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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

書城自編碼: 3762099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中國史
作者: 沈刚
國際書號(ISBN): 9787559849946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06-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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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著名学者葛剑雄、马勇、刘统、姜鸣、秦朔一致推荐。
2.具有大历史观。本书从秦讲到明清,时间跨度长,探讨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基本涵盖中国古代重要政治制度,讲透帝制盛衰真相。
3.多角度审视王朝兴衰。书中综合了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和传播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从不同角度来探寻朝代循环的根源,对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体系提出了全新的诠释模型。
4.论述框架清晰。综合编年体与纪传体的优势,既深刻地剖析每个时期的国家治理体系,又绘声绘色地勾画出40余位有代表性的统治者形象,连接起来则是一部两千年的帝制政治史。
《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行文流畅质朴,没有夸大的议论,更没有无所依凭的随意阐发。论出有据,紧扣史实。不仅能清晰地交待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绘声绘色地勾勒历史人物“肖像”,而且不会令人读起来感到沉闷无聊,不时有一些如朱玉一样的小观点、小视角给人惊喜!书中的关怀与野心是庞大的,它着眼于国家盛衰,心系民生大事。
阅读这本书,就如同置身于与古代王侯将相相同的处境中,体会到个人
內容簡介:
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和变迁中,儒家思想为什么会成为核心价值观?哪八位帝王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哪些制度左右着社会资源的控制和动员?……
本书是一本视角新颖的中国古代政治史,全新揭示了秦统一后帝制国家皇权系统的运营逻辑,并力图从中找寻变迁规律,揭示王朝循环的原因,总结历史得失。作者将数十位帝王的故事与大历史视野相结合,既是一部中国历代皇帝评说总集,又梳理了两千年中国政治历史,便于读者快速理解帝制中国两千年兴亡得失的机理。
關於作者:
沈刚,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辑专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历任上海《萌芽》杂志社编辑、上海《解放日报》编辑。后创立唐神传播任董事长至今。小说《别了,十八岁》 获“萌芽”文学奖,出版小说集《别了,十八岁》。
目錄
绪 章 帝制时期的运营和治理  
第一章 创制:秦汉第一帝国
第一节 秦始皇:开创还是毁灭     
第二节 摸着石头过河的汉高祖
第三节 忍者汉文帝
第四节 汉武大帝的矛盾人生
第五节 汉宣帝:霸道王道两手抓
第六节 新帝王莽的理想国
第七节 汉光武帝:儒生皇帝的政治实践
第八节 桓灵末世
第二章 重构:魏晋南北朝大分裂阶段
第一节 曹操、魏文帝的三国时代
第二节 晋武帝:统一还是崩溃
第三节 晋元帝:东晋政权的士族专政
第四节 前秦天王苻坚:大一统的失败尝试
第五节 职业军人宋武帝
第六节 北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
第七节 梁武帝崇佛和西魏宇文泰改革
第三章 调整:隋唐第二帝国
第一节 文帝、炀帝:二世隋朝
第二节 天可汗唐太宗
第三节 女皇武则天的逆袭之路
第四节 成败唐玄宗
第五节 唐宪宗:承前启后的中兴
第六节 武宗和宣宗:帝国的落日
第四章 完善:五代辽宋金对立阶段
第一节 辽太祖太宗:契丹版的一国两元体制
第二节 宋太祖:最后的篡位者
第三节 宋仁宗:盛治和改革
第四节 宋高宗的南渡岁月
第五节 金世宗与宋理宗:文治的迷思
第五章 固化:元明清第三帝国
第一节 元世祖:因俗而治,蒙汉相杂
第二节 明太祖的恐怖政治
第三节 明成祖和他的儿孙
第四节 明世宗:革新与停滞
第五节 深居宫中的明神宗和崛起的努尔哈赤
第六节 明思宗殉国与皇太极、多尔衮建国
第七节 最后的康熙大帝
第八节 乾隆帝的盛世自恋
第九节 道咸大碰撞
第十节 慈禧太后,帝制的终局
结论
治理体系中的最高统治者
后记
我的跨界历史写作
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后 记 我的跨界历史写作
我少年时代即酷爱文学和历史,大学二年级时,在《萌芽》杂志上发表小说《别了,十八岁》, 第二年获得萌芽文学奖,二十一岁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当年曾是上海市作家协会年轻的会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国家掀起新的一轮改革开放高潮,我从报社辞职创业,对于虚构类作品的关注急剧减少,而将工作之余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的阅读和思考。
相较于文学探索人性,历史学更多地研究组织或团体的兴亡得失,这和我所从事工作的内容颇有相通之处。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一大批中外企业风起云涌,激荡沉浮。作为专业从事品牌推广的广告公司负责人,我有幸接触到了许多行业中名列前茅的企业,目睹了他们的成功、扩张和挫折,从服务实践、和客户充分地互动中,总结出品牌主体运营系统五个维度的理论,即从大环境、价值观、方法论、组织保障和资源动员的角度,去分析品牌主体创业、运营和变迁的规律。
这一时期,我又陆续读了许倬云先生的历史文化著作,特别是他的《从历史看组织》等系列跨界作品,从管理学视角剖析大历史的进程,遂萌生了从品牌主体运营系统多个维度,去重新研究历史、叙述历史的想法。
企业和国家政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和持续经营,政权追求社会统治和有效管理,两者的价值并不一致。但从同为品牌主体的视角而言,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企业生产有形的或无形的产品,满足目标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占有和扩大市场份额,如果把政权的运作视为企业的经营,那么这一国家或地区就相当于市场,所处国
家或地区的民众,就是我们所说的消费者。所谓政权的产品,指政府对内对外一系列的公共政策,离不开国家统治策略的相关制度安排、法律设计。
品牌是品质的保障。品牌是品牌主体所拥有的超值的无形资产。品牌体现了广大消费者对于特定主体的认可、偏爱和忠诚。中国古代从以血缘为主体的氏族,到血缘和地域并重的部落,终形成部落联盟形式的初国家,或以图腾或以地名发展而来的国号,应该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政治品牌主体的名称。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有云,“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表达了不同品牌主体的区隔,而所谓明德者,当为凸显品牌的核心价值。古代的军政集团或者统治王朝,其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可以看作是政治品牌主体被认可的过程。
差不多二十余年间,我一面阅读了大量的近现代史上重要政治人物的著作选集、回忆录、口述历史和访谈录;一面又阅读古代史籍,特别是前四史,买来全套文白对照的《二十四史全译》和《资治通鉴》,适应了较快地阅读文言文的状态。同时,我还阅读了一大批古代史、近现代史专家前辈的著作专论,积累了历史科学的研究成果。
我在对中国历史的研读中发现,秦汉以来的传统国家治理体系,尽管历经三个连续性的大一统帝国时期,以及两个相对较长的分裂时期,各个阶段不同政权的运营系统呈现出相对的特殊性,但是整体而言,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郡县制的统治策略,与孔孟的儒学核心价值相结合,统治者及作为组织体制主体的士大夫文官势力,通过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采用严密户籍登记的编户齐民制度,进行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的控制和动员。在东亚大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之内,价值观、方法论、组织和资源高度统一,形成了独特的农业文明闭环。运营系统五个维度某一部分或某几部分,虽然可能发生周期性危机,严重时将造成政权更迭、王朝倾覆,但只要新的朝代建立,统治者对失衡的关系进行调整和修复,以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为方法论的治理体系,依然能够进入有效延续的循环。
1840年后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是指构成这种循环的闭环治理体系的崩塌,是全球化带来的不同文明治理体系碰撞的结果,反映了支持儒家农业文明运营系统的五个维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和瓦解。我从环境、价值、策略、组织和资源多个维度,去分析两千年历代治理的成败得失,特别是观察统治者在运营系统中的作用,既不是历史事实的重新考证,也不是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而是综合了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和传播学等多方面知识,展开大历史跨界写作的一种尝试。
我是在2020年春节后,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得不居家在线上班,由此开始本书的写作。由于我从事的工作以甲方为中心,我常缺乏整块的时间用于阅读和研究。我几乎所有的写作,都发生在工作之余的碎片化空隙。疫情的发生使我减少了出差和应酬,反而拥有了更多写作的时间。为了保证随时随地利用间隙写作,我还把写作软件安装到手机上,一旦脑海里出现思想的火花,立即将其记录下来。历史写作忌讳出现与史实不符的硬伤,对于书中展现的历史脉络和细节,我都尽可能地反复查证。对于一些文献上不同的、矛盾的记录,我都反复予以比较,融入个人从事管理和传播工作的感悟,终形成自己的判断。我严格按照历史时间的顺序,逐步展开和深入我的思考,坚持遵循严谨的历史研究和评论的态度。我不能接受那种先有观点,然后为了论证观点而选择性运用论据的研究方法。有些章节我不满意便推翻重写,我愿意在学习和发现中,不断地修正自己、提升自己。作为一名前文字工作者,我对于书中的遣词造句也比较纠结,所以,我的写作速度较为缓慢。
感谢母校的前辈、学长和同学,葛剑雄、马勇、刘统、姜鸣和秦朔等先生,热情地为我的写作做了推荐。我曾到复旦校园专门拜访了葛先生,他对我的历史写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希望我以后可以更聚焦某一朝代、某一具体人物或事件,这使我相当受益。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参考了包括葛先生在内的多位学者的作品,从中汲取养料、获得灵感,书尾我专门列出了主要参考书目的清单,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敬意。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赵运仕先生,这几年一直给予我肯定和鼓励。感谢张洁、倪小捷两位年轻的编辑,在审读和编辑过程中,她们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感谢我公司的工作伙伴们,我的关于品牌主体运营系统五个维度的思考,离不开我们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努力中,共同的交流和碰撞。后,我也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妈妈、太太、儿子,还有已经仙逝的祖母和父亲,这么多年以来,无论我是从事文学创作,还是进行广告创业,或者是探索大历史写作,他们都给予了我坚定的支持。
由于我水平有限,本书中可能会存在一些尚未发现的谬误和不足,敬请广大读者批评,并可给我发邮件(shengang@tangshen. com) 指正。谢谢!
作者2022 年1 月10 日于上海

曹操、魏文帝的三国时代


魏文帝曹丕是帝制时期位通过禅让革命,成功实现运营系统品牌转换的皇帝。曹丕追尊父亲曹操为太祖武皇帝,曹操是死后被儿子封为皇帝的人。曹魏政权建立,脱胎于东汉末运营系统的溃败。从党锢之祸到董卓进京,忠于儒家价值、汉政权和皇帝本人的三合一信仰系统崩溃,各地呈现碎片化割据。曹操以法家的严刑峻法,力图振作统治者的权威,把唯才是举、“明达法理”作为进入组织体制的依据。这些是对东汉后期政治松弛、用人注重门第的虚誉风气的纠正。然而,曹操虽然扫平群雄,恢复了北方地区的秩序,却无法凝聚新的价值共识,从而重建具有全新品牌的皇权运营系统。曹丕正式立国称帝后,复太学、修孔庙和兴儒学,倡导儒家教化,以此为统治的核心价值。他确立的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既是将用人权收归中央政权,也是对服膺儒教的士族地位的认可。
曹丕赞同汉文帝刘恒与民休息、以德化民的执政理念,从总结汉政权运营得失的政治正确出发,严格防范宗室、外戚和宦官等势力对于皇权的威胁,但是,始终未能迅速重塑天下士人共同忠诚的信仰。曹魏政权不仅无力统一南方蜀汉、东吴控制的区域,而且仅过二十余年,即发生统治者的继承危机。辅政大臣司马懿乘机发动了夺权政变。


曹操的困局

曹操的父亲曹嵩,为宦官曹腾之养子。阉人养子之后是曹操入仕后难以抹去的污名。曹操早年任洛阳北部尉时,棒杀违反宵禁令的宦官蹇硕之叔父,策划暗杀中常侍张让,上书为陈蕃、窦武等人鸣冤,都意在和宦官势力划清界限。可惜无论是上述行为,还是任济南相时励精图治,或是朝廷征召他当东郡太守、模仿名士挂冠求去的作派,都仍然得不到士族党人内心的认同。
袁绍、公孙瓒和刘表等士族、名士割据一方,不敢再受命另启新的运营系统,也不愿继续忠于被挟持的东汉献帝政权,实际上是对天下危局束手无解。曹操迎献帝至许昌,以东汉政权正统的名义平定各地,先后击败袁术、吕布、张杨、眭固和张绣等势力,在官渡之战中,一举击败袁绍军政集团,北征乌桓、南伐荆襄、西讨凉州,虽在赤壁大战中,败于孙权和刘备的联军,但是,基本重建了北方中国的治理秩序。
在统一战争的政治实践中,曹操为了处理组织体制内人力资源不足的状况,三次下达求才令。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而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的污名。曹操所标明的唯才是举政策,并不是以道德作为标准的,以名节、德行为核心的儒教征辟选官制度一定程度上被废除。陈寅恪先生甚至判断,曹魏是得到部分豪族士大夫支持的法家寒族政权。曹操任兖州刺史时,诛杀名士边让,曾引起陈宫、张邈等当地士大夫起兵反抗,曹操诛杀孔子二十世孙名士孔融,更激发天下士人对他可能篡汉的警惕和批判。曹操的这些行为,或许是源于他非士族出身心理自卑的报复,或许是他从中央集权的统治策略出发,强悍打击日益兴盛的世家豪族势力。《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奉行重刑明典的法家治理策略,即汉宣帝言汉家制度“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中的霸道方法论。
东汉政权晚期连年战乱,土地大量荒芜、人口锐减。曹操同样以法家的农战思维,解决国家物力、财力资源严重缺乏的困境。即政府大规模推行屯田制度,直接把农业劳动者组织起来, 置于独立的郡县系统外的屯田官员管理之下。屯田包括民屯和军屯两种,屯田客、屯田士兵相当于国家的佃客,屯田地区遍及政权所控制各地。国家每年所获的粮食,源源不断地从那里提供给前线作战的军队。
公元200年、214年,曹操两次和汉献帝身边近臣亲属发生冲突。参与倒曹行动的车骑将军董承等多位大臣,除刘备事先出走外,均被族灭。怀孕的献帝妃董贵人、伏皇后和她所生两位王子,以及伏后之父伏完等宗族数百人,全遭杀害。
曹操长期担任东汉政权的丞相,兼领冀州牧。公元216年,曹操被封为魏公,以邺为都,公然立宗庙而祭社稷。公元219年,曹操进爵魏王,出入服饰礼仪与天子无异,不仅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还相当于自建了和东汉政权并行的运营系统。曹操被封魏公时,远在成都的刘备、许靖和马超等人上书献帝,痛骂曹操“窃执天衡”“剥乱天下”(《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但他并不以为意。曹操称魏王后,孙权上表劝他称帝,曹操却哈哈大笑:“是儿欲踞吾着炉上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他无法再做忠贞的汉臣,但他也相当清楚,天下士人不可能支持他打着兴汉的旗帜代汉。曹操信任的首席谋士荀彧,因此忧愤而死。这不仅是曹操个人的困局,而是当时整个时代,价值观和方法论严重背离后形成的死结。




九品中正制与曹丕代汉

公元220年,66岁的曹操病逝,魏王世子曹丕继王位。数月后,汉献帝正式下诏禅位,曹丕经过三次辞让的程序后接受,登受禅台改朝称帝,完成了汉魏政权运营系统的历史性转换。曹丕任魏王改朝换代前,即接受了尚书令陈群的意见,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这是继汉武帝推出察举制后,帝制时期治理体系组织体制的重大变革,是士大夫政治进化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性事件。
光武帝之后,东汉政权将学儒习经作为进入组织体制的必要条件,朝廷选官又以地方推荐为主,社会上逐步出现世代读书做官的家族。而且,这些家族父子侄孙、门生故吏相传,形成相当庞大的关系网络,从掌握教育、学术资源,进而掌握政治、经济资源,至东汉末中央政权解体时,已经控制了部分的军事资源。士大夫势力部分演变为世袭的士族势力,等同于形成了新的贵族豪强力量。袁绍的家族,以及后起的司马懿家族等,即为其中的典型。士族势力还和名士、太学生等交叉结合,通过形成清议,控制社会的舆论导向,进而在君权暗弱的情况下,控制了运营系统儒家价值观的解释权。
九品中正制保障了中央政权对于选官的话语权,即各州需要推选在中央任职的本籍士人。设大中正一人,大中正再产生各郡小中正,直接负责本籍士人的推举。如此便将名士品评人物的权力收归朝廷。同时,保障士族子弟首先被推举进入组织体制,即根据家世、德行和才能,将士人分为从上上到下下共九品。士族多评为上品,寒族或庶族子弟一般只能三品以下。易中天教授认为,曹丕是将九品中正制,作为换取士族支持他称帝的筹码。但是,对于以守护价值自许的士族而言,仅凭实际利益的输送,难以真正改变多数人内心固有的观念。
作为文采卓越的建安才子之一,魏文帝很在意士人的评说。他自称“以著述为务”,乐于与士人为伍,并说自己“托士人之末列,曾受教于君子”(《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曹丕称帝后,下令重修孔庙、恢复太学,都是崇儒的题中应有之义。他相当仰慕汉文帝刘恒,欣赏他儒家仁君的德治思维。《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记载,“尉佗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锡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魏文帝对此相当感佩。他执政七年间,和东吴、蜀汉的战争规模都不大,并没有利用孙、刘夷陵大战趁火打劫,仅接受孙权形式上的称臣。
对于两汉运营系统四百余年间的弊端,诸如宗室、外戚和宦官等势力威胁皇权,魏文帝制定各种集权措施预加防范。出于曹植曾和他争夺储位的原因,文帝尤其敏感宗室诸侯结党联络,下诏“诸侯不朝之令”,即不允许曹氏兄弟随便进入京师洛阳。宗室表面上拥有自己的封地,其实遭受监视,等同于软禁。文学才情高于文帝的曹植,先后被贬为安乡侯、鄄城侯、鄄城王和雍丘王,不断改迁封地、居无定所,即使到文帝之子魏明帝曹叡时期,情况仍无根本改善。


蜀汉、东吴集团另建皇权的尝试

公元221年,魏文帝曹丕改朝换代的第二年,远在成都的刘备即皇帝位,宣布重建汉政权运营系统,历史上称为蜀汉政权。天下出现了两位皇帝并存的局面。刘备比曹操小6岁,与曹操是同一代人,并不是士族或名士,但他是皇族宗室后裔,又是士族将军卢植的学生。刘备长期没有固定的根据地,辗转投奔公孙瓒、袁绍、曹操和刘表等势力,但他号召兴复汉室不遗余力, 以仁厚待民、讲究信义著称,颇受名士清议的社会舆论好评。东汉献帝政权被曹操集团绑架后,部分反曹拥汉士人以为,刘备或许是继光武帝后,实现再受命的理想人选。诸葛亮设计的“跨有荆益”以图天下的战略目标如果实现,儒家理想、君主集权和汉室品牌或能再完美合一,国家治理体系无法重建的困局就迎刃而解了。
赤壁大战后十余年间,刘备军政集团一度蒸蒸日上,不仅占有大部分荆州,还西入益州,继而攻下汉中、上庸等地。公元219年,马超、许靖等列名为首的一百二十余位官员上书汉献帝, 宣布刘备自行进位为汉中王。随后,镇守荆州的关羽军团北上攻击曹操军队,孙权乘机派军背后偷袭,关羽败走麦城被害,蜀汉政权尽失荆州。刘备称帝后,不听群臣劝阻,执意率军伐吴复仇,结果造成夷陵之战惨败,极大消耗了蜀中的人力物力资源。公元223年,刘备托孤丞相诸葛亮,病逝永安城。
诸葛亮年长魏文帝曹丕6 岁,同为三国世代中的第二代人。刘备临终前,曾对诸葛亮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实际上,后来诸葛亮没能和曹丕在战场直接对垒,而在治理内政的统治策略上,诸葛亮和曹操注重法治而非礼治的模式更为接近。刘备去世前,叮嘱刘禅“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诸葛亮为刘禅手写《申》《韩》《管子》和《六韬》诸书。由此可见,在加强集权、解决弛世宽纵之风的方法论上,刘备、诸葛亮和曹操之间并无根本的不同。诸葛亮入蜀,即和同僚制定《蜀科》法典。代行统治者权力后,他强调廉政、效率和节俭,依法治理雷厉风行,以荆州客籍团队为组织体制核心,结合部分原刘璋东州籍旧部及蜀籍人士,对于当地豪强势力有所抑制,治绩得到众口称赞。受过处分甚至获罪者,仍多敬佩他执法公平、赏罚分明和以身作则。
公元227年,诸葛亮向后主刘禅上《出师表》,再度剖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心迹,并率十万大军讨伐曹魏。当时蜀中总人口不到百万,七年中五次兴兵,资源动员已至极限。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风尘仆仆事无巨细,深恐他人不如自己尽心,后病逝在五丈原军营中。这不但是报答刘备知遇之恩的方式, 更是当时士大夫中有理想的分子对于儒教兴国、尊重士人的汉政权后的缅怀。
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即皇帝位,自建吴政权运营系统,当年都迁至建业,建业即后来的建康,史称东吴政权。天下共有三位皇帝并存。孙权比诸葛亮小1 岁,比魏文帝曹丕大5岁,虽属三国世代第二代,却和代曹操、刘备齐名。孙权还相当长寿,公元252年,他71 岁去世时,曹魏政权已经被司马氏家族实际控制。相较于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刘备“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出师表》),孙权保境安民的价值动员相对薄弱很多。从一方的割据势力,演变为鼎足的皇权系统,他不得不争取江东士族大姓充分的合作。
孙权承袭父兄之事业。其兄孙策率淮泗旧部袭取江东,驱逐东汉政权任命的官员甚至杀害之,获得江东基业的合法性存疑。曹操大军压境前夕,将领周瑜、鲁肃、吕蒙和黄盖等人主战,而南渡士人及江东士族等文臣主张归顺,其实是士大夫们仍将曹操视为东汉政权的正统之故。田余庆先生以为,江东大族发育成熟程度虽不能与中原世家相比,却比见于《华阳国志》的巴蜀大族要高得多。尽管赤壁大战、夷陵大战的胜利,已经从资源上奠定了建立吴政权品牌的基础,但组织体制的江东本土化仍有过程。孙权南抚山越、北拒中原,一会儿联曹抗刘,向魏文帝称臣接受吴王封号;一会儿恢复联刘抗曹,和诸葛亮达成东西两帝并称的妥协。他将都城迁至建业,一个重要的考虑,即建业距离吴地较近,方便依靠顾、陆、朱、张等当地大族。孙权分别以顾雍、陆逊为文武大臣之首,开启了东吴政权的帝制新时代。


司马懿控制曹魏运营系统

公元226年,年仅40岁的魏文帝去世,生前任命曹休、曹真、司马懿和陈群等,为辅佐太子的大臣。魏明帝曹叡坚持乾纲独断、政由己出,借由战事将曹休、曹真和司马懿调往前线拒敌,减少重臣对中央施政的干预,却意外成就了司马懿杰出军事统帅的形象。魏文帝、明帝统治时期,严防宗室、外戚、宦官和功臣武将等一切可能构成威胁的势力,仅以极少数秘书性质的内廷中书,协助皇帝亲政治理。明帝后期,对于过度抑制宗室的策略有所调整,叔父燕王曹宇两度被召入朝参政。公元239年,36岁的明帝病危,将养子齐王曹芳立为太子,欲以曹宇等曹氏家族成员辅政,但在中书刘放、孙资劝说下,改由曹爽、司马懿共同辅政。
司马懿出自历代汉官的士族大家,曹操时被强行征辟入仕。后在曹丕、曹植兄弟争嫡中立场正确,受到文帝重用进入辅政大臣之列。明帝时期,司马懿屡拒蜀汉政权诸葛亮进攻,消灭割据辽东的公孙渊势力。少帝曹芳时,他又击退东吴军队北犯,开广漕渠而兴淮南北屯田。司马懿在和曹爽的权力斗争中一度处于下风,长期装病在家不问政事。公元249年,曹爽等陪同少帝曹芳出城,谒明帝高平陵。司马懿联络部分大臣,以私养的三千死士为骨干,用皇太后名义发动政变,先逼迫曹爽去职,不久夷灭曹爽及附庸名士何晏、邓飏、丁谧、李胜和桓范等人三族。《三国志·魏书·王凌传注》中记载:“同日斩戮,名士减半。”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逐步控制魏政权运营系统,为新的一轮禅让、转换品牌做好准备。


价值观、方法论的严重扭曲

曹魏政权代汉成功,没有改变挟天子而令诸侯造成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扭曲。以统治策略而言,曹氏父子已完全掌控东汉献帝政权运营系统,改朝换代名实相符,有利于名正言顺塑造统治者君主专制的权威。但是,进入价值信仰的深层认知,光武帝后儒家思想深入人心,重名节知廉耻,特别是发生过王莽篡汉失败的先例,无论是士族还是寒族或庶族,多数士大夫不易接受汉政权品牌的消失,这也是曹操二十余年“畏名义而自抑”(《资治通鉴·汉纪六十》)不敢篡汉的根本原因。
曹丕刻意仿效儒家仁君所言所行,积极争取士族、名士等士大夫势力支持,但无法建立起儒家价值、皇帝和魏政权共融的凝聚性力量。如果假以时日,文帝、明帝更长寿些,魏政权可能会完成统一、通过瓶颈。而当魏政权组织体制中的主要势力,都未能将对于皇帝个人的忠诚,转化为对于魏政权品牌的忠诚,一旦出现君主幼弱,魏政权运营系统短暂的命运就已经注定。蜀汉政权治理区域相对贫弱,后主刘禅政治才具有限,诸葛亮逝世后仍保持三十余年的稳定和清明,运营系统价值和策略的统一是重要的因素。三国政权中,东吴治理水准差而系统维持久,应该受益于江东士族大姓保据一方的价值占了上风,和皇权结合成利益共同体,开启了帝制时期南方六朝自成系统之先。

历史进入道咸年间,中西两大治理体系发生碰撞,中国逐渐走出王朝循环,迎来两千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
——编者按

道咸大碰撞


清宣宗道光帝旻宁、文宗咸丰帝奕詝父子统治时期,清政权与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治理体系国家发生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爆发了清代规模的太平天国起义。英国以少数军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强迫道光帝同意签署割地、赔款和开放五口通商的《南京条约》,将清政权从天下国家朝贡思维的梦幻中,带入现代民族国家契约的逻辑之列。虽然明清两代统治者闭关锁国的政策已经失败,但道光帝、咸丰帝依然坚持华夷之别的驼鸟观念,没有采取任何主动改变的策略。太平天国起义集团以拜上帝教作为价值动员的工具,其实仍然是表达传统社会中农民阶级诉求的代表。洪秀全等人思想价值、行为策略的混乱和矛盾,注定其不可能成为变革时代的领导力量。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士大夫势力乘势而起,打破了满洲八旗亲贵势力对于组织体制的高度垄断。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并焚烧圆明园,间接造成了咸丰帝的病亡,根本上改变了儒家文明治理循环运营的外部大环境。这终于促使晚清统治集团中的部分精英,以及民间早觉醒的部分士大夫,开始直面帝制时期以来未有之历史大变局。


守成之君遭遇大环境的改变

公元1820年,清仁宗嘉庆帝颙琰病逝,皇太子旻宁即位,改年号道光,是为清宣宗,又被称作道光皇帝。他继承了清代统治者勤政节俭的传统,革新盐政和漕运,开放了民间采矿。如果不是遇到大环境的转变,道光帝至少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守成之君。
乾隆帝将天山以南回疆地区纳入有效管辖后,喀什噶尔的和卓家族多次发动旨在恢复统治的叛乱。出生在浩罕国的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张格尔,长期在南疆地区活动,数次向清军发起袭击。其中公元1826年,张格尔利用部分民众的民族及宗教情绪,一度攻陷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及和阗四城。道光帝调集吉林、黑龙江、甘肃和四川等多省军队,共计三万六千余人,万里远征广袤的地区,花费上千万两白银,终平息事变,生擒张格尔,确保了新疆地区较长时间的稳定。
清政府和英国之间的次鸦片战争,其实是双方严重贸易不平衡的结果。英国工业革命后,对于远东中国市场的需求大幅提升。问题在于生活在农业社会的大清民众,对于英国生产的美观、昂贵又不耐用的工业品,如毛绒织品、呢绒、印染棉布、白布和棉纱等并不喜欢,也缺乏必需的购买力。相反英国自中国进口的茶叶数量飞速增长,尽管英国将印度的土产运到中国,仍不能抵付中国茶及丝、土布等出口。
为了平衡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鼓励印度佃农种植罂粟,生产鸦片运往中国市场。尤其在东印度公司不再垄断鸦片生意后,英国商人的私人投资激增,鸦片迅速超越棉花成为对中国贸易的基础。十九世纪初十年,流入中国的白银尚达两千六百万两,三十年代之后,随着鸦片消费量增加,三千四百万两白银流出中国。英国政府采取支持的态度,因为以鸦片的利润购买茶叶,不仅可偿还东印度公司债务,还能支付英国皇家的税收。这一税收占了英国财政的六分之一。
英国对于仅允许广州通商并必须通过十三行代理的规定强烈不满,清政府高额的税费征收和勒索,以及不透明的刑讯逼供式的司法制度,都被英国认为妨碍了英国工业品进入中国市场。


东西两大治理系统的历史对决

考虑到鸦片对于经济、军民体质等多方面的危害,道光帝采纳了林则徐等人全面禁烟的政策主张。但是,无论是作为统治者的道光帝,还是被称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或者是遭到污名化的所谓投降派琦善、奕山和奕经等人,对于儒家文明治理体系以外的世界不具备基本的了解,无法理解禁烟给英国贸易扩张造成的伤害,也不可能对于双方军事的组织保障和资源动员能力,做出大致准确的预估和判断。
相较于英国政府的全球化战略,即不惜通过战争的手段,迫使清政权加入西方制定的国际秩序,打开拥有四亿人口的巨大市场,道光帝交待的解决方案,是务必杜绝鸦片又不可挑起衅端,甚至要求中断双方的通商关系,背后隐含着希望以和平的手段,维护天朝体系的闭关锁国战略。哪怕到禁烟运动全面展开后,林则徐在广州组织翻译班子,了解英国所处的位置面积、人口军队及舰船等基本信息,但也没有意识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这场规模不算太大的战争,其实是两大文明治理体系国家之间的对决,是代表工业革命成果、领地遍布五大洲的殖民帝国,对于占据儒家农业文明高地、领土上千万平方公里的东方封闭帝国的挑战。公元1839 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来到广州,采取中止贸易、封锁商馆及限制外国商人等手段,迫使英国商务总监义律代表商人上缴鸦片两万余箱。6 月3 日,林则徐在虎门岸边,点燃了焚烧鸦片的熊熊烈火。英国政府接到义律等人报告后,外相巴麦尊及内阁做出了向中国派遣远征军的决定。公元1840年4月,英国议会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英国商人鸦片赔偿案和战争军费案。


中英双方的资源比较

公元1840年6月,英国军舰云集广州海面。至1842年7月,双方在南京签下和约,战争共经历了三个阶段。阶段,英国军舰从广州经厦门北上,攻占定海,8月,直抵天津海口。经道光帝派遣琦善劝说,英军折返广州。公元1841年1月,英军攻击虎门外大角、沙角炮台,单方面宣布《穿鼻草约》成立,并武装占领香港岛。第二阶段,道光帝下令将琦善免职,宣布向英国宣战,派遣奕山赴广州主持军事。英军率先攻占虎门炮台,5月,又包围了广州城,奕山被迫同意签署《广州条约》,答应撤军和赔款。第三阶段,8月,接替义律的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率军北上,先后攻陷厦门,以及定海、镇海和宁波等浙东三城。道光帝派遣奕经组织反击,结果遭遇大败。公元1842年5月,英军攻占海防重镇乍浦,之后进入长江,攻击吴淞炮台,上海、宝山等地陷落。7月,英军攻占镇江,8月,英国军舰出现在南京下关江面, 直接威胁清政权南北漕运大动脉。钦差大臣耆英代表清政权接受英国全部条件,不再敢提出异议。
英国海军舰船从初的十六艘,增加至二十五艘,另有运输船六十艘。战争之初,英陆地作战部队约四千名,加上海军舰船上官兵三千余名,总兵力七千余名。战争结束时,英海、陆总兵力增加到约二万名。清军水师算不上正式的海军,虽然数量上拥有上百艘之多,但基本的特点就是船小。清军八旗兵二十万,绿营兵六十万,但清军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其中国防军的色彩淡,警察的色彩浓。抽调是鸦片战争中清军集结的方法。
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清军使用的火器,主要不是中国发明研制,而是仿照明代引进的西方火器样式制作,比英军落后二百余年。英国远征军凭借优势的海军资源,在中国近海如入无人之境,完全掌握了战争主动权。英军实行集中使用兵力的原则,创造出局部的综合优势,将分散驻扎的清军一一击破。
除此之外,英国当年财政收入为15540万两白银,对中国战争花费1263万两。清政权当年财政收入仅为4000万两白银,战争花费达到3000万两。这既证明了英国工业文明的财力资源优势,从另一个侧面,又透视出清政权战争过程中资源使用的浪费,以及组织体制中的种种弊端。


系统变革参照物的产生

清政权和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规定,割让香港岛,赔偿白银共计二千一百万两,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国派设领事。1843年,双方进一步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虎门条约》,英国取得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租界和单方面的惠国待遇。耆英等清政权官僚对于西方体系的法律制度一无所知,签下严重损害主权的不平等条约还不自知。公元1844年,清政权和美国、法国分别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除割地赔款外,美法两国大致取得和英国相同的权利。耆英还答应开放天主教、基督教的教禁,允许西方传教士建造教堂。
清政权以中国的名义,与英美法及荷兰、比利时、丹麦、普鲁士、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一一签约,是帝制时期以儒家正统自诩的政权首次被强行拉入西方治理体系的运营逻辑。平行世界中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方法论、组织体制和资源动员方式等,之后成为中国帝制运营系统变革的重要参照系。这一时刻,被后代的历史学家认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其实也是古代帝制运营系统走出历史循环的起点。
道光帝对于一系列对外条约“气忿至极”,深感愧对列祖列宗,终身无法释怀。在他临终之时,下诏称其死后不配享天坛, 也不升祔太庙。道光帝战后没有实行任何变革的政策措施,对于西方经济势力、文化思潮的逐步进入,基本上采取消极、无奈和掩耳盗铃的态度。
林则徐在广州时,曾组织翻译英国出版的《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和政治进行介绍。公元1843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编纂出版详解世界各国的《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曾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畬虚心向外国人学习,写作出版《瀛寰志略》一书,不仅介绍了各国的风土人 情、发展沿革,还对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其他文明治理体系做出评价。但是,这些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声音,遭到绝大多数满洲八旗亲贵、汉族士大夫的抵制和批判。林则徐在广东目睹了 西洋的利枪利炮,深知一味“剿夷”中国将没有出路,却不敢违背当时清议而牺牲自己名誉,勇敢提出改革主张。公元1850年, 清宣宗道光帝去世,皇四子奕詝即位,改年号咸丰,是为清文宗,又被称作咸丰皇帝。


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

咸丰帝即位不到一年,远在南方的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为多次科举考试落第的客家籍秀才,曾接触一些基督教圣经教义,要求加入未果后,自创拜上帝会,自称上帝次子、耶稣之弟。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利用土客籍在资源争夺上的矛盾,在广西桂平偏远山区传教,吸收大批客家底层民众参加,其中韦昌辉、石达开等富农举家入会。烧炭工杨秀清、萧朝贵通过降神附体的民间宗教仪式,模仿上帝天父、耶稣天兄下凡,掌握了组织的实际领导权。
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建立了以洪秀全为天王、杨秀清等人依次为东南西北翼王的领导体制。洪秀全编造了上帝痛打孔子的故事,否定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动员教众横扫乡间一切寺庙道观,实际上是以经过改造的基督教义作为外壳,进行价值动员,加入民间秘密宗教。早期加入拜上帝会者,必须将财物交给组织,起义后加入者,必须烧毁宅舍以示决心。太平天国实行兵民合一的组织体制和资源动员方式,男女分营而居,共同学习教义教规、军事知识,共同行军、训练和作战,严格执行公用共享的天朝圣库制度,即所得财物全部交由组织统一分配。洪秀全等人还曾制作《天朝田亩制度》等文件,将土地公有、平均主义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目标。
早期太平天国以宗教信仰为中心的价值、策略、组织和资源的整合能力,造就了该运动短期内势不可挡。太平军一路杀出广西、攻入湖南,大量流民及各种反清会门人士踊跃加入,虽然桂林、长沙未克,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战死,但并不影响其蓬勃进军的势头。公元1853年,太平军一举攻下武汉三镇,随后水陆并进、舟船万艘,连克九江、安庆和芜湖,五十万大军直下金陵。
相比较而言,清政权立国二百余年积弊日久,八旗军力早已衰弱,以汉人为主的绿营不被充分信任,将不知兵、兵不习战,存在着严重吃空饷的现象。咸丰帝两年内更换九位钦差大臣,先后调动十省军队,耗银二千万两以上,仍然节节败退。多位封疆大吏死于非命,一些地方政权处于瘫痪状态,金陵城破之时,满城八旗二万余人被杀。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改金陵为天京,派出北伐和西征部队,又击破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的围攻。北伐军偏师深入,一度攻至天津附近,终为僧格林沁蒙古骑兵所败。西征军在翼王石达开等将领指挥下,经历了曲折、反复,控制了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等省多处地区。
太平天国政权在其统治区域收缴钱粮,动员一般民众加入。占领天京后,将居民财物没收归入圣库,取消商品买卖,规定夫妻男女分馆居住,强迫民众从事无偿的体力劳动。统治高层大兴土木、广选女色,生活迅速奢侈腐化,洪秀全进入天王府后未出一步。天国内部等级森严,对于部属及民众的处罚,其残酷程度较之清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相当于以事实证明,拜上帝教追求的价值号召不可持续。
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在天京提出反满的口号,以恢复蓄而不剃发的习俗为标志,进行汉民族主义动员,并模仿历代王朝开科取士,但没有能吸引到被清政权压制的汉族士大夫参加,产生的实际动能有限。太平天国独特的宗教信仰及对儒家思想的轻视,促使士大夫选择站在清政权一边。


湘军与厘金:兵权、财权资源的转移

担任过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在湖南老家丁忧守制,响应咸丰帝帮办团练的谕旨,训练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的新式湘军。曾国藩以捍卫儒家名教价值为号召,通过选用湘籍儒生出任军官,招募湘籍乡民作为兵源,从而建立起上下同心、兵将相习的指挥体系。湘军经过数月严格的整训,配备了一定比例的轻、重火器,首创长江水师,随即在两湖战场与太平军进行苦战。公元1854年10月,湘军占领被太平军控制的战略重镇武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崛起,是清代被边缘化的汉族士大夫进入体制中心的起点。虽然当时各地反清运动风起云涌,计有北方的捻军起义、东南沿海的天地会起义、贵州苗民起义,以及云南的回民起义等,但汉族士大夫与满洲亲贵集团结合为中上层联盟,形成了对于底层势力及其他少数民族集团的对决。
咸丰帝出于防范汉族大臣拥兵自重的考虑,迟迟不授予曾国藩督抚实职,一定程度造成湘军发展的困难。随着清政权与太平军交战的反复,咸丰帝不得不倚重曾国藩等汉族士大夫的指挥,终授予其两江总督的实职。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运动直接颠覆了清政权以满治国的统治策略。
清代皇帝坚守轻徭薄赋的祖制,每年征收农业税仅四千余万两白银,国家承平的时期,与支出的官俸军饷大致相抵。太平军兴之后,清政权财政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咸丰帝不得已推行大钱、银票和宝钞,然而采取通货膨胀的方式仍不能缓解前线军费的困难。公元1853年10月,苏北江北大营派官兵到水陆要冲设置关卡,对过往的货物按其价值强行派捐,当时被称为“行厘”;另对开店销货的商家按销售额强行派捐,当时又被称为“坐厘”。咸丰帝及中央官员并不理解开征商业税的实质意义,同意各战区督抚酌量抽厘。在中央财政无力支付军费的情况下,厘金成为各省督抚控制的主要财源。其中湖南、湖北两省政权由湘系掌握,搜刮到的银两自然大力支持湘军。茅海建教授评论,厘金与湘军,是咸丰一朝的两大变局,它们挽救了清王朝的危亡,可是,财权和兵权,这两项在任何国度中都极为重要的权利,渐渐地落到了地方督抚手中,开启了晚清中央权轻、地方权重的新格局。
公元1856年,太平天国内部爆发了血腥的内讧。东王杨秀清逼宫谋位,北王韦昌辉奉诏诛杨,杀害了东王部下两万余人。翼王石达开闻讯组织征讨,洪秀全杀韦迎石回京主政,又任命两位兄长为王进行牵制。石达开率部分精锐之师负气出走。天国的这一巨变,给予了清政权长江流域战场上喘息的机会,但是,更为严重的外患随即而来。

组织体制改革的开始

广州城外的英国舰队,借口清军捕捉香港注册的“亚罗”号商船上的中国嫌犯,炮轰广州城,掀开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亚罗”号事件之前,法国神甫潜入广西传教被处死。法国以此为理由,派出舰队参与对清政权的军事行动。公元1858年1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后死于印度加尔各答。
次鸦片战争开放五口通商后,厦门、福州和宁波的商贸并未繁荣,广州虽一度市面活跃,但民众反英意识强烈,坚拒英国人入城。仅上海得地理之便,进口商船云集,广州洋行相继迁来,英美法等国设立租界,广州发展为全国的城市。英法再度对清政权发动战争,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全面修约,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进入西方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一诉求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美国虽婉拒英国出兵的要求,但承诺在修约问题上与英法一致。俄国不顾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和英法对峙,参加了英法美的联合行动。
公元1858年4月,四国公使随英法舰队来到天津大沽口外,要求清政权派员谈判。5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6月,桂良代表清政权签下《天津条约》:允诺公使驻留北京,以西洋礼节觐见皇帝;增开多处通商口岸;外国人凭“执照”可往内地游历、通商和传教;修改海关税则;赔偿英国银四百万两,法国银二百万两;对于单方面的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和保护传教等,作出了更为详尽的规定。
咸丰帝对增加口岸、内地游历和战争赔款等勉强可以忍受,反而对于公使驻京、以西洋礼节觐见耿耿于怀。咸丰帝遇到了与乾隆帝、嘉庆帝时期英国使团来访时同样的问题,坚持外国人必须以三叩九拜大礼觐见皇帝,实际上是坚持儒家文明体系的天下朝贡体制地位,如果接受外国人以西方礼节觐见,实际上意味着接受西方文明体系国家“平等”外交的要求。道光帝被迫签下《南京条约》《望厦条约》《虎门条约》,又将条约原件存于广州两广总督官署,对于外国使节避而不见,采取了关起门来自称天朝的自欺欺人态度。围绕着重议公使驻京的上海关税谈判,以及公使进京换约路线的争执,实际上是咸丰帝固守天朝独大体系的后的挣扎。
公元1859年6月,僧格林沁亲王率蒙古精锐驻防大沽口,击溃了进京换约的英法联军,却激发后者更大规模的反弹。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舟山、大连湾及烟台等地,8月再度攻陷大沽口登陆,占领天津。咸丰帝为泄内心的愤怒,一度密令扣押巴夏礼等谈判代表,结果遭致联军野蛮的报复。僧格林沁所部几乎全军覆没后,英法联军长驱直入北京,咸丰帝率嫔妃及肃顺、载垣和端华等大臣逃往热河,留下其弟恭亲王奕訢留京处理洋务。10月,英法联军洗劫了著名的圆明园后,放火焚烧之,成为西方治理体系扩张历史上可耻的一幕。恭亲王奕訢代表清政权和英法签订《北京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各项外,还同意割让九龙半岛,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赔偿英、法两国的白银分别增至八百万两等。经咸丰帝同意,奕訢又同俄国签订《北京条约》,其中规定了中俄东部、西部边界重新划线,东西两地相加,清政权损失领土多达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奕訢在和西方列强直接沟通的过程中,了解到了对方真实的需求,知晓其无意以推翻清政权为目标,在太平军进逼上海的时候,英法又分别出兵帮助清军协防。奕訢率先提出了调整组织体制适应大环境变化的奏折,即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统一负责外交事务,南北口岸设立负责通商事务的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分别由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例兼,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选拔青年学习外语等。咸丰帝批准了这些建议。
公元1861年8月,饱受内忧外患折磨的咸丰帝在热河咯血去世,年仅6 岁的皇子载淳继位,是为清穆宗。咸丰帝遗命肃顺、载垣和端华等八位大臣赞襄政务,代阅奏折、代拟圣旨,并由慈安皇太后及皇帝生母慈禧皇太后盖章确认。肃顺为咸丰朝后期朝臣中的核心人物,在重用曾国藩等汉族士大夫决策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肃顺个性张扬跋扈,在代行统治者皇权的问题上,与两宫皇太后发生了严重的冲突。11月,两宫皇太后携小皇帝返回北京后,即和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政变,将肃顺、载垣和端华等人处死,形成了两宫垂帘、亲王秉政的新领导体制。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恭亲王奕訢等人推翻咸丰帝生前的政治安排,将肃顺为载淳拟定的祺祥年号改为同治,穆宗又被称作同治皇帝。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同时为清政权国家运营系统的改革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被耽误的系统变革

清政权是帝制时期为讲究尊崇祖制的朝代,北宋时代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变法,明代张居正进行改革,这种自上而下的运营系统自我改造,在清代直至咸丰晚期也没有发生。清宣宗道光帝作为统治者的君德,其实不亚于汉文帝、宋仁宗等儒家传统社会的贤君典范。文宗咸丰帝面对复杂和危险的局面,终采取了对外妥协、集中力量对付太平军的策略,其应变能力远高于僵化的明思宗崇祯帝。
道光帝、咸丰帝被后人诟病,完全是因为大环境的变化超出了数千年来人们固有的认知,而不仅是他们个人的责任。清政权耽误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放弃了主动革新的机会。汉族士大夫势力崛起及商业税开征,是清政权在太平天国强烈冲击下,运营系统自下而上的调整,至于总理衙门、南北通商大臣的设立,更是清政权被强行拉入西方治理体系轨道的被动反应。这种消极的应付、无奈的妥协,构成了晚清时代系统变革的主要方式,也是清政权和德国、日本等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这一篇是本书通过人物剖析某个历史阶段治理得失的典范。汉文帝的帝王治术、推行的制度、汉文帝的功过是非、在历史中的定位,以及文景之治的前因后果都在这部分得到体现。汉文帝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帝王,但受到重视的程度不如秦皇汉武,作者给予汉文帝相对客观的评价,有利于读者更深入地了解汉文帝其人与其世。
——编者按

忍者汉文帝


汉文帝刘恒是帝制治理史上位开创了治世的帝王,他也是位由功臣势力推举而不是依照正常程序继位的皇帝。他将高祖时期与民休养生息的公共政策优化升级,宽俭待民、率先垂范,以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治国,是符合真正儒家精神的仁君。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帝王的个人品德在治理体系中占有一定位置,君主专制并不等于皇帝滥权。秦始皇首创皇帝制度,汉文帝始为后世帝王树立了开明治理的范例。经过文帝及其儿子景帝四十余年的工作,天下民众对于汉政权的品牌忠诚度大幅增加,不再想回到秦以前的战国时代。“文景之治”的成果,改变了大环境中前战国各国民众的心理状态,汉政权国家运营系统度过了危
险的瓶颈期。


调整与功臣、宗室关系

公元前180年,以刘肥之子齐王刘襄、朱虚侯刘章为代表的宗室势力和以陈平、周勃为代表的功臣集团势力联手,一举诛杀了朝堂中诸吕势力。在功臣势力主导下,刘邦第六子代王刘恒被迎立为皇帝。在权力出现事实空缺的情况下,汉高祖刘邦生前分封宗氏诸侯王的策略发挥了制衡作用,降低了外戚或功臣势力觊觎的可能性。陈平、周勃等人没有选择首先起兵反吕的刘襄,以及和吕后关系密切的淮南王刘长,决议拥立封地靠近匈奴的国防前线、母亲薄氏不受刘邦待见的代王刘恒,可能和他们内心不希望出现强势皇帝有关。
功臣势力以吕后所立幼帝及诸弟非惠帝亲生的借口,将他们全部诛杀,而进宫执行清理宗室任务的主要当事人,正是当年在马车上救下刘盈及其姐姐的滕公夏侯婴。刘恒进京入宫后,立即任命从代地带来的中尉宋昌为卫将军,掌握北、南两军,张武为郎中令,拱卫首都及宫廷的安全。
汉文帝刘恒不缺乏帝王心术,在妥善处理和功臣势力及诸侯王的关系上,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政治才能。作为功臣势力核心的周勃有拥立之功,文帝内心对他感激尊重。但是,汉文帝考虑到君臣分际,在庄重严肃的朝会上,屡屡以专业问题提问,致其经常言不达意,后以列侯必须回到封地为由将其罢相。周勃失去军权回小县后,被人告发谋反入狱,虽通过关系托至薄太后说情,文帝下令予以释放、复爵,但终生闲居不再参与朝政。
文帝即位之初,分封了包括朱虚侯刘章、其弟刘兴居等新的诸侯王,宗室诸侯王增至十几个,其中确有不安分者。济北王刘兴居愤恨于兄长齐王未能为帝,又嫌封地太小而造反,兵败后身死国除,文帝赦免了参与打仗的其他人。淮南王刘长作风狂妄,直呼文帝为“大兄”,擅杀曾任左丞相的大臣审食其,被责备后密谋造反败露,受文帝宽免流放边地,途中绝食而死。文帝仍封他的四个儿子为侯,后又将淮南国封给他尚健在的三个儿子。太子刘启失手打死吴王刘濞之子后,刘濞怀恨称病不来朝见,文帝特赐他坐几、手杖,特许他因年迈可终身不到长安。尽管文帝意识到和诸侯国的矛盾逐步升级,但在国家安定、与民休养的大环境下,仍采取化解冲突、怀柔为主的政策。



察举制的先声

公元前178年,文帝即位后的第二年,发生了日食现象。汉文帝为此下诏罪己,向天下征求贤良方正人才,此举为帝制时期组织体制中察举制度的先声。当年追随高祖创业的功臣势力逐步老去,其他文法吏仅为执行法律法令的工具,从平民士人中发现治国的人才,并能反映民间的声音,成为王朝系统运营中不可回避的课题。
年纪少文帝3岁的洛阳才子贾谊,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又兼有部分法家思想,上疏提出了宏大的改革建议。他先后写作《论定制度兴礼乐疏》《论积贮疏》《治安策》等文,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多个层面。比如主张改革制度,悉更秦法;主张国家要重视积贮粮食,引导民众以农为本;主张将大的诸侯国分建成若干个小国;主张彻底改变秦律中残酷的立法理念,刑罚宽简、礼法并治。尽管文帝并未完全采纳他的建议,外放他担任长沙王太傅和梁怀王太傅,但贾谊的这种认识,是汉代国家治理思想进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晁错和贾谊同年,兼杂儒法之学,是文帝在贾谊早逝后发现的人才。他写有著名的《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等文,论述了汉军和匈奴的军事战术,建议移民垦边以御匈奴,以爵位赐给捐献粮食的民众,将粮食供给边防将士及粮库,均得到文帝嘉许,并被提拔参加政治实践。晁错还主张对诸侯国实行削藩的策略。


对内不扰民,对外不挑衅

轻徭薄赋、奖励生产的政策,是对汉初社会民众根本需求的回应,自高祖时期实施。即使柔弱如惠帝、强悍如吕后,也未背离恢复国家繁荣、民众富裕的基本方向。文帝主导的汉政权,采取先富民而后强国的策略,劝民农桑、藏富于民。春耕时节,汉文帝来到皇家籍田,率大臣们举行亲耕仪式作为天下榜样,并下诏将当年田赋从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公元前 167年,文帝决定免除该年天下所有的田赋,连续执行十三年,将十五岁至五十六岁成年人的算赋(人头税),从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文帝根据晁错的建议,采用招募内地民众戍边,充实边疆防务,改变了以往民众必须到边境服戍役一年的做法。汉政权削减国家筑路、治河和修城等公共工程,不再大规模征发劳动力,以往每年到各级地方政权服役一个月,改为每三年服役一个月,减轻了民众的徭役负担。
汉文帝是历史上极少数开放国家资源给民间经营的皇帝,他通过开放天子私有的自然资源,收取一定山泽税的方法,解决大幅度降低农业税、人头税造成的国家财政资源不足的困难。文帝颁布了弛山泽之禁的诏令,将山林湖海等属于皇家的非农业资源,包括森林、矿藏和渔业,特别是民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盐业,全部交给私人业者经营。一度将交通要道的收税关卡取消,不再向业者验看过关的通行证。吕后时期,曾颁布除盗铸钱令,民间私铸铜币者一律死刑。由于各诸侯国有权铸造铜钱,中央直接控制的铜矿不足,以致钱贵谷贱不利于商品的流通。文帝索性将政府垄断的铸钱,一并放开。
汉文帝崇尚黄老无为而治的价值,和现代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的自由派治理主张类似,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诸如贫富分配不均的弊端。贾谊对于社会上富豪的奢侈行为深表不满,主张裁抑富豪、改正世风,甚至建议将铜矿收回国有,被汉文帝明确拒绝。文帝反而采纳了晁错授予富人爵位的方法,即允许通过富人的捐献,把国防所需的粮食送到边关交给军队,边关军粮储备充足后,又把粮食上交到各地郡县的粮库,将富人的捐献当作国家财政资源的一部分。
为了长期坚持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控制战争动员可能消耗的巨大资源,汉文帝对于国家主要的外患,即北方的匈奴和南方已经称帝的南越,采取有理有节、不主动挑战的克制策略。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背弃和约,南下略地掳掠,文帝派灌婴率军迎击,等匈奴退后,并不引军追击。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十四万骑兵侵入,前锋逼近距汉长安仅二百里处,文帝发车千乘、骑兵十万拱卫首都,又遣西北勤王之师苦战月余,老上单于撤军后,汉军尾随至塞外即还。之后匈奴连年犯边,造成边地民众的人员财产损失。公元前158年,老上单于之子军臣毁和亲之约南犯,各路汉军陆续抵达边境后,匈奴退出塞外。二十余年间,汉文帝以积极防御为后盾,加强边关的报警制度,释放官奴婢,在边地建造马苑,养马三十余万匹,但始终不和匈奴断绝书信往来,坚持实行和亲等修好的政策,将匈奴造成的损害降到。
南方的南越国为前秦军将领赵佗所建,秦末汉初自立后曾向高祖称臣,吕后时期,因禁止中原铁器运入而引发战争。文帝派出高祖时出使的老臣陆贾再度前往,带去一封言辞诚恳的信件,告知赵佗,汉政权对他留在河北老家的兄弟给予了照顾,对他的祖宗坟墓进行了修葺。赵佗被汉文帝的真诚打动,遂取消帝号,重新盟誓永为汉之藩属。
除了不进行大规模工程,不发动大范围战争,汉文帝还大幅度压缩政府开支,以及皇家的日常生活花销。文帝在位23年,没有修建一处园林宫殿,没有增添一副车马仪仗。宫中曾筹备建造一座游宴的露台,当汉文帝得知预算需要一百金,相当于十户中等家庭的财产时,他立即表示不建。汉文帝常穿草鞋上朝,他自己的龙袍一穿多年。为了节省布料,他宠爱妃子的衣裙下摆,不能拖到地上,宫中所有的帷幕装饰都不带刺绣,没有花边。文帝去世前,还专门留下遗嘱,要求皆以瓦器陪葬,不得用金银铜锡作为装饰,归葬地霸陵山川一切如旧,不得因为造陵而改变模样。
汉文帝之所以保持贤行仁政,可能有他作为庶子藩王入继大统的环境因素,即他必须时刻小心翼翼、戒慎恐惧,以面对天下可能不服的臣民。同时他个人的品德修养,以及黄老之学中的道法理念,应该也是相当重要的影响因素。


尊重法律与相权

汉文帝倡导以法治国,并不是以法家路线的严刑峻法对付被统治的民众,而是宽松立法、宽厚执法,制定符合天道的法律共同遵守之。文帝废除了连坐诛灭三族的“相坐法”,取消诽谤及妖言罪。齐国太仓令淳于意,受牵连要被处以肉刑,即脸上刺字的黥刑、割去鼻子的劓刑、砍去左脚或右脚的断趾刑等。他的小女儿缇萦给文帝上书,要求舍身去做官府女仆为父赎罪,文帝感动之余,要求废除已经实行了上千年的肉刑法。司马迁首先将此事写入《史记》,此事成为千古流传的孝女贤君美事。
汉文帝时期,主管全国司法的廷尉张释之,坚持法律应为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理念,当皇帝的诏令和法律不一致时,仍选择坚持依法判决,终得到了文帝的理解和认可。太子刘启及弟梁王刘揖过司马门不下车,被张释之扣留,直至文帝向母亲脱帽谢罪,薄太后派人赦免太子和梁王,此事才了结。文帝出行车马被行人惊到,张释之认为不能因为撞到天子就重判,仅依法判罚金四两。有人盗走汉高祖庙中的玉环,文帝相当愤怒,要求将抓到的盗者诛族,张释之仍依法判处了斩首。公元前170年,当时担任车骑将军的薄昭枉杀皇帝使者,薄昭为薄太后之弟,又是当年随文帝从代地进京的功臣,汉文帝不忍心公开将其处决,便
派多位大臣去薄府中哭丧,逼其自尽。
汉承秦制,中央政权的三公,即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为位阶的大臣。其中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太尉负责军事,丞相为百官之长,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汉政权建立之后,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和周勃等功臣先后为相。汉文帝中后期时,功臣出身的申屠嘉担任丞相,他刚正而廉洁,文帝对其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文帝喜欢的男宠邓通在朝堂上妄言,得罪了申屠嘉,文帝要求邓通到相府赔礼,并亲自出面向丞相求情。
必须指出的是,在秦汉时代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为统治策略的皇帝制度中,皇帝的权力是决策性的、全局性的,丞相的权力是事务性的、过程性的。丞相必须向皇帝负责,皇帝控制的范围和程度,根据他自己的理解,以及对某件事的关注度而定,皇权是至高的,而相权是从属的。在皇帝掌握丞相任免甚至生死的前提下,所谓相权对皇权的制衡其实相当有限、因人而异。萧何为开国创制元勋,建议汉高祖开放皇家园林给百姓耕种,引起了高祖误会,一度被戴上镣铐打入狱中。吕后执政时期,王陵不赞成分封吕氏为王,随即被去职。
汉文帝愿意尊重相权,如同他愿意尊重法律,应当是他心怀理念、自我克制的行为。帝制治理时期,皇帝是统治策略之下法律的终制定者、修改者。法律服从皇帝个人的意志,而君主专制的皇权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吕后曾亲自废除“三族罪”,而她死后,吕氏一门无论男女老幼,全部被诛杀;文帝废除了“诽谤罪”,但到了他的孙子汉武帝时,酷吏仍以“诽谤罪”加害大臣。
至文帝的晚期,齐吴楚等诸侯大国已建立了有三十五年左右,王国组织体制除相国由中央政权决定外,其余官吏都自行任命。王国拥有自己的军队,收取农业税和山泽税。其中有些诸侯国,例如吴国自然资源丰富,吴王刘濞开铜矿以铸钱币,煮海水为盐生财有道,免民众赋税收买人心,出钱帮助民众替代徭役,收留天下逃犯、扩充势力。
汉文帝没有触动郡县制、宗室分封制并存的格局,但面对部分诸侯国实力成长的既成事实,他采纳了贾谊的部分建议预做防范。早在少子梁王刘揖坠马去世后,即改封嫡次子淮阳王刘武为梁王,扼守中原通往关东各国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65年,文帝将齐国一分为七,封给刘肥尚健在的七个儿子,削弱了强大的齐国的力量。汉文帝去世前一年,匈奴入侵,他去长安细柳军营视察。周勃之子周亚夫治军严明,不允许皇帝车驾奔驰而入,身穿盔甲仅以军礼相迎。文帝立即提拔周亚夫负责长安守卫,并在临终前,郑重将周亚夫推荐给太子刘启。


景帝平定“七国之乱”

公元前157年,31岁的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在他任太子时期的亲密老师、御史大夫晁错的强烈建议下,执政仅三年的景帝开始了削藩行动。景帝先后下诏,将楚国东海郡,吴国会章郡、会稽郡和赵国河间郡收归中央。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络楚、赵等大国,以及部分原齐地诸侯共七国,以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发布战争动员。汉景帝惊慌之余,竟在东市腰斩晁错全家,如此仍未能劝阻吴楚联军西进。之后景帝弟梁王刘武死守国都睢阳,齐地反叛诸国自乱。周亚夫受命统率大军,断绝叛军粮道,相持数月后,将吴军彻底击溃。刘濞逃亡东越后被杀,楚王等其他叛王全部自杀。
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下诏诸侯国国相以下官吏均由朝廷任命,诸侯王除保留封国一定的赋税收入,其他军政事务均由中央政权掌握。景帝将自己十三子都封为诸侯王,立下大功的梁王去世后,梁国照样被一分为五,封地被大大缩小。至此,宗室诸侯国的实际政治权力和汉郡已差别不大。周亚夫和景帝意见不一辞职,又被人诬告下狱,终绝食而死。
从晁错、周亚夫的个人悲剧来看,景帝为人自私、冷血和狭隘,但从国家运营治理而言,汉景帝在位十六年,大致延续了文帝生前各种政策,将田赋常年保持在三十税一的低水平上,不仅民间丰衣足食,而且国家的仓库照样丰满。《史记》上记载:“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景帝其实有崇儒倾向,但在母亲窦太后管束下,坚守黄老学说为汉政权的国家价值。信奉儒家以及其他思想的官员博士不予升迁。


仁政的模式

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开创的四十余年文景治世,解决了汉政权国家运营系统的合法性命题。秦末发生的民众大起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原六国贵族积极参与的复国战争。民众反对暴秦的统治,很大一部分的诉求,是要回到秦始皇统一战争以前的局面。这是汉高祖刘邦即帝位后,先后分封异姓诸侯王和宗室诸侯王的重要原因之一。经过高祖、吕后夫妇及文帝、景帝父子六十余年的统治,战争中幸存的老一代人相继离世,新一代出生在汉代的民众,得益于与民休息的政策,生活得到很大改善,高度认可统治者汉文帝的贤明治理。文帝并未独尊儒术,但是实际上首创了帝制时期儒家的仁政模式。
汉高祖刘邦搭建的脱胎于秦政权的运营系统框架,经过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统治策略更接近于郡县制的模式,又明确注入了黄老学说的核心价值观。组织体制中的干部,以功臣势力及其后代为主,另有少量经各地官员推荐的士人,多为温和、朴实的循吏;除了维持较小规模的国家政权机构和保卫安全所必需的军队,汉政权轻徭薄赋,资源动员的规模相当克制。如果汉政权处在类似没有匈奴侵扰的封闭环境中,这样的运营系统也许会维持更长的时间。在君主专制的治理体系中,运营系统的稳定或者变化,也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性格和选择。

此篇书摘是《兴亡》结语里的部分内容,是作者对全文帝王书写形式的简要概括和总结,对帝王在中国古代治乱兴亡历史中的作用做了理论性梳理。
  ——编者按

治理体系中的统治者


普遍性与特殊性

在中国帝制时期两千余年的历史上,治理体系从创制、重构、调整、完善到固化,经历了曲折和漫长的过程。围绕着国家运营系统的稳定和持续,部分统治者进行了自觉的或被动的探索。从大环境的洞察、统治理论的确立到统治策略的运用,从组织体制的调整到资源的控制与动员,既总结出一些通用的普遍规律,又发明了某些朝代特殊的统治形式。
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理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郡县制作为统治策略,儒表法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充分结合,成为帝制治理体系本质的特征。统治者及组织体制主体的士大夫文官势力,通过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采用严密户籍登记的编户齐民制度,进行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的控制和动员。在东亚大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之内,将价值观、方法论、组织和资源高度统一,形成了运营系统的循环和闭环。
其中东晋时君主和士族共治,宋朝时君主和士大夫共治,明朝君主独大,清朝君主一人独裁,这些构成了统治策略在不同朝代的特殊形式。辽朝南面官、北面官,元朝因俗而治,清朝以满治国兼以多元的运营系统,北方少数民族发明了一个政权内部采用两个或多个运营系统的治理方式,即以某少数民族为统治集团的中心,对于不同民族、宗教地区,采用不同的统治理论、策略、组织体制和资源动员方式,这些同样构成了多民族国家治理的特殊形式。


八位杰出统治者的贡献

共有八位杰出的帝王,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包括秦汉时期的秦始皇、汉武帝和汉光武帝,隋唐两宋时期的隋文帝、唐太宗和宋太祖,以及元明清时期的明太祖和康熙帝。其中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和明太祖,分别为、第二和第三帝国治理制度的奠定者,而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康熙帝,又分别完善了这些制度,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秦汉帝国阶段。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国,是皇帝制度的发明者,首创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郡县制的统治策略。国家以严密户籍控制的编户齐民制度,进行有效的资源动员。他没有采纳部分儒生效法周天子分封诸侯的建议,从而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汉武帝刘彻开拓疆土,将儒家思想作为大一统国家的核心价值,通过察举、征辟等选才制度,把平民儒生引入组织体制。他创立了决策性的内廷牵制外朝,这成为历代统治者巩固君主专制权威的基本操作。汉光武帝刘秀真正实践了以儒家教化凝聚人心,他要求体制内的文法吏学习儒家经术,儒生掌握吏治专业,促进了两者融合而成士大夫政治群体。在光武帝的主导下,士人、民众构建起忠于儒家精神、汉政权品牌和皇帝本人的三位一体信仰体系,发展为国家治理的巨大向心力量。
隋唐帝国及五代辽宋金对立阶段。隋文帝杨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的局面,全面恢复汉制,确立了中央三省六部、地方州县两级的组织体制。他开创的以个人才学而不是以门第取才的科举考试制度,深刻影响了唐宋明清各代运营系统的政治结构。唐太宗李世民被北方各族尊推为天可汗,创立了帝制时期为开放、为自由的运营系统。他通过加强谏官、封驳等程序性制度措施,约束和管理统治者的权力,为太子留下《帝范》十二篇,强调皇帝个人的君德修行,这成为后世帝王模仿的榜样。宋太祖赵匡胤采取抑武重文、强干弱枝的组织体制原则,弥补了隋唐运营系统的某些制度性缺陷。他规定不杀上书言事之人,对于
民间的文化、经济活动不予干涉,为儒学的复兴及平民士大夫势力崛起,创造了客观的条件。
元明清帝国阶段。明太祖朱元璋将科举考试内容局限于忠君的朱子理学八股文上,公开廷杖大臣,剥夺士大夫以道统自居的优越感。他废除了丞相制度,有计划地屠杀功臣,设立锦衣卫监视臣民。一方面实行兵民合一低成本资源动员的卫所制度,一方面对大多数农民实行轻徭薄赋和免租的政策,将君主专制的统治策略发展到空前的程度。清圣祖康熙帝收复台湾,击败噶尔丹准噶尔蒙古的挑战,落实了对西藏地区的有效管理。他在取得了治统和道统主导的同时,一定程度施行了儒家价值的仁政,即一方面镇压不同的意见和思想,另一方面尽量保证顺民能有饭吃的底线。
比较有意思的是,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和明太祖,四位帝制时期建立制度影响的帝王,都被传统史家评价为不折不扣的暴君。秦始皇焚书坑儒,将国家变成巨型的监狱和刑场;汉武帝穷兵黩武,人口大量出现非正常死亡,臣下发生极小过错即可能被清除肉体;隋文帝刻薄寡恩,屠杀前北周皇族及功臣故交,不断出台收缴兵器等社会管制政策;明太祖嗜杀成性,残忍杀戮功臣、豪族和名士,恢复野蛮的殉葬制度。四位帝王中,秦始皇、隋文帝和明太祖分别是大一统王朝的创立者。秦始皇和汉武帝还被后人称为大帝,这一称呼应该意味着对于统一国家、开疆拓土的特别贡献。
四位所谓的暴君,在统一国家、开疆拓土和建立制度等方面的功绩,某种意义上似乎也在说明,在帝制的条件和逻辑下,建立制度和统一国家、开疆拓土情况相同,从来都是胜利者以暴力压迫的方式完成。另一方面,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清康熙帝,四位完善制度、倡导文治的帝王,又被认为是帝制时期内圣外王秀的统治者,即把儒家的价值和法家的方法完美地结合起来,在不改变暴力压迫原则的前提下,限度地争取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满足民众基本的生存需求。汉光武帝善待功臣,偃武修文、不事边功,薄徭役、省刑罚,不失儒生的本色;唐太宗强调国以民为本,尊重信仰自由,虚心接纳各种进谏;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优待功臣及前朝皇室、割据势力的统治者;康熙帝饱读儒家经典,以较为宽容之心对待民众、大臣和诸皇子。四位帝王中,汉光武帝、宋太祖重建或新创了统一的王朝,唐太宗和康熙帝被称为大帝。
如果根据国家运营系统平衡的程度,以及统治者的能力、品德和治理业绩为评分项,为帝制时期的四百余位君主综合打分,他们应该可列入分的前四位。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康熙帝创立的运营模式,实际上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经典案例。


其他统治者的作用

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和康熙帝之外,明成祖朱棣、清高宗乾隆帝有时也被称为大帝,这当然和他们所谓的盛世武功有着较大关系。
其中明成祖得位不正,实际上通过对外战争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五次亲征蒙古高原派郑和七下西洋,特别是将国都迁往混合农耕、游牧和渔猎文明的北京,是元明清发展为连续性帝国的标志性事件。但是,明成祖过度动员国家财力和人才资源,采用通货膨胀的方法解决经费不足,全国三分之一的成年男子走上战场或工地,这和秦二世、隋炀帝等亡国之君的情形颇有类似之处。他也是继汉武帝、武则天后,又一位使用酷吏治国的统治者。乾隆帝自称十大武功,主要是将准噶尔、回疆等地纳入清政权有效的管理范围,他尚能坚持轻徭薄赋的仁政之策,但抱守已经僵化的清代祖制,陷入了极度的自恋、自大和自我崇拜。
大一统王朝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上述的秦始皇、汉光武帝、隋文帝、宋太祖和明太祖,唐高祖李渊的光环被儿子唐太宗盖过,清太祖努尔哈赤局限东北一地,必须一提的还有汉高祖刘邦、晋武帝司马炎和元世祖忽必烈。
汉高祖本人在制度的开创上并无特别的贡献,但他却是连接秦始皇和汉武帝之间关键的人物。汉高祖保留了秦代的皇帝制度,选择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之后又清除异姓诸侯王,意味着治理体系中的统治者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统治策略再无回头的可能。晋武帝一心追求儒家王道的合法性,忽视法家严刑峻法的方法论,对宗室、外戚、功臣和士族等各种势力过于优容,对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失于防范,确定缺乏统驭能力的接班人,是造成治理体系崩溃的直接责任人。元世祖忽必烈是位以少数民族身份统一中国的统治者,但从国家治理的角度,仅能列为过渡性的人物。他以武力和因俗而治的原则进行统治,治国缺乏明确的核心价值,继续坚持扩张和敛财的早期目标,既实行某些汉制,又保留蒙古旧制,表现出蒙汉相杂的冲突和混乱。
帝制时期尚有少数无为而治但仍然保持运营系统稳定的所谓贤君,以汉文帝刘恒、宋仁宗赵祯为代表。其中汉文帝是文景之治的开创者,他对北方匈奴及诸侯国坐大采取克制的策略,坚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资源动员方式,维持较小规模的国家机构,严格控制各项支出,这就获得了汉政权通过瓶颈期的合法性,培植了综合国力。宋仁宗宽厚恤民、以德治国,将执政权、监察权等日常运作分别交给相互制约的士大夫团队,实现了君主与士大夫的共治。在他的治理之下名臣辈出,文化学术昌盛,市场经济发达,但在表面繁华的背后,掩藏着组织体制臃肿、资源动员效率低下等深刻的矛盾。
历史上关于中兴之君的定义较为模糊。既有汉宣帝刘病已、唐宪宗李纯等再创王朝大一统秩序的皇帝,又有晋元帝司马睿、宋高宗赵构延续旧有品牌政权的统治者。甚至明神宗万历帝时期,清慈禧太后主政的同治帝时期、光绪帝前期,也被认为出现了中兴现象。
汉宣帝成功示范了杂用王道价值观、霸道方法论的治国诀窍,以匈奴单于臣服作为标志,农耕、游牧地区次出现了共同的统一政权;唐宪宗主持了平定藩镇割据的战争,对于维护中央集权、郡县制的统治策略做出贡献。晋元帝到建康重建了东晋政权,接受了士族专政特殊统治形式的政治安排;宋高宗在临安重建了南宋政权,接受“绍兴和议”、杀害岳飞之后,重用秦桧,让他长期担任首相,以皇帝与其钦定的代理人掌控相权的独裁模式,取代了君主与士大夫共治的统治形式。明神宗时期出现昙花一现的盛世气象,是张居正发动组织体制整顿、资源动员方式改革的结果,而清代同光时期出现回光返照的幻景,是因为慈禧、恭亲王等重用汉族地方士大夫势力,展开了局部向西方治理体系学习的洋务运动,随后不出三十年,明清王朝的运营系统即进入了崩溃期。
大分裂时期,一些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天下重现统一和有效治理,作出了超越本民族利益的贡献。氐族前秦天王苻坚服膺儒学的核心价值,推崇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次主动进行了少数民族创建儒家国家运营系统的尝试;鲜卑族北魏皇帝元宏延续了均田制、租调制和三长制改革,全面推进激进的汉化政策,经过西魏政权宇文泰关中本位价值与府兵制的发展,为北朝重建天下大一统政权奠定了资源的基础。契丹辽朝太祖耶律阿保机、太宗耶律德光等总结出南面官、北面官制度,即在一个国家内部,形成分别针对汉民族和契丹等少数民族的两种不同运营系统,创造了少数民族主导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特殊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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