP第七轮谈判在越南胡志明市举行。谈判主要内容包括知识产权、电信通讯、通关手续、环境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横向议题，各成员国一致认为通过讨论和协商的形式进行，以达到终平衡。大会还针对服务、投资、政府采购和原产地规则等进行了讨论和协商，终达成一致意见。2011年9月，TPP第八轮谈判在美国芝加哥举行。谈判在海关通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性贸易壁垒和政府管理等内容上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代表还提出与制药业相关的专利问题白皮书，澳大利亚提出地区内更高的市场准入认可，承诺关税递减和简单可行的原产地规则标准。2011年10月，TPP第九轮谈判在秘鲁利马举行。会议主题是把TPP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水准的国际影响力的协议组织。谈判中美国提议限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扶持，避免国企凭借着政府特惠待遇和补贴在与私营企业的竞争中占优。此次谈判是美国复苏战略的一部分，这一战略旨在确保美国的私营企业及竞争的经济模式继续成为全球经济标准。（二）TPP谈判的后扩容期（2012—2016年）2012年10月8日，墨西哥经济部宣布，墨西哥已完成相关手续，正式成为TPP第十个成员国。墨西哥经济部指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有国际影响力的贸易组织，加入该协定为墨西哥参与亚太地区经济事务提供了平台，为墨西哥出口打开了新的机遇之门，也有利于发挥墨西哥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2012年10月9日，加拿大文化遗产部部长詹姆斯·摩尔代表国际贸易部长法斯特在温哥华宣布，加拿大将正式加入TPP，成为TPP第十一个成员国。2013年3月1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日本正式加入TPP，成为TPP第十二个成员国。2011年12月，TPP第十轮谈判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此轮谈判采取小范围谈判和双边会议模式，对包括原产地规则、服务、投资、知识产权、农产品和纺织品关税方案等进行谈判。谈判缩小了法律文本和市场准入问题的差距。2012年3月，TPP第十一轮谈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虽然仍有部分议题未达成一致，但谈判在环境、竞争、政府采购、法律和监管、知识产权和动植物卫生检疫等方面取得突破。2012年5月，TPP第十二轮谈判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TPP的9个成员国就取消关税、知识产权等问题进行了谈判。2012年7月，TPP第十三轮谈判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举行。会议在服务贸易、海关程序、竞争、动植物检疫合作与培训等方面取得进展，相关部分已进入技术谈判后阶段。2012年9月，TPP第十四轮谈判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利斯堡举行。会议仍在上轮有关政府采购、工业品、农业、纺织品等方面市场开放问题进行讨论。2012年12月，TPP第十五轮谈判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会议就知识产权、跨境服务贸易等内容深入磋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着重强调了彻底削减农产品关税的重要性，呼吁各国进一步消除有关食品和农产品的贸易壁垒。2013年3月，TPP第十六轮谈判在新加坡举行。会议在监管一致性、电信、关税和开放等议题取得进展，而服务、电子商务、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和政府采购等方面的谈判仍需继续，知识产权、环境、竞争和劳工等复杂领域还需深入思考。2013年5月，TPP第十七轮谈判在秘鲁利马举行。谈判在卫生和职务检疫措施、贸易保护、电子商务、跨境服务等方面取得进展，但知识产权、环境和竞争等方面仍有诸多挑战。2013年7月，TPP第十八轮谈判在马来西亚哥打京那巴鲁举行。会议就投资、市场准入、电子商务、环境、政府采购等多个议题展开磋商。2013年8月，TPP第十九轮谈判在文莱举行。日本首次全程参与谈判。日本的加入给本就相对复杂的多边关系带来新挑战，在农业保护政策上引起分歧。谈判成员国表示2013年年底无法完成TPP谈判。2014年5月，TPP第二十轮谈判在新加坡举行。TPP的两个成员国美日在关税协定等主要领域有较大分歧，TPP谈判陷入胶着状态。2015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签署国会两院一致通过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以加快TPP谈判进程。2015年7月，TPP第二十一轮谈判在美国夏威夷举行。本轮谈判的目标是完成谈判，但包括日美汽车业的市场准入、加拿大国内农业市场、药品专利等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谈判目标几成泡影。2015年10月，TPP第二十二轮谈判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宣布，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成功结束TPP谈判，达成TPP贸易协定。2016年2月4日，12个成员国在新西兰奥克兰正式签署TPP。（三）美国退出TPP（2017年至今）TPP需要各国立法部门（国会、议会）批准通过，但由于美国内部分歧较大，加之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均表示反对，掌控国会参众两院的共和党高层对部分条款不满意，TPP在奥巴马任内获得国会批准的前景非常黯淡。2016年11月11日，美国参议院议长米奇奥康纳宣布，奥巴马主导的TPP计划被正式搁置。奥巴马政府宣布，不会在任期之内推动TPP在国会获得通过，交由下一任总统决定。2017年1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当天宣布美国将退出TPP。2017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上任后的首份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TPP。第二节影响美国对TPP认知的因素TPP作为亚太区域贸易协定之一，虽然不是由美国提出和建立，却在美国的参与及主导下发展迅速，也随着美国的退出发生了偏离原定轨道的改变。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影响美国对TPP认知的因素比较复杂，与美国的政治理念、安全战略、国家利益、国内政治以及国际环境变化等息息相关，终导致美国由加入、主导直至退出的转变。一、影响美国对TPP认知的政治理念因素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信念解释了美国人怎样看待这个世界，限定了决策过程可采用的政策选择。 ［美］杰里尔·A罗赛蒂著，周启鹏、傅耀祖等译：《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62页。美国是当代世界意识形态色彩强的国家之一。美国的外交理念是在其宪法框架与宪政结构的制约下逐渐形成的，呈现为一种围绕美国例外论（“上帝的选民”“天赋使命”“美国霸权论”等）与普世价值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的对立复合、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交织发展。从表面上看，美国是一个多元的国家，存在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思想和信仰。但从根本上看，美国是经典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美国自由主义是美国价值观及政治理念的核心部分，也是美国政治思想的传统之一，在多元的美国政治文化中得到普遍认同。（一）美国自由主义的原则、特点与影响自由主义经历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从自由主义鼻祖约翰·洛克、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的思想家理论为起源，发展到托克维尔和约翰·穆勒，再到约翰·杜威和约翰·凯恩斯，一直发展到当代的弗雷德里克·哈耶克和约翰·罗尔斯等不同背景、不同动机的思想家理论。学术界对自由主义的起源和若干原则具有很大程度的共识，因此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入手可以发现美国自由主义的含义和特点。1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首先，自由主义是关于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哲学理论。在这方面，自由主义坚持个人主义立场，所强调的是个人的尊严、平等、价值与权利；强调个人应该得到的尊重，享有某种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强调社会的法律、政治与经济制度应该贯彻和实现这些个人主义原则；坚持“每一个个体的人本身就被视为目的而不是增进他人利益的手段”。 JSalwyn Schapiro， Liber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 New York: DVan Nostrand Co，1958，p9其次，在政治层面，自由主义强调的是有限政府、分权制衡、代议制民主、法治和宪政，或可称之为政治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影响了美国人对一个国家的整体性质与其国际行为之间关系的看法。再次，在经济层面，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强调财产权、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与国家较少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可称之为经济自由主义。亚当·斯密是首个阐述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当代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主义，在市场经济法则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调节导致良性的经济结果。市场需要清除那些给追求个人利润化的资本所有者带来不便的种种行政的或政治的障碍，政府不应该干预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后，在社会层面，自由主义从强调个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出发主张社会主义，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在经济领域，改革的自由主义仍然坚持市场理论，但是接受国家对经济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和管制。这一思想经常与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发生冲突，后者在美国的语境中一般被称为“保守主义”。 James PYoung， Reconsidering American Liberalism: The Troubled Odyssey of the Liberal Idea， Westview， 1996， p72美国自由主义的特点17世纪以来，自由主义从英国逐渐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成为西方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美国虽然没有以自由主义命名的政党，但共和、民主两党都是自由主义政党，两党的分歧不是自由主义与欧洲意义上的保守主义的分歧，而是自由主义不同原则和不同方面的分歧。美国自由主义包括以下特点：一是美国人信奉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来源是约翰·洛克的思想，其中自然权利、私有财产和有限政府思想在美国深入人心。个人是位的，是本源和目的，社会和国家是第二位的，是派生和手段。二是美国对自由主义的贡献是宪政主义或者说自由主义的法制化，而法制化的同时也造成自由主义的常识化。 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自由主义法制化和常识化不仅影响了美国人的日常行为和对政治的基本看法，也塑造了美国人对外交与国际问题的理解，他们更倾向于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观察和思考国际问题和外交事务。三是对财产权的高度珍视和对自由企业制度的坚定信奉。相较于欧洲自由主义的演进而言，美国的自由主义比较保守，恪守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缺乏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因此，美国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中经典的自由主义政体，欧洲所称的自由主义在美国指的是保守主义，强调自由放任，反对大政府和福利国家。美国的保守主义者要保守的是洛克的自由主义哲学，所谓的左翼和右翼不过是自由主义的不同变种。3自由主义在美国社会的地位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但自由主义是在美国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规范，得到美国政治文化的普遍接受和认同。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会，而中产阶级信奉的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因此，美国是压倒性的单一阶级社会，大多数人拥有一套共同的中产阶级、资本主义和民主的价值观和信仰。 SW Hook， JW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FAPraeger， 1965，p6 美国无论是激进还是保守的思潮，都没有超过哈茨所说的自由传统，都是在经典自由主义范围内强调某一方面。自由主义作为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美国人对基本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的看法，如社会进步的方式、稳定政治秩序的来源、合法政治权力的起源、历史演变的规律以及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等，这些基本问题又将影响外交及国际问题的理解。美国的外交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以及构建国际秩序等问题的看法和实践正式构成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取向。自由主义理念根植于美国的早期历史和政治文化，是美国主流外交理念的体现。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所要求的价值观与理想对外交行为的影响要大于大多数其他国家。美国民主政治和外交决策机制使美国的外交决策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一般来说，一个人离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越近，具有的与外交事务相关的专业知识能力越强，就越关注保护现实的国家利益而较少关注意识形态；而与外交政策关系较遥远的大众则具有相对较强的意识形态取向。 Levi，“Ideology， Interest， and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4， No1， March 1970， p29美国上百年的政党政治实践中，尽管两党倾向的外交理念存在差异，但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等价值观却能够程度地体现美国主流政治哲学，也能限度地得到民众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共鸣，因此得到两党的一致认同。此外，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比其他小国更能成功抵制国际体系的影响。一般来说，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驱使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倾向于追求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而大国受国际体系和外部环境的约束往往较少，更有条件在外交中注入意识形态因素和推行某种道德理想。（二）美国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是美国当下主流的政治思潮，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及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渊源上看，两者是传统自由主义的两个分支。民主党具有新自由主义的倾向，而共和党有新保守主义的倾向。新自由主义产生于古典自由主义的衰落和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它的实质主要体现在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以及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它保守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个人的自由”。新保守主义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其宗旨是阻止美国违背传统自由主义的发展方向。新保守主义反对一切激进主义和以未来为目标的激进社会改革，它的实质是对传统保守主义的继承和创新及对保守自由主义的吸收和借鉴，它保守的是既定的社会秩序、传统道德观和文化传统。因此，新自由主义更看重个人和自由市场经济，新保守主义更看重社会秩序和传统道德文化。20世纪90年代，新保守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思想界重要的流派之一。新保守主义在共和党居于主导地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美国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政治观方面，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在自由与秩序谁为性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新自由主义倡导放任的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经济秩序是建立其他秩序的基础，只有有序的经济秩序才能保障其他方面井然有序。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新保守主义强调社会秩序的重要性，秩序高于自由的地位。政府职能方面，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都赞成把政府的职能限制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但新自由主义对宪法做较宽的解释，主张扩大政府的权限；新保守主义则对宪法作较严的解释，强调个人自由和自主，反对扩大政府的权限。 彭春艳、郭韬杰、徐进：“美国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112页。经济方面，新自由主义虽然崇尚市场经济，但主张政府对经济加强干预。政府需在管理经济活动、重新进行财富分配、扩大对中产阶级和底层群体的援助中发挥积极作用，更为重视社会的变革和平等。新保守主义主张自由企业和经济自由的经济政策，政府在市场方面发挥有限的作用，予以企业更大的自由空间，反对向财富阶层征收重税及对底层群体提供高于基本保障安全网以外的援助。国际战略方式方面，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都以维护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和领导地位为战略目标，两者的差异性体现在方式的选择上，即是合作还是单边。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重要的不仅要解决东西方冲突，也要解决美国同盟国之间的问题以及南北问题，强调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上述目标。在经济战略上，新自由主义鼓吹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认为经济全球化不仅有利于美国经济制度在全球的确立和推广，而且有利于美国的价值观在世界范围传播直至同化。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维护美国国际秩序领导者的重要方式，积极推动建立合作机制、组织和平台。新自由主义者尤其重视国际组织在协调全球事务和促进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强调建立规则和共识，以达到增强美国经济实力和实现经济战略目标的目的。新保守主义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主张美国例外论，信奉美国优越论和向全世界传播美国价值观的使命论，强调通过美国实力来实现上述目标，合作居于次要位置。新保守主义重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坚持美国利益至上，重视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认为实力是美国领导世界重要的条件。新保守主义将安全问题置于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地位，倾向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重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自由，主张避免多边主义可能带来的束缚。新保守主义把安全问题置于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后冷战时代美国面临的威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未来大国崛起的挑战，而中国被视为有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国家；另一方面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在政治观、政府职能、经济、国际战略等方面有明显的区别，但两者的终极目标一致，即维护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利益。二、影响美国对TPP认知的安全战略因素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从高级政治转向低级政治，国际经济政策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上升。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现在更需要的不是寻求权力去实现美国的目的，而是应先确定美国的目的，然后决定如何使用权力。作为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以追求全方位的世界霸权为战略目标。美国霸权可分解为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军事霸权和科技文化霸权。政治霸权方面，美国是的发达国家，虽然面对诸强的挑战，但仍在国际上占据话语权。军事霸权方面，美国是世界军事大国，拥有总体实力为强大的军队，在军事科技水平、作战装备、实战经验等多方面拥有优势。科技文化霸权方面，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拥有数量位居全球，由文化、意识形态、机构、机制等无形资源构成的软实力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美］约瑟夫·奈著，何小东等译：《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美国的经济霸权相对衰落，成为能否稳固世界霸权的变量。美国仍是世界经济实力强的国家，并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保持领先优势。然而，即使美国经济实力依旧强劲，其经济霸权却随世界格局的变化而变化，陷入某种结构性衰弱。而使美国陷入这种衰退的世界格局变化以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为特征，以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为目标，以实现全球化分工合作互利共赢为途径。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与新兴经济体存在结构性矛盾。一旦经济霸权受到挑战，其他霸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不稳，必然冲击美国世界霸主的战略目标。作为世界的霸权国，“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支配地位还体现在语言、观念以及影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制度框架上。广泛的制度联系使美国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密切联系，并提供了一种原始的治理体系”。 ［美］约翰·伊肯伯里著，韩召颖译：《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285页。战后的问题在于美国霸主地位遭遇到目标与手段、义务与资源间紧张关系的挑战，从而使美国的大战略争论一直聚焦在是确保霸权地位的性还是相对性，是美国支配还是美国领导，是以维护国际霸权秩序为重心还是以美国国内需求为重心的问题上。美国社会在不同时期对美国霸权地位的评估、对美国利益的界定以及对美国威胁来源的认知在不断变化。美国战略思维的基础是美国利益至上。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保持实力优势和相对实力优势的战略手段在不断调整。美国对TPP的认知不仅取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变化，还取决于战略环境的变化。国家间的相对实力分配主要指国家间的物质力量分配，特别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对比。从美国崛起的经验出发，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和前提。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认为，经济和技术发展是世界变化的原动力，经济力量是一国军事力量和综合国力的基础。经济的变动预告了新的大国的兴起，而这些大国终有一天对军事和领土秩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美］保罗·肯尼迪著，蒋葆英等译：《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9、472页。中国目前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距离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尚有不小的差距，因此中国尚未实现全面崛起。目前国际社会讨论“中国崛起”，实际上指的是中国正在崛起这个基本事实，指的是“发展的中国”正在变成“崛起的中国”这样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袁鹏著：《四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美国与世界新秩序》，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88页。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重要因素。经济实力方面，21世纪以来，中美两国的差距明显缩小。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相比之下，美国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大幅提升，中美间经济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1990年中国经济总量为3903亿美元，约为美国的67%；2000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至11985亿美元，约为美国的122%；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提升至58786亿美元，约为美国的403%。 World Band，“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10”，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GDPpdf（上网时间：2018年3月25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政治影响力上升，中国在对外经济发展方面，参与区域和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逐步提升，对区域内国家的吸引力也逐步加强。军事实力方面，美国军事战略家认为，即使中国的军事力量与美国仍有差距，中国也有能力在与美国的冲突中构成相当的威胁。此外，中国日益崛起，对美国的传统优势构成挑战，这将导致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集团的诞生，终主导西太平洋地区。因此，按照他们的说法，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相上下，两国的利益注定会发生冲突。 Mehraj Uddin Gojree，“US-China Strategic Cooperation Or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 Overview”， Dec10， 2015， Eurasia Review， http://wwweurasiareviewcom/10122015-us-china-strategic-cooperation-or-strategic-competition-an-overview/（上网时间：2018年4月1日）美国对华战略既保持接触，但也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好准备。中美经济实力的缩小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也加重了美国全球战略中中国因素的分量。中国希望在区域经贸合作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美国担心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将影响美国盟国的战略选择。为避免中国获取挑战美国在国际体系中主导地位的能力，全面遏制中国成为美国越来越倾向的战略选择。因此，为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优势，美国将重点在经济领域防范中国，中国快速崛起是美国战略重心调整的关键因素，也影响了美国对TPP的认知。三、影响美国对TPP认知的经济利益因素美国在战后主要依靠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多边国际机制来调整西方国际经济关系问题，所以美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在讨论美国对外经济关系时，主要将注意力放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上，对国际相互依赖和国际机制的侧重说明美国主流国际经济政治学者仍寄希望于国际机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冲击，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之一。冷战结束后，维护经济安全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目标中的首要任务。美国战略目标的调整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其中的经济利益成为重中之重。但随着世界经济重心趋于多元，金融危机给国际经济秩序带来冲击，美国的传统经济利益受到挑战：首先，美国无法完全依靠国际机制来协调国际经济矛盾；其次，新的经济重心往往有意修改现存国际机制的一些规则，将削弱美国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控制；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经济实力分布发生新变化，亚太地区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使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从单向影响转变为双向互动。美国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受到外部经济政策的影响，而美国无法完全通过现有的多边机制来控制和减少不利影响，因此寻找新的多边合作机制掌控亚太经济成为美国维护经济利益，确保亚太经济领导权的突破点。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受瞩目的地区，其中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成为新亮点。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发布的《2008年亚太经济和社会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尽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在目前亚太区域之外困难的经济条件下，2008年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7%。亚太市场已经成为美国制造业、农产品和服务业的主要出口目的地。2010年到2020年，全世界的新兴市场中中等收入人口将从93亿增加到306亿，其中约占75%的人口居住在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 ［日］山澤逸平、馬田啓一、國際貿易投資研究會編著：《通商政策の潮流と日本：FTA戰略とTPP》，勁草書房2010年版，第72页。尽管遭遇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出口至亚太地区的制成品、农产品和服务分别高达7470亿美元、760亿美元和1870亿美元，占同年美国相应类别总出口的72%、64%和34%。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出口总计为10095亿美元，占同年美国总出口的55%。 USTR，“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the TPP”， 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fact-sheets/2009/december/economic-opportunities-and-tpp（上网时间：2017年12月20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变化成为研究亚太地区经济主导权的重要因素。亚太地区重要的两大合作机制是亚太机制和东亚机制。1989年APEC成立以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经历了两次大变迁：次是从APEC到东盟 N；第二次是东盟 N到TPP和RCEP两大机制并存，同时酝酿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APEC是亚太机制的重要代表，是亚太地区影响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和别的政府间经济合作机制。美国在支撑亚太地区整个经济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合作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其他经济体需要一个机制来加强同美国的联系。但APEC结构松散，缺乏约束性，难以坚持一致性原则，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与亚太机制相比，东亚机制关注于双边或次区域的开放合作进程，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取得迅速发展，出现东亚一体化进程领先亚太一体化进程的局面。表1—3东亚地区主要经济合作机制
机制名称成立时间成员国议题10 11997年东盟分别与中、日、韩、印、澳—新经贸、经济技术合作、地区和双边热点问题10 31997年东盟与中日韩经贸、经济技术合作、地区热点问题东亚峰会2005年东盟及中日韩、5个观察国（美、澳、新、俄、印）共同关切的全球和地区问题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四、影响美国对TPP认知的国内政治因素美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决策层复杂的认知过程。在美国多元的政治制度中，社会认知对决策层产生的影响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美国对TPP的认知方面，要理解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对外行为，除了要从宏观角度把握外，还需要从美国国内现实因素来分析决策层的认知过程。美国的决策机构包括总统、国会、法院、行政部门、情报机构和地方政府等，其中对外政策的主要决策机构为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和作为立法部门的国会。因此，美国对TPP的认知中，国会因素和总统大选成为国内现实因素中重要的两个方面。（一）国会因素从美国宪法来看，国会是联邦政府三部门中重要的部门。宪法在其条款规定：“本宪法授予的全部立法权，属于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 李道揆著：《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51页。美国国会是由535名议员构成的一个复杂的机构，代表着美国公众中持不同观点、拥有不同利益的人群。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议程日益向国内问题汇集，国会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加强。随着国会地位的上升，它也将权力向总统和行政部门擅长的对外及安全政策等领域扩散。就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而言，国会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其政治影响已经接近总统，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超过总统。美国国会的权力包括立法权、财政权、任命批准权、条约批准权、对外宣战权、弹劾权和调查权等。按照美国宪法，美国与外国订立的条约需要经参议院批准。参议院的真正领导权掌握在多数党和少数党领袖手中，相对而言，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比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权力要大。国会的一项议案要成为法律，往往需要经过提出议案、委员会审议、议院全院辩论和表决、另一院辩论和表决、两院协商、总统签署六道程序。在对外政策中，国会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亨廷顿将美国外交及安全政策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危机型政策、战略型政策和结构型政策。TPP属于美国对外条约和贸易政策，归于战略型政策范畴。作为战略型政策，总统虽然握有重要权力，但总统的权力是建议和提出政策，总统的决定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和认可。而当总统的决定与大多数议员的立场存在巨大分歧且难以调和的时候，总统在这方面的能力将受到严重挑战。国际谈判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主要包括两级谈判：国际和国内。国际贸易谈判中互惠互利的达成有可能以牺牲国内一部分团体的利益来换取更大的整体的利益，但国内立法机构必须认可国际谈判的妥协。美国执法和立法是相互分离的，国内政治的较量结果有可能与国际谈判结果并不一致。这个困境正是“快速通道”授权逻辑的核心，包含于美国贸易促进授权（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简称TPA）之中。TPA要求国会对总统递交的任何贸易提案必须立刻做出直接表决，即同意或者不同意。也就是说，一旦议案被提交，国会成员就不能像对待大多数立法一样去进行改进，只能通过或否决。 万璐、程宝栋、李俊著：《美国TPP战略的经济效应及我国亚太地区FTA策略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180页。1974年《美国国际贸易法》颁布至今，“快速通道”一直存在于美国的贸易政策中，国会主要负责制定与实施贸易政策，而执行部门主要负责贸易的谈判和实施相关贸易的法律法规。1党派政治在国会内部，党派政治发挥的作用非常显著。两党通过各自的议会党团和领袖来控制和影响国会的主要活动。金融危机后，美国政治极化现象明显，党派冲突加剧的情况下，政党因素会对总统执行对外政策的能力构成严重挑战，非党派因素和利益集团因素是暂时的，而党派对立则是长期行为。总体而言，两党在外交及安全政策总目标基本一致，但在侧重点上存在明显差异。民主党倾向于增加美国对外官方援助，通过多边机制扩展美国的霸权。共和党倾向于自由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对外行动中倾向单边主义。从美国FTA谈判历史来看，顺利的FTA谈判离不开国会提供贸易促进授权。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之所以能够在某一时期的FTA谈判上大有斩获，贡献了美国绝大多数的FTA，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国会给予了授权。而奥巴马政府未能达成任何一项双边或者多边自贸协定，症结就在于国会未曾通过授权。国会授权与否，首要的考量因素是党派政治。如果总统和国会的多数党同属一党，或者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关系和谐，总统更容易获得国会贸易促进授权。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现象明显，两党对立情绪高涨。2010年之后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进TPP谈判的时期也是共和党全面控制国会的时期。共和党把贸易促进授权看成制约民主党奥巴马政府的博弈工具。奥巴马政府越是渴望获得贸易促进授权，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越是不会轻易授予。TPP谈判的其他成员国也认识到，没有贸易促进授权的自贸协定谈判理论上都可能是没有法律保障的谈判，即使与美国政府谈判初见成效，美国国会也有可能对谈判成果进行修改甚至否决。2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指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力图影响政府政策一种社会团体。 倪峰著：《国会与冷战后的美国安全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它不仅数量众多、种类齐全，而且在关键领域和重大决策中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按照利益集团追求的主要目标，大体可分为追求成员经济利益的集团；寻求成员政治、社会权益的集团；公共利益集团；外国利益集团四大类。 引用自李道揆专著《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对利益集团的划分。前三类利益集团在实现主要目标的过程中与美国外交决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利益集团通过直接院外活动和间接院外活动的手段影响美国政府决策。其中，间接院外活动中通过基层会员、选民、大众传媒和其他团体来对政策决策者施加影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供的资料显示，已发表声明支持TPP的有60多家行业协会和企业，主要包括美国商会、“商业圆桌会议”等向来支持自由贸易的商业和农业组织，以及部分互联网科技、纺织服装和物流服务企业。但美国制药、烟草、金融和汽车业对TPP的某些条款不满意，要求美国政府对此重新谈判。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捍卫公众利益组织等工会、消费者维权和环保组织是反对的主要代表，指责TPP主要照顾跨国企业利益，对劳工、环境保护和公众卫生重视不够。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2016年5月公布的官方TPP经济评估报告显示，到2032年多数TPP条款生效时，与基准情形对比，TPP将使得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427亿美元（相当于增长015%），整体就业增加128万个全职岗位（增长007%），对整体经济的贡献较为有限。从具体行业来看，TPP将令美国农业和食品业获利，服务业也受益明显，但制造业、能源业和自然资源等行业将遭受损失。美国国内各州由于在产业结构、资源优势和地理区位等方面的差异而从对外贸易中能够获得的利益大相径庭，而作为一个分权国家，每个州都能通过以国会议员为代表的利益代言人来影响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 徐康宁、韩会朝：“美国政党分野、州际差异如何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6期，第90页。奥巴马执政期间，其推动TPP引发国会和政府政治博弈，究其原因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存在分歧，各利益集团都试图通过游说国会议员来抵制可能的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冲击；而在国会两党竞争的格局中，各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都是通过两党的不同政治主张而集中体现出来。 项卫星、王冠楠：“美国贸易政治对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基于TPP谈判的视角”，《世界经济研究》2015年第11期，第21页。（二）总统选举因素TPP历经5年多的谈判，虽然各成员国于2015年10月达成一致，并于2016年2月正式签署协定文本，但需要经过各国立法机构批准才能生效。奥巴马推动国会批准TPP无望后，TPP只能寄希望于新任总统继续推进，美国总统选举也成为影响美国对TPP认知及未来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美国总统选举制度为选举人团的间接选举制度。除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外，其他48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实行赢家通吃制度，即获得选民票多者获得该州或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所有选举人票。政党的偏好和选民的观念倾向影响着竞选战略，候选人的终目标是赢得选举，因此哪种竞选口号和施政纲领有利于获得选票，候选人就会提倡哪种。美国选民大多关心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美国盖洛普公司2016年1月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92%的受访者认为候选人的经济政策立场对自己投票倾向产生极其重要或非常重要的影响。就业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分别以89%和87%比例排在第二、三位。其中，认为候选人在对外贸易的政策立场将对自己投票产生极其重要或非常重要影响的选民比例仅为61%。每个政党都是一种个人团体的广泛联盟，共和党支持者的观点更为保守，而民主党的支持者更为自由。此外，在大选时，政党提名者力图获得本党成员、独立投票人和反对党成员的支持。考虑到选民的天性和总的竞选战略，竞选常常强调个性，突出象征意义。由于冷战和越战的结果，对外政策问题常等同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共和党据此反对民主党。总统竞选以吸引大众支持，赢得选举为目标时，这些竞选策略便具有了政治上的意义，也产生了政治上的后果。民主党代表中产阶层和贫民阶层，城市力量较强，支持者是工会和知识分子，以及社会边缘化势力如移民、女权主义、少数族群和同性恋团体等。共和党代表资产阶层和社会保守势力，在乡村特别是南方力量强大，主要支持者包括宗教组织、大企业、退伍军人、白人特别是男性白人。民主党在经济政策上更支持政府干涉和帮助弱势群体，体现在对高收入群体征收高税率、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讲究教育平等。共和党经济上主张低税收低福利，减少立法，多给企业和市场自由来促进经济多样发展，因此共和党的选票基础包括各个阶层的商业团体。本章小结TPP作为美国自贸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经济和安全战略的复合体。TPP由初的P4发展到拥有12个成员国，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美国的主导性在其中起到决定作用。从TPP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美国的主导性是影响TPP谈判的关键因素。在发展规模上，美国的加入及主导是TPP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2009年美国正式加入TPP谈判以来，TPP实现了从P4到P12的迅速扩张。在谈判过程中，美国主导的谈判议题往往成为谈判的焦点和难点。在成员选择上，美国从始到终贯彻了其主导性。在利益分歧中，美国以美式价值观为指导，以维护美国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美国对TPP的认知是诸多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对TPP的认知首先源于每届政府政治理念的不同。其次，美国对TPP的认知来源于安全战略的调整，作为世界霸权国家，美国战略思维的基础是美国利益至上，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经济地位上升及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中。再次，经济利益在美国对TPP的认知中极为重要。经济利益是美国国家实力的基础和后盾，是美国核心利益，也是维系其他国家利益的保障。后，美国国内政治影响了美国对TPP的认知。如受党派政治、利益集团等影响的国会因素，以及2016年总统大选，容易放大TPP的负面影响。
第二章奥巴马政府对TPP的认知及政策调整奥巴马入主白宫之时，正值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经济形势下滑、美国内政外交受困。一方面，“9·11”事件以来，美国深陷反恐战争泥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国际形象受损。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严重萎缩，而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美国国内政治社会极化现象明显，给奥巴马执政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2009年奥巴马就职演讲中强调“变革”，以实施“新政”来兑现变革的承诺，扭转美国经济低迷态势，重振全球领导地位。节影响奥巴马政府对TPP认知的因素TPP是美国主导的21世纪高标准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企图以TPP为蓝本建立“高质量和约束力”的国际经贸新规则，是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包括美国、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其中以中美的利益竞争为突出，将影响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美国加入并主导TPP既有其内在的经济动因，又有深刻的战略动因。影响奥巴马政府对TPP认知的因素包括政治理念因素、安全战略因素、中美竞争因素等方面。一、奥巴马政府政治理念：实用的自由主义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挑战是巩固、保护和扩展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尽管自由主义理念长期作为美国大战略的核心思想，却在不同时期的政策选择上存在摇摆和变化。民主党向来奉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但奥巴马执政以来，淡化了自由主义意识，着重反映了问题意识和实用主义，将自由主义意识隐藏于现实主义的问题意识之中，既贯穿了威尔逊式的自由主义外交思想，又体现出现实主义推崇的以实力做后盾的外交手段。决策者的外交理念是外交决策的核心因素之一。当领导者将个人政治理念置于具体的政策制定，无法超越理想与现实因素的多重制约时，必然受到国际环境、国内政治以及个人认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裔总统，奥巴马的外交思想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强调国际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复合相互依赖的特征，主张通过国际合作、建立国际机制来解决面临的挑战。2006年普林斯顿大学《铸造一个基于法治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由名为“凤凰倡议”的研究小组撰写的《战略领导：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中，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提出质疑，指出在一个无政府世界中相互合作与相互依赖的重要性，强调国际社会的相互关联性，具有鲜明的新自由主义特征，所以有学者称奥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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